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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刊》:“勇士”吴敬琏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9月09日 转载)
    
    鲁迅说:“真的勇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吴敬琏先生在得知三联书店准备将其新书定题为《面对大转型时代》,便立即向出版社提出:将“面对”改成“直面”。
    
    这一改动,貌似无关紧要,实则差异微妙。大转型时代的现实,问题冷峻,矛盾重重,要做到坦然面对已不容易,何况“直面”?直面者,赤裸裸,无遮掩,直视之,应付之。
    
    在刚刚结束了蓝色青岛大讲堂报告后的十几个小时,8月16日上午,吴敬琏先生又马不停蹄出现在了青岛出版艺术馆为其举行的新著《直面大转型时代》发布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吴敬琏先生继续振聋发聩,毫不留情地剖揭中国经济的伤疤,丝丝入扣。
    
    “人们往往关心的是现象,关心的是短期利益。”
    
    记者:每当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呼吁政府采取经济刺激手段的声音就开始不绝如缕,对此您怎么看?
    
    吴敬琏:经济学研究的是利益问题,这是恩格斯说的。但是利益又有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分,一般大众和一些政治人物容易偏重于短期利益,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中国尤甚。
    
    发票子最容易得人心,这也很容易做到。中国人民银行现在都用电子手段,在电脑上多打一个零,货币量就放大10倍,于是大家口袋里都鼓了。殊不知,发票子,从中长期来说,造成的影响很大,价格是一种货币现象,票子发多了,早晚价格就要涨,如果消费品不涨,房地产就涨,这个时候就难办了。但是,如果从短期考虑,最能够得人心得选票的就是发票子。现在又来了,呼声很高:“赶快放贷款啊”、“赶快搞刺激啊”。
    
    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在经济学上,叫做“高能货币”,20万亿元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出去以后,它形成的购买力就是80到100万亿元,房价怎么能不涨?它非涨不可!问题就来了——中低收入的人买不起房、住不起房,而且还有更危险的事情,票子发多了,泡沫大到一定程度,它一定会破。
    
    所以说,从短期看,发票子让老百姓得到了利益,从长期看,根本性利益受到了威胁。但是,人们往往关心的是现象,关心的是短期利益,而不愿意去探究那些长期的、本质的问题。
    
    “中国现在面临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记者:转型升级,在中国被呼吁了十多年,但是推进速度一直比较缓慢,直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这些年才略有提速。对此您怎么看?
    
    吴敬琏:中国现在面临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九五”期间有所进步,“十五”出现了倒退,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2001年,我们做了一次中关村的调查,发现当时中关村“中国硅谷”的目标进展非常差,当时北京市委就组织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次讨论:中关村搞了那么多年,怎么GDP也上不去、财政收入也上不去?后来他们解决了问题,怎么解决的?引进了“现代”,GDP上去了、税收也上去了,接着又引进了“奔驰”。他们认为还是得靠制造业,不能靠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产业。另外一件相似的事情是:我作为深圳高级顾问参加他们的顾问会时,市委提出:深圳的产业结构过轻,必须重型化,只有重型化才能上GDP。可是要搞重型化,土地已经不够了,于是深圳要求从广东省划地过来。当时我查阅资料,发现深圳当年的GDP是香港的七分之一,深圳已经没地了,可香港那一年的土地已使用面积只占22%,我就跟深圳市领导探讨:为什么两个城市的价值量差那么多?香港的土地利用效率比深圳高得多。可是深圳一位市领导认为,不能学香港,那是产业空心化,因为当时香港的服务业占到了90%。
    
    由此,“十五”期间各地出现了类似于北京和深圳这种“重化工业化”的现象。
    
    当时我在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上讲话时提到:“九五”计划规定的“增长模式转变”任务根本没有完成,“十五”应当继续,当场受到了反驳,反对意见来自很重要的人物,认为我的观点不对。他们认为:中国人为什么就没有资格享受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人均汽车占有率?中国才是地球的主人,地球应该为我们服务。于是出现了一场大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持我这种观点的人开始是少数,后来渐渐变成多数,尤其是主持、制定“十一五”规划的领导同志也认同我的观点。
    
    然而很不幸,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们又碰到了体制性障碍,转型仍然没有完成。
    
    “为什么十五届四中全会的设想走不下去?岔子出在哪里?”
    
    记者: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讲“混合所有制”。有人认为,国企上市了,就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也有人认为要达到混合所有制还需要迈出很大的步伐,您怎么定义这一概念?
    
    吴敬琏:首先第一条,这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新的提法。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一个专门的决议——“除极少数需要由国家垄断的经营企业外,都要实现股权的多元化”。股权多元化,就是混合所有制。
    
    “混合所有制”这个概念流行起来,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国家二战后都实行混合所有制。2003年,我国主要国企实行股份化,也就都属于“混合所有制”了。但是,这时候出了岔子。我们实行股份化的企业都是二级企业。一级企业——也就是通常叫做集团公司的企业,属于全资国有。本来这些公司也要进一步改革才能符合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可是后来改革停顿下来。以中石油为例,国企股份化后,主要股东——中石油集团公司的股份仍然占到大概80%,属于绝对控股,虽然到了运营层,国有股只占约40%,但通过层层控股,即一级公司对二级公司控股70%、二级公司又对三级公司控股70%,它一竿子插到底,依然是直接管企业而不是管资本。
    
    而且,在最重要的央企和一些地方上的国有企业,正职都是组织部门任命的。这不符合《公司法》。《公司法》规定,哪怕你是100%的股东,职责也仅是任命一个董事会,别的事情应该坚决做“信托托管”。你可以撤董事,但是不能越过董事,去“管人”、“管事”。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出现一个新的说法就一阵欢呼。最重要的是总结为什么十五届四中全会的设想走不下去?岔子出在哪里?
    
    对于国企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有两个重要提法,一是“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为主”,二是“混合所有制”。怎么执行呢?国资委成立的时候,我曾经受政协委托作了大会发言,发言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是违反《公司法》的,它规定的“管人”“管事”超出了《公司法》的范围,当时的国资委主任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他也有困难,因为国有全资公司的董事会之前被撤销了,“信托托管”让谁管呢?只好国资委自己动手管,那么为什么要撤销董事会?原因就是“董事会”和“领导班子”高度合一、形同虚设,国务院有关领导认为这是重床架屋、毫无作用。因为在我们国有企业里有个概念叫“领导班子”,党委会是它,董事会也是它,经理班子还是它。
    
    我的建议是,第一,“重提旧事——把一部分国有资本拨付给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由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自己投资,或者请资产管理公司来帮它投资。这项改革,做得比较认真的年份是2000年,当时,国务院决定拨付国有资产,偿还对老职工的欠账,要从3万亿国有净资产中拨出18000亿元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但是这件事没办成,因为有关部门认为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明确规定,要拨付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很多地方开风气之先,例如家化集团是上海一个有名的日用化妆品国企,上海把它卖了,充实了地方的社会保障基金。听说山东也要拨付资金建立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我们应该逐步过渡,把不属于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所规定的要由国家控制的行业一步一步拨出去,建立资本运营公司,运营国有资产。当然,过程要一步一步地进行。因为现在有争论,认为有些东西还不能拨出去,还得由国家来管,那就暂且搁在国资委。但是长远来说,凡是进入这些领域,就应把国有、私有的帽子拿掉,全部按照法律平等对待。
    
    “海尔的试验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能不能成功,风险其实很大。”
    
    记者:青岛最大的企业之一——海尔集团今年启动了互联网平台型组织的建设,您能不能评价一下它的这种转变方式?
    
    吴敬琏:也许我们是书生,我们总是觉得先要把本质的问题解决。我这本书里讲的是一个现代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为什么马克思当年认为资本主义马上就要“完蛋”了?因为那时的增长模式靠资本。为什么从马克思1883年去世到现在过去那么多年,丧钟仍然没有敲响?原因是增长模式由原来的投资支撑转变为效率支撑。
    
    效率提高了,在产业结构上发生了什么改变?最突出的改变是服务活动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增大。1992年,新台币升值以后,台湾的代工发生了巨大的危机,沈振荣提出了“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的概念,他认为,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就像人笑起来的脸部曲线,翘起来的两端是附加价值高的,沉下去的底端是附加价值低的。两端的附加价值高,盈利性也高,所以台湾在面对新台币升值以后出现的危机时有办法应对。我认为,大陆地区的制造业今天仍然要采取这种措施。
    
    我们必须先把基本原理弄清楚,再具体到每一个企业,而不要反过来。反过来是永远也讨论不清楚的。昨天我和张瑞敏讨论了很久,提到制造部分怎么能够做到与营销合一?海尔的试验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能不能成功,风险其实很大。
    
    来源:《商周刊》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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