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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路明因参与"青天白日国旗快闪行动"两次被传唤(2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3月1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90后路明因参与青天白日国旗快闪行动


    
    90后路明因参与青天白日国旗快闪行动两次被传唤(2图)


    

回忆第一次被传唤

    
    主啊,求你让我的记忆复活,并让我忠实地记录下我遭遇过的事,让我的经历成为别人的鉴戒,从而吸取教训,不重蹈我的覆辙,不再犯我犯过的错误。
    
    去年——2014年7月份,参与了声援郑州十君子的行动,认识了很多同仁,其中包括牛姐。
    
    9月份,牛姐等几个人准备10月2日在保定举行一次聚会。他们天天在一个群里大张旗鼓地谈这件事,因此走漏了风声,让国保注意上了。9月底,牛姐打电话给我,希望我那天去保定,我说能去就去。
    
    10月1日中午,我坐上了去保定的火车。到保定后,我给牛姐打电话,问她在哪里,她说和保定的任某(我之前不认识他)在北京,正开车回保定,我就去书店买了十来本处理的名人传记——莎士比亚、狄更斯、歌德、巴尔扎克、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伍廷芳、王正廷等人的,还有《曹雪芹祖籍考》、《漫话<金瓶梅>》。有的同一种传记买了两三本,可以当作礼物赠送给别人。
    
    晚上我给牛姐打电话时,她说还没有到。后来再打,她没有接。我很奇怪,他们下午从北京来,晚上早就应该到了,可为什么还没有到,竟然连电话也不接了?
    
    夜里我找了一个地方睡。
    
    10月2日早上我给牛姐打电话,她说她被本地国保带回了晋州。我又给保定本地的任某打电话,他说:“我被国保控制在了保定的家里,你现在很危险。”我问他能否给我一个当地朋友的号码,让我们见一下,他给了我曹国富(音)的号码,我以前不认识这个人,我给曹打了电话,问能否见一下,他让我坐公交车去一个地点见面。
    
    大约9点我到了那个站牌,他骑着电动车过来,示意我往前走,我跟着他过了十字路口,在路边停下,攀谈起来。他说谁把他号码告诉我的,我说是任某,他说任的电话是被监听的。他问了我是哪里人等一些问题。我说咱们现在找个其他地方说话吧,他说等一下我们再去。
    
    不一会儿来了一辆面包车,下来三个人,都是30多岁。其中一个胖男子对曹某说:“你怎么回事啊?”曹某说:“任某经常找我。”一个戴眼镜的人拿出警察证,要看我的身份证,我不给。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有些心慌和不知所措。曹某竟然帮他们说话,让我拿出来身份证吧,我拿出身份证后,戴眼镜男子让我跟他们走一趟,我不去,曹某又说:“去吧,没事。” 他们并没有拿出传唤书,我以前没有经验,不知道没有传唤书就可以不去,就被他们带上了面包车。胖男子对曹某说:“你有上去吧。”曹某便上去,在车上他悠闲地抽着香烟,烟身很细,是棕色的。看起来他和保定本地的国保很熟。
    
    在车上,我拿着手机,另一个国保说:“别看手机了。”我却没有想到对所使用的聊天工具应该立即退出登录,这样他们不知道密码,就看不到上面的信息了。正因为我没有这样做,才造成后来戴眼镜的男子隔一会儿就看一下聊天工具上的信息的后果。又一个失误,吃一堑长一智。
    
    大约上午9点1刻。
    
    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的询问室:桌子,椅子,老虎椅。在派出所等候的两个中年男子也走过来。除了手里提着的那十来本书外,还让我把背包里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让我把衣服兜里的东西拿出来,我不拿,他们就又翻我的衣兜,拿走我的身份证、钱包和手机。
    
    又走过来一个中年男子,说:“把手机拿过来。”不知要做什么手脚。过了一会儿把手机拿了过来。
    
    随后将我固定在铁制的老虎椅上,开始问话。
    
    我之前看过张雪忠关于“零口供是最好做法”的那段话,便决定这样做。
    
    戴眼镜男子看了火车票,是昨天下午到保定的。
    
    一个矮胖的中年男子看着那些书,说:“还有《金瓶梅》。”其实那只是一本介绍这本小说的作者、年代、版本和社会、艺术价值的书。
    
    这个矮胖中年男子开始了对我的询问:“你叫什么名字?”
    
    沉默。
    
    “你是哪里人?”
    
    沉默。
    
    “出生年月是什么时候?”
    
    沉默。
    
    由于我的身份证在他们那里,所以我不说他们也知道。
    
    “什么学历?”
    
    沉默
    
    “应该是大学吧?”
    
    沉默。
    
    “结婚了吗?”
    
    “没有。”
    
    “你来这里做什么?”
    
    沉默。
    
    他们翻我背包里随身携带的书,有《圣经》《古兰经》和巴哈伊教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是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出版的,询问我的中年男子以为这个“新纪元”是“大纪元”,就说:“还是什么教的书都有。咱们都知道‘新纪元’是什么,是法轮功的······”
    
    “法轮功是‘大纪元’。”我打断他的话。
    
    他显得很尴尬:“哦,大纪元,你信什么宗教?”
    
    沉默。我后悔带这些书出来。
    
    “你连自己信什么教都不敢说吗?”
    
    沉默。
    
    “信教的人不说谎,以前来这里的人是信什么教就说信什么教,说,你信什么教?来这里做什么?”
    
    沉默。想利用别人的信仰来套取口供吗?没门。
    
    “我干这行这么多年,没见过你这样的。”我后来发现,这句话几乎成了“干这行”的人的口头语,后来老家隆尧县的国保也对我这样说过,不知是真“没见过”,还是为套取口供而作的激将法或心理攻势。
    
    那个30多岁的胖男子指着中年男子说:“这位是宗教的行家,你们谈谈吧。”
    
    我心里藐视道:有这样低级的行家吗?你们的激将法是没用的,想逼我多说话然后再找我的把柄,我不会上当的。
    
    中年男子说:“信教的不说谎,你就说吧。”
    
    沉默。
    
    “你以为不说话,就拿你没办法了吗?”
    
    继续沉默。
    
    ······
    
    没注意具体什么时候,询问室里只剩下30多岁的胖男子和矮胖的中年男子,戴眼镜的男子和另一个略瘦的中年男子出去了。在询问过程中,我的眼睛多数时间都是注视着桌子面向我的那一面,没用丝毫动作,面色冷峻、哀怨。每当我抬起头来注视询问我的矮胖中年男子时,他的眼神迅速躲闪开来,游移不定,眨眼速度加快。
    
    “你以为不说话就拿你没办法吗?”
    
    我继续沉默,并以沉默作为我的抗议。
    
    胖男子说:“小路,你才90后,对你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政府也没‘亏待’你们吧?”
    
    沉默。他们又岂止、何止是“亏待”,更确切的说,是对这个国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跟你说话呢,就当是闲聊天。”引蛇出洞,诱敌深入。
    
    沉默。
    
    ······
    
    不询问时,他们便用保定口音闲谈,谈着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事。
    
    询问我的中年男子看起了我的笔记本,那个30多岁的高胖男子说:“别看了,这是人家的隐私。”但中年男子依然翻看起来。我觉得这些人做事是无所顾忌、没有底线的,就任他去看,仍旧没有说话。
    
    我后悔带了这个本子出来,从而让他们找到了一丝线索,抓住了一丝把柄。
    
    中年男子看着本子上的文字,说:“他不说话,原来是把想说的都写了出来啊。”他时而默读,时而出声念着本子上我的日记和文章。
    
    我非常自责。这是我的严重失误和过错。真不应该带这么多东西出来。
    
    中年男子念着我的一篇文章,大意是每个伟大宗教中都有真理的成分,各大宗教的原初精神是共通、同源的,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唯一的上帝,只是在后来漫长的年代中不断被人为的更改,掺杂进去了违背天启真理的成分。
    
    午后,戴眼镜的那个30多岁的男子和另一个略瘦的中年男子过来,高胖男子和矮胖男子离开。
    
    戴眼镜男子问我:“饿不饿,吃饭吗?给你买个驴肉火烧吧?”
    
    沉默。
    
    “你太没礼貌了吧,跟你说话,也不回答一句。”
    
    “礼貌”?如果你们有“礼貌”,会让我到这里来吗?
    
    我打算绝食抗议,便说:“不吃,我要绝食。”
    
    我趴在老虎椅的横板上睡了起来。心里默默地无言抗议着,祈祷上帝结束这种处境。
    
    戴眼镜男子不时地看看我的手机上的信息。略瘦的中年男子坐着睡了。
    
    我对戴眼镜男子说看一下我的手机,他说现在还不能让我看。我说那就给我的手机充上电吧。
    
    中年男子睡醒了。我也不再睡了,感到有些饿。
    
    戴眼镜男子说:“你的火车票还是无座,别人谁也没来,就你来了,就你‘忠诚’。”
    
    我沉默。有一个大姐来了,但因为我上了当,被他们控制了所以没见到。
    
    中年男子说:“你们搞这些有什么意思?民主一定好吗?美国也有坏事发生。”
    
    我放松了警惕,和他争论了起来,说:“民主是一种监督和制衡的机制,可以减少腐败和权力的滥用,让公民的权利得到有效的保障。”等等。
    
    戴眼镜男子说:“香港人真是有病,英国占领时期让他们普选了吗?现在争起普选来了,简直是不知道什么好了。”
    
    ······这样和他们谈了不到10分钟,我觉得他们已经被洗脑、灌输得没有余地了,再和他们说纯属是浪费时间,就不再说话了。
    
    我让戴眼镜男子给我拿过来一本巴哈伊教的小册子,是巴哈伊国际社团的一份声明,便看了起来,然后看起巴哈欧拉的《四谷经》来。我避免和他们再进入争论。
    
    我比先前更饿了,便说:“我饿了,给我买点东西吃。”戴眼镜男子说:“刚才问你吃不吃饭,你说不吃,现在没有卖火烧的了,过会儿有了再给你买。”
    
    胖男子来到了询问室。
    
    我想让上帝改变他们,便把已经看完的三本小册子给他们,说:“你们‘都很好’,送给你们每人一本书,回去好好看看吧。”
    
    大约5点钟,一个30多岁的胖男子和两个20多岁的小伙子进来,其中一个小伙子用老家隆尧的口音说:“俺(我们)是隆尧县公安局的,来带路明的。”随后询问我的那个中年男子进来,简单向他们介绍了情况,他见我的本子上记着去过“未庄教堂”,就问他们是不是有这个地方,是未庄还是“末庄”,小伙子说“是有一个未庄”。
    
    原来他们上午就通知了隆尧县公安局去保定遣送我。
    
    他们让我收拾东西,跟隆尧县来的人回去。
    
    我收拾了所有的东西,包括之前要给那三个人的那三本书。
    
    到院子里要上车时,我和几个人握手说:“以后有机会再见。”他们淡笑。
    
    然后坐上黑色轿车离开,30多岁的胖男子开车,我坐在后排中间,两个小伙子分别坐在我的两边,坐在右边的是那个说“俺是隆尧县公安局的”的那个。在车上我发信息说正在被国保带回老家的途中,并把家人在邢台市里住处的电话号码告诉群里的一个马姓朋友,让他把我的情况告诉我家人,他随后给我爸打了电话。我发信息时左边的那个小伙子靠近我想看我发的什么,我就把手机转一个角度,让他看不见手机屏幕。
    
    刚出保定市区,我呕吐的感觉很强烈,便让开车的胖男子停车,车停下后,我下车呕吐、方便,那两个小伙子紧紧地跟着我。
    
    上车后,我问胖男子是开到什么地方,他说隆尧县,那里是我的老家和户口所在地。由于这几年家人在邢台市里打工,我平时也在市里,这几天我妈回老家了,便说:“去邢台吧,我爸在邢台。”他“哦”了一声。这是我说的一句多余、并且只会有害不会有益的话。
    
    我闭上眼睛,一边祈祷一边猜想着这件事会如何向下发展,结局又会是怎样,不知不觉躺在靠背上睡着了。
    
    天黑了。
    
    晚上21点多钟,到了邢台市隆尧县隆尧镇(城关)派出所,胖男子让我先去询问室,坐在普通的木椅上。墙上挂着几个牌子,印着关于询问的规定,我大略的浏览了一遍,上面说被询问者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和不谈与本案件无关的话的权利,这正是我要做的,必须说话时就在不泄露信息的情况下敷衍。屋子中间的桌子上放着一台电脑和打印机,打印机里有一叠纸。胖男子把我的书放在桌子上,我把一个袖珍本放在上衣里兜。过了一会儿他开始了对我的询问,一个30来岁的瘦小男子负责打印口供。
    
    他的眼睛很长,询问时的态度比较尊敬:“你是哪个村的?”
    
    沉默。他早已知道,因为保定国保已告诉了他们。
    
    “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沉默。为了避免他们再顺藤摸瓜地继续追问我以前在哪些学校上学,然后再去学校查我的情况。
    
    “学历应该不低。”打印口供的男子说。
    
    “说话啊。”
    
    沉默。
    
    “你说不说?快说。”
    
    “自学。”
    
    “什么学历?”
    
    “文化程度不能用学历来衡量。”
    
    “结婚了吗?”
    
    “没有。”如果我结婚了,就会有所顾忌,所以我选择了不结婚。
    
    “有对象吗?”
    
    “没有。”如果有,就会成为他们要挟的对象。
    
    “你去保定做什么?”
    
    沉默。
    
    “去保定做什么?”
    
    “玩儿。”
    
    “这些书是从哪里弄的?”
    
    “保定。”
    
    “保定哪里?”
    
    “书店。”
    
    我一直在说普通话,他让我说家乡话。
    
    “买这些书做什么?”
    
    “看。”
    
    “你兜里那本书是什么,拿出来吧。”
    
    我便拿出来。他看了看。
    
    “说,你到底要去保定做什么?快点儿,天这么晚了,说完就让你回去了。”骗人的谎言,不到24小时别想离开。
    
    “玩儿啊。”
    
    “就‘玩’这么简单吗?装什么啊,你比谁不清楚啊!”
    
    沉默。
    
    “你真傻吗?你比谁都清楚。”
    
    沉默。
    
    ······
    
    这轮询问大约半个小时。
    
    大约22点钟,同村的大姐夫来了。我妈这几天在大姐家住。原来他们给村委会的主要干部、臭名昭著的谢小脏打了电话,让他通知我家人来派出所。胖男子和我大姐夫在外面说了一会话儿,可能是问一些我家的情况,并让大姐夫劝我老实回答询问。随后大姐夫在门口撩开帘子说:“人家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啊,别不说话,我先回去了。”我平静地说:“我知道怎么说,别管了,你回去吧。”
    
    胖男子又开始了询问。
    
    “说实话,你到底去那里做什么?!”
    
    “就是玩。”
    
    “谁让你去的?”
    
    “自己去的。”
    
    “夜里在哪里睡的?”
    
    “路边。”
    
    “‘同城饭醉’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他瞪起了眼睛:“快说!”
    
    “你瞪什么?”
    
    他又微笑起来:“说吧。”
    
    “不知道。”
    
    ······
    
    胖男子开始登记那些书的名字,然后让瘦小男子把打印出来的口供让我看看和我的回答是否相符。
    
    第一页上有关于询问规定的问答,大意是被询问者有沉默的权利和不回答与本案无关之事的权利等,而他们却没有告诉我这些、没有和我进行这样的问答,也许是故意要让我蒙在鼓里。相反,这些“权利”是我自己主动看了墙上的牌子而得知的。
    
    我说:“你们没有告诉我这些,所以要把这些问答删掉。”
    
    胖男子不耐烦地说:“你这不是不傻吗!你这不是明白得很吗!你这不是比谁都清楚吗!”随后对瘦小男子说:“给他删掉。”
    
    我接着看下面的纸页,不禁吓了一跳,我竟然回答了这么多!每句话都记录在案,我顿时感到一阵恐惧,后悔自己刚才说得太多了——尽管我并没有真的说那么多,这种恐惧的感觉让我切身体会到,在这种时候,即使说一个字,也是“多”的。在这种时候,“沉默”真的是最好的做法。在这种时候,“沉默是金”实在是一句金科玉律。
    
    大约23点多钟。
    
    胖男子让我去门卫室过夜。除了早上吃了一顿饭之外,其他时间都没有吃东西,很饿,就对在门卫室值班的不到30岁的民警说:“我有点饿,这里还有没有饭?”
    
    他出去告诉给了询问我的胖男子,胖男子让他从厨房里看看有什么吃的,他从冰箱里拿来两个冷冻的馒头,硬硬的,说:“没有菜了,就这样吃吧。”
    
    我又要了一瓶水。就这样坐在塑料排椅上,凉水就着干粮,这就是一顿饭——不,是两顿饭合成的一顿饭,因为中午也没有吃饭。
    
    吃完后,这个民警让我坐到门卫室的老虎椅上,我说:“你把我拉过去吧。”
    
    他把我拉到了老虎椅上,我坐进去后,就把胳膊放在前板上,头又放在胳膊上,想这样睡一觉,可是前板和肚子的距离太近,我的腰需要弯很大的幅度才能把头放在胳膊上,很难受,就告诉他:“我去排椅上躺着吧。”
    
    “在椅子上躺着不舒服吧。”
    
    “在这里坐着也很难受,放心吧,我不会逃跑。”
    
    他就打开老虎椅的锁,我走出去,躺倒在排椅上,虽然一个一个的塑料椅子的边是翘起的,但终究可以把身体放平,总比在老虎椅上坐在好受一些。
    
    终于熬到了天亮。
    
    在门卫室,一个40来岁的妇女来值班,我给她钱,让她帮忙买两个包子,十分钟后她便买了回来。她一边扫地一边搭讪:“你是什么学历啊?肯定低不了。”
    
    “很一般。”
    
    “这么年轻,好好找个工作养家糊口多好啊。”
    
    “呵呵。”
    
    她见和我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就不再说话。
    
    爸来了。
    
    胖男子将爸叫到一个办公室,向他询问家庭情况。在院子里时,我告诉他不要说那么多,而他却不听我的劝告,因而说了很多,也许这样做是为了减轻他们对我的“处理”。
    
    爸1955年生,高中毕业后,在1974年底,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去新疆罗布泊原子弹基地8023部队当兵。在荒漠戈壁上,他浪费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五年的时间······ 本来1979年底他就可以复原回家了,因为中共当局和越南的战争,当局恐怕苏联从北部进攻,他到1980年初才离开暴力机构。 大伯生于1946年,“改革开放”初期,他靠着自己的魄力,南下广州等各地“考察”,在县城率先办起了玻璃厂,做了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成为了“先进人物”······ 爸爸复原后,在大伯的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开始做生意,糊表罩,卖衣服,而做的最长的是销售钟表······
    
    20世纪8、90年代,在气功热、周易热的“波及”下,爸爸对气功和周易预测学产生了兴趣。他买了很多关于这些方面的书,在书法、绘画等之余,这些也成了他的爱好。 1997年,本村的一个阿姨送给了爸爸一本很厚的书,名字叫<<转、法、轮>>,之后爸爸就在家里看起了这本书。 1998年,隆•尧县正腐强征额外公粮。不知道爸爸从哪里找到了一份中•共最高当局的文件,那份文件明确指出,严禁向农民强制征收额外粮食。爸爸拿着这把“尚方宝剑”坚决不上交 。 那年,南方发生了洪灾。而当局对“法•轮•功”的取缔也泛滥到了各地。 在这些原因下,爸爸被“非法拘留”了一段时间,直到“焦点访谈”“曝光”了隆•尧县“非法拘留”的内幕后,他才被释放······
    
    2004年暑假,正是雅典奥运会期间,爸爸的一个战友来到我们家,诉说当局对新疆原子弹基地8023部队的退役军人有补助政策,这些老兵们得知后便想一起去民政局申请。 在以后的几年里,爸爸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这件事上。他在部队“荣获过三等功”,而且是“学习毛主席语录积极分子”“先进标兵”,他以为,有这些“资历”肯定能评上很高的津贴。 然而他错了,他轻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程度,那些经过一级一级的搜敛后本来就所剩不多的款项都给了那些“有关系”的人······
    
    2005年冬季的一天,为了获取“同情”,爸爸带着我找到民政局一个官员的家里。让我没想到的是,他——我的父亲——竟然一进门就让我给那人“跪下”, 我便下意识的、自然而然的、没有任何反抗的给那人跪下了············ 因为我已经习惯下跪了。每到春节那天,各家族的人就会成群结队的在全村范围内拜年,而所谓的拜年就是矮家挨户的“下跪、磕头”······ 这个习俗培养出了我下跪的习惯。所以那天当他——我的父亲——让我给那个官员下跪时,我才能不假思索、干净利落的一脚跪下去······ 我痛恨这种习俗! 我痛恨这种让人给人下跪的习俗! 我痛恨这种体制! 我痛恨这种让人给人下跪的体制! 然而没有任何办法······
    
    我十来岁时就去拜年——下跪了,从那时起,我就对过年有一种恐惧。一到快过年时,我便心神不宁、慌张不安。那种气氛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我的情绪因此而产生震荡。我讨厌过年,我讨厌满大街的去给别人下跪······ 我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去给别人下跪啊······ 然而没有任何办法···
    
    2007年正在上高中时,在专制者这种集中营式的愚民教育下,我快要窒息了,坚决不上学了!学校就像二战时期纳粹法西斯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是统治者给人民洗脑的地方,不能把我的大好青春都浪费在这个灵魂的监狱里,要让灵魂冲出牢笼、获得自由!
    
    直到2009年,我才摆脱了给别人下跪的命运。 2009年的春节,是我最后一次去挨家挨户的给别人磕头,因为不久后我就进入了基督教,而基督教是反对向人下跪的。
    
    我终于解脱了!我终于解放了! 我终于不用再给人下跪了! 从那以后,我没有再向任何人下跪过! 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去过我讨厌的春节! 对我来说,春节仿佛已经不存在了。这几年当别人都在似乎欢天喜地的过春节时,我竟没有任何反应。 是啊,我已经对它无动于衷了,我已经对它没有任何感觉了。 我得到了自由——心灵的自由······
    
    从此之后,便开始了对各个宗教的探寻之旅。从此以后,游历、读书写作成为了我的生活······
    
    上午10多钟,胖国保让我在我的询问记录上签字并按下几个手印,再由他“口授”,让我写下保证书:
    
    保证书
    
    我保证遵守法律,不参加任何非法组织和邪教组织
    
     2014,10,3,路明
    
    写完后,便立刻要求我和我爸赶快立刻派出所。
    
    上午11时。
    
    我在派出所门口拍照留念。
    
    其后,国保就去我老家开始了对我的调查······
    
快闪行动

    
    2015年2月23日,周一,农历乙未年正月初五
    
    我去年就有自制一面国旗的想法,这样做会更有意义。所以这天上午,我开始着手做这件事,便去布匹门市买了适当尺度的红布、蓝布 白布,又在五金门市买了胶水和刷子,大约30块钱左右。随后拿着剪刀和铅笔认真地制作起来。
    
    如果有圆规会更好,可是我没有一定要用圆规,而是先在白布上点了一个点,以这个点为中心,点了四个可以形成正方形的四个角的点,之后又点了四个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八角形,然后轻轻地用弧形将这八个点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圆形,用剪刀剪下来,就是一个“白日”。在剩下的白布上剪一个适当比例的等腰三角形,再以这个三角形作模型,用铅笔在白布上比照着画11个同样的等腰三角形,也就是五个半梯形,就是那12个“光芒”了。把“白日”和“光芒”粘贴在蓝布上就是“青天白日”了。再把“青天白日”粘贴在红布上,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了。一面国旗就这样制作成功了。
    
    制作成功后,我手持这面旗帜,站在宾馆大厅的山水画前,让服务员帮忙给我拍了照片,就发到了通讯工具上。朋友们一片赞叹。陈永苗老师等几个朋友转发。
    
    2月24日,周二,正月初六
    
    下午和兰兄、杨兄在邢台市达活泉公园里的郭守敬塑像前手持国旗拍照,后发到通讯工具上。陈永苗老师等几个朋友转发。
    
    随即和杨兄去位于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原建于明代的清风楼,每逢过节城楼上就会悬挂毛像,所以准备在这里做一个“现场直播的行为艺术”。便和杨兄商量好,他在下面拍照,我到城楼上去进行“实地演示”。从清风楼后面的台阶上到城楼上时,收费的老太太正要和几个人下去,见我上来,就说:“现在已经五点半了,要关门了。”我说:“一分钟就好,马上下来。”她说:“那你快点。”我走到中间的围墙边,那里正是悬挂毛像的位置,先站立了几秒钟,杨兄已拍后,我手持横着展开的国旗,正对着毛像上方,摆好动作,以示杨兄可以拍照了,杨兄做出一个“ok”的手势,示意已经拍好。几秒钟后开始另一个动作:将国旗垂下来,正好覆盖住了毛像的头部。刚摆好这个动作,收费的老太太和老大爷就跑过来,边跑边喊:“不要盖主席像!不要盖主席像!”杨兄示意已经拍过了。我立刻卷好旗子,向楼梯走去,老太太说:“还没给钱呢!”我拿出一块钱交给她,就下了城楼。然后按计划向大街跑去,杨兄随后跟过来。晚上将这些照片发到通讯工具上,陈永苗老师等几个朋友转发,又有很多点赞和评论的朋友。
    
    由于陈老师的手机是被监控的,他又转发了我的文字和照片,晚上他在群里说我要被请“喝茶”了,如果他们询问,就死咬说是行为艺术、文化活动。
    
    2月27日,周五,正月初九
    
    下午在陈老师群里看到他们关于民国文化符号如何在民间扩散的谈论,便将自己的想法发在了群里:“在低调、隐秘、安全、迅速的前提下,持青天白日满地红在各地jig和景点门口拍照网传,先从本地区开始,在扩大到本省、全陆。这样既是一种民国符号的快速扩散,又是一种zhzh表态和zhzh文化意义上的行动。”
    
    陈老师即刻在群里回复到“快闪”“国旗快闪行动”。我看到“快闪”这两个字后觉得很可笑,因为它有“快点闪开”的意思。樊兄也很赞同这个想法。其后陈老师和樊兄将这段话发到了群里和其他群,我也发在了圈里。
    
    2月28日,周六,正月初十
    
    中午在w县zhf门口,由于被门卫看到,故放弃了拍照。下午到n县zhf门口对面,拍完后立刻走开。然后去市里的公园门口闪拍。一路风尘,行程300余里。
    
    下午将一张照片发到陈老师群里时,他说因为转发我的文字和照片,他早上被问话了,让我两会期间注意点,过了两会再做。
    
    3月1日,周日,正月十一
    
    阳光明媚,晴空万里,上午在市中心广场拍各种动作的国旗照。
    
    3月2日,周一,正月十二
    
    去山区的两个旅游景点拍国旗照。
    
    3月4日,周三,正月十四
    
    晚上在几个娱乐、购物场所拍国旗照夜景。
    
    我还在一如往日地生活着,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即将面临着再次被传唤的境遇。
    
    这场剧目至少有两个场景,一个是陈老师那边,一个是我这边,先有陈老师的被传唤,然后是我的被传唤。陈老师那边的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所以我只记录我所知道的我这边的情况。
    
第二次被传唤

    
    3月5日,周四,正月十五
    
    上午在一个场所看通讯工具上的信息,看到Kla在夜里1:35发来的截图,是1:33陈老师和她的对话。陈老师说他正在派出所做笔录,其中有关于我“快闪”的询问,北京国保告诉他,邢台国保会去找我的。我回复Kla说:“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邀请’我。”
    
    果不其然,中午大约12点半回到住处,二姐说:“上午公安局的人来找你了。”
    
    我想起几天前妈也曾这样说过,但不知妈说的是他们亲自来找还是电话来找,我也不知妈说的是真话还是故意吓唬我的。
    
    我问二姐:“爸妈去哪里了?”她说:“上午带着孩子(二姐的女儿,二周岁)出去玩了。”
    
    我开始做自己的午饭,做好后一如往常般地吃了起来,一边想着该怎么办。
    
    二姐出去了。
    
    中午将近1点钟。
    
    正一边吃一边想时,听到门外有人走过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路明。”还没等我回答,三个男人就推开门走进了屋里,我只认识其中的一个,就是喊我名字的那个,三十多岁,身材肥胖,去年(2014)10月2日在保定时被当地国保强制传唤,那是我的第一次被传唤,那天他和隆尧镇派出所的两个年轻人去保定将我遣送会隆尧,其中一个叫王瑞,是副所长。所长叫王振周。
    
    其他两个人中,一个四十来岁,秃顶,瘦削。另一个近五十岁,同样瘦削,略黑,手拿录像机在门口录像。
    
    他说:“我们找你来了解点情况。”
    
    我站起来说:“你们敲门了吗?出去,敲门后再进来。”
    
    随后他和秃顶男子拿出警察证,说:“你吃饭吧,吃完饭咱们再说。”
    
    我没有看清楚他们的警察证,坚持道:“出去,敲门后再进来。”
    
    他说:“好好,那你快吃。”
    
    我继续吃饭,同时用手机发信息“熊猫找我来了。”然后又发了手机号码。我忘了把住处的座机号码发出去,因为如果手机关机,而我又被他们带走,朋友们可以打座机向我家人询问我的情况。
    
    他们在门外面站着,看着我背对着他们吃饭。吃完饭我站起来,他们也走进来。
    
    胖男子说:“咱们走吧。”
    
    我若无其事地收拾桌子,然后刷碗。
    
    他说:“快点,马上走。”
    
    二姐来了。
    
    我想,一定要让我家人知道,便说:“等我爸妈回来。”
    
    秃顶男子说:“你爸妈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马上。”继续收拾餐具。
    
    我祈祷道:“上帝啊,让他们赶快回来吧!”
    
    他说:“警察证也让你看了,快点走。”
    
    我说:“让我再看一下。”
    
    胖男子和秃男子再次拿出警察证。我看到胖男子的名字是“张玉良”,秃男子的名字是“苌兵辉”。
    
    我对那个录像的中年男子说:“看看你的警察证。”他说:“看两个人的就行了,一个人的就行。”
    
    妈、二姐、小孩在这个屋子里睡,她们的床上很乱,我开始收拾床上的衣服,以便拖延时间,拖到爸妈回来。
    
    近五十岁的那个中年男子依然在门口录像。他们三个等不及了,乱糟糟地一直在催我。
    
    秃顶男子说:“你是成年人了,所以不用通知你爸妈。再说你姐也是你家人。快点走吧,别装殷勤了,你姐能收拾。”
    
    我坐在床上说:“你们喝点水,等他们回来我一定去。”
    
    我继续祈祷:“上帝啊,让他们赶快回来吧!”
    
    录像的中年男子喊道:“别磨叽了,把他拽走!”张玉良和苌兵辉就来拽我,想强制将我带走。我喊道:“你们这是暴力!”我两手紧紧地抓住床头上的栏杆,他们两个抠我的手指,竟然没有将我的两手都抠开,最多把我的左手抠开,而我的右手依然抓着铁栏杆。等他们抠我的右手时,我的左手又抓住了。
    
    张玉良说:“叫我给防暴队和中华路派出所打电话。”便出去了。
    
    我的手机响了,是小张,他说我寄给他的书已经收到了。他看到我刚才发的信息,问我国保还在吗?我说“是,他们在这里,先这样吧。”便挂机了。
    
    趁苌兵辉不注意, 我把号码本藏了起来。当我想藏手机时,被他看到了,说:“这个时候了,还敢拿手机,看我把你手机也收缴了。”然后在传唤书上写上“手机”。录像的中年男子说:“都是手机害了你,还敢拿手机!”
    
    我发现传唤书除了印刷的字体外,其他事项都是他临时写的,而非来之前就写好的,包括我的名字。
    
    张玉良回来了,他们一起来抢我的手机。我把手机放到褂子里面的兜里,用胳膊夹着,苌兵辉来拽我的衣服,也没有拿到手机。
    
    录像的中年男子气急败坏了,放下录像机就和这两个人一起拽我。我死死地抓住跌栏杆,他们三个人竟然没有把我拽走,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我不断地祈祷:“上帝啊,让他们赶快回来吧!”
    
    我埋怨他们怎么总是不回来,当我面临急事需要他们回来时,他们却丝毫未发觉,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这个过程中,被愚民的二姐一直在帮助国保说话。
    
    我的家人都受到了专制者的毒害和洗脑。我怨恨我的家人,隔一段时间抑制不住便向他们发脾气。
    
    我无奈地祈祷:“上帝啊,为什么会是这样!”
    
    1点35分。
    
    终于听到了外面爸说话的声音。感谢上帝,终于让他们回来了。
    
    爸说:“你们来了。”
    
    张玉良说:“我们找他询问点情况,让他跟我们去一趟。”
    
    在争执与走出屋子又进入屋子的空当之间,我将手机扔在了一堆杂物中。
    
    小区的院子里时,在我说:“我涉嫌什么罪名?”
    
    苌兵辉又临时在传唤书上写下“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却没有将传唤书给我。
    
    大约下午两点钟,他们将我带到市区的中华路派出所进行询问。
    
    询问我的还是张玉良。
    
    “说说吧,青天白日旗是怎么回事。”
    
    “玩的。”
    
    “把过程说一说。”
    
    沉默。
    
    “能说吗?”
    
    沉默。
    
    “你要是在这里说了,就不用去隆尧了,你如果不说,还得把你带到隆尧。”
    
    沉默。
    
    “你说‘玩’太简单了,具体说一下。”
    
    沉默。经过去年那第一次的传唤之后,这次似乎平静了许多,一脸淡然,我的双眼直视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躲躲闪闪。
    
    见问不出什么来,他便和苌兵辉商量,将我带到隆尧。
    
    在车上,我继续睡觉、祈祷。
    
    当我醒来时,张玉良微笑着说:“咱能不能说?”我说:“本来就没什么,我没事。”
    
    “是没事,但不能啥也不说啊。”
    
    大约下午4点钟,到隆尧公安局后,张玉良将我带到国保大队的房间里,说:“你通过什么把照片发出去的?”
    
    沉默。
    
    “这也不能说吗?”
    
    “手机。”
    
    “你QQ号是什么?”
    
    “不用。”
    
    “那你怎么发出去的?”
    
    沉默。
    
    “去询问室吧。”
    
    来到询问室。苌兵辉开始询问我。
    
    “学历是什么?”
    
    沉默。
    
    “你的姓名是什么?”
    
    沉默。
    
    “家庭住址在哪里?”
    
    沉默。
    
    “你如果觉得对你不公平,你可以为自己辩解啊。”
    
    沉默。
    
    “你可以沉默,你沉默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我无非就是写个‘沉默’呗。”
    
    ······
    
    他们无果而终。
    
    大约晚上6点钟,我被看在辅警的宿舍里。这天正是元宵节,外面有放烟花爆竹的轰轰声。我已对节日不感兴趣,故外面的喧嚣仿佛与这个麻木的我毫无关系。我问他们:“谁那里有书?”一个辅警说:“我这里有一本《平凡的世界》。”我接过来一看,是第二部,便若无其事地看起来。苌兵辉进来,和辅警们闲聊了一会儿,有电话打给他,说我爸来了,他随后就出去了。然后张玉良进来,说:“能不能说啊?赶快说了就让你回去了。”
    
    “我已经说了啊,就是玩的,没别的事。
    
    “那你先在这里坐着吧。”
    
    大约晚上10点钟,听到外面爸说话的声音,我便以去洗手间的名义出去,两个辅警跟着,走到大厅门口,见爸就要出门,我说:“你回去吧。”
    
    他回过头来说:“别怕,没什么。”
    
    他又对国保说了很多。
    
    大约11点,苌兵辉将我叫到国保大队的房间,我让一个辅警把那本《平凡的世界》拿来,接着看下去。
    
    从晚上6点半到夜里12点半,用了六个小时看完了这本420页的第二部。我曾在2004—2007年之间看过两遍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这次看却感到没有一点意思,其中有多处对当权者的歌功颂德,简直就是一本为当政者做吹鼓手的帮闲。路遥耗尽自己的生命弄出这么一本无聊的书,真是太不值得了。我惊讶于我以前竟然津津有味地看过两遍,不知当时是怎么想的。
    
    没有床让我睡,我只好趴在桌子上睡到了天亮。
    
    3月6日,周五,正月十六
    
    夜里和早上,苌兵辉买了方便面让我吃,我之所以到这里来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应该管吃住,所以就不客气地吃起来。
    
    上午8:30,又开始对我的询问。
    
    询问室。张玉良和苌兵辉。
    
    张玉良在看着手机上北京国保给他发的文字和图片。
    
    “青天白日旗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北京陈永苗,认识吗?”
    
    为了防止他再问下去,便不假思索地说“不认识。”
    
    他在向问询录上抄写手机上的文字。
    
    爸来了,在辅警宿舍。
    
    ······
    
    张玉良:“别给你脸不要脸啊。”
    
    一脸淡笑。
    
    苌兵辉:“真没见过你这样的,说着‘昧良心’的话,竟然脸不发红心不跳的。”
    
    究竟是谁“昧良心”?究竟是谁让一个曾经诗情画意、多愁善感的敏感少年成为了现在这样少年老成?!这正是我要控诉你们的!
    
    这个被询问者依然一脸淡笑,沉默无语。
    
    张玉良:“让我给市局打个电话,把他拘了!”随即出去。
    
    张玉良和苌兵辉都出去了,两个辅警来“陪”我。
    
    我有些冷,便在询问室里散步。一个辅警闲聊道:“你多大了?”
    
    “90年的,你多大了?”
    
    “你正还小呢,我是86年的。好好找个工作,一表人才的,做点什么不一个月挣个两千来块钱呢?”
    
    “呵呵。”
    
    大约11点多钟,张玉良叫我出去,到另一个房间,苌兵辉和爸也在。张玉良拿出笔录,让我看看是否符合我的回答。我见他按照北京国保的记录抄写的问话中有一条是“在政府机关门口拍照,向全国进行宣传······”虽然回答是“闹着玩的。”但问话中暗示这是我发的文字,便说:“这句话不是我发的,我要求删掉。”他在回答中又加上了“我没有说在政府机关······”
    
    然后又是签字、按手印、写保证书。
    
    我想该走了,可是张玉良出去后拿着一张纸回来了,又开始问:“刚才发来的传真,3月4日,你是不是在QQ上发了一篇文章,让妇女们到政府广场抗议雾霾?”
    
    “我转发的。”
    
    “转发这个干什么?”
    
    “玩的。”
    
    “你怎么不发其他玩的东西?”
    
    “我发过很多玩的东西。”
    
    “还发过什么玩的东西?”
    
    “吃喝玩乐。”
    
    “为什么要去政府广场抗议?”
    
    “没仔细看,没看到抗议,我只看到雾霾。”
    
    ······
    
    “以后别再发这些了,你再发就把你拘留了。我们也嫌麻烦,本来过正月十五,谁都想在家里,我们也不想跑到邢台去找你。你怎么也得为我们想想吧?”
    
    “呵呵。”
    
    “那你们现在就走吧。”
    
    走到门口,我伸出手来,和张玉良握手,说:“有机会再见。”和苌兵辉握手时,他竟依然把手放在裤兜里,不接受握手告别,我笑了笑,再次说“再见。”
    
    这是我的第二次被传唤,也许即将受到第三次传唤或者刑拘。
    
    我插翅难飞。我只有无条件地接受造物主给我安排的命运。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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