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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涉险密会张学良共商“逼蒋抗日”经过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3月24日 转载)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者按:近日,人民网党史频道连载了由余玮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魅力周恩来》。周恩来一生至情至性、至高至圣、大智大勇、鞠躬尽瘁。他出身名门,却是苦难童年;从小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拒绝蒋介石委任要职,发动组织指挥上海工人运动和南昌起义,实施战略大转移,力主毛泽东进党中央领导核心;处置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赴国统区与蒋介石斗智斗勇,艰难推进民主进程;开国前夜,秉笔起草《共同纲领》,筹备开国大典,组建政务院,运筹抗美援朝,编制“一五”计划;代表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打开外交局面,实现中法、中日、中美建交;“文革”中苦撑危局,殚精竭虑保护干部,千方百计维持经济运转,果断处置林彪事件;病魔缠身的晚年岁月,同江青一伙较量,把邓小平重新推上前台——这些历史的内情或迷局,生动再现了一代伟人的真情与风采。【详细】以下为本书节选:

    
    “逼蒋抗日”:与张学良形成共识
    
    毛泽东率军东征之时,周恩来坐镇陕北做张学良的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在去年的9月底至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指挥下,在陕北消灭了国民党东北军3个师,并且生俘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张学良的得意门徒高福源。高福源被俘后,红军根据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给他治伤,生活上加倍照顾,还经常给他讲红军北上抗日,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在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影响下,高福源主动要求放他回去,宣传红军抗日的主张,说服张学良和红军联合抗日。他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谈了这个想法。李克农把高福源的想法和请求及时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即同意高福源的想法和请求,特意指示李克农,要高福源在苏区多住几天,多看看,多听听,回去之后多讲红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1936年1月初,高福源离开瓦窑堡回到洛川后,向张学良面报了他这几个月在苏区听到的、见到的情况和红军抗日救国主张。他们谈了一个整夜。最后,张学良痛快地说:“你谈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16日,高福源回到瓦窑堡,要求红军派代表去谈判。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派李克农去洛川同张学良谈判。20日,李克农同张学良进行了3小时商谈。张表示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
    
    2月初,中共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前往谈判。李克农临行前,周恩来找他布置去洛川的任务,叮嘱道:“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的危险,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要谈好。”
    
    红军的东征,按原计划在2月20日由毛泽东率领进入山西。25日,李克农到洛川,先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谈判,达成5项局部性的口头协定。3月4日,张学良到洛川。他穿的是一身中式便装,鼻梁上架了一副墨镜,手拄文明棍。李克农一见他这身打扮,不禁笑了起来:“张将军你这是解甲从商?”
    
    “我是来做大买卖的。”张学良顺茬开起玩笑。李克农笑着反问:“是零售还是整销?”张学良高声笑道:“当然是整销!”两人朗声大笑。
    
    在同李克农会谈时,张学良坦率地说了自己的看法:“现在中国的国家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同时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必须联蒋。”最后,双方商议由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面谈。会谈结束后,李克农向中共中央报告,并请示行动。当天得到中央复电,同意谈判结果。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肤施同张学良谈判。同时,决定派刘鼎作为党代表常驻西安。刘鼎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开诚布公地就有关方面进行了交谈。
    
    这时,另一个好消息传来。中共中央北方局王世英在西安同杨虎城密谈后,来向中央报告。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担任着十七路军总指挥和西安绥靖主任。他有抗日的要求,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
    
    一切都准备停当,周恩来临出发前,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张学良和王以哲军长,通知我方代表行期,接洽地点和会谈内容,电文主要内容是: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和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起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商谈之问题,敝方拟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告为盼。
    
    电文发出,当夜就收到了张学良的回电,同意所列的条款和内容,会谈地点定在肤施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里。
    
    4月7日清晨,天下着大雪,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警卫部队从瓦窑堡出发。途中要经过蟠龙镇和拐莫,约有两天路程,周恩来只带20多个骑兵警卫,这一带蒋介石的暗探密布,大家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
    
    周恩来一行晓行夜宿,8日下午到达肤施城郊东北的川口村里。周恩来让跟随的电台与张学良联系,不巧电台发生了故障,一时联络不上,直到第二天上午,张学良才得到了周恩来到达川口的消息。这时张学良正在洛川,他一面急电驻守肤施的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准备盛情接待,一面亲自驾机带领王以哲和卫队长孙铭九等人飞往肤施。
    
    黄昏时分,周恩来、李克农由高福源引路进入肤施,走向谈判地点。周恩来刚走到天主教堂门口,张学良就迎上来,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不放,激动地说:“周先生,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我早就认识你了!”周恩来一手拍了拍张学良的肩膀:“我也算早就认识你了!我早年曾是在东北度过,跟少帅也算是半个老乡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两人一见如故,携手走进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经摆好了一张圆桌,圆桌上摆满了糕点和水果。一杯杯刚刚斟满的热茶,在5支蜡烛的亮光下,飘散着热气。
    
    经过一番寒暄,主客坐定。张学良首先爽快地说:“不瞒周先生说,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取回一本经,认为只是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主张中国应该有个领袖,实行法西斯专政,把朝野各党各派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全国各方面力量,统一起来,像希特勒之于德国,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那样,才能够抗击日寇,应付国难。但我现在已认识到国民党贪污腐化黑暗无能,远非德国的国社党(纳粹)、意大利的法西斯可比,是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大官僚集团,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分析,我认为我过去的那种想法是错误的······”
    
    周恩来目光炯炯地静心听着张学良的讲述,脸上的表情和善而庄严。他对张学良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张先生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的心情,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你同情你,并会帮助你。可惜张先生把路走错了。什么是法西斯,简单讲,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袁世凯搞过军事独裁,失败了,吴佩孚要武力统一中国,也失败了,这些张先生都知道,并经历过。谁想在空前国难中搞独裁,而不去抗日救国,谁就是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必然要失败。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呼吁大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枪口一致对外。”接着,周恩来坦率地对张学良讲了对当前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一些看法后,又诚挚地问张学良道:“张先生,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
    
    张学良说:“中国的前途有两条,一是走共产党的路,二是走国民党的路。我过去总以为法西斯独裁可以救中国,因此曾提出拥蒋的口号,现在看来,好像不对了。如果中国内战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呢?”周恩来说:“张先生要是真想抗日的话,就一定要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众,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深厚力量,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心,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调动起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抗日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的胜利,把中国引向光明。”
    
    张学良说:“周先生讲得极是。对于蒋介石我本人和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讲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约周先生亲自谈一谈。”周恩来点了点头,说:“这很好嘛,多接触多谈,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很愿意听听张先生的意见,以便考虑。”
    
    张学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他现在实际上还统治着中国。不仅中国的大部分地盘和军事力量掌握在他手里,而且财政金融、外交等也都由他一手包揽。我们现在想壮大抗日力量,为什么要把他掌握的这股力量排除在外呢?尤其是我们都是他的部下,如提‘反蒋抗日’,工作起来有实际困难。目前应当设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可以提‘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先生那样。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
    
    周恩来沉思了一下,说:“张先生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本人同意张先生‘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如果抗日战争争取不到蒋介石这个集团参加,将是一个大的损失,争取过来是有好处的。可是,蒋介石目下正像满清的西太后一样,‘宁给外人,不给家奴’。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依靠出卖中国的主权来维持他的统治。不管他口头上如何诡辩,他实际上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忠实走狗。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抗日的,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现在,为了抗日救国大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愿意争取这个力量,但是,光让步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血的历史教训的。所以,要让步,还得要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张学良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
    
    周恩来笑了笑,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张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谈一谈。”
    
    张学良说:“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过牢骚,心中愤恨。但他有个很错误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据。”
    
    听了张学良这一番话后,周恩来站起身来,愤慨地揭露了蒋介石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封建军阀、血腥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累累罪行。在座的李克农和刘鼎都觉得痛快淋漓,张学良也很激动。
    
    周恩来稍稍停了停,说:“这些旧账,我们不愿意再算了。”张学良连忙说:“对,对。抗日是当前迫切的大事啊!”
    
    周恩来说:“我还是这句话:光让步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是软弱可欺的。要让步,还要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张学良听后显得十分兴奋,他说:“周先生说得对,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的。”
    
    接下来,双方针对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有关问题进行开诚布公、推心置腹的交谈。谈判进行了一个通宵,到次日凌晨4点才结束。经过这次会谈,双方达成了以下协议:一、南京政府必须改组,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必须取消,如果做不到,就另组国防政府,领导抗战。二、停止内战,先由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组成抗日联军,造成抗日的既成局势。三、红军主力取道绥远开赴抗日前线,张学良把傅作义说通。四、东北军的五十三军,现在保定、石家庄一带,已经派黄显声为该军副军长,将接替万福麟为军长,可以配合冀绥方面的红军抗战。五、张学良已经和新疆取得联系,不日新疆代表张在善就可到达西安。必要时,与新疆盛世才、甘肃于学忠、宁夏马鸿逵,在西北形成新、甘、陕、宁4省的抗日大联合,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其走上抗日道路。
    
    张学良对谈判十分满意,拿出自已的积蓄两万块光洋和20万法币,资助红军作为抗日经费。分手时,张学良把他带来的《申报》60年纪念印制的大地图赠送给周恩来。这本大地图是当时中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高等投影设色地图,可辅助军用。交给周恩来时说:“共同保卫中国!”
    
    4月13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留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立刻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报告。会议同意谈判结果,并派刘鼎继续去张学良处工作。
    
    4月15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东征前线的山西省永和县赵家沟村召开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在肤施与张学良会谈情况的汇报,批准了肤施会谈中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并对当前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一致认为:“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值得采纳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主张。
    
    红军东征后所向披靡。蒋介石派了10万大军分两路开入山西,支援阎锡山。为了顾全抗日大局,避免大规模内战,赵家沟村会议认为:我军东征已取得了很大胜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打击了敌人,发动了群众,扩充了兵员,筹集了款项。为顾全抗日救国的大局,避免大规模的内战爆发,党中央断然决定:将“渡河东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变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
    
    从4月中旬起,周恩来指挥留守各部保护渡口,准备船只,并亲到延川迎接。
    
    4月22日,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由刘鼎带去。3天后,张学良接到周恩来的亲笔信拆开一看,只见写道:“汉卿先生: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定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
    
    周恩来在信中以“快慰”、“咸服”字样,给予张学良甚高评价,敬佩之情跃然纸上。张学良对周恩来也引为知己,接读来信后十分激动。
    
    他将信小心装好,对刘鼎感叹道:“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抗日。对中共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周恩来在信中还通报了时局动向,针对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进一步阐明了中共方面的认识,并告知苏区发展的方向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重申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的态度,实际是肤施秘密会谈内容的进一步深化。此信随刘鼎作为中共代表赴任时面交,也起到了介绍其担当红军与东北军之间联络重任的作用,使刘鼎赢得张学良的信任,张学良当即十分高兴地对刘鼎说:“今后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刘鼎这位早在德国勤工俭学时即由朱德等介绍加入中共的老资格党员,遂以“秘书”身份入住西安的张学良公馆,为他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合作,提供了便利。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宣言》中说:“在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全中国各党派郑重宣言: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宣言》中提出了共同行动纲领6条和派代表具体进行协商的办法。
    
    5月5日,红军全部回师河西,接着又转向西征。这时,东北军在蒋介石严令下向北推进。中共中央决定西迁保安,将瓦窑堡让给东北军。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指出:“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6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恩来留守东线,指挥东面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敌人,并布置中央及军委转移。”
    
    就在张学良收到周恩来的以上来信两个多月后,他致周恩来的亲笔函:
    
    此信由刘鼎返回苏区参加7月5日召开的安塞会议时面交周恩来。安塞会议的议题是商讨对东北军的工作,顺应“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推动张学良“另立局面”,建立“联共抗日”的西北国防政府,把东北军和红军“合在一起”。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十分重视,都从中央所在地保安赶来安塞出席。张学良在信中表明了东北军方面的意向,对双方拟议中的“西北大举”,提出要“6个月功夫”,一方面是“须准备整理”即整顿东北军,需要一定时日,另一方面是了解到两广和南京等“外间情况”,“大举”条件尚不具备,但他也再次言明自己的决心,“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后来西安事变的发生即是实证,而且时间恰在“6个月”之内。至于“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则是指交界地区双方驻军之间发生的摩擦和冲突,东北军与红军之间大体上能够遵照秘密的口头协议,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但为搪塞蒋介石“剿共”命令,双方有时要打假仗、放空枪,但遇有通报不及,不悉内情的下层官兵及少数坚决反共者,就要与红军接火,张学良特意申明“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
    
    在这封张学良亲笔函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同志”的称谓,不仅将直接交往的周恩来、刘鼎称之为“同志”,而且“代问候诸同志”即中共所有领导,还在信末注明“尔后用‘李毅’”,为自己确定了化名。从此函的称谓足以可见,张学良与中共方面已是“完全一致”的“政治关系”,稍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张学良的一封联名信就称“李毅”为“同志”,而且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双方往来电函都时有“同志”互称。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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