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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四学潮到微信时代的诗人俞心樵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6月04日 转载)
    
    从六四学潮到微信时代的诗人俞心樵


    (几年前,俞心樵在北京。资料图片)
    
    诗人俞心樵的创作与发表总有些阴差阳错。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葬礼的当天,数万名激愤的学生刚刚进驻天安门广场。当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俞心樵一年前写的短诗《渴望英雄》。其中写到:“在没有英雄的年代/如果我们仅仅只想做一个人/世界将不会有出路。”这是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呼唤,也让当时21岁的作者一度背上了给学潮煽风点火的责任。
    
    俞心樵1968年生于福建山区,初一即辍学,做过各种小工。他的父亲是养路工,母亲曾在菲律宾生活,生气时骂他是“露水一般的短命鬼”,抱怨要把“胸口这个地狱掏出去摔碎”。俞心樵继承了母亲的语言天赋,读但丁、写小说;离职离乡,拜师访友。1988年,他开始浪迹在全国高校与大学生座谈。
    
    他的代表作《墓志铭》、《最后的抒情》写于六四事件后的几个月内,大面积流行则要等到本世纪。期间他身陷囫囵——1997年,俞心樵从文学走向政治,组建了中华民族复兴党。1999年被判强奸罪入狱。2006年出狱后,他一直住在北京,又从政治返回艺术和文学,以卖画为生。在微博和微信上,他养成了写诗的习惯,记录生活(“隔壁是一家新开的饭店/人来人往,时有宰客的事情发生/却还不能够称之为黑店。因为有灯”),也隐喻政治(蓝天蓝得像一个暴君/容不下任何一点不同意见);像日记,也像信。他的旧作也开始通过电影、网络视频,甚至唱歌选秀节目加速传播。去年底,致力于监狱诗歌的意大利Parole Liberate奖在罗马的国会向俞心樵授予了特别奖。
    
    今年4月,俞心樵访问美国之际,作者在纽约郊外对他做了访谈。在随后通过网络的采访中,俞心樵谈及了互联网时代之前的诗歌传播、他的牢狱之灾以及近况。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
    
    问:你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成名,去年在意大利得了这个奖。荣誉来得太晚吗?
    
    答:记得庞德(Ezra Pound)在晚年发出浩叹:“理解来得太晚了。”这也是荣誉来得太晚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庞德提携了艾略特(T.S. Eliot),艾略特提携了奥登(W.H. Auden),而奥登提携了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作为中国诗人的我,远没有他们幸运。中国人崇拜权力而不崇尚智慧与才情,诗歌界也不例外。甚至,中国诗歌界几乎集中了最鸡贼最胆小最自私最阴暗最迟钝最没有才华的一批人,缺乏及时到位的良知和系统性敏锐。只有大街小巷南来北往漫山遍野随处可见的著名诗人而无大诗人。前辈对晚辈无真的提携,晚辈对前辈无真的尊重,只有小圈子内的临时性的相互利用。是自家圈子内的人,写得再烂也极力吹捧和哄抬,自家圈子外的人,写得再好也一慨贬损或置之不理。当然不是全体如此,但此类现象的确太普遍了。幸亏在文学界,我是个长年独来独往的人。能在意大利国会获得这个文学奖项,对于长年在国内受到排斥的我来说,至少是某种安慰和鼓励。同时也让我以诗歌的名义,在灵魂深处完成了向伟大的但丁(Dante Alighieri)致敬的仪式。
    
    问:除了1989年4月《中国青年报》登出的《渴望英雄》,你在上世纪公开发表的作品很少。那时也基本没有互联网。《墓志铭》、《最后的抒情》等诗当年是怎么传播的?
    
    答:那年头还远没有互联网,又极少发表,好诗完全靠口碑和手抄转播,比如我的清华老友张卫民,他当年把我的《最后的抒情》抄写了许多份,寄给了许多朋友。那个年代,好诗被传抄,是个全社会的现象,(许多)识字的人都会在笔记本上抄写一些诗。
    
    问:1997年,你组织中华民族复兴党。涉足政治是突然之举吗?
    
    答:早在80年代,我就在全国诸多高校举办人文讲座,试图为中国的人文精神注入英雄主义元素。六四失败之后,我反思失败原因,得出结论,是由于没有民间政党的准备。因为六四时期的领导组织都是临时拼凑的,缺乏思想、精神、行动和组织的训练。错失了良机。未免太可惜了。我先是发动了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在《星光》杂志上发表了该运动的系列文章,当年就有数十位知识分子参与进来论争,后来几年席卷到全国,参与者就更多了。
    
    我希望通过这场双向互动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方面为日趋苍白无力的中国文艺增进直面现实或试图解决现实问题的意识与力量,一方面为日益粗鄙的中国政治增进人性和人道主义色彩。1997年春夏,我们在此运动的基础上,在杭州创建了中华民族复兴党,我是该党首任主席。在该党的直接刺激、影响和帮助下,1998年,发生了以王有才博士为创党领袖随后全国各地迅速响应的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案。
    
    问:1999年5月,也就是六四10周年前夕,你突然被捕入狱随后被判决为强奸罪,度过了七年多时光。我没有看过判决书。那个5月具体发生了什么?
    
    答:说来话长。这个罪名是他们早就为我准备好的。2013年我首次访美之后,中国民主党的创党领袖王有才写了篇回忆文章,首次公开披露了一个秘密,当年有警方高官向他透露,他们会以男女关系来处理我。也已经有一些人分析,之所以需要对我特殊地以污名化方式加以处理,是由于我的特殊性决定的。像我这样一个在1989年之后引领了组党风潮的人,如果他们仍然以政治名义使我入罪,而不刑事化污名化,那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个噩梦。试想一下,在中国还有比组建反对党更大的罪吗?既然我组建了政党都可以不被治罪,而我谈个恋爱他们却要治我的罪,这还不够显而易见吗?
    
    我是在1998年夏天认识成笑容的,认识后她常约我,她说要采访我,她说她在大学就读我的诗,她说她崇拜我,不久,我答应她见面,她请我吃晚饭,那一晚我们就住在一起了。随后我们背着我已经在一起两年的女友波波到处打游击,她把我带到她的宿舍住,带到她姨妈家住,带到翻译家马高明家住,我也带她去一些艺术家朋友家住,带她到我的清华老友张卫民家住,有时候住旅馆,甚至有时候在野外,总之,到处打游击,直到1999年4月的某一天,她明确提出,要我和波波分手和她在一起,她还给波波打电话,要求波波退出。在两者的选择之间,我犹豫了一些日子。应当承认,成笑容长得很美,对我很有吸引力,但我内心显然更倾向于波波。
    
    当成笑容在1999年六四10周年即将到来前夕一再逼我离开波波,我终于拒绝了成笑容。大约是在5月7号的晚上,成笑容在消失多天之后,突然约我去东四十条那边我们常去的一家酒吧,她说她很想念我,她说除了她,她身边还有不少崇拜者想见我。我就在去见她的路上被十几个人绑架入狱了,还都顶着枪呢。后来整个所谓审讯过程,国安有关部门迅速介入,审问的多半是政治问题,所谓“强奸本案”反而成了插曲,说受害者是成笑容。老友张卫民为我请了律师,但律师直到开庭前才让匆匆隔窗见了一面。开庭宣判是在一个地下室,地面上交通管制,我的律师不在场,除了我,全是他们的人。有不少朋友告诉我,说成笑容是有关部门派到我身边的特务,我找不到证据,从那以后,她从朋友们视野中消失了。但我回忆起有一个深夜,我被她的哭声惊醒,她抱着我哭,说如果她以后万一害了我,我会怎么看待她,我还会爱她吗?类似的几处疑点,在回忆中越来越醒目、越来越惊心动魄。我想,即使她是特务,被派到我(一个党主席)的身边来,但一起生活了这么久,不可能没有感情的。只是在这样的国度,她也是受害者,我们都是受害者。
    
    问:监狱中的生活是怎样的?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答:入狱的头几年十分惨烈。为了摧毁我的意志,种种酷刑都用上了,然后是超强度的苦役。算是捡回来一条命吧。头几年通信与接见权利几乎被剥夺干净。对外宣称是强奸罪,对内却完全按超级政治犯来对我严加防犯。这导致我每年都要写类似“请按政策落实一个强奸犯的各项权利”的报告,因为我被剥夺任何其他刑事犯应当享有的权利,导致所有我的家人八年之内都不知道我究竟去了哪里,以为我早已死了。即使我后来有了与朋友通信的空隙,但与家人的信仍然是阻绝的。因为按照法律,家人有接见权,他们怕一旦见上,家人会把内幕及时传出去,而后来允许我与部分朋友通信,因为来往信件都可以拆开检查,毕竟好控制。对外也好宣传,你看,他们还保障了我的通信权,这是多么文明啊。
    
    关于狱内写作,我是写了20多个笔记本,后来都“被不见了”,包括蔡其矫、钱理群、艾未未、西川、唐晓渡、王楚禹、舒阳、艾丹、格非、舒婷、陈仲义、林贤治等不少有名望的朋友写给我的信都“被不见了”,流传出来的作品只是极小的一部分。监狱生活对我写作的影响肯定不小,从精神到文体,都会与当代中国作家拉开很大的距离。我的经历与思考,尽管浸透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共性普遍性,但毕竟又是太特殊太个人化了。有一阵子,艾未未几乎每次见我都催着我要尽快把我的经历写出来,但我并不想贩卖我的苦难。我认为任何自传的价值都不大,我更倾向于长篇小说,但应当考虑到文本的艺术价值必须与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相一致,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问:你现在怎么看自己?诗人?思想者或政治参与者?经历过七年牢狱之灾的人?
    
    答:我怎么看自己,有时候和他人怎么看我一样,都已经不重要了。诗人?艺术家?思想者?文盲?文化英雄?政党领袖?中国文艺复兴旗手?孤僻的隐士?社会活动家?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人?囚犯?强奸犯?失败的革命家?持不同政见者?孜孜不倦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装逼犯?赤子?天才?异想天开者?教育者?巨人眼里的巨人?小人眼里的小人?所有的标签,我都不感兴趣了。但没有身份,人几乎无法参与社会生活。我就姑且认领诗人和艺术家这两个称号吧。面对中国,尤其面对中国知识界,我心悲凉极了。就曾经有这么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面对同一个我,几乎在同时会分裂变态到如此无耻的程度,当着我的面,他说我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诗人,是最值得他尊敬的诗人,而一转身,他就对想来见我的女性说,你可千万别去找俞心樵,太危险了,他是个强奸犯,对想来见我的男士说,你可千万别去找俞心樵,太危险了,他是个政治犯。这样的话多了,传到我这里,我真的可以一味的淡然超然吗?这些流言,极大地陷我于困境。官方不必说了,民间文学界尤其诗歌界对我的排斥更甚于官方。这样分裂变态的人在当代中国并不在少数,只是程度不等而已。他们这样一个国,我还有什么好留恋的?在我有了儿子之后,我几乎不再想为这个不属于我的国而奋斗了。我的去国之心日甚。看来是快到挥手告别的时候了。
    
    问:今天的中国最触动你的是什么?写作的灵感来自哪里?
    
    答:今天的中国之于我,很简单,我们已经无须再去炮制什么高不可攀的社会理想、国家蓝图或改造方案了。今天的中国最要紧的是守住底线,确立最底标准。这最低标准,在社会层面是宪政与民主的落地,在个人层面是良知的彰显。其他,多说无益。(纽约时报报道 作者:范文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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