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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纪念“六四”25周年专辑(续)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4月02日 转载)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生于多难、殇于一瞬
    
    ——怀念连儿罹难25周年(一)
    
    丁子霖
    
    二十五年了。母爱是永恒的,但我的儿子死了!在他惨遭杀害后,我这样计算着自己的生命:连儿离去半个月……一个月……一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到今年已经整整二十五个年头了。在这漫漫长夜般的最初几年里,我多次徘徊在生与死之间,每每在那生死一念间,最最萦绕心田的常常是儿子的生与死——他是如何来到这人世间的?我们给予了他怎样的爱?他因何而死、怎样死的?他的死是否有意义、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一连串的追问支持着我活了下来,仿佛只要我坚持着,儿子就没有死。母与子的生命是相连的,这种相连的生命是伟大的,它不因爱子的离去而止歇、凋零,它只会变得更加深沉、厚重。
    
    在这些年里,连儿十七岁的短暂人生一遍一遍地在我记忆里复活。记得连儿刚刚离开人世时,我的七婶史济瀛女士曾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她说:“小连一生虽短,只活了十七年,但他活得充实、丰富,也幸福。他得到了家人对他全部的疼爱、全部的照顾。他死得又有意义:有人浑浑噩噩活了七十、八十,死了就死了,还比不上这孩子十七年的价值。”是呵!连儿只活了十七年,虽短促,却甜美;他拥有人世间父母、兄长、老师、伙伴们对他的完整的爱,他也把自己全部的爱回报了父母、兄长、老师、伙伴们,乃至全人类。他无忧无虑、无私无畏、自由自在,对生命充满了无尽的追求与美好的憧憬。他是带着对生活、对人们(包括杀害他的战士)的无穷尽的爱离开人间的。连儿这场短促而甜美的梦,曾经给父母那无尽痛苦的人生恶梦带来过短暂的欢欣,也让我们在后来的漫漫长夜中不断地去寻找那美好的回忆,这或许是冥冥之中连儿为父母的余生作出的安排罢。
    
    循着这样的安排,我自1989年6月以后即开始用文字断断续续地记录这些回忆,通过这些记录,从中重温幸福和咀嚼痛苦,从中获取力量。历史的车轮嘎吱嘎吱地转动着,至今已经转过二十五年,每一年还会碾出新的血印,因为迟到的正义还没有来到……我不是一个坚强的母亲,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到迟来的正义终将到来的那一刻;我只希望有一天,当我和连儿相见时,我还能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对他说:“儿子,我是这样地爱你!”而我希冀着他这样的回答:“我一直知道,妈妈,我也爱你!”……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此言不假。我自己的人生轨迹就验证了这一点。
    
    我三十刚过,便丧夫;三年后再论婚嫁,与蒋培坤最终结为夫妻。这段婚姻历尽磨难;生养连儿,万般艰辛,未及成年,殇于一瞬。随后所遭受的一切不幸与苦难,既是命运的安排,也是我性格所使然。
    
    天安门母亲纪念“六四”25周年专辑(续)

    我常常想要回避当年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但现在却不可遏止地从我的潜意识里一幕一幕地闪现出来。
    
    那是在动乱的“文革”之初(1966年6月中旬),全校学生和青年教工纷纷起来造校党委的反,我与语文系的一些青年教工也“不甘寂寞”,于6月14日晚在人民大学城里铁一号小花园“连夜策划”,第二天便赶到西郊贴出了一张“炮轰”当时主持学校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的大字报(当时学校党委书记、校长郭影秋在乡下主持“四清”工作未归)。大字报贴出后,我们一批教工立即遭到系总支书记俞××的批评压制。没几天,我作为当时一个班的政治辅导员,被上面派来的工作组指定为系“文革”小组长。然而,又没过几天,即6月22日,我就被本系的一些“革命群众”揪了出来,人大西郊北二楼后墙整个墙面贴满了“炮轰”我的大字报,该报的大标题为:《不许保皇党徒丁子霖窃取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生以来,我第一次遭受到这般冲击,从此我便被归入了另类,被撤销了“文革”小组长职务,成了系里的一名“内部审查对象”。平时我周围的一些同事都躲得我远远的,唯恐避之不及。无论我走在校园里,还是去食堂吃饭,我都是孤零零独自一人。我也很知趣,再也不去扎人家的堆了……到了1967年,我突然丧夫之后,又连遭大字报的无端攻击,我的境况更加艰难了。在以后的几年里,不少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看着我独自带着5岁的孩子相依度日,也许有些看不过去了,我便受到一些人的同情和关心,多次成为 “被作媒”的对象。最先对我表示关心的是同在语文系任教的前辈刘忆萱老教授。她祖籍湖南,终身未嫁,是个典型的老姑娘,平时给人一种冷冰冰、拒人千里的感觉。1968年军、工宣队进驻校、系后,因为她与我一样是“内部审查对象”,除周末外,平时不能回家——人大城内铁一号宿舍,住在人大西郊北楼的学生宿舍里,与学生一起按部队的连、排、班编制,白天政治学习、搞大批判、作检讨、写“揭发”“交代”材料。她与我被分配住在同一间宿舍,中午除了我们两人外,还有一位系革委会副主任王××(也是同系教古汉语的助教),另外,还有两位,一位是与刘教授同教中国文学史的刘瑞莲老师,另一位是外国文学教研室的茅于美老师(茅以昇的长女,茅于轼的堂姐)。傍晚她们三人都乘班车进城回家后,屋内就剩下我和刘教授两人。“文革”前,我与刘教授不熟悉,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俩虽是“室友”,同出同进,去学生食堂打饭回屋共餐,彼此客客气气。人么,相处久了就会渐渐产生感情,尤其是彼此之间又无任何利害纠葛。老太太比我年长二十多岁,富有人生阅历,我想她定是从旁仔细观察了许久,才下了帮助我的决心。
    
    天安门母亲纪念“六四”25周年专辑(续)

    时间进入1969年10月,驻校、系军、工宣队搞的整党已经结束,我在第二批党员登记中恢复了中共党籍。人大第一批200多名教工已经去了江西余江县的五七干校,我们第二批也正作着出发准备。一天,刘教授神秘而又严肃地对我讲:“丁子霖!我同你说件事:你丈夫去世也快两年多了,我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再远去江西生活一定更难。我想给你介绍个对象。这人是北京一个工厂的车间主任,年龄与你相当,为人不错,曾有过一次婚姻,没有孩子,你如愿意,将来还可以不去江西干校,与孩子一起留在北京生活、工作,机会难得,你好好考虑,不过有一点条件他不如你。”刘教授特别认真地提出:“这人是中专毕业,学历可没有你高。”
    
    我心里很清楚,刘教授完全是出于一片同情心,对于我们母子的爱护。面对老人的诚恳,我还是狠下心来谢绝了。当时我们正要赴江西,忙忙碌碌准备行装,说实在的也顾不上这件事。她一再劝我,别先下结论,让她安排见个面再说,我还是没有同意。我的理由是万一见了面,就不好拒绝了,反而会给她增加为难。
    
    如今这位老人早已过世,但这番情意我永记心间。多年后我再回想起这事,猛然醒悟到,这也许是驻系工宣队对我的特殊关照。当时工宣队中有位姓郭的老工人师傅对我很关心,他们见我与刘相处不错,常常形影不离地在一起,可能就托她出面来给我做媒。因为这位老太太平素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在北京从哪儿去认识什么工厂的车间主任啊?
    
    几乎在与刘教授给我做媒的同时,我在“文革”中“死保”的一位“走资派”、系领导夫妇俩也来向我“说媒”了。当时正在紧张准备行装赴江西的前夕,他们夫妇约我在积水潭医院门诊部见面,我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见面后的那一番讲话令我惊诧不已。
    
    他们夫妇俩听说我与蒋的关系很好,蒋还常常照顾我(蒋原来也是这位领导的下属,而且蒋在文学研究班毕业时还是他亲自决定将其留系任教的),他们大概觉得我们两人在一起不合适,于是想给我另找一个对象。
    
    天安门母亲纪念“六四”25周年专辑(续)

    我同蒋的认识纯属偶然。蒋原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1961年9月考上了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合办的文学研究班;1964年7月毕业。蒋于第二年1月留在人民大学语文系当助教,几个月后便去北京西北郊苏家坨、香山等地搞“四清”。而我于1964年9月至1965年5月在陕西长安县农村参加“四清”。此前在校园里见了,谁都不认识谁。1966年发生文化大革命,人大校园里闹得如火如荼、沸反盈天,我受冲击后,成了不受欢迎的“孤家寡人”。蒋刚从香山返回学校,摸不清楚几天来校、系发生了些什么,也许是书生气,不知深浅,也可能是出于一种同情心吧,在食堂碰到独自用餐的我就搭个话茬,有时还会与我坐在同桌吃饭。一来二去,慢慢就熟悉起来。1966年底,我被“红卫兵”第一次抄家后,不得不加入当时的一个群众组织以求保护。我申请参加的“战斗队”,正好与蒋是同一个“战斗”组织。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我独自带着一个5岁的孩子,困难多多,还不时要躲避“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揪斗,蒋总是给予我诸多帮助。因此,我们相互之间就渐渐建立起了感情和信任。
    
    那天在医院门诊部这位领导对我说:“世界上有些事不能感情用事,应该从利害来考虑。”当时听了,我觉得这话里有话,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相信这话是出自我一贯尊敬的老领导、老革命之口。我当即表示不能苟同。我说:自己没有做错什么,我丧夫两年多,没有人帮我,蒋愿意帮我,我与蒋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我现在不会提出与蒋结合,蒋虽然多年前提出与妻子离婚,但一直没有离成,我可以等他。我一边回答一边心里暗想,要是当初从“利害”考虑,我就不会挺身而出“死保”他,因而得罪了一大批要打倒他的师生,但终碍于情面没有说出来。接着他们转到正题:希望我考虑与当时刚离婚的人大党史系权威××结合。我知道他与××是好友,原来他们夫妇是替××当说客来了。他所说的“利害考虑”,除了政治风险外,当然包括经济上的考量。当时××已获“解放”,是人大有名的高级教授,嫁给了他,虽然要同去江西五七干校,但不仅我们母子俩经济不再拮据,而且在苏州贫病交加的老父亲也会得到很大的实惠,虽然这位老教授的年龄已与我父辈相差无几。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只觉得心中隐隐作疼。那次在医院与老领导夫妇的谈话不欢而终,也许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个不识时务、不谙实际的人。
    
    于是,1970年4月,我儿子随我,包括那位老领导以及他所介绍的那位老教授都同一批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了,而那位刘老太(刘教授)则受到照顾留在北京养老,免去了劳役之苦。
    
    这一系列“说媒”活动到了江西也未停止,我赴江西后被分配在干校的修路队。当时干校茶场的劳动力紧张,一到春天忙于采茶的季节,常常要抽调修路队的女队员去协助。一天傍晚时分,我们冒雨突击帮茶场采茶,收工归来在食堂等着就餐时,我听到食堂外有人呼唤我的名字,说是有人来找我。我出去一看,原来是远在五里地以外的三连五七战士××。他来找我做什么呢?自从“文革”初期他同一些人带头贴我的大字报把我打成“内部审查对象”以后,我就一直没有理睬过他。此人1960年从人大毕业后和我分配在同一教研室,他还被指定为教研室的党支部副书记。到了五七干校以后,我们从未见过面。那天我见到他时满腹狐疑,他倒满不在乎,满脸堆笑地对我说:“丁子霖!我给你做媒来了,对方也是你熟悉的人,伦理教研室的许××,他妻子已去世,但没有留下孩子,他对你一直抱有好感,现从北京托我来问问你的意思。”是的,我对许××确实很熟悉。许与××是国政系的老同学,毕业后,一起分配到哲学系,××分在美学教研室,许××分在伦理教研室,且任党支委。我知道他已婚,妻子在陕西,来京探亲时,我们还曾见过面。但自从1963年美学教研室从哲学系转调到语文系后,我们一般在城内铁一号活动,因此,很少去西郊与伦理教研室的人见面。加之,我从来对许××印象不佳,所以没有等××讲完,我便一口回绝了他,他只得悻悻而去。
    
    这件事我当时没有往心里去,只是感到驳得他好痛快。但是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图一时之快,过后是要付出代价的。该年秋天我向干校临时党委申请与蒋结婚时,居然碰了壁,这大概就是遭到报复的苦果——这都是后话了。  
    
(Modified on 2014/4/02)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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