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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老父蒙冤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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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8月16日)
    
     上海解放了,父亲日思夜盼的新中国诞生了。我家由于二哥参军、入党,又开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作战负伤,立功受奖,我们成了“光荣军属”“光荣家庭”。年近花甲的父亲精神焕发,干劲十足,真的过上了二、三年的艳阳天生活。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总部随着国民党撤去台湾,无法撤走的仓库、汽车、船舶及其它物资财产,由改称为善后救济保管委员会,简称“善保会”接收。一九五零年,人民政府撤销“善保会”。合并入华东工业部。当时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和副部长程望、孙冶方等人,他们了解当年刘宗汉不当汉奸、不去台湾,又为押运救济物资去解放区等事迹,所以很器重他,特作为留用人员要父亲分管总务工作。父亲克勤职守,两年中工作出色,常获好评。当时上海为医治好战争的疮伤,开始大力发展我国第一大城的工业生产,邀请一批又一批苏联、东欧专家来指导。华东工业部出于应急,开了许多高级宾馆客房给外国专家们过渡,日常开支费用巨大,又不安全。汪道涵对程望说:“你们大家人地生疏,老刘是老上海,地方关系熟,为了节省国家财政开支,及安全、有序需要,必须尽快妥然安置好这批中央派来的中外专家,这事交给刘宗汉去办。”父亲受命,果然快速地在静安寺、愚园路、华山路一带洽谈下大批花园洋房,包括十多处办公楼。他在负责接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专家过程中,从找房子、代购家具、生活用品,到一家家安置妥善,受到专家们的称赞。副部长程望握着我父亲的手,连连说:“代表政府感谢您!”称赞父亲老当益壮,办事效率之高,完成任务之好,比年轻人能干多了。时值1952年秋冬,我父亲57岁。程副部长当面一再约定:“过三年后要吃老刘六十大寿的寿面。”紧接着,父亲被领导程望、罗叔平带进中央船舶工业局工作。 (博讯 boxun.com)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父亲转入船舶工业局不久,就和所有爱国人士一样,被卷入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接受无休止的审查,成了“老运动员”。先是肃反、镇反运动,翻查出刘宗汉抗战后到解放前在国民党上海善后救济总署当过科长,成了“历史污点”,又查出一度当过国民党专员,根据当时的公安六条可就够得上“反革命分子”的资格了。幸亏当时汪道涵领导下的华东工业局组织上对我父亲信任,并体谅历史上的特殊级别身份,又考虑到刘宗汉二儿子赴朝作战、抗美援朝,有功军属,所以没有为难他。而父亲是个爱面子的厚道人,知道组织上已查过他的历史,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自己识相退职回家了。这时,大姐文玉家从江南造船厂分得日晖四村12号4室、16室二套住房,就要父亲不必再住在叔父江阴街房子中,而搬来一起住。谁能料想到这一搬迁,后患无穷,因为像父亲这样阅历的人,居住在工人新村太注目、太突出了。到这里后,热心公益、闲不住手的父亲,又主动出来担任街道扫盲班的义务教员,并任校长。在给众多工人文盲上文化课之余,结识了一些自以为知己子弟,每当聚会时,父亲又不经意地谈起自己解放前救济总署工作中的一些得意好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过了几年政治运动深入,有人就去告发“刘宗汉在国民党里当过专员大官”。这时(1956年)原解放初在沪的领导干部纷纷调离去北京中央部门任职,熟悉刘宗汉那段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了。据说上海市公安局根据父亲自己的申辩,直接向北京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了解核实。董老如实做证其事实经过。当时上海在柯庆施领导下,市公安局执行极左路线,宁左勿右,还是内定我父亲“历史反革命分子”,就地管制改造。据熟悉内情的人透露,如果不是董老证明,减轻了刘宗汉罪责,否则马上把他抓捕进牢狱。
    那时我正在小学读书。说起我进学校读书,曾有一番周折。由于我自小左腿残疾,行走困难。在母亲的严格训练下,不许我持拐杖走路,起初只得在地上摸爬打滚,不知跌了成千上万次跌,才总算能一歪一斜走路了。但要上学读书,确实难异哉。早在进幼儿园时,母亲跑了好几家,都因我残疾而婉言拒收。后来母亲扛出了“光荣家庭”“革命军属子弟”等牌子,才使一家好心的幼儿园长感动而收入了。七岁上小学时,同样遇到麻烦,学校看见是残疾儿童,都感到为难,母亲亦用“军属子弟”的办法,硬要校方照顾入学。也许我勤奋读书,行走再困难也决不旷课一天,功课一直优秀,由此感动了校长与班主任老师,所以我在小学里颇受老师与同学的关心爱护,我也常以“哥哥是光荣军官,自己是光荣军属子弟”而自豪。但不知那一天起,门上常贴着的“光荣家庭”锦字红幅给撤去了,老父亲时常要去派出所听训话,里弄干部常来我家门口转来转去,而且学校的老师对我冷眼看待,同学中有些顽皮的小朋友时不时对我指指戳戳,我一旦不满表示反抗,他们竟齐声大喊:“小翘脚,反革命子弟!”我真不明白,原本光荣的“军属子弟”,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子弟”?放学回家,我问母亲,她默默无声;我问父亲,他长吁短叹。只有三哥文辉拉住我说:“别去伤爸爸妈妈心了,全是冤枉的。”又说:“你只顾好好念书,别人说什么都不去睬他!”我嘴上说“听三哥的话”,心里却从此忐忑不安,始终弄不明白家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情。
    一九五八年春天,徐汇人民法院发传票来,责令父亲去法院受审判。法院传票是由派出所户籍民警送来的。而对这突如其来的传唤,父亲顿时傻了眼,连说:“怎么还要法院审判我?!”母亲沉默了多时,最后还是劝父亲:“去就去吧,听他们怎么说,耐着心,忍住气。”“是啊,已是64岁的老人了,能经得上法庭遭折腾吗?三哥文辉,已进上海沪东造船厂当检验技术员,早已入了团,还担任一个部门的团支部书记职务,年轻气盛,为老父亲抱不平,又担心老人在法院上身体撑不住,自告奋勇地陪父亲去法院上法庭。
    法院开庭那天,主审员宣布刘宗汉的犯法罪行,除了国民党专员属“反革命”罪证外,又说他在上海沦陷时期结识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管丕诚,还说刘宗汉又介绍了长子刘文德参加军统特务组织……。反正,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不断加到我父亲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铁定了。一介书生气质、平生忠厚本分的父亲即使能说会道也申辩不明。何况他老人家还保存着一张身穿专员制服在码头指手划脚的大幅照片,殊不知我父亲那是在秦皇岛码头,指挥工人们搬运救济解放区的大批物资,他一直以此事为光荣,故留照纪念,不料弄巧成拙,反而成了定他“历史反革命”的铁证!
    主审员把一大堆“罪名”,犹如一桶桶污水,倾泻到刘宗汉老人头上,现场旁听者,尤其一些街道、里弄干部个个表露对“反革命分子“的气愤填膺。当此之时,三哥刘文辉谑地站立起来,手指主审员,大声地说:“主审员同志,请实事求是地评判我父亲。父亲刘宗汉确曾当个国民党的专员,但那是为了救济苦难的老百姓;父亲刘宗汉确实认识管丕诚,但不知道他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父亲刘宗汉更没有介绍我大哥参加特务组织……”三哥一口气地为父亲冤枉辩护。但是主审员拍着审判台制止他发言,场内法警也急忙跑到三哥座位处,严厉地摁着他肩头训斥:“坐下,坐下,不许吵闹!”主审员随即宣读了“徐汇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判决刘宗汉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就地监督劳动,管制改造!
    一生忠厚本分、热心公益事业,保持民族气节,为救援抗战后贫穷上海与解放区作出过贡献,为解放后新上海建设出过力的父亲,在日夜盼思的新中国却当头一棒被打成了“反革命”。一个解放前夕就把二儿子送给共产党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负伤立了功的“光荣之家”,变成了“反革命之家”。从此,年过花甲的老父亲,在里弄里低着头,从早到晚扫不完的垃圾,掏不尽的阴沟,在工人新村人人可以侮辱、糟蹋他的人格、肉体,随便什么人可以骂他、打他、体罚他,非但不会受法律的制约,反而说是一种“站稳阶级立场的革命行动”。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年复一年,日晖四村居民都知道有一个姓刘的“老反革命分子”被无限期监督管制劳动。父亲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忍”字,是他阅历太多,遭冤太深的无可奈何?还是麻木自己、迁延年月的精神自杀?在这“反革命家属”中,从母亲开始到我们九个子女,无不遭受厄运连连的打击,到66年文化大革命掀起,更大的暴虐、残酷的狂风暴雨当头袭击下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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