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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失败真相 原来是周恩来干的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月28日 转载)
    来源:《龚楚将军回忆录》
    
     我们奉到开赴南昌集中的命令前后,党的组织并没有将今后的行动决策通知我们,但在传闻中已略知一二,党拟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去,建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革命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

    
    当时第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已陆续开赴九江、南昌集中,我们这一个团是最后离开武汉的。我们分乘三艘小轮船由长江水路顺流东下。时值夏秋之交,水涨流急,两岸青山,瞬息万变,使我惆怅的心情为之豁然开朗。但愿前途能像这只小轮一样,乘风破浪,共济时艰,则今日一时的挫折又何足介意。
    
    7月29日黄昏时,抵达九江,是晚即在九江市区宿营。翌日早晨,我见到九江市面到处都有欢迎汪精卫的标语,这位为我素所景仰的革命领袖,在往日一闻其名,便感无限兴奋,但今天对他却感到失望和悲哀了。
    
    张发奎将军平生是信赖汪精卫先生的,今汪既来,张今后继续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少了,中共这一个革命阵营的实力,究竟有多少?成为一个疑问。为此,我便急着要迅速离开九江,以免发生意外。
    
    当我正在旁徨的时候,二十军贺龙部的副官奉贺军长之命特来通知我:现已有火车一列,专为你们而来,请立即起程。我闻讯之下,不禁喜出望外,乃率部迅速上车,火车即在下午三时由九江开出,当我们到达南昌车站时,即有传达人员连络,并带我们开赴新营房,与二十四师教导团同驻在该营之内(今日中共第二领袖林彪,就是当日教导团的一个排长)。
    
    31日晚上10时,“总指挥部”送我一份最机密的紧急作战命令,大意为:“我军以解决南昌敌军为目的,决于明(1日)2时开始向城内外所有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该部农军于攻击开始前,应即完成新营房驻区之防御部署,并相机增援二十四师教导团对新营房南端敌军之攻击任务。”
    
    我接到这个以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叶挺署名发出的命令后,立即与二十四师教导团团长洽商连络计划。并于0时30分,秘密的完成了一切准备工作。秋初的深夜,晚风吹在身上有无限的凉意,我们为这一紧急任务所激动,热情像火一般的燃烧,个个磨拳擦掌,准备迎接这一场残酷的厮杀。
    
    我们驻地附近,驻有国军王均师的一个营,这一个营,就是我们奉命围攻将之缴械的对象。我们虽同驻在新营房兵舍,但各由不同大门进出,大门的方向,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操场中间隔了一道短墙;新营房的地区很大,每座兵房都有足够集合的广场。因此,我们与敌军的距离相隔只有一百公尺,而且有这一道短墙遮住了彼此的视线。我们在行动时极之谨慎,命令和指示都以耳语传达;集合时蹑手蹑脚,不准有过大声响;装子弹上刺刀也生暗中进行,恐怕给国军发觉而有所准备。
    
    8月1日晨2时,城内城外的枪声都响起来了。接着,连续的重机关枪,冲锋叫杀声,冲破了宁静的黑夜,激起了轩然的巨浪,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一”南昌暴动便开始了。
    
    我们农军所担任的任务:守备新营房及协助二十四师教导团解决新营房敌军的一个营。
    
    2时30分左右,负责冲锋的教导团一营,仅以两响驳壳手枪,便解决了敌军的卫兵,很快的就冲进了兵房,由于敌军营长事前毫无戒备,全营官兵都从梦中惊醒,吓得惊惶失措。我军一面控制了敌军的武器,一面命令敌军全部官兵到操场中集合,经过搜身检查,便一批一批的押送着进入我们所驻营房的操场。被俘的敌军官兵,垂头丧气,满面惊慌,有些惊恐至连衣服的钮扣都扣不上,在晨风中颤栗,他们的武器像木柴一般,一捆捆的有我们的战士兴高彩烈地协助着教导团士兵抬进营房。
    
    这时还不到4点钟,全面战斗尚未结束,不时还有疎疎落落的枪声传来,为了防备敌军的反攻,我率领的农军,专负责营房周围的警戒任务。
    
    天亮之后,市区已无枪声,我们这一个战斗单位所派出的人员,很快便和“总指挥部”(设于江西大旅店)及参谋团取得连络。他们接到报告后,非常高兴。因为在这次南昌暴动的整个战斗中,解决敌人最快,而自己并无伤亡的,只有教导团和我们这一个单位。9时左右,郊区的枪声也听不到了。驻在南昌城内外的国军部队,大部份已被缴械,一部份则突围向西北逃窜。“八一”这次南昌暴动便顺利成功了。
    
    上午11时,南昌全市已经解禁,只是交通要道仍布有哨岗。我特地到市区去巡视,整个南昌市面,冷冷清清的像一个死城,全市商店住宅都关门闭户,街上除了少数军人在巡逻之外,看不到一个老百姓。
    
    12时后,在小街中的几间小饭馆才敢开门营业。那些饿了一个上午的穷苦市民和苦力,陆续到饭馆吃饭,他们都显得很不自然,胆怯的神情溢于形表。也不敢向饭馆中的军人打探消息,更不知道夜来的战斗究竟是干什么的。
    
    下午2时左右,挑着蔬菜食物的农民,三三两两的入市了,这时,总政治部才派出宣传队沿街的拍着商店的铺门,叫商人开门做生意。南昌全市这才逐渐的复苏过来。好奇的市民们,来往街上,以欣赏戏剧似的心情,观看贴满了墙上的红绿标语;以惊奇的眼光围观“中国革命委员会”的安民布告。
    
    在这次暴动中,有一个好现象,就是从开始以迄终止,都没有乘机劫掠的事情发生。市面秩序,仍很安定。市民除了遭到战斗时炮火声的惊骇外,并没有其他的任何影响。一夜之间政权的变换,似是一场戏剧的演出。
    
    “八一”暴动因为事前极瑞秘密,没有一个工农民众预知其事,事后也没有召开过民众大会,告诉人民这次暴动的意义,以扩大政治宣传影响。连队也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政冶工作,军队中的初级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这次暴动的目的。至于市民则更不了解其中真相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当天正式宣布成立。以谭平山为主席,张国焘、林祖涵、李立三、周恩来、朱德、张曙时、郭沬若、彭湃、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等为委员,吴玉章为秘书长。参谋团主任周恩来,刘伯承为参谋长。内设: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国民党)、工农委员会:主任张国焘、财务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宣传委员会:主任恽代英、政冶保卫局:局长李立三、总政洽部:主任郭沬若。贺龙为前敌总指挥,叶挺为副总指挥。并公布政治主张:打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土地革命,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建立乡村工农政权。巩固革命阵线,保证人民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等等。
    
    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的政权名称及人事公布后,我觉得,国共既已分家,为什么还要国民党这块招牌?没有鲜明的旗帜,何以发动群众?
    
    邓演达等国民党员,事前既不在场,事后又未征得他们同意,现竟假借他们名义以作号召,似非革命政府所宜。同时,张发奎全体委员之中实际只有国民党员张曙时一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等国民党人,中共末征求他们同意,假借名义,以为号召,张发奎且已成为对立者。和我们已成对立,更不宜强将其人加入,这会给人一种自暴弱点的观感。这种种疑问和感想非我个人为然,当时一般同志都有同感。
    
    参加南昌暴动的军队,计有:第四军第十师师长蔡廷楷、第廿四师师长叶挺(有步兵三团,教导团一团)、廿五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辖第一师师长贺敬斋(两个团)、第二师师长陈志远(两个团)、第三师师长周逸群(一个团),另外新成立的第九军军长朱德(人数不足一个团),连同广东工农军560人,总共兵力约20,000多人。武器装备:约有步枪13,000枝,重机关枪四十挺(德造及俄造两种),八一迫击炮10门。在数量上不算少,但第十师蔡廷楷部不可靠,因为他是被迫参加的(后来由南昌出发当天,在江西进贤县就叛变了)。
    
    当时形势:北面有总指挥张发奎宣布进剿叛军,率部沿南浔向南昌进逼;西南方面有朱培德军在吉安、樟树镇集中,亦准备向南昌进攻;南京及武汉的国军亦可能很快的加入作战。似此情形,南昌实不能久据。下一步骤,至堪忧虑。我是中级干部,无权过问,亦无参加决策会议资格,惟有天天跑去找彭湃、贺昌(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委)、恽代英等查询消息。据他们说:贺龙及一部份同志主张集中兵力攻樟树镇、吉安,消灭朱培德军,再向湘东前进,与毛泽东、余洒度(湖南工农武装领导人)会合,占领湖南为根据地。但周恩来、彭湃、谭平山等却极力主张占据广东东江、潮州,伺机进取广州;因该地区既有极好的民众基础,又有汕头海口,可取得苏联的接济。现已决定向广东进军了。
    
    我又问他们:国共分家后,在武汉时期,党不是要与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去吗?而张发奎将军在汪精衞宣布国共和平分家后,不但不将我们党内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国民党驱逐出来的党员同志,他这种做法,显然有诚意和我们合作,党为什么不积极争取他,反而煽动他的部队造他的反?这不是孤立自己,多树敌人吗?然而他们给我的答复,只是长吁一叹,说道:“事成过去,不必再提了”。
    
    我想起在武汉时流行的那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现在看到对共产党最好的张发奎将军,竟首先蒙受其害,不禁令人唏嘘叹惜!
    
    8月3日,我们奉命在工农军内挑选五十名比较优秀的青年官兵,另行分配工作,其余缩编为教导团第二营,派张俊为营长(张是黄埔军校学生)。我改任本营政治指导员。这种变动,对我来说绝无问题,但官兵的情绪又受到一次打击。他们认为中共负责人不信任我们,只信任黄埔学生,尤其是有六位未分配工作的官佐,他们携着一枝步枪,仍跟随着营部行动,常常口出怨言:“革命?原来是革自己的命!”我化了很多时间向他们解释和开导,将这六个无职的官佐分配到征发队工作,才将这种怨忿的情绪安定下来。
    
    8月5日,我们奉命出发,开始向广东进军,次日到达抚州(临川)。休息了一天,我们这个刚改编的营队,又奉命再改编为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三营(第六团团长是黄埔生傅维钰)。我们这个营自南昌出发以来,一直都随着革命委员会行动,担任警卫工作。现在竟改编于二十军部队之下,二十军军纪败坏,它先我们征发队:隶属于政治部,行军时担任征集粮食供应部队工作。出发,沿途放泠枪、拉夫、捉牲口,闹得民众鸡犬不宁,纷纷逃避。自命是革命军的二十军竟如军阀部队一般,令人冷齿。而我们现在归它统辖,人人心内都不以为然。我们途经宜黄到广昌,驻扎一天,武汉政府所发出的国库券又不通用,士气更为低落。随之改发银洋,军队纪律才可维持,士气才较为振奋一点。
    
    由广昌出发前,本营张营长病倒了,因瑞金方面已获敌踪,要随时准备作战,师长便令张营长随军医院医治,命我代理他的营长之职,连指导员卓庆坚(广东大埔人,广州中山大学生)则代理营指导员职务。八月十四日由广昌出发的行军部署,分左右两个纵队向瑞金前进;左纵队贺龙的二十军及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经石城向瑞金前进。右纵队叶挺的十一军,经宁都向瑞金前进。我营仍随革命委员会行进,是晚到达良田附近宿营。15日到达石城宿营。十六日午后五时到达隆岗墟宿营。隆岗墟是一个小墟场,商店及民居不多,本营驻在隆岗墟南端一个疏落的松山上。官兵均无露营装备,幸逢天气晴朗,以雨衣油布铺在地上,枕着小包袱休息,下午7时,刚食过晚饭,奉到团部转来总指挥部的命令:
    
    (1)接报壬田市(瑞金北30华里)有国军第三师钱大钧部步兵一团,其前哨营在周家排向我方警戒。
    
    (2)本军以歼灭该敌而到达瑞金集中为目的,决照既定行军路线向瑞金前进。
    
    (3)该营(指我营)归朱军长指挥为前卫,于明日拂晓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进。
    
    (4)二十军为本队,在前卫后跟进。
    
    我接到命令之后,和刘副营长(湖南平江人,黄埔生)、指导员卓庆坚,研究明天备战行军计划,因为我们这个营,过去未参加过战斗;3个连长中,以黄埔军校出身的第九连唐连长,有作战经验,当即决定以该连为尖兵连,即召集各连长和指导员到我们这个露天营部来接受命令。当时天已入夜,月亮尚未出来,初秋的天气,在江西的山区里,晚上已有凉意,我们在松树下摆出五万份之一的地图,9个人围坐在地图的四周,将一支风灯挂在松树的枝桠上,灯光虽然微弱,幸有天上的星光增加了光线,尚可看清地图,我说明了敌情,沿途地形,本营任务,并计算由隆岗墟到周家排的路程是25里,周家排到壬田市5里,随即口授各连的行军命令:
    
    (l)第九连为尖兵连。
    
    (2)其余按营部、第八连、第七连之次序行进。
    
    (3)各连明天4时30分早餐完毕,五时在隆岗墟南端路侧场地集合,候命出发。
    
    (4)各连长回连后,须即督饬官兵检查枪弹,完成一切行军作战之准备。
    
    (5)出发前之集合,由本营值日之第七连王连长指挥。命令下达后,即由各连长复述命令。接着由卓指导员对各连长、指导员,说明三点注意事项:(A)我们的士兵全是农军,没有作战经验。但是这次任务是我们农军表现革命精神的机会,各指导员回去后,须立即对全体官兵说明这一意义,在政治工作上完成精神准备及胜利保证。(B)我营是担任行军前卫,行军要快,搜索敌情要快,战斗动作要快,方不延阻后续大军的行动。(C)动员全体党员同志,要求他们在行军作战时起领导作用。
    
    第九连指导员卓庆坚的话说完后,各连长和指导员便急急回连,进行他们的准备工作。那时皎洁的明月,已从东方的山上升起,照澈大地,月光、树影、景物怡人,清风徐来,令人心旷神怡。我和刘副营长,立在小山顶上欣赏了一番良夜美景,但因我们这个营担任初次前卫作战,心情颇感紧张,两人无意多耽搁时间,很快便回营就寝休息。
    
    17日晨5时,月亮仍挂在天空,,本营巳集合完毕,凉风习习,精神倍感爽快。我即予下达口述命令如下:
    
    (1)敌情如昨晚所示。
    
    (2)本营奉命为前卫。
    
    行军部署:第九连为尖兵连,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进。
    
    其余为本队,按营部、第八连、第七连之状序在尖兵连后二百码跟进。
    
    (3)本营大小行李由陈副官率领,随革命委员会之行李跟进。
    
    (4)行军时,我及指导员在尖兵连,副营长在营部率领前卫本队跟进。
    
    接着,唐连长又下达以下口述命令:
    
    (1)奉营长命,本连为尖兵连。
    
    (2)第一排为搜索排,即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进。
    
    此时朱德已来到我的集合地,我立即口令“立正”,转身向他致敬,并向他报告了本营官兵人数(350人),随即请他训话。
    
    他对全体官兵说:今天能有仗打,你们怕不怕?官兵一致回答:不怕。他接着说:你们高兴不高兴?官兵也一致回答:高兴。声震山谷。他说:好得很!时间已到,立即出发。
    
    尖兵连长已率搜索排先行出发了。
    
    我向他敬礼后,也立即率尖兵连出发。
    
    上午九时到达胡坡休息,并进自带干粮作午餐。唐连长报告:据由壬田来人称:壬田市、周家排均有国军,但没有防御工事。我据报后判断敌军无固守壬田决心,乃将情况以书面报告朱德。
    
    胡坡接近周家排的山脚,休息十五分钟后,即下令继续前进,但走了不到两里路,搜索队停止了,我即上前到搜索排,观察敌情,那时唐连长已派了两个便衣侦探组(每组3人)向前方搜索,我候了15分钟,仍不见报告,乃对唐连长说:你带着部队在此,以一班人占领右侧高地,注意前方情况,我带着我的传达邓松前往右前方之小高地侦察。我把军服脱下(内是便衣),卓指导员也要跟着去,他和传达兵亦除去军服,一同出发,前进了约300码,尚不见本营侦探(他们沿两翼山上搜索,忽视了大路),正感惊奇的时候,突然被埋伏在路边的国军一排包围,刺刀已指着我们的身上,无法抵抗,我们三人当堂被俘,押解到周家排敌军的前哨营部(约一里左右)。我清晰的记得,敌军的营部驻在一个山坡下的小庙内,庙后是个小树林。我们刚被押到庙门前时,我方的搜索队已和这个营的前哨部队发生接触,枪声连续的传到我们耳鼓里。
    
    从庙里跑出来的国军营长,听完了押解我们三个俘虏的排长报告后,怒容满脸,圆瞪双眼,用手向我们三个俘虏一指,对他的排长说:“将他们拖到后面通通枪毙!”
    
    “是!”那个排长答应一声。立即指挥着一个班长和几个士兵,将我们三人推向庙后去。
    
    那时候,我的血在沸腾!心在急跳,神经已有点麻木,但有一种求生的最后的感叹,不自觉的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唉!想唔到我呢条命今日死响呢处!”
    
    我说的是浓厚的家乡口音——广东话。
    
    那个营长听到我说的是广东话,忙叫道:“把那个高佬拖回来!”
    
    这一来,我的生命便从死神的魔掌中逃出来了。两个士兵将我推了回来,但我的指导员和传达兵仍给他们推往庙后。
    
    我被押回敌军营部,那营长大刺剌地坐在一张木椅上,亲自用广东话问:“你系边处人?做乜嘢职务,为乜嘢做共产党?”
    
    我听到他说话是广东南路人的口音,想到他为什么要将我拖回来。灵机一动,便编了一套谎言说:“官长!我系韶关人。响教导师当特务长。呢次听说部队要返广东,就跟住行。我唔系共产党,共产党系乜嘢我都唔知道。今日渠地要我到前面来睇情形,就俾你地部队捉住。为乜嘢事要将我枪毙?我自己都唔知!”
    
    我说的话用正广东口音,态度装得诚实天真的样子。那营长果然被我瞒过,吩咐士兵将我松了绑。就在这时,猛听得庙后边传来几声枪响,我的指导员和传达兵给枪毙了!正是生死殊途,心里有说不出的辛酸!
    
    那营长亲切地对我说:“我姓张,是南路人,曾驻过韶关,我的太太也是韶关人,你既然要返去,就跟住我地行啦”。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战斗枪声已越来越激烈,且越来越近,前线的战斗显然是国军失利,接着该营传达兵仓惶的跑回营部报告,共军已突破了前哨阵地。张营长从衣袋里拿了3块银元给我,叫我随同营部的行李和伙夫先行退往壬田市。他要立即到前方指挥,我如获大赦,内心有无限的喜悦!但外表上仍力持镇静,离开了那个“生死场”。
    
    由周家排至壬田市,沿途都是山地,林深草密。行李和伙食担的行列由一位副官率领。他们对我并不十分注意,在行进中,我心里正盘算着逃脱的办法,沿途密察地形,走了不到30码,转了个弯,路的左方一片陡坡,有百尺以上深的山坑。我于是选择了一处有草丛的地方,就地一滚,滑落山坑,迅即躲入草丛中匍伏着;押行李的副官胡乱的向山坑放了两枪,便匆匆的带着行列走了。
    
     
    
     
    
    我从草丛中看到他们的行列,走过山坳,便站起身来。衣服被荆棘割烂了,手脚和面部也受刺伤。忘记了痛楚与疲劳,辨明了方向,沿着山坑跑回自己的部队。
    
    同志们见我生还,非常高兴。朱德正在前卫指挥,激动地握住我的手,好半天才说:“龚同志,你真有本领!搜索排的报告,他们在山上见你和两个同志被敌军俘虏。我们都以为你已牺牲了”。
    
    我简单的将我脱险的经过告诉他,即继续指挥部队作战,朱德命我营从右侧山地向敌军左侧攻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我的前卫部队配合本队的二十军的一部,以强大的压力占领了壬田市,消灭敌军两营以上的兵力。嗣后,第二十军的一个师,连续追击向瑞金溃退的敌军。本营奉命在壬田市宿营,当天晚上归还建制。这次战斗,本营损失了两枝驳壳,牺牲一官一兵,伤士兵六人,缴获了敌方四十八支步枪,一枝驳壳手枪。
    
    第二天,张营长已病愈回营,我依旧回复到政治指导员的岗位,继续向瑞金前进。是日,到达瑞金宿营,我们积极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1927年8月18日,我大军云集瑞金附近,下午8时我与张营长同到本团团部接受命令,傅维钰团长对我们说明敌情及我军作战计划,要点如下:
    
    (一)敌情:
    
    A、会昌(瑞金南90华里)有敌军钱大钧全部,其中一个团驻于武阳围对我方警戒,主力集结在会昌城附近,会昌北5里之五里排山地,构筑有野战工事。
    
    B、筠门岭(会昌南90华里)有广西军黄绍雄一个师。
    
    C、会昌之东、西、北三面无敌军。
    
    (二)本军作战计划:以迅速歼灭会昌敌军为目的。进攻部署如下:
    
    A、十一军廿四师为右纵队,副总指挥叶挺指挥,明(19)日由现驻地出发,经西江市、大西坝渡过会昌河,向会昌县城西南面攻击。
    
    B、第二十军第三师(五六两团)及教导团由第三师师长周逸群指挥,明(19)日由现驻地出发,以第五团首先驱逐武阳围敌军警戒部队,占领武阳围,谢坊之线宿营,准备廿日拂晓向会昌五里排敌军阵地进攻。
    
    C、第二十军一、二两军为总预备队,由总指挥贺龙直接指挥。
    
    (三)本团任务:
    
    本团明(19)日上午五时出发,随第五团跟进,于第五团驱逐武阳围之敌军后,进占谢坊宿营,并向会昌方面警戒。本团行军时按团部第三营、第二营、第一营之次序行进。
    
    我们接受了命令,研究了会昌县城附近地形后,即携带笔记命令及会昌附近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于晚上十时回到营部,立即命令各连,准备明晨六时集合出发。
    
    19日下午3时,本师第五团已将武阳围敌军驱逐向会昌退却,本营随团部进驻谢坊。当晚奉命于明(20)日上午1时出发,本营为前卫向会昌搜索前进,于到达距会昌约8里之小山岗下,距五里排约1,500码,以一个连占领小山岗,掩护本团集结,团长到达后,即决定攻击部署如下:
    
    第三营(本管)向五里排塔山进攻,占领塔山后,固守待命。
    
    第二营沿通会昌大路前进,攻击五里排塔山以西地区。
    
    第一营为预备队,暂在现地待命。
    
    我团之左翼有教导团进攻青山东瑞一带高地与本团同时并进。
    
    本营奉命后即全部向五里排开进。到达青山脚时已近拂晓,我左翼教导团方面已开始接触,我营立即展开;张营长率一个连在右,我率两个连在左,迅速爬山接近敌人,当我们到达青山半小时,敌军即向我军射击,我军以一个连向敌青山阵地攻击前进,约30分钟的时间已占领青山一带高地。
    
    那时天已大明,发现山地连绵,地形复杂,小树遍山,敌军主要阵地沿塔山北端一带高地至东端之最高山地布防,与我阵地相距约300码,当时我左翼教导团已开始在激烈战斗中,我与张营长已在青山高地会合,立即集结部队,以两连向敌阵地正面(约200码)中央突击,当时因张营长病愈不久,精神欠佳(他在石城染病,至瑞金才归队),我请他率一个连在青山掩护,我奉领左翼一个连攻击前进,当我们越过一个约40码的窝地时,受敌方侧防机枪猛烈扫射,我左翼排有三人受伤,但我们很快的接近敌人阵地,同时张营长亦以步枪火力向敌机枪阵地密集射击(本营无机枪)掩护我们两个连向敌冲锋,至距敌阵地约30码时,即以手榴弹投入敌方野战工事,旋即占领该阵地,同时迅即向左翼扩张战势,敌方重机连被迫退回塔山。8时左右,我们正拟向塔山攻击(塔山敌阵地与我军所占阵地距离约150码),敌方会昌的增援部队约一个团向我左翼教导团反攻,张营长立即率领一个连投入战斗,向敌方右翼攻击。当时左翼之教导团被迫退至我们阵地左后方约1,000码的一个山地中,继续抵抗。敌军一部继续向该团攻击,另一部向我阵地左翼进攻,是时我营阵地已三面受敌,形势紧急,立即固守原阵地,与敌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
    
    9时40分,我右脚踝受伤,经包扎后,继续作战。十时,我营唐连长阵亡。由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敌我双方争夺这个主阵地,进退凡四次。11时本团第一营一度加入战斗约2小时,但当敌军反攻时即退下。
    
    是时双方都伤亡惨重,我手下的官兵已不够60人,且阵地突出,唯有固守待援。
    
    2时后,战斗即成胶着状态。
    
    3时会昌城西南方枪声大作,我廿四师已开始进攻,我第一师亦已加入正面作战,五里排敌军正向后撤退,我营配合第一师猛烈追击,直追会昌石桥,敌军伤亡无数,河水为赤!一部末及撤退的敌军缴械投降。4时左右,本营已过桥进入会昌城郊,廿四师一部已占领会昌县城,主力仍向敌军进击。
    
    是役本营官兵328人参加作战,当晚集合时,仅剩得官兵82人。翌晨返来归队士兵52人,总计本营伤亡失踪官兵有194人,缴获步枪40余枝,重机枪2挺;俘虏军60余人。
    
    21日,我们奉令调回瑞金休息,我因脚伤不能行动,随营疗治。
    
    在瑞金疗伤时,恽代英、贺昌等常来看我,有一天,他们告诉我:22日廿四师及二十军在会昌以南击溃黄绍雄师,战斗激烈,黄师现已溃不成军,向广东浔邬方面退却,我军已停止追击,准备调回瑞金集中,拟迂道汀洲、上杭赴潮汕东江。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趁此时机乘胜追击,经浔邬、平远入梅县、兴宁进占惠阳,相机乘广州空虚,进攻广州?反而迂道汀洲入粤,予敌有充份时问与空间调集兵力,选择战场来迎击我们,岂不是坐失良机,费时失事吗?
    
    他们笑道:你的意见已有人提过了,但周恩来等极力反对,他们认为伤兵太多,运输困难,且兴梅一带无群众基础,故决定下潮州,进占海陆丰及沿海一带地区,然后再相机进取广州,一则此地区有群众基础,二则从汕头海口可取得苏联援助,所冒风险较少。
    
    我听了之后啼笑皆非,深深觉得我们党中央这一班领导人物,缺乏军事常识,令人失望。
    
    我们一营在瑞金休息期间,革委会将属于财政委员会的监护连补充于我营,并改编为警卫营。
    
    9月8日我们由瑞金出发,次日到达长汀,休息一天后,即分水陆两路经上杭、峯市入广东大埔。22日占领潮安,24日占领汕头。廿四师及教导团(缺一营)向揭阳进发,二十军由潮安直取丰顺,廿五师留驻在三河坝,第九军及教导团之一个营,则由朱德指挥驻昭隍对梅县方面警戒。
    
    至此,整个潮州地区已在我们控制之下。
    
    我们抵达汕头后,革委会即将所有直属部队整编为两个营,连同我们一个营编为警卫团,担任维护潮汕铁路,护送由汕头开赴揭阳之军用船只及警卫汕头市等任务。
    
    29日下午1时,革委会高级人员正在汕头市嘉应州会馆开会,我当时正在指挥警卫事宜,突闻市内枪声卜卜,我立即命警卫部队加强警戒,做好固守会馆的一切措施之后,循枪声响处跑去,发现敌军百余人正向汕头市公安局进攻,另有百余人正向嘉应会馆前进,与我团一连展开激战,我立即指挥该连向敌军反攻,敌军见我方早有戒备,即向海边退却,此时我另一个连已闻声赶至,加入作战,向敌跟踪追击,敌军败退到海岸,迅即登上飞鸢舰驶出海中,该舰亦于4时许徐徐驶离汕头海港。
    
    是役我方伤亡士兵5人,政治保卫局警卫连死1人,敌方伤亡10余人,被俘5人。一场意外战斗,幸而迅即解决,一班领导人物亦化惊为喜。
    
    广东李济琛得知我军于击溃黄绍雄师后,不跟踪追击,绕过福建汀洲、上杭入粤,已判断我军有夺取潮汕,进窥广州的企图。他命黄绍雄师集中于梅县、松口监视我军行动外,并立即调集原驻于西北江的徐景唐旅进驻揭阳县属汤坑山岳地带,构筑强固阵地,以监视我潮汕军动向,另一部即进驻陆丰县城,部署了对潮汕大包围的形势。
    
    我军叶挺廿四师进驻揭阳城后,侦悉粤军在汤坑据险固守情况,于30日开始向粤军阵地猛攻,连续三昼夜,虽略有进展,但未能将主阵地攻下,待二十军用丰顺加入作战时,薛岳新编第一师又加入粤军作战,至10月3日战斗最烈,卒被粤军居高临下反攻而溃败下来。
    
    3日下午得汤坑战败消息,汕头革委会立即下令向海陆丰撤退,我率领一个营随同革委会乘轮出海至峡山附近,于拂晓时登陆,行至流砂市已中午2时,休息进餐。是时,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部队,亦陆续经过流砂向西南海陆丰方面退却,秩序非常混乱。革委会各首长即在流砂西南端的小教堂聚集,交换意见。下午4时后即陆续跟着向陆丰进发,我率一营掩护他们跟进,但当离开流砂约3里左右即闻枪声四起,子弹由前方山地射来,立即率队跑步前进,见各首长均混集在小村中,谭平山、周恩来、叶挺、彭湃等都聚在一起。我立即跑上,去问前方情况及请示行动,叶挺对我说:“前面山地一定是粤军追击部队,企图截断我们向海陆丰的前进道路,我现在仅有一个不健全的营,正向山地之敌军攻击,你们来得正好,请即派一部协同攻击,务必占领前面大路两侧高地,掩护我们全部通过”。我正想率部前进,他们又阻止我,命我亲率一个连掩护革委会人员,派两连增援前方作战。我当即派刘副营长率领两个连迅速沿蔗林接近山脚,向大路两翼突击,并注意与前方廿四师的一个营连络,占领两翼高地后,迅速报告。
    
    时间很快到了黄昏,那时各首长已有一部份由彭湃派当地农民同志引导离开部队出走,谭平山、张国焘、叶挺、彭湃等亦分别离去。
    
    前面高地已无枪声,仅右侧方面约千码以外仍有疏落枪声向我方射击。我立即报告周恩来,请他迅速行动,越过前面山坳。
    
    我们慎重沉着地掩护各高级人员通过这危险地区时,所有行李辎重尽皆抛弃、情形非常狼狈。参谋团主任周恩来正在病中,原先他是坐担架的,在战斗激烈、情形混乱时,抬担架民夫竟乘机跑了。只由他的随从掺扶着,在小沟中喘息艰难地走着,在深秋的夜里,海风凄厉,寒气袭人,他的病更为加重,发着高热,不断呻吟。我们的部队,在茫茫的田野里,摸索行进,部队的建制此时已完全散乱,掉队的人很多。村庄的碉楼,又时时向我们射击,有些同志便在黑夜的冷枪中无声的倒下了。
    
    第二天早晨到达了甲子港,跟随部队的高级人员分批陆续由甲子港雇船逃往香港。只有带病的周恩来同志随我们的队伍继续进发。
    
    到达另—个小镇宿营时,周恩来的病已沉重到不能再继续随部队行动,只好单独雇船赴香港治疗。临走时他吩咐我:剩下的党政军各机关干部100多人和20多个士兵,要我和周其鉴负责率领,开赴陆丰的金厢镇,将武器交与当地区农会,然后觅船赴香港再行联络。
    
    赴金厢途中我们多次改换便衣,将步枪交与地方农会,只携带驳壳手枪30余支自卫,可恨天不造美,下着倾盆大雨,将我们的衣服都淋湿了。
    
    午后4时抵达何村村外,带路同志先行入村与当地党支部书记接洽,不料该村农民百余人竟蜂涌而来,想强抢我们的手枪和随身财物。当时我若命令开枪抵抗,势必发生流血惨剧;但为自卫计,乃命令所有带武器的同志集合,并即就地散开,以防万一;同时揪住那个地方负责同志,叫他着农民退后五十码,否则造成不幸事件,须由他负完全责任。在这样应急处置下,各农民才退后数十步。结果送了三枝手枪给当地农会,农民始肯散去。
    
    我们见情势不利,无法逗留,时间虽近黄昏,只得仍冒雨继续向金厢前进。
    
    傍晚时到达一小村庄,当地党同志出来和我们接洽,代为布置宿营,替我们买米买菜,吃过晚饭,突然发觉连指导员宋华失踪,立即派人四处找寻,原来他被人捆绑在隔邻的楼上,手枪也被抢去了。我即派队将他救回,并集中宿营,严密戒备,幸而这一晚没有再发生意外。
    
    次日到达金厢,由当地农会同志招待,集中住宿在区农会内。
    
    金厢是海边一个小镇,人烟稠密,农会及党的组织均较健全。但我们这一群落难的“贺叶军”,若单独的散步到僻静的街道,随时可被当地农民抢光身上的财物。如果说这一带是土匪巢穴,但市面秩序又很安静;如说不是土匪窝,却为什么我们的同志常被抢劫?连区农会同志也无法保护。
    
    我们就这些问题询问当地党负责同志,据说:这样的抢劫是农民专为对付我们而来的。因为谣传我们每人身上都有手枪,还有很多银洋,而且百分之九十是外省人。于是,农民们便从你们身上起了“剁肥猪”的念头,公开抢劫也不以为耻。事实证明党对该地区的农民工作做得不够。在这样的民众基础上要想建立革命根据地,那有不失败的道理。
    
    我们在金厢住了3天,获悉:“第二十军一、二两师在陆丰被粤军缴械,贺龙被俘(后被广东国军将领将他释放逃往香港),师长以下官兵全部投降”。听到这些消息,我们再不能久留,只有依照周恩来临行前的指示,将所有枪械交给区农协会,雇了两艘帆船开赴香港。
    
    由金厢乘帆船来到香港,在筲箕湾的海边登陆,准备在香港与中共人员连络,设法安顿。我们都衣衫不整,精神疲惫,一望而知是刚从潮汕战败逃亡来港的官兵。
    
    上了岸走到太古船坞附近,香港警暑的大队警探便开来了。只有周其鉴一人见势头不好,一熘咽搭上电车逃脱;我和其他的120多个同志全部被捕,在维多利亚监狱监禁了二天,监房很清洁,地上是地板,我们七个人住在一间囚房内,饱经苦楚的我们,虽睡在地板上,亦觉得很舒服。每天两餐囚粮,每餐每人有一大碗白饭,还有足够的豆芽及小咸鱼作菜。
    
    第三天晚上,我们便被港方当局用囚车送上港穗轮船,引渡到广州。
    
    广州公安局对这批引渡归来的逃亡者非常重视,他们认为其中必定有中共的高级人员在内。那时张发奎军已入驻广州,公安局长朱晖日原是张发奎部十一军的军长,亲自主持审讯,将我们押到公安局裁判庭外的走廊上,一个个加以严格的讯问。我心里暗暗着急:“完了!这次必定凶多吉少”。想到这里,生存的信心已经动摇。心里有点冷冰冰的感觉。想起了家,想起了年老的母亲,更加觉得难过。唯一的愿望,是能逃过审讯者的侦讯。如果我最后才轮到审讯,就比较容易应付了。于是我缓缓地从人丛中熘到后面冷僻的角落里。
    
    由于人数太多,经过的时间太长,朱晖日审讯了一百人左右,便由副局长黄启光接替审讯。我喜出望外,化名林福川,诡称是教导师的准尉司书。恰好连日劳顿,我的形容枯藁,时值深夜,审讯者也打不起精神,被我瞒过了真实身份,编入从犯之列。而另外有几位总政治部的同志,在严格审讯下,却给查出了身份,全给秘密处决了。我们被监禁了五天,在最后一天的清晨,每人一只手臂给连贯缚了,在大队警察押送下,解至观音山的工兵团,仍然受禁闭。
    
    7天之后,该团团长萧祖强向我们训话。我们十个人被拨入第九连当二等列兵。在上操时,该连连长见我术科不错,马上升我为第八班班长。他对我说:“你好好的干吧,第三排的排长空缺还没有适当人选,你们是铁军干部,我准备向团长报告,保你在最近升为排长”。
    
    我听了非常高兴,有逃跑的机会了。因为列兵非经连长批准,不能离开部队在外行动。
    
    当时广州中共党方派人四处打探我的下落。有几次调查人员找到第九连,查问有没有龚楚这个人,我听了也不便承认,深恐身份暴露,影响安全。因之,以后的广州暴动,我便没有参加。
    
    一天早上,轮到我当值日采买班长,在特务长处领了全连士兵的伙食钱,带了两个炊事兵到东山买米买菜。东西买好了,我将剩下的几角钱给炊事兵,让他们欢天喜地的去喝茶。我趁此时间,一熘烟由东山逃到惠爱西路,走到西门一个表亲家中换了便服,拿了五块钱作路费,乘搭早班的火车北上,于11月上旬潜返乐昌故乡。
    
    我很快便和中共北江特委书记卢克平取得连络。不久又闻广州暴动已经失败,中国革命无疑已进入低潮,正是中共所称“广州暴动是这一阶段革命退兵的一战”的时期。短时间内我只得潜伏在北江,昼伏夜出,经常在夜间步行百里往返长栘村至韶关黎市,与北江特委卢克平商讨党务的恢复与组织的建立。并将我的行踪报告省委。
    
    从卢克平的谈话中,使我约略明白这几个月来的整个革命形势。当叶贺军潮汕失败后,中共党军政首要陆续逃往香港者,有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吴玉章、郭沫若、徐特立、周恩来、贺昌诸氏,这是我已知道的,接着听说叶挺、贺龙亦先后逃抵香港。当时中共中央党部已秘密设于上海。这批逃抵香港的中共首要,抵港后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连络,但香港不是他们久居的地方,他们都陆续回到上海党中央。而谭平山则因潮汕失败有责,畏惧处分,仍潜留香港。李立三、恽代英、叶挺三人,则散处在海陆丰地区之叶挺部,正由彭湃收容指挥,以图再举,因此暂留香港,协同广东省委设法连络指挥。其余人员均赴上海中央集中。
    
    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八七紧急会议清算了陈独秀后即由他继任)召开了一次潮汕失败检讨会议,并于10月24日“为叶贺军的失败”发出通告。
    
    南昌暴动是国共分家后,中共一次军事冒险行动,这次军事冒险的行动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所策划。当时估计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所能控制的军队计有:
    
    (一)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范孟声一个团,及该师内各级军官有50个左右的党员所能领导的部队,总计约有4,000人。
    
    (二)第十一军廿四师叶挺部4个团,及师直属队约11,000人。
    
    (三)第十一军廿五师七十三团周士第全团约2,500人。
    
    (四)第二十军贺龙部五个团约12,000人。
    
    (五)湖北警备团约2,000人。
    
    (六)第三军教导团朱德部约1,000人。
    
    (七)广东农军600人。
    
    (八)第二方面军内有共产党员的部队约可动员5,000人。
    
    总共预定有兵力约38,000余人。
    
    可是因动员工作欠缺计划,如湖北警备团赶不上参加,第二方面军其他干部亦赶不上,以至实际参加南昌暴动者不足30,000人。
    
    6月5日由南昌出发向广东前进当天,蔡廷楷叛变,该师的中共党员和团长范孟声等30人被杀,另外有几十人不知去向,第十师的实力全部丧失了,尚有总兵力约在24,000人左右。
    
    这支军队,若能善为运用,特别是能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官兵政治觉悟,以当时广东的军事情形,是有夺取广东为革命根据地的可能的。可是由于领导阶层的负责同志,既不意注政洽工作,又缺乏战略战术修养,以至一败涂地,实非偶然。
    
    叶贺军失败,并非偶然。但当时中共的高级政治人才不少,军事人才有刘伯承,及素以勇敢善战出名的叶挺,中上级干部又有不少能战之士,为什么失败?唯一可想象的原因就是:周恩来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及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主席的地位,把持决策,致贻误戎机。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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