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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武汉政府情有可原、责无可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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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20年2月10日 来稿)
    首发
    新冠肺炎蔓延至今,民间对真相、责任的追寻一直持续,其核心,是对病毒“人传人”的结论,究竟有没有人为隐瞒、拖延不公布的争论。由于关乎这一场大疫的责任在谁、及其责任之大小,各方争论激烈,各持己见,对于真相的共识似乎一时难以浮出水面。
    

    其实,真相就在细节之中。有两个无法否认的细节,似乎揭示了问题答案:有关方面并不存在对“人传人”结论的隐瞒和拖延。细节一,国家专家组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自己也被感染。王是在钟南山之前,于1月9日至16在武汉考察疫情的专家组成员之一。如果当时他们已确认病毒可“人传人”,必定加强防范,那么,王只是参与考察、而非第一线治疗的专家,不大可能被感染。王被感染,恰恰说明他们当时并没有足够的防范意识;也就是说。当时并没确认能够“人传人”。医护人员被发现感染,按王的说法,是在他们离开武汉后才出现。
    
    细节二,1月18日坐餐车赶往武汉的钟南山,在餐车上没有载口罩。如果当时已确认“人传人”,八十多岁高龄的钟老,不可能在公共场所不戴口罩。事实是,自20日确认“人传人”后,钟老在公共场所都戴口罩。
    
    上述两个细节,既非猜测,也非说辞,就是事实。显然,此事实胜过所有的猜测和说辞,足以证明1月20日前,专业部门并未确认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的事实——连专家们都没确认,各级政府更不可能作出确认并据此决策、应对。
    
    但是,专家们在1月20日前没有确定“人传人”,不等于事发地武汉政府没有责任。从什么都不做到封城,其间有很长一段距离,武汉政府本可以做点什么,比如,取消“万家宴”。而且,专家们在给出结论“没有明确证据显示人传人”的同时,也警示了“不排除人传人的可能性”,这应该能引起一定程度警觉了吧?既如此,武汉政府就应该有所反应,作出预防。结果,他们却还是在操办两会、联欢与“万家宴”。可见,事后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对媒体的表态:“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当机立断,导致疫情输出到了国内、国外”,“我现在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如果早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好,对全国各地的影响要小”——并非无的放矢,也不是虚应、客套,而是武汉确实有此责任;而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1月29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武汉的指责,称官员在这波疫情中,除了科学,还要考虑政治、维稳、经济、随春节而衍生的民生需求等多方面,但在关键问题上要多采用科学视角,如果科学视角采用得不好,其他视角也会没有意义,“如果你救治力量不足,抢救力量不足,隔离措施不得力,就会造成病例的指数级增长,就是武汉现在的情况”——句句讲到了要害。
    
    为什么在“不能排除人传人可能性”的结论下,武汉会反应迟缓?我的猜测是:虽然当时不能排除人传人的可能性,但病毒并没有表现出后来那么强大的传染性和致命性(当时还没人死亡。而且,按照王广发的说法,1月16日返京时,他们专家组在机场紧急开会讨论——专家们开这种会时,应该不会戴口罩。奇怪的是,似乎并没有其他专家被王传染,事后,他们显然也没整体隔离;王的家人、同事,似乎也没有被他传染。可见,当时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没有后来那么强,其传染性似乎有一个逐渐增强过程),所以,政府方面的主流看法或许是:这个事不大,可以先压一压,为其他“更重要的事”让路——因为疫情与其他事性质不同,它有一种“不相容”的排它特征:如果重视它,其他事就必须停下来;因为不愿“停下来”,所以武汉政府选择了将疫情压一压。究其原因,还是害怕民众发生恐慌,害怕给领导、给中央“添乱”。所以,只要没看到疫情有大爆发的风险、估计还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就希望悄悄处理;同时,为了不引起公众“警觉”、怀疑,其他一些已确定的公开活动,如万家宴、联欢、两会等,必须一切照旧,以营造平安无事、至少是问题不大的氛围——但就是这种氛围,使武汉内外的民众对疫情疏于警惕与防范,便利了随后的疫情大爆发。
    
    上述情况也说明,至少这个体制的奖惩激励体系有问题。各级官员优先考虑的,是怎么让上级满意,对上、对下的关注过于失衡。官方所谓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根子其实都在这里。
    
    可见,武汉政府大概率存在判断、决策失误的错误。这种错误,有体制原因、经验原因,可说情有可原;但因为它造成的后果太严重,因此责无可恕。
    
    不仅武汉政府有责任,中国疾控中心也难辞其咎。在1月20日以前长达十多天的日子里,它始终不向公众讲清楚“没有明确证据显示人传人”这一判断下面所包含的真正风险;即使后来提到“不排除人传人的可能性”,也马上加一句“持续传染的可能性低”,颇有“维稳”意味。因此,不能排除专家们为了避免承担“添乱”责任,故意模糊表达,在误导公众的同时,可能也误导了地方政府。
    
    由此可见专业机构本身的官僚化。从职业立场而言,科学家本身无惧真相的表达;作为医务人员,他们天然有向公众披露更多信息、避免疫情发酵的冲动。之所以含糊其辞,显然有着来自体制的压力——因为现在官方要求必须放在“重中之重”位置上的东西太多,专业性、科学性只能靠后。在种种政治要求下,能够做到“又红又专”的,只是极个别天才。对大多数人而言,精力、能力有限,政治性多一些,专业性必然少一些;对专业机构而言,如果把政治提得很高,善于钻营政治的人就会得势,埋头专业的人就会吃亏,这样一种游戏规则与氛围,怎么看也不可能有利于科技发展。
    
    为什么不能在非政治、非意识形态的领域淡化政治和意识形态?政治方面,现在中共的权力很稳固,无论领导者个人还是体制,都不存在挑战者;意识形态方面,虽然中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意识形态之挑战,但并非燃眉之急,形势完全“可防可控”。只要管住主要传播渠道,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陆掀不起多少风浪,有什么必要将所有社会领域都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一个政府,可适度控制人的嘴巴,但不可试图强行改造人的头脑,这是文革的主要教训——毛在几十年前的条件下都失败了,将自己置于社会势能的对立面,何况几十年后已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不知道当局重启意识形态化是权宜之计,还是根本之策?只听说现在连外企都被要求设立党支部;走在中国大陆的街头,看到洗脚店门口的广告灯箱里播放的都是“提高政治站位”,这难道就是推动者所想要展示的中国面貌?
    
    回过头来看,在此次疫情面前,专业机构和地方政府其实在玩一场推卸责任的游戏。他们不是对上隐瞒,而是纷纷含糊其辞,不下最后决断,以免承担责任。大家都在打太极拳,看谁先玩不下去,谁先挺不住谁就承担后果。这样一种体制,显然动力只能主要来自于上面;责任和功劳,也主要应该归之于上面,除非下级隐瞒(过)或主动解决了问题(功)。因为需要上级推动,面对情况时反应有所滞后几乎是必然,这是体制本身的问题。能够衡量上面能力的,主要看滞后多久,措施到不到位。
    
    可见,中国体制确有其僵化一面,可能导致发现、确认问题慢上一拍;但一旦确认,它在集中力量解决问题上的优势,也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它与西方体制互有长短。没有任何体制是完美的,不可能既有集中的好处,又有自由的好处。因为互有长短,所以也很难判断,如果疫情发生在西方,结果会比中国好还是差。
    
    从早期的大意看,这个体制确有不足。从后来的抗疫看,疫情确认并公布后,政府措施是有力的,官员大多也能尽力,但因整套防疫、卫生系统本身有问题,且没经过实战的考验,表现还有不如人意,只能在实践中逐步改进。现在人们都说,要感谢一线的医护人员、警察、军人、基层官员等——但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坚持在第一线,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体制。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在这样的灾难中一线普遍表现如何,但我相信中国的表现一定属于好的。现在已经不断有人强调,事后评功不能再感谢体制,只能感谢一线的普通人。这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导向——该批评的批评,该赞扬的赞扬,有一说一,这才是实事求是。实际上,在这种时候,国人能够依托以度过危难的,还是只有这个体制,并不存在可能的替代者。所以,现在一方面要发现问题,改进体制;另一方面也要尽量维护这个体制,使其能够以较低成本运行,较好履行职能。就像二战时期的苏联:政府“卫国”是真诚的;支持政府获得胜利,则是民众的最好选择。
    
    基于以上理由,我无法认同最近风头甚健的两位许先生在这个时候的激进表现。不管他们的所言所为,是不是像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出于公义、为国为民,其言行的结果,在今天只会有助于搞乱中国,摧毁其有序力量,使其在疫情面前更难有抵抗之力。至于大声附和的荣剑先生,经常不问是非对错,只看立场,属于典型的意识形态挂帅。可见,现在中国社会的左右两边都存在极端主张,都有着走极端的可能,都需要警惕,不能只警惕一个方向。一些人一方面批评当局重启意识形态化,一方面自己又坚持意识形态化,其结果可能导致思想、舆论的极化,这种极化往往伴随政治本身的极化,接下来就会是全社会的撕裂。一个社会中产阶级之所以重要,中道思想之所以可贵,就是为了阻止这种极化和撕裂。
    
    所以,我认为,官方的问责最好放在事后,民间对体制的反思也应在事后。特殊时期,不应多所非议,应支持政府全力抗疫,非建设性的意见不妨暂且置后。要看到,就在当下,一些人正在前线苦苦支撑、不但艰难困苦,还得时时面对死亡的危险;那些躲在后方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支持他们。真正为全体国人利益着想的人,这个时候,决不会试图撼动那个可以帮助前方坚持下来的体制。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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