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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下台后 拒绝与邓小平打桥牌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2月19日 转载)
    来源:《炎黄春秋》
    
    
胡耀邦下台后 拒绝与邓小平打桥牌

    1984年6月,胡耀邦与邓小平等在“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邀请赛上切磋技艺
    
    胡耀邦去世前的最后一段日子,是在思想极度郁闷的状态下度过的。一是对“生活会”上的许多不实之词和无理责难,感到不公平、不公正。二是对当时的时局感到忧心忡忡,政治、经济形势严峻,社会动荡,人心不稳。三是先后得了两场病,身体衰弱,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体重不断下降。而更为苦恼的是,虽然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却不给他任何实际工作。凡是比较了解胡耀邦的人都知道,他是以工作为生命的,只要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情,他的生命之花就会绽放,什么思想的苦恼、身体的病痛都会抛到九霄云外。而一旦失去了工作,他的生命之花就将枯萎、凋谢。同时,胡耀邦又是一个历史感、时代感、责任感、使命感很强的人,他无时无刻不在忧国忧民,他的脑子几乎永不停顿地思考着各种为国为民、利国利民的问题。现在心还在跳动,脑子也没有停歇,思想的闸门无法关闭,可话不能说,意不能达,教他怎么不憋闷?
    
    工作就是生命不善排遣愁闲
    
    为了排遣这种郁闷和愁闲,他每天除了读读书、看看文件、写写字、会会客之外,就是打桥牌。自从在长沙生了一场大病,到南宁后就很少出去参观、游览。一般是上午读书、看文件,下午玩牌。耀邦是个最不善于排遣烦闷的人。他没有多少业余爱好,基本上不看戏、看电影,看电影就看一些科教片,为的是了解科技发展成果,增加科技知识。对戏曲也只是翻阅一些著名的剧本,以吸取其中精彩的情节、典故和文词,用来生动地说明某些现实问题。他偶尔也逛逛商店,目的是了解市场情况,但从不买东西,因为他根本不会用钱。他的全部工资和全部家用一直都是由勤务员管理,自己从未花过一分钱,也不认识人民币。记得在“文革”期间,秘书、警卫员都撤销了,我去看他(刚“解放”回北京),他从街上回来,买了一包米花糖,像小孩似的天真地笑着对我说,我买了一包芝麻糖,你尝尝。他把米花糖当成了芝麻糖,还为自己会买东西感到有些得意。大约是1958年,我曾陪他逛过一次王府井,他饶有兴趣地一个商店一个商店参观,回来后还对我说,逛逛市场,看看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也是一件令人开心和高兴的事。这说明他不是不喜欢逛市场,而是没有那么多闲暇的时间。他偶尔也去划划船,那是在完成一件满意的任务之后,他要高兴高兴。他对划船也是很有兴致的,但他没有那么多的空闲,他不愿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他有读不完的书,看不完的文件,思考不完的问题,还要走遍全国所有的县,作调查研究。
    
    正因为耀邦几乎把全部生活都关注在工作和事业上,他没有多少儿女情长,也无暇顾及天伦之乐。他的老母亲同他住在前后院,有时颤巍巍地从前院走到后面他的屋子(办公室、书房兼卧室),想和他说说话,他总是很快就把她打发走。耀邦对老母亲很有感情,“文革”他被关在“牛棚”时,老母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回家后痛心疾首,大哭不已。他夫人李昭,一直担任北京市纺织局的领导,工作忙,任务重,平常吃住都在机关,一般每周只回家两次,而且是头天晚上回来,第二天一早就走。他俩在战争年代就是聚少离多。“文革”期间,耀邦关“牛棚”、下“干校”,李昭受审查,更是彼此隔绝,不能相顾。几个孩子一直由外婆(李昭的母亲)照顾。耀邦根本无暇顾及他们。只是在“文革”他赋闲在家时,正好喜添孙女,才难得有空抱抱孙女,同孙女亲热亲热、逗逗乐,以消除愁闷,享受这不易的天伦之乐。粉碎“四人帮”他复出之后,就又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特别是担任党中央主席和总书记后,更是夙夜匪懈,宵衣旰食,住在中南海勤政殿,很少回家。正是由于这种长期的工作、生活习惯,在当他受到挫折、打击和伤害后,不愿意也不习惯把痛苦同家人倾吐,愁苦不易抒发,郁闷难以释放。胡耀邦又是个极其率真的人,他耿直、善良、厚道,胸无城府,没有心计,不懂韬晦,不会权变,常常是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不加掩饰。正因如此,他难于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不善于在逆境中保护和调整自己。这显示了他光明磊落、宁折不弯的伟大人格,但也酿成了他皎皎易污、桡桡易折的人生悲剧。
    
    打桥牌见性格
    
    如果说耀邦有什么业余爱好的话,那就是打桥牌。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经常陪邓小平打桥牌。据说他们谁输了,还要在脸上挂纸条,甚至钻桌子。我在他那里工作时,出差在火车上、工作任务完成后,只要有条件(必须四个人),就要打桥牌。1958年在江西瑞金召开共青团四省百县会议,会议结束那天,我们连夜赶写通讯报道,准备第二天见报。那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都很高兴。通讯稿写好后,已过半夜。耀邦和我们都感到了完成任务后的轻松。这时他不是去睡觉,而是提议打桥牌,直打到天亮。吃完早饭后,就驱车奔赴南昌,然后坐在车上睡觉。我曾多次陪他打过桥牌。“文革”后期,他“解放”后,赋闲在家时,生病在305医院住院时;从总书记岗位下来后,1987年在天津休养时;1988年在长沙休养时;1989年在南宁休养时;从南宁回到北京后,也还不时打电话找我去家里打牌。他的二儿媳王杨子也会打桥牌,在北京常是杨子和他的兄弟,我和耀邦四人对阵。他性子较急,一副牌没打好或输了,他就着急。这时只有杨子能据情据理说服和宽慰他。
    
    在天津时,他把团中央几个会打桥牌的同志轮流找去,与他做搭档,同天津市桥牌协会的同志打牌。人家是专业牌手,我们当然打不过他们,他输了就着急。后来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冯若赐怕他老输急坏了身子,就事先做好一些牌,因此他在同冯若赐搭档时就赢得多些。可他不知道,还高兴地对周围的人说,冯若赐的牌打得比较好。在南宁,由自治区桥协主席何忌陪他打牌。何忌是个老同志,在延安时期就担任建委主任,延安大礼堂就是他负责修建的。建国后在广西长期担任建委主任,离休后任桥协主席。这位老同志虽然已届耄耋之年,但思想比较活跃,观念比较开放,他对耀邦十分敬佩。2007年他出了本诗文集,其中收入了一篇短文,说毛泽东想学唐宗宋祖,但却没有唐宗宋祖的气度;胡耀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被当局发现,责令他把文集收回。最终还是将这篇短文撤去,才让重新发行。
    
    耀邦在任总书记期间,他的桥牌搭档主要是聂卫平。他曾对我说,聂的牌打得很好,记忆力也很强。中央领导人打牌,在叫完牌坐庄时,都要交换看对方的牌。有时由耀邦坐庄,聂看一眼他的牌后就全记住了,然后在关键处由聂指点他打牌。耀邦说自己叫牌比较好,聂坐庄打牌比他强。另外他还赞赏聂的为人。他下台后,不想连累别人,也不找聂打牌了,但聂还照常来看他,耀邦很感谢,但要他不要再来了。聂说没什么,我们不就是打桥牌的关系吗?
    
    在长沙和南宁时,耀邦一般每天上午看文件,下午或晚上打桥牌。电视节目除看新闻外,主要看体育频道,特别爱看足球比赛。记得当时正在举行世界杯足球赛,他几乎天天要看。这就不由使我想起1957年在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苏联共青团请他去观看由苏联和另一国举行的足球决赛,还没看完他就不耐烦,提前退场。苏陪同人员无可奈何,但在回住所的路上,汽车里一直广播着比赛实况,当听到苏联队最后取得胜利时,车队停了下来,所有苏联陪同人员都下车互相热烈拥抱庆贺。当时我们看了还难以理解,觉得有些好笑。可现在耀邦自己也变成了足球迷。其实这就是他的性格,他是一个特别争强好胜、不愿服输的人,因此很欣赏竞技运动,而且就是要赢,不能输。他爱好打桥牌,有时也打打麻将,下下象棋。谁跟他下棋,他要不赢是绝不罢休的。1958年武昌会议和1959年上海会议期间,休息时,他和陶铸等几位领导同志就在一起打麻将,并都不服输,每次打牌结束,胜负成绩,都要留下“纪要”。他打桥牌也是不取胜不甘心,因此有时就难免急躁冒进。在长沙有一副牌,成功作成了小满贯,他高兴得像个小孩一样,可实际这是一副冒叫的牌。有人说,冒险后得到的胜利,才是最令人难忘的。
    
    在他担任总书记期间,中国桥协每年年终都举行一次中央一些领导人参加的“运筹和健康”桥牌赛,小平同志和他每年都参加,而且轮流名列冠军。就在他下台前的年终那次桥牌赛,他对自己即将被免职下台的前途和命运竟毫不知觉,还兴高采烈地对周围的人说,今年该是我的冠军了吧!就在这次桥牌赛后不久,中央召开了批评他的“生活会”,他被迫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
    
    “生活会”之后,小平同志还曾找他去打桥牌。头一次他不好拒绝,但可想而知,那时他同小平打牌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滋味。后来小平再找他时,他就托词推谢了。
    

最后墨宝抒发心声
    
    除了打桥牌,那段时间,他就是作诗和写字。1988年他写了不少诗,主要是题赠知交故旧、亲朋好友的。他的诗立意新,格调高,有韵味,但请教专家,说不合格律,因此后来也就不写了。写字是他休息的一种方式。在南宁,小客厅里就设有一张案桌,上面铺着宣纸,摆着毛笔、砚台和墨汁,准备他随时挥毫写字。
    
    1989年3月12日,也就是离开南宁回北京的头一天,我正在西园饭店房间编审《刘少奇研究论文集》的稿子,齐东然参谋忽然来叫我,说有事情,要我马上到耀邦同志那里去。我跑过去一看,屋子里围着许多人,原来是西园饭店的经理正在请耀邦为饭店写几个字。本来,耀邦已谢绝给任何人题字。他对一些老同志、老干部、很亲近的朋友知交要求写字,甚至有的同志把宣纸送来了,他都很风趣地说:等二十年以后我再给你写,现在我的字写得不好。但对西园饭店的职工他无法拒绝,他曾几次住在这里,同他们朝夕相处。他是为了感谢他们,为了感谢西园饭店上上下下为他服务、和他相处了几个月的普普通通的人们。耀邦铺开了宣纸,手握毛笔,正在征求大家写几个什么字,大家都一下想不出好词来,就来找我。可我因为没有思想准备,一下也无言以对,同时觉得耀邦写的话,过于俗套和一般化也不行。我想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当时就被自己否定了。经过几分钟的沉默,最后还是按齐参谋的意见写了“第一流服务”几个字。当时,我真觉得自己怎么那么不中用,平常还有那么点“才思敏捷”的味道,这当着众人竟瞠目结舌了。后来忽然想到“宾至如归”几个字,觉得是否比“第一流服务”好一点,但现在想起来也不一定。
    
    这时,耀邦写字的意兴正浓,他要勤务员小杜再拿宣纸,说我再写两幅。接着他就写了两首诗。一首是唐诗,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另一首是他赠萧克将军的诗:“寂寞沙场百战身,青史盛传李广名。夜读将军罗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第一首他未落款,写完第二首,我请他落了款,并写上己巳年春,还是专门到日历上查的。第一首上的“度”字,我说缺了一点,他又重写了一遍。我当时觉得这两幅字写得都很好,他自己也满意。我感觉到他想把这两幅字送给我,因为前不久在长沙时,我曾经请耀邦为我写几个字,他也答应过,说等我的字练好些再给你写。于是,我就大胆提出想要这两幅字,他笑着说,你看着好就拿去作纪念吧。
    
    当时,他兴致很好,西苑饭店的一位服务员把耀邦留下的一套广西画册拿了来,大致有四五十本,请他签名。他一本一本都给签上了。我对那位服务员开玩笑说:你这次是大丰收了。这位服务员说:我要作为永久的纪念。
    
    在前一天,区党委钟家佐秘书长拿来一个签字簿,请耀邦题字。他对我说:我本来是不给人题词的,人家拿了本子来,在本子上写几个字和写条幅还不一样,而且听说钟的字写得也不错,我给他写了老子的一句话,你看怎么样?于是,我们俩走到隔壁的书桌上,打开题字簿,看见上面写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录老子语应钟家佐同志。胡耀邦一九八九年三月”。
    
    我觉得字写得很好,但对题词的内容一时还不理解。他说:回头你们把这个本子交给钟。下来后,我琢磨耀邦写的老子这句话,越想越觉得意味深长。
    
    胡耀邦是“以身许国”的人,他曾题写林则徐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以明志。从被迫辞职前后到突发心脏病去世,即使身处逆境,他也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一心一意关注国家的兴衰,人民的祸福,改革的成败。其天真无邪,几乎达到不近情理的程度,令人感叹不已。
    
    十三大前,邓小平找他谈老人退休安排,他对自己不再担任总书记,毫不介意,并对邓小平、陈云等老人退下来,感到由衷高兴,认为这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好事。
    
    准备十三大,人事安排和体制改革,不让他插手,他也毫不介意,仍尽心竭力为抓好落实六中全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决议、考虑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处理好学生闹事而日夜操劳。
    
    当赵紫阳得知邓小平对他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很有意见,劝他找邓作个交代,他坦然应对,并不在乎。
    
    在外面传出一些对他不利的言论,胡启立把这些传言告诉他时,他不仅不以为然,还批评了胡启立。
    
    他在中央“生活会”上被迫作检讨时,为了保护为改革开放立下汗马功劳的大批干部,宁可自己受委屈,大包大揽,承担了不应有的“罪责”。
    
    对在“生活会”上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指责和批评,他希望中央能做出一个正式和公正的结论。他认为,对个人来说,有没有这样一个结论也无所谓,但这样对待一个党的总书记,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利于维系党心、民心。
    
    对自己,他无私无我;对国家、对人民,他赤胆忠心。
    
    1988年,由于闯物价改革关,引起通货膨胀,物价居高不下,人心惶惶,耀邦虽已赋闲在家,但忧心忡忡。李昭告诉我:那段时间,耀邦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成天发呆,发愁,不说话。他对当时的形势很是忧虑,先后与三位政治局委员谈到,要关心老百姓的日子呵!
    
    对一味强调安定团结,忽视实事求是,他深感不安。他认为,改革开放,安定团结自然重要,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重要。像这样继续伤害知识分子,如何求得安定团结?学生总是比较激进的,对学生闹事,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采取不恰当的处理方针,我们将担负历史责任。还是应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那段时间,苏联、东欧风云变幻,耀邦思想很不平静。他认为,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和对外政策的新思维,像一股巨浪将堤坝冲开了一个大缺口。波兰的圆桌会议、议会选举、总统制;匈牙利的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东德承认反对派“新论坛”为合法,开放东、西柏林边界,这一系列的政治变革,对社会主义国家冲击很大。民主是世界性的潮流,势不可当。我们如何正确、妥善面对,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难题。
    
    当时耀邦认为,今后自己是四个字:安度晚年。是否能安?有两条:一是自己已经70多岁,自然规律,不行了。二是希望党好起来,但是否可能?他很担心。他说:“个人事小,全局堪忧。”
    
    这就是在南宁题词时的胡耀邦,就是无私无我“无身”的胡耀邦,就是为国为民“为天下”的胡耀邦。
    
    我不知道耀邦从南宁回到北京后又写字题词没有?但这幅题词至少是他去世前给我们留下的最后墨宝之一,也是他在去世前所抒发的出自肺腑、意味深长的重要心声。(作者刘崇文,原胡耀邦政治秘书。原题为《胡耀邦最后的日子》。)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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