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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世 乱 显“忠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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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8月14日)
    鲁迅先生曾以“风雨如盘闇故园”,形象描绘了旧中国的漫漫长夜。中华民族历尽灾难,神州大地战乱频年。我家祖籍江苏无锡县,江南重镇,素有“鱼米之乡”称誉。南濒烟波浩渺,八百里方园的太湖,北枕波浪滔滔,万里长江的下游。到清朝后期,咸丰、同治年间,经鸦片战争,长毛(太平天国)造反,江南水乡也已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大批无锡农民离乡背井,提着破旧行李包,乘“班船”二天三夜,来到扩大开埠、新兴的上海滩觅生机。我曾祖父刘鸿兴孤身踏进上海后,先挑馄饨担走街穿巷叫卖,后开了丬面店,生意兴隆,到五十岁才有了祖父刘致中。祖父生于农历七月初七,俗称“七巧日”,自幼聪慧,心手伶俐,曾向我母亲的祖父、清末江南著名画家胡公寿学过几年国画,然后自己开始卖画,接着凑了些资金,与人合伙,远去福建购买玉石,几经周折开出了一家翡翠珠宝店。但遇国丧(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归天),玉价大跌,没有做成发财梦。祖父结婚于清光绪二十年,光绪二十二年(1896)有了父亲刘宗汉。后来祖母又生一子刘宗达,一女刘绣华,即是我的叔父、姑妈。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上海时局不稳,祖父避到苏北盐城开一丬肉庄,不料突发大病,中年早逝,曾祖父把他运回无锡老家安葬,不久寿高九十多岁的曾祖父也逝世了,那时祖母三十七岁,拖了三个孩子在上海守寡,教养子女。
    父亲自小聪明又顽皮,先就读于上海民立中学,后转入敬业中学。由于祖父、曾祖父相继去逝,家境中落,父亲读到高二便辍学从业,进一家报馆学生意,当见习生。他少年认识了当时上海帮会老大刘福彪,深受他的赏识,曾拜他为师。刘福彪早年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刘福彪与陈其美一起,率领国民革命军攻打江南制造局,成功后出任上海第一任警备司令。不久,袁世凯带兵到上海,胁逼刘福彪投靠他,生性忠厚的父亲力劝刘福彪下野。接着,刘福彪落难,家境败落,是年青的父亲,慷慨拿出菲薄的薪水,并动用家中不多的积蓄,帮助刘福彪安顿家眷去了香港,又资助刘福彪的侄子刘权去日本士官学校留洋深造,并帮他办了出国的手续和安置了落脚点。当父亲送刘权登上轮船时,刘权转身深深一鞠躬,激动地说:“刘大哥,我刘权永世不忘您的大恩,一旦学成,有了前途,必定好好报答您!”父亲向他扬扬手回答:“你放心去吧,学好本领,回来报答国家。“
     父亲利用在报馆当差的条件,接触社会广泛。不久幸蒙朋友介绍进了外资天祥洋行当了‘西崽’,当时上海是西方洋人冒险家的乐园,父亲在洋行长期与外国人交往,加上自己奋发自学英语。三年工作下来,达到了能听能写能会话的程度。那时美国友华银行在沪招聘职员,父亲欣然应试,从200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录取者。后来,国际上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萧条,美商友华银行在上海受冲击而倒闭。当时华籍职员可自选出路,由“友华”负责介绍去上海各大银行。父亲选的是浙江实业银行。凭他忠厚待人,勤奋踏实,很快被行长李铭提升为该银行储蓄部一名出色的高级职员,在该行工作了七年。不久,父亲雄心勃勃想独立创业,向“西门路好婆”贷借及自筹了三千大洋,离开了银行,自已开了丬名为“白宫”的高级理发店,在南市城隍庙处租用了整个楼面(约五、六间)。“白宫”开张后生意红火,年轻有为,仪表堂堂的父亲洋洋得意。不料引起地段上同行业帮派老大的妒忌,没有多久就被他们纠集一批地痞流氓上门打砸得精光。投入的三千银元已损失了二千,逆来顺受的父亲带着二个儿子逃到苏州避难。此事很快由叔叔与大哥文德后来的岳父协助解决了。我叔叔刘宗达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这时叔叔辞去日商运输公司工作,自已开了一家“洋行”,是代客从日本购买人造丝绸(现称化纤),运到上海与香港等地经销,叔叔自已负责上海和日本方面的业务,要父亲负责香港顺泰贸易公司全部业务,所以父亲在香港长驻了三年。随着日寇侵华步步进逼,国内掀起抵制日货浪潮,叔父开办的“洋行”自然亏损很大,只得关闭。父亲由港返沪,搬取全家到宝山乡下隐居。叔父刘宗达也由此改名刘大同。投身新闻界,并用余下的钱购买了江阴街房产,还同人合伙开了一家呢帽厂。大哥文德时年15岁,小学五年级,因家境困难辍学进呢帽厂当学徒。忠厚老实的父亲默默在宝山乡间失业一年多,全家七口生活异常艰难。后来得浙江实业银行总检查杨彭年(后为大哥的岳父)资助,父亲从宝山乡间搬回上海市区,住进浙江路,在南市文庙附近开了一家“味美斋”.饭店。1937年,第三个儿子文辉生下不久,祖母去世,“味美斋”停业。父亲由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陈聘承介绍给行长徐新六,进了该行并先后担任三个部门的主任,第一次任该行放款部主任,第二次任兴业银行所属兴记冷藏厂监督主任,第三次任兴业银行下属的圆圆制造厂监督主任。这时我家已由浙江路搬到南市学宫街,再搬进小西门福寿坊。1940年三女儿文珠出生后,我家八口人丁兴旺,原住的福寿坊小屋又显狭窄了,由叔叔刘大同照顾,搬进了他购置的江阴街63号,那是一幢独立的老式别墅楼,很大,楼上楼下十几间套房,一个大院子,我家住在楼上后厢房。 (博讯 boxun.com)

    父亲在战乱期间多次失业、几次避难、经常搬家的折腾下,显得心劳力拙,但进入浙江兴业银行后,工作稍许稳定些。凭他忠厚勤奋的敬业精神,很快获得上下一致好评,工资报酬不菲,家境略有好转。在江阴街又养了四哥文正、五哥文龙。当时园园织造厂福州路上的发行所,因办公室多余,上午租给一个推拿医生管丕城开诊。父亲不知此人底细,见他待人好客,有文化知识,似乎博古通今,常去那里走动,并叫已从呢帽子厂失业的大哥拜管为师学推拿。此事种下极大祸根,解放后才知道管丕城是个军统特务,由此酿成了人生苦酒。这是后话,按下再说。
    且说上海沦陷后逃进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难民最多时达70万,租界关闭,南市已被封锁,大批难民露宿在街头,缺衣少食,处境悲惨,每天冻饿死者超越百人。父亲作为老上海凭良心处世,讲忠厚道德,乐于救人急难。眼看自已从小生活、求学、工作过的老城厢居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心里十分痛楚,着急,绝不能见同胞饿死熟视无睹,袖手旁观。父亲积极参加法国独臂神父饶家驹发起筹建南市难民区,他四处奔走,接连几天食不知味,夜不成眠,思索救济方案。他利用自已是兴业银行驻厂监察员的身份,与园园公司老板商量决定,由园园公司出地方,出资金雇员工,而由父亲出面联系向美国救济总会申请给大米。几经努力,美方总算同意每月发给父亲100包大米,加上地方商会资助,就此父亲负责办成了南市粥厂。他每天清晨六时到那里监督员工发粥,坚持了半年之久,挽救了许多难民的生命。当时上海南市自治委员会和地方商会称赞父亲“热心公益;关心同胞饥饿;挺身而出,解救市民危难”。给父亲奖送来了这样高度评价的一面锦旗。
    身处日寇铁蹄下的上海滩,年富力强的父亲忠厚本份,无党无派,只知道踏实工作、救人急难。一天,突然收到早年资助过的刘福彪侄子刘权的来信,读后大吃一惊,原来刘权自日本留洋回来后,竟在汪伪武汉政府中任职当大汉奸。刘权在信上说他当上了统税局长,为报答我父亲昔日的资助,要他马上去武汉任统税局副局长。父亲知道,所谓“统税局”,正是发国难财的肥职。“哼!刘权这小子卖国求荣,我当年瞎费了一番心血!叫我去当汉奸,真是热昏了头!”父亲愤怒自语随手把那信撕得粉碎。过了一年多,刘权又来信说,他兼任了戒烟局长、盐务局长,务必请我父亲去当个副局长……。面对富贵的诱惑,处在艰难困苦中的父亲气愤得二话不说,扯撕了来信,抛进纸篓里,从此与他断了交。有的朋友知道了这事,当面揶喻他“去当个副局长不是蛮好嘛?”父亲严肃地回答道:“我靠本事吃饭,凭良心办事,世道再乱,身为中国人,决不当汉奸!”他把“忠厚道德”看得比金钱财富更重要,还总是以此教育子女。所以在八年抗战胜利后,我这个最小儿子出生,正式命名为“文忠”。父亲一再对我们兄弟姐妹说:凡人守忠厚讲道德,在社会上即使遭遇多种危难,最终还是不会吃亏的。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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