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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遭遇撤职原因:钱酒公车和女人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8月23日 转载)
    
    “对于被开除党籍、保留公职的干部,行政级别一般都是降两级,鲜有降两级以上的。”
    

    对于大多数官员而言,行政撤职几乎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
    
    “赵智勇和张田欣都已经59岁,接近退休。这种处分为他们保留了公务员身份,是纪委人性化的考虑。”
    
    2014年8月11日晚,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新疆阿克苏地委委员蒙志鹏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和行政撤职处分,职级由副厅级降为主任科员。
    
    蒙志鹏是继原云南省委常委张田欣、原江西省委常委赵智勇之后,又一个因违纪遭到职级大幅降低的官员。一个月前,中纪委发布公告,决定对张田欣“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给予赵智勇“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科员”。
    
    对于上述三例新近出现的处分现象,一些媒体称之为“断崖式降级”。事实上,如果按照严格的官方表述语言看,“断崖式降级”是属于比“降级”处分更为严重的“撤职”一类处分。
    
    在中国官方语境中,“降级”和“撤职”在操作层面到底有何差别?遭遇撤职处分的官员主要原因是什么?他们在被降低职级之后的仕途又会变得怎样?
    

什么是降级
    
    根据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的行政处分种类按照从轻到重顺序依次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六种。
    
    关于“降级”怎么实施,2010年,中纪委、中组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公务员纪律惩戒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给予公务员降级处分,降低一个级别。此处的“级别”,并不是老百姓日常称谓的“县处级”、“厅局级”等,而是特指“公务员级别”。
    
    在中国公务员体系中,职务、职务层次、级别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以一位县长为例:县长是他的职务;县处级正职(俗称正处级)是他的职务层次;他的公务员级别则是正处级对应的18至12级。具体来说,在县长上任伊始,他的级别是18级。如果他连续5年定期考核结果均为“称职”以上,那么这位县长就能每年晋升一个公务员级别,直至到达正处级对应的最高级—12级。
    
    通常来说,一个县长所处公务员级别与其工资直接挂钩,很难被外人所知。比如张田欣和赵智勇都属于副省级干部,该级干部对应的级别是10级至6级,他们究竟属于哪一级,只有相关组织部门才能知晓。
    
    “降级只是降低工资级别。”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般一次只降一级。“例如某县发生群体性事件,为了平息舆论,上级对县长先进行免职。但是,免职并不是处分而是一种组织处理。”陆群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纪检部门随后对其进行立案调查,“如果最后决定给予他降级处分,那么就只将他的级别降低一级。假设这个县长的级别是12级,处分之后他就会变为13级。但是,再给他安排职务的时候,必须还是正处级职务”。
    
    例如2009年12月,原深圳市龙岗区副区长黄海广受到行政降级处分,当时他仍保留副局级干部的职务层次,仅仅是降低了公务员级别。2010年4月,他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已经担任深圳市龙岗区城管局局长。据南方周末记者查证,黄海广在这个岗位其实是以副局级“高配”任职。2011年12月,黄海广的职务再次调整,重回副局级岗位—成为龙华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只有一种情况下,“降级”官员会被降低职务层次。“假如这个县长刚刚上任,还是一个18级公务员,那么如果被降级处分的话,他就要降低一个职务层次,变成县级副职。”陆群说。
    

他们为什么被撤职
    
    与降级相比,撤职是更为严厉的处分—它会直接降低官员的职务层次。
    
    对于撤职的实施方法,《关于公务员纪律惩戒有关问题的通知》有明确规定,“给予公务员撤职处分,撤销其现任所有职务,并在撤销职务的同时降低级别和工资。撤职时按降低一个以上(含一个)职务层次另行确定职务,一般不得确定为领导职务。”
    
    作为仅次于开除的处分,撤职是对公务员临近违法行为的一种惩戒措施。关于何种违纪行为会遭到撤职,“至少公务员法规定的比较模煳,”国家行政学院杨伟东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地方纪委在实施过程中,都有自己的选择空间。”
    
    为厘清官员被撤职原因,南方周末记者梳理了2013年4月至今,各级纪委公布的104个行政撤职处分案例。发现接近八成被处理官员触犯了单条纪律,其余两成官员至少触犯两条及以上纪律。在79个触犯单条纪律官员案例中,“钱”、“不正当男女关系”、“公车”和“酒”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
    
    79人中,因为“钱”被撤职官员最多,为20人。其中因大办酒席或收受礼金被处分的官员共有10人,他们之中酒席最多桌数是83桌,最少为14桌,收受礼金的数额最高是30万,最少为10.13万。
    
    党政干部并非不能办酒席。在《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中写明:“婚礼宴请人数一般不得超过200人(20桌),婚嫁双方同城合办婚宴的,宴请人数不得超过300人(30桌)。葬礼应从严控制规模。”
    
    一些官员办酒席虽未超过上限,但因其酒席性质不同而受处分。比如2013年8月12日,黑龙江穆棱市文明办副主任马立东因子女升学在某酒店安排酒宴14桌,收受礼金10.13万元。马立东因此遭到撤销党内职务和行政撤职处分,违纪礼金全部退还。
    
    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处理的官员有12人,有6人属于“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其中有三人是“多次”或者与“两人以上”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
    
    另外6人则被爆出不雅照或不雅视频,他们在被处分时被冠以“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和“生活作风腐化”。“如果事情被捅到网上,那就先一刀切,把单位和当事人的关系撇清再从重处分。”南方某省纪委的一位办案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一刀切”在因生活作风问题被举报的官员中作用突出,“为了平息影响,对于他们常采用加大处分力度的方法”。
    
    涉及“公车”原因被处分官员有9人,其中有4人属于“公车私用并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另外3人属于违规购买公车;其余两人只是“公车私用”,并未透露具体细节。
    
    因“酒”获罚共有8人,3人属于因醉酒驾驶但被免于刑事处罚。另外5人属于“超标接待喝酒致人死亡”,最著名案例是黑龙江省前副省级干部付晓光。他在2013年7月带领亲属前往镜泊湖风景区旅游,在接受公款宴请时致陪酒人死亡。付晓光不但被留党察看还被行政撤职,还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
    
    除了上述104个案例中总结的原因,行政撤职处分还被广泛运用于重大安全事件中的官员问责。南方周末记者通过梳理2008年至今重大热点事件,发现在瓮安事件、华南虎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山西襄汾县“9·8”溃坝事故、“4.28”胶济铁路相撞事故、上海静安大火、温州动车追尾等事件中,均有官员受到行政撤职处分。
    

撤职之后的仕途
    
    在上述104个被撤职案例中,张田欣、赵智勇和蒙志鹏遭遇的“断崖式降级”,属于有别于以往、非常罕见的处分特例。
    
    “对于被开除党籍、保留公职的干部,行政级别一般都是降两级,鲜有降两级以上的。”在陆群看来,中央对三人的处理决定意图向高级干部发出警告,“过去被认为是‘护身符’的高干身份已经不再管用,无论官位多高,功劳多大,一旦因违纪受到查处,即便没有到达违法程度,依旧无法避免政治上归零、经济上得不偿失的结局。”
    
    此次三人的处分通告中,明确说明被降至科员或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国家行政学院杨伟东教授觉得这是行政撤职处分所本身隐含的负面后果,“之前并不明确待遇降格情况,现在则把待遇降低明晰化,客观上加大了处分所隐含的负面影响力。”
    
    虽然“负面影响力”巨大,但是,当官员遭到“撤职”处分后,其往后的仕途路径并不一样。一些官员会在沉寂一段时间后默默复出。比如2011年6月,因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责任,原上海市静安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张仁良遭到撤职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消失数月后,2012年初,张仁良以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身份,重归政坛。
    
    一位接近张仁良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虽然仕途遭受重创,张仁良并未出现预想中的消沉。据该知情人士透露,“他都会直呼下属‘兄弟’,并且他工作很积极,经常看到张指挥穿着冲锋衣跑去喀什下面莎车、叶城等对口扶贫县区去调研”。
    
    在新疆工作两年之后,张仁良在今年初升任为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
    
    同样低调复出任职的官员还有,2008年山西襄汾“9·8”溃坝事故责任人、原临汾市市长刘志杰,沉寂多年之后,刘志杰已履新山西省农业厅副厅长。因为三鹿奶粉事件被行政撤职的原国家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司长王步步,现在是质检总局计量司副司长;与王步步一起遭到撤职的原工商总局食品流通监督管理司副司长卢艳刚,如今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副局长。
    
    另外一些官员在被撤职后,选择进入国企担任领导职务。同样因为静安大火事件,原静安区区委书记徐孙庆被撤职后,成为上海申江两岸开发建设投资集团副总裁。
    
    与徐孙庆选择相同,还有因瓮安事件被处理的原瓮安县县委书记王勤。据黔南州政府公开信息显示,王勤在2013年11月被调任贵州黔兴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
    
    但这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官员而言,行政撤职几乎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2007年因为“华南虎”照片一事,原陕西省林业厅宣传中心主任关克和动物保护站站长王万云遭到行政撤职。如今,他们两人仍在原单位上班,平时也变得极为低调。
    
    “工资待遇都会受影响。”从主任变为普通办事员的关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被撤职后,不但丢了官,各种待遇也因此受到影响。他觉得,自己之所以不能像有些官员再次复出,主要因为“华南虎事件本身影响太大,太敏感,对政府公信力冲击很大”。
    
    至于7月遭到撤职处分的赵智勇和张田欣,从副省级一夜之间变为科员和副处级,更没有复出的可能。
    
    对于遭到“断崖式降级”的官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觉得,中央的处理并未“从重处分”或者“宽大处理”,而是体现当下纪委办案根据具体事实,“为什么不直接开除或者直接降到办事员级别?就是根据违纪事实,程度不同,处分不同”。
    
    “公务员如果被开除公职就没有社保了,生活都会成问题。”在陆群看来,“赵智勇和张田欣都已经59岁,接近退休。这种处分为他们保留了公务员身份,是纪委人性化的考虑”。
    
    来源:南方周末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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