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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危机中,世卫组织掌门人备受指责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月08日 转载)
    来源:纽约时报
    
    埃博拉危机中,世卫组织掌门人备受指责


    来自香港的前儿科医师陈冯富珍在2006年年底被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
    
     日内瓦——在一场暴风雨中,擅长与媒体打交道的香港儿科医生陈冯富珍(Margaret Chan)前去参加八国集团(G-8)峰会的一场会议。在乘坐的船上,她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他私下告诉陈冯富珍,中国正在考虑支持她角逐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最高职位。这是随后发生的政治角力的预演。
    
    这是北京第一次争取让自己人当上国际机构的负责人,是中国在全球崛起的一个信号。这次尝试成功了。几个月后,在2006年年底,陈冯富珍通过该组织一贯采取的无记名投票方式,在世卫组织的194个成员国中,赢得了足够多的选票,成了世卫组织总干事。
    
    她公开承诺,把非洲作为自己的首要关注点之一,非洲国际控制着那些选票中的四分之一,这似乎是一个娴熟的政治举动。胡锦涛当时正在大力和非洲大陆搞好关系,以便获得它的资源,他用一句话总结了世卫组织的重要性,陈冯富珍说那是一句中国俗语。
    
    陈冯富珍上台后,胡锦涛对她说,“我们要同舟共济。”
    
    现在,埃博拉病毒正在三个脆弱的非洲国家肆虐,世卫组织的声誉也大受冲击。批评人士表示,部分原因在于,陈冯富珍容许各国政府左右世卫组织,满足本国的需要,而不是立场坚定地充当全球卫生领域的掌舵人。
    
    批评她的人也承认,要让世卫组织运转起来,外交手腕不可避免,甚至不可或缺。要想让拉帮结派的国家为了全球健康事业协调合作,这些做法是很重要的。
    
    但他们说,陈冯富珍过于迁就各国政府的意愿,有时候不愿意向它们提出批评。还有些时候,她太屈从于捐赠者的要求了——即使这会给全球医疗事业带来风险。
    
    直到去年8月,非洲已经有1000人死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蔓延到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陈冯富珍才宣布全球进入埃博拉紧急状态。
    
    “世卫组织早就应该全力以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彼得·皮奧(Peter Piot)博士说。他在40年前发现了埃博拉病毒。
    
    陈冯富珍在面临重大卫生危机时的表现,过去就遭受过诟病。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在中国爆发,并在世界各地迅速蔓延,当时她在香港担任卫生署署长。一年后,香港立法会谴责她在SARS爆发期间,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不够强硬。
    
    对于世卫组织来说,SARS也是一件大事,但原因恰恰相反。时任世卫组织总干事的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采取了异乎寻常的积极态度,强烈要求北京分享更多的疫情信息。尽管北京未能提供这些信息,布伦特兰还是不顾相关国家的政府的保留意见,发布了全球警告。
    
    但在成为世卫总干事之后,陈冯富珍对埃博拉疫情采取了一种更谨慎得多的态度,让世卫组织的非洲区域办事处与当地政府官员合作,这些官员对发出警报感到很紧张。
    
    等到陈冯富珍宣布进入埃博拉紧急状态时,死亡人数已经比整个SARS肆虐期间多出了数百人。目前,埃博拉感染死亡人数已经超过8000人。
    
    陈冯富珍为自己在埃博拉疫情上的处理方法做出了辩护,说她在出现疫情的最初几个月里,让非洲办事处来处理疫情遵守了规程。世卫组织的区域办事处事实上是由当地政府控制的,陈冯富珍承认,世卫总部对区域办事处的控制权,是该组织最棘手的政治问题。而且,事后来看,她希望自己早一点“做出更有力、更主动的回应”。
    
    拉响警报可能会付出代价,陈冯富珍有过这方面的教训。2009年猪流感爆发时,她宣布其为“大流行”病,被人批评反应过度。尽管一个独立审查小组后来发现,她这样做是对的,但是一些批评者和支持者现在觉得,有可能就是这段经历,让她在应对埃博拉疫情时谨小慎微。她说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政治人物认为我们可能弄错了,就会揪住这件事不放,”一位前世卫官员表示。
    
    陈冯富珍担任总干事期间,世卫组织也受到了其他指责,一是2013年底,脊髓灰质炎在叙利亚卷土重来时,该组织对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领导的叙利亚政府过于顺从;二是去年中东呼吸综合症蔓延时,沙特阿拉伯没有提供任何详细资料,但世卫组织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公开表态。
    
    去年5月底,埃博拉死亡人数接近200人。但在世卫组织的194个成员国在日内瓦举行的年度会议上,陈冯富珍在讲话中对这次疫情却并未多谈,反而谈到了各国政府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癌症和糖消费量等。
    
    “她非常努力地宣扬一个观念:世卫组织会员国是该机构最根本的负责人和决策者,”世卫组织执委会前美国代表尼尔斯·道莱尔(Nils Daulaire)说。“我在世卫组织的无数次会议上听到陈冯富珍对与会者说,‘我是你们选举出来的,以你们决定的方式来领导这个组织。’ ”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去年5月发布报告,称该组织过于“政治化”。
    
    “成员国总是争取自己的利益,引导着世卫组织的行动,”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教授瓦法阿·萨德尔(Wafaa El-Sadr)说。“但另一方面,全世界又期望世卫组织能够自上而下地发挥领导作用。这很矛盾。”
    
    去年3月下旬,就曾有人向陈冯富珍发出过埃博拉疫情的警告。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维和部队就发出了日益触目惊心的电报,向陈冯富珍和其他人求助,询问应该怎么做。陈冯富珍的办公室说,没有记录显示收到过电报。
    
    有人说她在2014年时,应该早一点宣布埃博拉是全球卫生问题。对此她极力争辩。“如果早一点指的是早几天,那没有错,”她说,“但绝对不是早几个月。”
    
    她说,她没有受到压力,让世卫组织在早期淡化疫情的严重程度。她还指出,世卫组织的工作仅限于帮助政府更有效地做出回应,而不是派出医务人员的大军,替他们做这些事。
    
    陈冯富珍67岁,在加拿大接受医学教育后成为儿科医生。她出名是在1997年香港发生禽流感疫情期间。当时,作为公共卫生主管官员,她为了安抚焦急不安的公众,自称天天都吃鸡肉,此事广为流传——但她后来迅速收回这些话,并下令扑杀家禽。不过,她当时表现出的领导力赢得了民众的赞许。
    
    在2003年,SARS从中国内地蔓延到香港并且大肆传播,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让香港几近瘫痪。
    
    香港立法会后来称陈冯富珍判断错误,包括没有向内地政府施压,以便获得更多信息。她的辩护者说,当时无论怎么施压,都无法让北京给予更大的透明度。
    
    该报告迫使一些香港官员辞职,其中包括陈冯富珍的上司。但那时陈冯富珍也已经离职,到世卫组织总部担任一个高级职位——然后到2006年,她被提名为世卫组织总干事。
    
    2009年3月,一种致命的流感病毒H1N1在墨西哥出现,当时被称为猪流感。6月中旬,报告了疑似病例的国家达到73个,陈冯富珍召开了深夜新闻发布会告诉全世界,一场流感“大流行”已经全面到来。
    
    事后证明,这场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不多,但对世卫组织进行的一次独立审查报告发出了警告:机构内部存在一些问题,下一次疫情爆发会令其措手不及。
    
    报告援引的理由是,日内瓦总部无力统管旗下的区域办事处,无法把医疗人员派到需要的地方,而且它的职权并不明确。按照审查小组负责人霍宁博(Harvey V. Fineberg)的说法,它“既是全球卫生问题的道德之声,又要为成员国服务。”
    
    这些正是后来的埃博拉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处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陈冯富珍担任总干事期间,世卫组织的预算严重萎缩。捐助者会挑选出他们愿意出钱的项目来资助。疾病监控工作大幅缩减。
    
    予以考虑的只有最“苍白无力”的结构性改革,在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专门研究全球卫生问题的法学教授戴维·菲德勒(David Fidler)表示。陈冯富珍博士“不喜欢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挑战成员国,”他说。
    
    至关重要的是,世卫区域办事处拥有的自主权得以保留。各区域的主任是由地区国家选出来的;而他们又有权给这些国家分配任务和资金。他们仅仅在理论上需要听命于设在日内瓦的总部。
    
    陈冯富珍表示,“当我想要推行这方面的改革时,我被告知:‘想都不要想。’”
    
    后来,埃博拉疫情爆发了。
    
    去年3月24日,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维和人员首次向总部发送有关埃博拉病毒的电报,并抄送给了在日内瓦办公的陈冯富珍:在利比里亚及其邻国几内亚,已有20多人死亡。
    
    一周后,利比里亚维和部队发来了第二封电报,然后是第三封,语气越来越迫切。人口稠密的首都蒙罗维亚也出现了埃博拉病毒。在边境附近的一个城镇,明显染病的患者没有被隔离,而是与健康居民生活在一起,带来了极大的传染风险。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负责人卡琳·兰德格伦(Karin Landgren)请求提供“最权威的建议”。
    
    与此同时,当地的一名世卫代表却一直安慰联合国的同事,向他们保证病毒很快就会消退,就像之前在其他地方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一样。
    
    7月29日,利比里亚维和部队负责人向联合国总部发送电报——也抄送给了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文中称,这次的埃博拉疫情“史无前例、迅速恶化”。
    
    到那时候,该地区已有数以百计的医疗工作者死亡。一名感染了病毒的利比里亚男子乘坐飞机前往了尼日利亚,将它传播了过去。陈冯富珍表示,正是这件事促使世卫对埃博拉的全球风险进行了评估。
    
    她表示,“我说,‘好吧,无论各个国家愿不愿意,我都要召集一个应急委员会,让专家告诉我疫情是否存在国际传播的风险。’”
    
    到去年8月,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坦率地告诉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埃博拉疫情特使,世卫组织“总是慢半拍”。
    
    同月,潘基文秘书长(Ban Ki-moon)告诉陈冯富珍,他计划指派一个新的小组协调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这个明显的信号说明,世卫组织的应对并不充分。
    
    “这个世界需要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皮奥说。“但它必须变得更出色。我担心的是,埃博拉疫情一结束,一切就恢复如常。”
    
    翻译:土土、许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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