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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利张淑凤诉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22日 来稿)
    
    行政诉讼案一审代理词
    

    合议庭:
    我受江西华罡律师事务所指派,接受原告张德利、张淑凤的委托担任其代理人。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代理意见。
    (代理人注:本代理词是针对十二个案号的行政处罚决定发表的代理意见。一审法院于2014年10月16日分别对十二个行政处罚决定分成两个案件,并组成两个独立的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当日上午对京公顺行罚决字[2014]000935号、000644号、001001号、000979号、000943号、000607号、000607号七个行政处罚决定进行了合并审理;下午对京公顺行罚决字[2014]000163号、000300号、000229号、000229号、000162号五个行政处罚决定进行了合并审理。由于上列十二个行政处罚决定均为拘留罚,且所处罚的事由、适用法律、处罚程序、证据材料均基本相同,为节省时间和诉讼成本,本代理词也就统一对上列十二个案件一并发表代理意见。其中在上午审理的案件中有两个0006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在下午审理的案件中,也有两个0002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这并非是笔误,而是因为被告确确实实对原告在两个不同的时间里,以同一案号、相同的事由,一字不差地向原告下达了并已经执行了两次行政处罚决定,所不同的是第二个0006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收到的是复印件,而原告收到的两个0002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均为原件,但从送达的警官在决定书右下方的签署,可以看出这确实是同一案号的两个不同的版本。对此,原告在庭审质证中已有详述,不赘。)
    一、行政处罚决定实体错误
    1、原告不存在有行政违法的行为
    查京公顺行罚决字[2014]000935号、000644号、001001号、000979号、000943号、000607号、000607号、000163号、000300号、000229号、000229号、000162号十二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每次对原告张德利、张淑凤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事由,全是因为原告“到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所谓“到中南海周边地区”,证明当事人只是到了一下这一区域,并没有“扰乱”这一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故本例并不存在有任何行政违法行为。
    2、本例严重违背了我国法律关于“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非经法定程序、法定事由、法律明文规定不受处罚的基本原则
    我国基本法《立法法》第八条第㈤项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必须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三条更明确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以上规定,充分体现了非经法定程序、法定事由、法律明文规定不受处罚原则。可是,本例的处罚决定每次都是以“非正常上访”为由的。本代理人遍查了我国所有的法律均没有“非正常上访”这个法律概念,就连《信访工作条例》这个专门法规也没有“非正常上访”的概念。不知被告有没有找到对“非正常上访”可以作出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依据,如果有,请出示。
    二、适用法律不当
    被告所适用的法律依据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㈡项关于“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和第二十条第㈣项“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应从重处罚的规定。
    首先,如上所述,由于我国法律并没有“非正常上访”应受到行政拘留处罚的规定,所以本例是一起典型的滥施行政处罚的案例。
    其次,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㈡项的规定,必须要有“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的行为。这里最为关键的是“扰乱”二字。所谓“扰乱”,《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使混乱或不安”。而“扰乱公共场所”的行为的表现有以下几种:在公共场所故意违反公共行为规则,聚众起哄闹事;进行非法游行或者静坐示威,造成交通阻塞,秩序混乱;阻止、抗拒有关工作人员维护公共场所秩序等(引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9378118.htm?fr=aladdin)。然而,就按被告处罚决定书所述“原告到了一下中南海周边地区”,又怎么会“使之混乱、不安”,或造成该周边地区“交通阻塞,秩序混乱”?在被告出示的全部证据材料中,并没有任何证据(如录像资料、证人证言等)证明原告有造成该周边地区“混乱、不安或交通阻塞,秩序混乱”的事实存在。
    再次,行政处罚决定将中南海周边地区定性为公共场所,既是“公共场所”,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场所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的。凭什么说人人都可以去的地方,惟原告张德利夫妇就不能去?难道就因为他是“上访人员”?其法律依据是什么,我国有什么法律作出了“上访人员不得去中南海周边地区”的规定,如果有,请出示。
    再再次,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㈡项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说轻点是适用法律不当;说重点,分明是一种构陷。本例既然连行政违法前提都不存在,又何来“从重处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适用第二十条第㈣项规定对其进行从重处罚,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不能成立。
    三、处罚决定明显违反了一事不二罚的原则
    “一事不二罚”是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明文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在被告的每一篇答辩状及其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均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原告每一次“非正常上访”,公安机关均已以《训诫书》的形式,对原告进行了训诫处罚。既然已经对原告进行了训诫罚,那么,对同一事由再进行行政拘留罚,明显违背了《行政处罚法》一事不二罚的基本原则。
    我国法律对训诫罚的适用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在刑事审判中,人民法院对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者处以训诫罚,即法院以国家的名义对犯罪者进行公开的批评教育,是一种最轻的刑罚。一种是在庭审中,人民法院对不遵守法庭纪律者的训诫罚,是属于民事制裁的一种。还有一种是行政训诫罚,本案的《训诫书》就属于这种。所谓训诫书,是指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做出训诫罚的行政处罚的一种法律文书。训诫罚亦称申诫罚、精神罚,是指行政处罚主体对违法行为人所作的谴责与告诫,防止其继续违法的一种处罚措施。训诫罚的主要形式是警告。警告一般适用于情节比较轻微但又应予处罚,未造成具体损害结果的违法行为。其特征是:警告是以损害被处罚人名誉权为内容的处罚形式,不涉及被处罚人的其他权益,具有对被处罚人谴责和告诫双重作用(引法律快车 http://www.lawtime.cn/info/flws/gazf/qtzfws/2012/0509/1171.html)。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训诫书是属于警告类,但又轻于警告的一种行政处罚。我国《信访工作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注:违反第十八条的规定,即是指被告所说的“信访人未到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信访的情形)。可见,我国法律已有明文规定,对不听劝阻,仍未到指定的接待场所信访的公民的最高处罚就是警告或训诫。本例被告在明知原告对同一事由已经受过训诫罚的情形下,再对其实施拘留罚,明显是一事二罚,同时也有违《信访工作条例》的立法宗旨。
    四、行政处罚程序严重违法,其中大部分证据系伪造
    被告在答辩状及庭审中均声称:“办案民警严格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执行。”可是,本代理人在办理本案的过程中,发现被告所有的程序几乎全部违法;被告为了营造出一个“程序合法,手续完备”的假象,所有的询问笔录和告知笔录全都是伪造的。
    1、被告对原告进行殴打、侮辱、盯梢、跟踪,甚至在食物里下毒
    两原告人均当庭陈述了仁和派出所所长王宝顺、副所长肖志国和片警胡玉军等人不仅亲自对原告施暴,还经常雇佣地痞流氓,对其进行暴打的经过,人们可以看到坐在原告席上的两人至今还留有残疾。直至今天被告还指派了多个地痞流氓对原告进行盯梢跟踪,对原告的一言一行,他们都随时向仁和派出所报告,严重侵犯了一个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
    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在执行拘留处罚时,原告张德利因为伤残、病重等原因,而多次被拘留所拒收,可是被告仁和派出所所长却多次通过开后门的方式,将张德利强送拘留所。简直毫无人性。
    在2014年,仁和派出所的办案民警5次将张德利送到医院,就是为了专门对其进行强行抽血,每一次抽取的血量比献血抽的还要多。有一次还强行给张德利做CT照射。
    庭审中,原告张淑凤哭诉了她在2014年1月28日发生的事情:1月27日我10天拘留期满出狱,第二天也就是28日,我搀着丈夫张德利去中南海给习主席、李总理拜年,晚上就被仁和派出所拉回,这次民警肖志国一反常态,不仅不打不骂我们,反而给我们送来两盆饺子,说:“你们上访一天了,该饿了吧!快吃饺子吧。一会儿给你们作完笔录就放你们了。”因为我一天都没吃饭,确实是又饥又渴,所以我吃了一盆饺子,我丈夫因为生气就没吃,过了一会,我就开始发烧、咳嗽,到夜里特别严重。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在饺子里下了毒,我丈夫没吃,所以他就没事。原来他们是要谋害我夫妇俩啊!在拘留所里,我的病还传染给了同室的被拘人员,为此,拘留所不得不将其他被拘人员迁出,对我进行单独关押。我强撑到第10天,也就是2014年2月9日期满出狱。在释放我时,我听到警察说:“把张淑凤盖的被子辱子都拿出来烧掉。”后经顺义中医院CT报告发现右肺中叶少许片絮影,有感染可能;经细菌学检查结论为假白喉棒杆菌感染。因为这种病只有外国才有,医生们感到十分奇怪,问我:“你是否出国了?”我说:“你看我这样能出国吗?”医生很负责任,马上给化验室主任打电话,问假白喉棒杆菌是怎么回事?最后他们决定用青霉素大量杀菌,为我连续输液输8天。借来的6000元钱花光了,我没有医保,因我低保家庭买不起工龄,看病都是自费,没办法,只好出院。
    2、十二个案件询问笔录、告知笔录和传唤证等证据全系伪造
    ⑴询问笔录是伪造的。本代理人在审查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时,惊奇的发现所有的询问笔录,在当事人回答栏内,所填写的全是“不语”二字。起先我还以为这原告也太顽固了,怎么连公安机关的问话一个字也不回答呢?其牛逼程度简直可以与张春桥相媲美了。继而发现不止是一个案件的证据材料是如此,而是十二个案件中的所有问话笔录全都用“不语”二字给打发了,不仅张德利的回答是如此,就连他的妻子张淑凤的回答也全是“不语”二字;在每页笔录的签名栏里也没有当事人的签名,而只有办案警官写的“以上内容已向其本人宣读,本人拒绝签字”,“民警×××、××”字样。这使我意识到,这个证据是伪造的。经向两原告核实,证实办案机关在办理案件时,从来就没有给原告作过任何笔录。再细读询问笔录(以000300号为例)又有更多的破绽被发现:①按理每个案件的询问笔录应当不止一次,但被告只提供了“询问2”,那么,就证明至少还有“询问1”被隐匿了。②这次询问时间是从2014年3月17日21时25分至17日21时40分,历时15分钟,可是问话人向原告宣读权利义务告知书就用了3分钟,对原告进行法律教育又用了10钟,剩下2分钟时间,要完成后面3页多纸的记录,最后还要向原告宣读4页纸的笔录,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仅凭这一点就能证明该笔录纯属伪造无疑。再逐一核实其他证据,结果发现不单是询问笔录,其他大部分证据也均系伪造。
    ⑵传唤证是伪造的。经庭审质证,原告证明在这十二个行政处罚案件中,警方从来就没有向原告出示过什么“传唤证”,并让其在传唤证上签名。如果警方在当时真的用传唤证传原告的话,那么,与之相配套的,必然要根据同一法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通知其家属,但全部案件均没有通知被传唤人家属的证据,从而进一步坐实了《传唤证》是伪造的。
    ⑶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是伪造的。因为在所有案件中,警方对原告未作过任何笔录,这个笔录原告连见都没见过,更甭谈让其在笔录上签字或拒绝签字的问题了。
    ⑷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是伪造的。理由有,一是原告从未见过什么权利义务告知书;二是如果说原告“拒绝签字”,不可能十二个案件全都拒绝签字;三是当事人拒绝签字的情形肯定是会有的,但现实中并不多见,尤其是在十二个案件中均拒绝签字,而且是在每一个需要当事人签字的法律文书中均拒绝签字,这有违常理,是不可理喻的。四是传唤证、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均由仁和派出所一家制作,而且在其文本上签名的警察均由相同的二人签名,从传唤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基本上均由这二名警察包干到底,这是不符合办案程序的,正常的程序应当是在传唤后,在派出所做第一次笔录后,再交由分局的治安大队办理,并作出处罚决定。
    ⑸检查笔录是伪造的。000300号处罚决定中的检查笔录,经原告当庭质证,证实办案机关从未对其进行过人身检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身检查必须要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本例有检查笔录,而无检查证附卷,这是反常的。将警官张雷在检查笔录上签写“以上内容已向其本人宣读”字迹,与前面付兴、谢长杰二位警官在询问笔录等文书中的笔迹进行对照,怎么看也像是出自同一人的手迹。
    3、十二个案件的其他证据也存在有明显的程序违法或造假问题
    ⑴受案登记表项目填写不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或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主动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 这一规定表明每一个治安案件都必须是有违法事实和案件来源的,或有受害人的控告,或有知情人的举报,或有当事人的主动投案,或有现场目击证人的当场指认,或有其他行政部门、司法机关的移送。然而,本例十二个案件的受案登记表的“报案人”及“移送单位”栏目下全为空白,说明这十二个案件均是“无头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无头案”在法律实践中是不应当存在的。《受案登记表》本身就证明了被告是自己报案,自己接案,自己审批,自己调查,自己处理,最后作为本案证人的还是自己的民警。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案件吗?
    ⑵到案经过明显造假。以被告提供的000300号案件的证据材料为例,其第7项证据“到案经过”写道:“2014年3月17日17时许,张德利到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反映拆迁安置问题,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民警查获。我所民警经出示证件后于2014年3月17日20时30分在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将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张德利传唤至仁和派出所接受询问。”以上仅109个字描述,可以说是错谬百出。其一,一个民警仅凭出示警官证,就可以将另一个管辖区公安机关扣押的涉案人带走?其二,仅出示警官证就能将一个公民“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询问吗?其三,《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不得连续传唤”,那么,当事人到府右街派出所是怎么去的,如果府右街派出所已经进行过传唤,那么,被告的这次传唤是否已构成连续传唤?其四,从时间上看,被告是在2014年3月17日20时30分,将原告带离府右街派出所的,从府右街派出所到顺义仁和派出所少说也有40多公里,在交通拥塞的北京,能在55分钟内将其带到仁和派出所吗?就算能,又怎么可能在当天21时25分仁和派出所就对涉案人进行了第二次询问?其五,被告的到案经过讲:原告张德利是在17日17时许到达中南海周边的,但查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所记录的“发生时间”却是“2014-03-17,19﹕16﹕56”,那么,到案经过中“张德利在17日17时许到达中南海周边”的结论是凭什么做出来的?其六,从案发时间19点17分,到20时30分张德利被带离府右街派出所,满打满算原告在府右街派出所滞留的时间,只有1小时13分钟。府右街派出所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对原告的立案登记、审批、告知、询问、制作书面训诫书等一系列的处罚程序吗?既是假的,就不可做到天衣无缝,被告的这一证据,无可辩驳的证明了《训诫书》是事后伪造的。
    4、“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每次都多执行了1天
    查十二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说是“拘留十日”,可是每次都被实际多执行了1天。庭审中,被告以《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二条关于对期间的计算,“期间开始之时或者日不计算在内”进行辩解,是文不对题。因为根据本条关于“违法行为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间,应当至期满之日为止”和第一百三十九条关于“在处罚前因同一行为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应当折抵”的规定,显然限制人身自由期间的计算方法是不同于其他期间的,而必须以实际羁押的时间计算。
    五、训诫罚也存在实体错误和程序违法的的问题
    第一,《信访工作条例》第一条和第三条规定,上访是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进行打击报复信访人。本例原告仅仅是到了一下中南海周边地区,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故对其不应当进行训诫处罚。
    第二,训诫书中的四项训诫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前二项内容是关于集会游行示威的,可以说与原告的行为是毫无关联性;第三项内容由于原告并无“围堵”、“拦截”的事实存在,因此也不具有关联性;第四项内容实属适用法律错误,原告到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并不构成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依法不应当受到训诫罚处罚,故也不具有关联性。
    第三,实行训诫罚的程序违法。其依据有:①训诫书并无当事人签字,证明该处罚决定并未送达当事人。②经当事人当庭质证,证明这十二个案件的训诫书,当事人一份都未收到,也从未见到过。③训诫书左下方印章有“以上内容已通过广播、展板等形式向该人告知宣读,该人无异议”的文字描述,既然是通过“广播”和“展板”的方式“告知”的,说明这只是一种宣传,其性质类似于商业广告或买卖合同中的要约,它针对的不是特定的个人,这就完全证实了原告的质证意见属实。④训诫罚,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怎么可以以广播、展板(即相当于要约与承诺)的形式进行“送达”?这不是在“强买强卖”吗?而且这种广播的“送达”方式,竟然还有二个民警的签字,以表示该处罚决定书已经确实是“送达”到被处罚人了。真让人长见识了,原来行政处罚还可以以“强买强卖”方式进行。这真是二十一世中国法制史上的新天方夜谭!
    六、被告的行为已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伪证和滥用职权
    以上事实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被告的行为已明显违反了《立法法》第八条第㈤项,《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㈡第㈢,《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等多项规定。
    在这里,必须提请法庭注意的是,被告的以上行为,除有违法行政外,更为严重的是,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多项规定,已构成刑事违法。其中被触犯的法条有:第二百三十八条,构成非法拘禁罪;第二百三十四条,构成故意伤害罪;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款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规定,构成强迫卖血罪;第三百零七条第三款,构成伪证罪;第三百九十七条,构成滥用职权罪。为此,本代理人提请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应当将有关材料,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处理。
    七、上访是每个公民的正当权益,不容剥夺和对其进行打击报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为确保公民的上访权利,国务院专门发布了《信访工作条例》,其中第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审判长,审判员:今天我的心情特别沉重。本案的两名原告是世代农民,几年前,他们的土地被强征了,成为失地农民;现在他们的房屋又被非法强拆了,人被打伤致残了,成了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无家可归的靠拣破烂为生的无业贱民。出于对人民政府的信赖,他们曾经多次到顺义区政府部门控告、上访,不予解决,上访次数多了甚至都不予接待。他们到北京市政府部门控告、上访,仍不予解决,上访次数多了同样不予接待。最后,只好到中央信访局进行控告、上访,但仍不予解决。都说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不是因为到了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不能保障的地步,有谁愿意做访民呢?
    都说人民警察是人民的保护神,可是,当他们的房屋被非法强拆时,他们出于对人民警察的信任,他打了110报警,却不见警察出现。现在他们无家可归了,想找个说理的地方,却被警方认定违法,并数十次被处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拘留罚,并且每天都有人盯梢跟踪。在他们最需要警察来保护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时候,千呼万唤都不见警察的踪影;可是当他们不需要警察的时候警察却天天都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在“天子”脚下的北京,还有他们立足之地和讲理的地方吗?
    《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一个中国公民去了一下公共场所就要被抓,被处以拘留罚,这执行的是哪家的王法?就是大清王朝也没有这种王法啊!本案如能成立,那么,13亿中国公民就没有一人是安全的。
    审判长,审判员:都说司法审判是保障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本案原告之所以敢于将强势于自己数千倍数万倍的警察告上法庭,就是因为对中国的法律仍抱有信任和希望。本代理人希望通过本次审判,不要成为我的当事人的新的上访原因。
    谢谢!
    
    代理人:张赞宁
    2014年10月16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485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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