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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煤老板:资金链断了只能等死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5月06日 转载)
    来源:新华社  
    
     “山西煤老板”在社会的印象中,似乎被当成一个特殊群体。

    
    在中国,他们曾一度被全国各大媒体关注:2005年,11位煤炭商人被列入胡润能源富豪榜,其中9位来自山西;他们“招摇”“奢华”的传闻在媒体上屡见不鲜。
    
    山西煤老板人数有多少?他们有多少资产?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诸如此类问题几乎无人能说清,因为,鲜有人真正走近这个有些刻意与公众拉开距离的群体。
    
    山西2008年开始的煤炭资源整合(下称煤改)让“山西煤老板”仿佛成为过去式,“山西煤老板是历史现象,随着时代发展将淡出历史舞台。”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说。
    
    而“山西煤老板”这个群体并没有消失:他们中有的人还在煤矿上继续坚守,与前几年不同,随着煤价持续走低,一些富翁变成了“负翁”;他们中有的人“脱煤”转型,面对并不确定的未来??
    
    2012年,煤市风云突变。4号主焦煤的价格从每吨1800元掉到了每吨500多元,5号原煤的价格也由每吨600元降至每吨260元。
    
    2014年春节过后,煤市行情更不乐观,“焦炭每吨跌至1000元左右,而在2013年6~7月份焦炭期货价格是1800元每吨。”
    
    这个春天,山西煤老板的感受会是什么?
    

  煤老板遭遇“黑金”咒语
    
    巨额资金投入煤矿,煤价却一跌再跌,煤企几乎全部深陷“黑金诅咒”困局:煤炭大量积压;银行贷款无望;在建矿井停工;煤矿大幅裁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武刚 | 山西报道
    
    在山西,煤老板最多的地市当属吕梁。
    
    “煤改前,吕梁355个煤矿中只有一个市属国营煤矿,其余均为民营。”吕梁一位官员说,“煤改后,吕梁民营煤企仍占总煤企数量的70%。”
    
    2008年至2011年,煤价持续走高,地下的煤炭黑金给煤老板们带来了巨大财富,“当时,大家觉得煤市好得不得了,为了获取更大利益,煤老板们纷纷融资扩大煤矿规模。”吕梁一位煤老板回忆。
    
    2012年至2014年3月,煤炭市场急转直下,吕梁4号主焦煤的价格从每吨1800元掉到每吨500多元,5号原煤的价格也由每吨600元降至每吨260元,“即使价格如此之低,煤还是无人买。”当地一位煤老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巨额资金投入煤矿,煤价却一跌再跌,吕梁民营煤企几乎全部深陷“黑金诅咒”困局:煤炭大量积压;银行贷款无望;在建矿井停工;煤矿大幅裁员??
    
    面对相同困境,煤老板们的心理却是冰火两重天:有的煤老板认为“煤市低迷是企业发展的机遇”;有的煤老板在哀怨“大家硬撑着,都快倒下了”。
    

  李子杰为何能“幸免”
    
    57岁的李子杰是吕梁一个煤业集团的董事长,目前,他手中有2个煤矿,产能分别为150万吨和90万吨,资产30亿元,职工1500多人。
    
    李是一位不折不扣靠煤矿起家的煤老板。
    
    2003年,李子杰开始干煤矿,“刚开始承包乡镇煤矿,承包费一年几万元。”李子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说是产能3万吨,其实还不到1万吨。后来,经过煤矿股份制、煤改,小煤矿最终变成了大集团。”
    
    吕梁当地盛传,如果李子杰的煤矿赔钱,那吕梁所有的煤矿就不能干了。李子杰对此并不否认,“目前的煤价对于我的企业只是微利,而对于其他企业,就已经开始亏损了。”
    
    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吕梁市离石区9个规模煤矿中有2个煤矿停产。吕梁首屈一指的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限产近一半。离石区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2013年,离石区原煤产量同比下降5%;洗精煤产量同比下降7%;焦炭产量同比下降4%。主导产业价格下跌,工业增加值因价格下跌因素减值6亿元。
    
    这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2013年以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关联行业需求低迷、下游采购信心不足、外煤的冲击、产能过剩等因素叠加,煤炭市场延续2012年低位运行的态势,煤炭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吕梁不少煤矿企业发展陷入极端困境。”
    
    吕梁80%的煤企是高负债运作,“负债率都在70%以上,市场一低迷,这些煤企就吃不消了。”李子杰说。
    
    “2003年,一吨5号原煤卖30~40元,时至2011年,5号原煤已经卖到了600元,大家觉得煤炭市场好得不得了。”李子杰说,“价值20亿元的煤矿炒到了50亿至60亿元,高昂的煤价让大家昏了头,很多人不停融资扩大规模,他们想尽办法吞下更多的煤矿,几乎所有的煤老板都在向银行贷款,至少70%的煤老板在民间融资。”
    
    好景不长,2011年开始煤价走低,到了2012年,煤价已经掉得惊心动魄,“2012年4、5月间,煤价一天一个价,几天就掉百十元。煤价就像坐上过山车,哗啦一下就掉下来了。”
    
    虽然煤价持续走低,可还是少人问津,“煤卖不出去,银行贷款和民间高利贷却是要还的,煤老板的负债越来越高,都被套牢了。”李子杰说,现在,很多煤老板都在熬,只要资金链不断裂就继续生产,等待市场回暖,“负担越来越重,短期内高成本运作对企业发展影响不大,但是如果常年巨亏,对企业就是致命的。”
    
    2013年,吕梁大部分煤老板都在赔钱,而李子杰却有盈余,“完成税费1.8亿元,净利润1500多万元。” 李子杰说,“一个煤矿的产能还从90万吨升级到了150万吨。”
    
    李子杰坦言,自己之所以暂时“幸免”,得益于企业无负担,“我没有贷款,也不给别人担保贷款,有什么问题都是自己筹措资金解决。”李子杰告诉本刊,“我卖煤从来不赊账,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不借钱给别人,也不向别人借钱。”
    
    李子杰的集团是整合主体,按照规定是可以整合更多煤矿的,但他却没有这么做,“如果,大家都把自己原先的煤矿做精做好,不盲目扩张,就绝对不会赔得如此惨烈。”
    

  张玉海的艰难处境
    
    虽与李子杰一样同为煤老板,但张玉海的处境却艰难得多。
    
    张玉海是吕梁一家大型民营煤矿的掌门人,“企业年产原煤330万吨,焦炭60万吨,洗精煤120万吨,铁10万吨。”
    
    “原先,企业经济来源主要靠煤矿。”张玉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2年,他开始涉足煤矿。
    
    “投资几百万干了一个煤矿,两三年后,我的煤矿从1个变成4个,但产能都很小,最小的9万吨,最大的也只有30万吨。”张玉海说,“2002年至2008年期间,煤市并不好,煤矿盈利微乎其微。”
    
    到了2009年,煤价骤然高涨,4号主焦煤每吨从600多元一下变成了1700多元。”几乎一夜之间,上门的人都是提着现金、堆着笑脸来买煤的,张玉海的好日子终于等来了。
    
    2009年至2011年,煤价持续走高,张玉海开始快速扩张,“花了近20亿元将4个煤矿整合成2个,一个产能为90万吨,另一个产能为120万吨。”张玉海说,“同时,还投资电缆加工、生态农业、煤机设备、房地产等产业。”
    
    张玉海坦承,银行和民间资本在这些项目中“少不了”。
    
    2012年,煤市风云突变,张玉海的大麻烦来了,“两个煤矿尚未完工,煤价就掉下来了。”到了2014年3月,“两个煤矿中,一个在联合试运转,而另外一个由于资金问题已经停工。”张玉海说,“煤矿联合试运转产出的煤并不多,但就这么点煤都卖不动,问价的人都没有。”
    
    张玉海投资的其他项目也面临困境,“前期挣到的钱都投进去了,现在就靠贷款维持企业运转,2014年春节,连工资都发不出了。”
    
    “吕梁煤企中三分之一资不抵债,三分之一暂时勉强运转,三分之一有盈利。其实,三分之二的煤企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张玉海说。
    
    2013年,山西召开全省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会上好几个煤老板自称资产上百亿,张玉海对此很不屑,“没有一个人敢说‘资产’是净资产还是负资产,因为,很多人都是负资产,资不抵债。”
    
    张玉海认为,现在,吕梁的煤老板们很多都陷入困境:首先,煤炭、钢铁、水泥的行情不佳;其次,银行压缩信贷规模;再者,煤矿验收程序缓慢滞后,本应3年建成的煤矿6年都建不好。另外,附加在煤炭上名目繁多的费用令本就经营困难的煤企雪上加霜,“一吨煤要交170元的费用(农民费、村里的费用、乡里的费用、县里的费用、职能部门的费用、省里的费用)。”张玉海说,“以前,每吨煤卖1000多元的时候,交这些钱不存在问题,现在,煤价持续走低,煤企就无法承受了。”
    
    谈及贷款,“市场好的时候,你不要银行硬给,市场坏的时候想贷款却贷不下。”张玉海说,“我去贷款,银行说,你先把前面的贷款还了再贷,但是,等还款后就不给贷款了。”
    
    张玉海说,从2013年开始,银行不再给吕梁的煤焦企业贷款,“以前煤矿拿矿产证就能抵押贷款,现在,人家对矿产证有怀疑,因为矿产证已经贬值了。”
    
    张玉海告诉本刊记者,吕梁很多煤老板都和他一样,“一大堆煤老板天天到银行信贷部门上班,专职跑贷款。”
    
    因为贷不到款,张玉海身边的很多朋友早已开始在民间集资,“成本高,最便宜的也在2分2、2分5(月利),谁都知道高利贷是个毒果子,但是,不吃不行,没办法。”
    

  煤市寒冬还未结束
    
    李子杰和张玉海都认为,煤价尚未探底,换言之,煤市的寒冬还未结束。
    
    2014年春节过后,煤市变化非常大,“焦炭每吨跌至1000元左右,而在2013年6~7月份焦炭期货价格是1800元每吨。”李子杰告诉本刊记者。
    
    焦炭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了煤矿、焦化厂、洗煤厂,“所有人都在观望,究竟煤价要低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没谱,买方不敢买,卖方不敢卖,都在走走看看,导致煤炭严重滞销。” 李子杰说。
    
    2013年底,河北省提出,计划在未来5年减少6000万吨钢铁产量。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向媒体表示,到2020年河北再削减钢铁产量2600万吨。这意味着,在未来五六年间,河北省总计削减钢铁产量8600万吨,这是目前河北省国有钢铁企业河北钢铁集团产能的两倍。
    
    据本刊记者了解,吕梁煤矿产出的焦煤主要供给本地及长治的焦化厂,两地焦化厂生产的焦炭最终销往河北大小钢铁厂。
    
    “焦煤、焦炭都将受到牵连,需求量会大幅萎缩。”李子杰说,“焦炭价格还要跌,预计会掉到每吨650元左右,如果真到了这个价格,我就开始赔钱了。”
    
    面对困境,李子杰有自己的打算,“继续给煤矿投资进行技改和扩建。”李子杰说,“煤市低迷反而是企业发展的机遇。”
    
    2014年春节后,张玉海一直在忙着找贷款,但是收效甚微。
    
    近几个月,张玉海的企业开始裁员,“已经裁了300多人,就目前的形势看,还要继续裁减,最终,估计要裁掉一半的职工。”张玉海说,“留下来的职工的工资也要降,没办法,煤市好就挣钱,煤市略微不好就赔点钱,煤市特别不好那就等着塌锅了。”张玉海告诉本刊记者,他并非个例,“吕梁好多煤企都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2013年6月,身背80亿元贷款的煤老板吴寇庭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曾说:“与别的煤企相比较,我这里还好,时间长点还能批下贷款。”
    
    仅仅过了9个月,吴寇庭的境遇就发生了扭转,“2013年前半年,我还能从大的银行里贷出款,尤其是那些已经贷了款的银行,他们为了保证剩余贷款能偿还,不得不继续放贷。”吴寇庭说,“到了下半年,无论如何银行都不给贷款了,去年11月某银行催我还了12亿元贷款,按正常程序,还贷后可以再贷款,但是银行不再给了。”
    
    在与本刊记者交谈的34分钟内,吴寇庭连续吸了12根烟,而在9个月前他还不会吸烟。吴寇庭说自己压力很大,“能怎么办?资金链断了,我只能等死。”
    

  脱“煤”者
    
    煤改后,吕梁市至少有500亿元资金退出煤焦领域
    
    2008年,山西开始煤改,全省原有的2600座煤矿只保留1000多座,企业主体从2200多个减少到约130个。这意味着,数千名山西煤老板从煤炭经营前台隐退,或成为幕后股东,或从煤炭产业退出,进入新产业领域。
    
    未经证实的数据显示,山西煤老板们拿到了2000亿元的煤炭赔偿金。而这些怀揣巨资的山西煤老板很快便淡出了公众视野。这些手握重金的煤老板们,不挖煤,去做了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被公众高度关注。
    
    山西煤老板在悄然撤身煤炭行业后,正以另一种姿态转战各地和诸多行业:远赴外省继续挖煤;投资新兴产业;兴办小额贷款公司??
    
    “我转型早,没有深陷煤矿中”
    
    张子玉是山西吕梁泰化集团董事长,在吕梁,只要提到煤企转型,当地官员就会首先推荐他。
    
    16年前,在吕梁糖烟酒公司当司机的张子玉开始下海经商,“先盘下一个加油站,后来进入煤矿开采业。”
    
    “煤改前,我有4个煤矿,都是产能仅为3万至9万吨的小煤矿。”张子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08年,煤改刚开始,张子玉就将手中的4个煤矿快速处理了,前后一共得到了3亿元的补偿款,“煤改是政策,顶是没有用的。另外,一斤煤的卖价比一斤小麦还要贵,里面有泡沫,迟早要出问题。”张子玉告诉本刊记者,“几千万元的煤矿卖到了几亿元,煤价虚高,煤矿价格必然虚高,那不是泡沫是什么?我就觉得有风险了。”
    
    从煤矿撤身后,张子玉先搞起了典当行,“煤矿关闭了,很多煤老板急需典当资源盘活资金,于是我便投资了典当行。”接下来张子玉在当地建起一个占地170亩的综合批发市场,“市场还没有建好,商铺就已经租售一空。”
    
    2008年10月,张子玉又开始投资房地产,“投资1个亿建了8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当时,这个地段同类房屋的售价是1550元/平方米,而我的售价定在1350元,项目刚刚封顶就已售罄。”
    
    据说,张子玉是在离石投资最多的房地产商,在他旗下总共有六七座高层建筑。
    
    多年来,张子玉在当地做了不少公益事业,已经连续赞助10年的离石各界篮球比赛及其他各种文体活动、招收2000多名学生,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在内的免费公立学校等,为他赢得了好口碑,这也使他获得了资源优势。
    
    现在,张子玉的企业由创业初期的一个加油站发展成为集成品油零售、煤炭开采、房地产开发、新型建材、金融服务、基础教育、商贸物流、生态农业、物业管理、机动车检测、汽车租赁为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净资产20亿元,员工2000多人。”
    
    张子玉说,从创业至今,他从没有过一分钱的贷款和负债,张子玉自称有两个经商的宗旨:其一,以盈利为目的,不挣钱不干;其二,有1毛钱,只花5分钱。
    
    “我转型早,没有深陷煤矿中。当初没有撤出煤矿的煤老板们现在就很难干了,好多煤企资金链已经断裂。”张子玉说,“我的小额贷款公司先后融出去2亿至3亿元,这些钱大多给了煤老板,利息(月利)1分多。”
    
    张子玉在当地并不算最有钱的煤老板。他说,煤老板很多身价都在亿元之上,但是,这些人中很多都已经离开吕梁。他很厌恶此类做法,他说自己虽然是平遥人,但“生是离石的人,死是离石的鬼”。
    
    张子玉说,自己的产业绝对不会走出吕梁,之所以这样,除了恋家,也包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风险很大。”
    
    发现冻干蘑菇商机
    
    汾阳人李秋娥,2008年从煤焦行业女老板变成了山西山宝食用菌有限公司(下称山宝公司)董事长,山西省食用菌行业领军人物,当地人称“蘑菇大王”。
    
    早在2006年,吕梁开始关停规模不达标的焦化厂,李秋娥的焦化厂就是其中之一。“经常是我的炼焦炉刚建成没多久就不达标了,只好炸掉重建,没多久又不达标了,再炸。就这样,炸了建,建了炸。”李秋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08年,焦化厂实在干不下去了,李秋娥被迫开始转型。几番考察后,她发现山西的食用菌市场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市场空间巨大,于是李秋娥下定决心投资1.8亿元打造自己的食用菌王国。
    
    半年过去了,大棚里的菌棒还是光秃秃的,李秋娥赔了100多万元。她请来省农科院的专家指导后,蘑菇是长出来了,但和外地蘑菇相比,在质量和价格上没有任何优势,拉到市场上并不受欢迎。
    
    “蘑菇销量不好,就天天给厂里的工人包蘑菇馅的饺子吃。”李秋娥说。
    
    经过多次出省、出国调研学习,李秋娥渐渐发现:“种蘑菇如同养孩子,关键是掌握先进的理念和技术。”2009年初,李秋娥看到一篇报道,发现了能在蘑菇行业“领跑”的秘诀。她花1000万元引进了冻干技术。
    
    这个技术在国内以前只用于医药行业,但在很多欧美国家,冻干蘑菇在市场上占的比例将近40%。短短3年,李秋娥就成了山西省食用菌行业的领军人物,产品覆盖30多种菌类。
    
    李秋娥告诉本刊记者,食用菌带动农民增收的效果非常明显,承包一个大棚每年至少能收入5万元,“当地很多煤焦工人转变成了种植食用菌的农民。”
    
    2013年,吕梁新发展窑洞食用菌15万平方米(5000孔废弃窑洞),这些食用菌的菌种都由山宝公司供应,“价值1750万元的500万棒的菌种无偿提供给农民,2013年5月至今,已经给农民们供应了200万棒菌种。”李秋娥告诉本刊记者,“买菌种的钱由政府出,市级财政支付三分之一,县级财政支付三分之二。”
    
    据李秋娥估算,一棒3斤重的菌种袋可以产3斤蘑菇,每个种植户供应1000棒,至少可以产生6000元的利润。
    
    事实上,菌种提供出去,最终只有不到20%的蘑菇卖回山宝公司,“我们是保底价收购,如果市场价格高,农民可以把产出的蘑菇卖到市场上去。”
    
    “我们是在培育种植市场,现在并无多大利益,但是,随着蘑菇种植规模的扩大,企业是可以有利润的,市场前景很好。”李秋娥对自己选择的路径满怀信心。
    

  顺利转型的煤老板还不多
    
    山西煤老板转型分为两个阶段:2008年前,在煤焦产业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部分人考虑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主动转向“可持续发展”之路;2008年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市场倒逼机制,大量煤老板被迫集体转型。
    
    而煤改之后,如张子玉、李秋娥一般能顺利转型的煤老板并不多。
    
    在山西,“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被看作是山西省转型发展的实验区。相关材料显示:该区位于吕梁汾阳市杏花村镇,占地面积达5平方公里,规模相当于现在汾酒集团的3倍。
    
    山西媒体报道:经当地政府牵线,众多手握闲钱的前煤老板们投资热情高涨,热切表示愿意投资汾酒。预计用3年时间投资50亿元,新建酒业集中发展区,安排3万余人就业,带动酿酒高粱产区10万户农民致富,汾酒增加销售收入100亿元以上。
    
    2010年,30多个煤老板共同出资组建了“中汾酒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汾投资),公司落址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是年4月,第一期工程所需的25亿元落实,“一年建设、二年达产、三年明显见效的目标指日可待。”原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表示。
    
    据本刊记者了解,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至今仍未全面完工,“除了白酒市场波动因素,煤老板资金紧张或是园区未能按时完工的另一个原因。”吕梁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
    
    煤老板除了投资白酒,更多的是在干老本行,“去外省接着做煤炭生意。”吕梁一位煤老板说。据其介绍,仅在吕梁柳林县就有46个煤老板在内蒙古、陕西、贵州、甘肃等地继续做煤矿生意。现在,这些在外省做煤矿的煤老板们都遇到了大麻烦,煤市疲软加之政策方面的冲击,已经迫使很多煤矿停产。
    
    与煤矿相生的是高利贷,“很多前煤老板把资金都放给了需要融资的煤矿。”吕梁一位官员告诉本刊。
    
    相关资料显示:煤改后,吕梁市至少有500亿元资金退出了煤焦领域。据本刊记者调查,近两年,仅吕梁柳林县用于在外省购买煤矿的高利贷就达200亿元。目前,随着煤炭行业景气度不断刷新下限,高利贷已经成为压倒诸多煤老板的最后一根稻草。
    
    被媒体频繁报道的是“煤老板转型现代农业”。事实上,煤老板在向农业转型的过程中遭遇尴尬:山西媒体报道,几年前,吕梁一位煤老板出手1000万元购买专利,与中科院合作进行技术攻关,后又投资2亿多元建起提取红枣精华素的新型红枣加工厂,利用高科技从红枣中提取环磷酸腺苷,临床用于治疗静脉阻塞及防癌。
    
    “这个煤老板的情况很糟,产品研发好像出了些问题,公司从挂牌到现在还没有量产。”当地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
    
    吕梁临县前煤老板李建新在投资红枣产业后感触颇深,他说,“红色农业”让他吃尽苦头,甚至怀疑当初的投资取向。
    
    “以红枣为主的红色农业产业链相对周期长,见效慢,只见投入,鲜见回报。没有深入了解农业市场便匆匆转型,作为企业家决策太过草率。”李建新说。目前,李建新在柳林经营煤炭生意时挣的钱已所剩无几,而“红色农业”的投入缺口仍在持续扩大。
    
    在本刊记者采访中,多位煤老板表示:他们投资的农业项目“都还没有盈利”。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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