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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纪念“六四”25周年专辑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4月02日 转载)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前言
    
    受“天安门母亲”群体委托,中国人权推出《天安门母亲纪念“六四”25周年专辑》。
    
    “六四”过去二十五年了;但在中国,这一事件仍不能提及,黑暗依然掩盖着鲜血。可以说,如果“六四血案”一天不得昭雪,中国大地就永无光明和公正;因为给无辜罹难者昭雪,对杀戮者进行审判,乃是天地良心和人间正义所在,是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二十五年了,“天安门母亲”们仍然在苦难中。在中国,她们仍然是“另类”,被当局视为危险的“敌对势力”,被打压,被监控,被迫害,被歧视,甚至连接近她们的普通人也要遭到刁难和调查。其实,她们仅仅是普通母亲,因为亲人被政府当局无辜杀戮,她们要求调查真相、追究责任、给予赔偿,这是天下母亲们最正当不过的要求了。
    
    二十五年了,“天安门母亲”们一年年地老去,有的已相继离世,甚至有的因绝望而自尽。她们知道,有生之年不一定能看到昭雪的日子,但她们不屈不挠,坚持抗争——为了她们死去的亲人,为了正义,为了天下母亲的心。用她们自己的话说是“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她们年年给“两会”写信,不是对当局抱有希望,而是坚信正义,坚信中国的明天,坚信正义之光迟早会照亮中国。“天安门母亲”罹难的亲人终会在那一天堂堂正正地重归故里,与亲人团聚;只有到那一天,中国才是光明正义的中国。
    
    在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日子里,中国人权特向当年所有罹难者表示哀悼,向“天安门母亲”这个苦难而英勇的群体鞠躬致敬!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清明时节忆故人
    
    ——追思难友杜东旭先生
    
    丁子霖 蒋培坤
    
    今年发表致“两代会”公开信时,难友们悲伤地不得不把一向为大家所尊重的杜东旭的名字从信末签名行列中移至下面已故难友行列中去了——他于2013年11月7日离我们抱憾而去,终年86岁。
    
    杜先生是位军人,但他在我们“六四”难属群体中并不是唯一的军人。他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被寻访到以来,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并肩抗争——即使在险象丛生的最艰难时刻,他也总是一如既往,不离不弃我们这个苦难群体。
    
    回想“六四”十周年前夕,在京的难友在我家中第一次举行集体祭奠,杜先生参加了——那时便衣们和各种车辆就包围在我们家门外;十五周年、二十周年的集体祭奠他也都参加了。他还在2008年6月3日参加了木樨地路祭——那是在大批便衣警察虎视眈眈的监控之下啊!可是,最终,他未能战胜病魔、熬到“二十五周年”奠。在今年的集体祭奠中,我们将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了。
    
    然而,杜先生那魁梧、健壮的身躯,那永远宽厚、温和的笑容,在临近清明的这些日子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与杜先生相识、相交近二十年间的种种景象早已刻印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杜先生参加1999年“六四”死难者十周年祭
    天安门母亲纪念“六四”25周年专辑


    早在1993年—1994年间,我们那时已经遭到安全部门众多便衣的监控,这种景象在校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广泛的注意。有些熟人选择了离我们远远的,有些陌生人却因此而走近了我们。
    
    1994年的一天,我家来了位陌生的年轻姑娘。她自我介绍是本校新闻系学生——原来是丁的系友,当即递交给我们一个遇难者线索。原来这位热情的姑娘,也是军人的后代。他父亲和杜东旭为同一干休所的战友。他非常同情杜先生的妻子被戒严部队枪杀的不幸,两家关系密切。所以那天我们得到的线索十分详尽,有杜先生家的准确地址与电话号码。但是我们不能立即去找杜先生,因为门外有国安部门的便衣监视。等了好几天仍不见撤走,我们的心情难免焦急,恰好难友张先玲女士来访,丁便把杜先生的家庭地址交给了她,托她先行拜访。
    
    门口便衣一撤,我们俩便坐上“面的”,从人大绕行军博来到茂林居杜先生的家(那时丁尚没有勇气路经木樨地儿子的遇难处)。
    
    从那天起,我们两家便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绵延不断、情意深长的往来。
    
    杜先生原籍吉林,有着东北人的豪爽和坦诚,是个标准的职业军人。他又是个宅心仁厚、酷爱书法和绘画的艺术长者。我们相信他的这种职业生涯和性格气质在他内心深处肯定会发生纠结和冲突,以致令他痛苦和不堪重负。在我们长年的交往中我们观察到,正是在与难友们的频繁接触中,年长我们几岁的杜先生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他性格中率真的一面,有时还会显示出一种轻松和解脱之感。
    
    首次见面,杜先生坦诚相告其妻马承芬在“六四”中遇难的情况。那是在1989年6月3日深夜,戒严部队已经在木樨地一带大开杀戒。这个地段是民众和戒严部队之间对抗得最激烈的地方,人员死伤很多。夜间10点左右,从西向东开来的军车,朝离大街200米胡同里的居民开枪扫射。当时他的妻子正坐在楼下台阶上同一帮老太太和电梯工说话,而他就站在离妻子2米远的地方。突然间,一阵乱枪,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妻子的右下腹部,她顿时栽倒在地上,鲜血流了一地。众人见她气息奄奄,生命垂危,忙着送附近的304医院抢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草草手术,又把她送到了病房,也未给输氧。当时都以为她的伤势并不严重、躲过了这场劫难,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时她早已停止了呼吸。
    
    她死后留下一女两子。
    
    杜先生、钱普泰、赵廷杰在无锡乡间《连园》
    天安门母亲纪念“六四”25周年专辑


    当年,杜先生虽已退休,但他尚有不少老部下分布在本市各部门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他们获悉噩耗后纷纷前来慰问老上级。杜对他们别无要求,只望能相助向上级反映,为爱妻无辜遇难讨个说法,但得到的都是无能为力,摇头叹息,唯有劝老上级保重自己为要。
    
    老军人性格倔强,既然无人能够帮得了他,就独自出资把妻子遗骨安葬在金山陵园。之后,他便一次又一次地向军队系统写要求说法的材料,但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他对这个服务了大半辈子的党的军队彻底绝望了。
    
    他沉痛地对我们说:“我与老马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相识、相爱,以后成家,生儿育女……老马1949年入伍,不久即奔赴朝鲜战场。当年我们冒死战斗,她没有被‘美国鬼子’打死,却在和平时期死在了自己子弟兵的枪下。……共产党怎么下得了手向人民开枪呢!?”
    
    杜先生的诉说痛彻心肺,深深感动了我们。他续娶的妻子钱普泰老师在一旁静静倾听着。
    
    马承芬遇难后,杜先生独自生活乏人照料,友人给他介绍了钱普泰老师。她受过良好教育,是位退休的中学教师。她的前夫病故后,1993年她把女儿留在成都,带着未成年的儿子嫁到北京与杜先生结为夫妻。这是一位江南女子,善解人意,做事细心,对杜先生的照顾无微不至。自从杜参加了天安门母亲活动后,她就“夫唱妇随”一路相随了近二十年。她不仅跟着杜先生在公开信上签了名,为死难者讨公道,而且陪着杜先生参加难属群体的各种活动。老俩口一丝不苟地完成了难友们的每一件嘱托,参与了难属的寻访活动,提供了一个又一个遇难者线索。他们不分寒暑、不顾劳累,走进一个又一个同命运的家庭,给他们送材料,转捐款,征集来一个又一个签名者。在北京,他们的足迹东至朝阳门、呼家楼,西至石景山、首钢;外地的四川成都、江苏盐城,都留下了这对老夫妻的足迹。
    
    在这二十年间,那一件件、一桩桩往事,我们怎能忘怀、抛开呢!
    
    他的夫人钱普泰与丁都生长在上海,两人之间常用家乡话交谈,十分亲切。我们在无锡乡下的“连园”建成后,便邀请在京的难友分批前往休闲居住。1997年杜先生夫妇与赵廷杰先生结伴而行来到“连园”,与我们一起度过了半个多月愉快的时光。白天他们进城观光,晚上坐在庭院里促膝交谈。那时无锡城乡间交通尚不方便,亲戚家也无小车,他们只能搭乘私人的小“面的”往返于城乡之间,每天一早杜先生夫妇兴冲冲出去,傍晚兴至而归……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宛如昨日。
    
    ……
    
    1999年“六四”十周年前夕,天安门母亲群体把“六四”大屠杀的重要责任者李鹏告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当局十分恐惧和紧张,把我们俩软禁在家45天之久,众多国安便衣及其大小车辆就在我家住所门前上岗。其间我们不得外出,来访者均要盘问、出示证件,因此亲友们在这“非常时期”也就不上门找麻烦了。可是杜先生夫妇偏偏不信这个邪!一天,他俩来到我们家——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43号,而且堂堂正正、有备而来——要证件有证件,要登记便登记,便衣们不得不让这位老军人及其夫人进入了我们家。我们在长期被隔绝、精神处于极度痛苦与愤懑的情况下,对于杜先生夫妇的来访,自然十分意外和宽慰。这是多么难得的支持啊!那天畅叙一番后,我们舍不得他们离去,站在窗口目送良久。我们眼看着杜先生挺胸昂首、目不旁视、阔步前行,根本不把便衣人员放在眼里。
    
    杜先生敢于藐视当局自然进入了有关部门的视线之内,但他毫不在乎。干休所领导——以前他的老部下,几番上门规劝,让他这位老军人、老同志不要和丁子霖这样的“敌对势力”混在一起。他正色回敬:“什么话!他们夫妇俩是大学教授,儿子‘六四’被打死了,向政府讨公道犯了什么法!哪来的‘敌对势力’!”
    
    他常常这样来回敬“规劝”他的人:“你们不是常常教育要‘军民鱼水情’吗?怎么现在不讲了啊?”驳得来者哑口无言。事后给我们复述时他还禁不住像孩子般地开怀大笑起来。驳得真是好痛快!后来,“军民鱼水情”这个段子在难友中竟被传为笑谈。
    
    杜先生、钱普泰夫妇于2008年6月3日夜晚在木樨地29楼前地铁口为“六四”死难者祭奠
    天安门母亲纪念“六四”25周年专辑


    杜先生是难属群体中的长者,他以自己的勇于担当和宽厚坦诚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敬。他常常为我们群体排忧解难,每一封公开信,从拟题、定稿,他都认真地参加讨论。1999年“六四”十周年之后,难友周淑庄因劳累过度罹患脑中风,半身不遂,行动不便。为了让他们夫妇能参加讨论,从那以后,难属群体的活动地点就转移到她家。记得2001年“六四”周年前夕,大家在她家里讨论周年文本——《天安门母亲的话》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焦点集中在谴责当局两年前开始的那场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那时节对法轮功学员的拘捕尚在进行中,大有风声鹤唳之势,对这一重大事件是噤声还是谴责,事关对待人类普世价值的态度。我们正在发愁之际,杜先生与另一位长者——周淑庄的丈夫段宏炳先生从院子里进到屋内——不知他俩何时出屋的。杜先生慢条斯理地对大家说:“我刚才和老段商议了,大家看,这样处理好不好?谴责政府镇压法轮功的字样应该保留,因为这是国内大事件,我们需要表明态度;但文字不宜过长,因为法轮功与‘六四’大屠杀毕竟是两码事。”短短几句话,就平息了一场群体中少有的争论,蒋立即按二老的意思作了修改,并当场获得与会者们的认可。现如今,段、杜二老已先后离我们而去,但仅此事,也足见天安门母亲群体能走到今天,这里也凝聚了这些老人的心血和智慧。
    
    2008年6月3日深夜,我们第二次来到木樨地阜外大街29号楼前儿子遇难地祭奠,杜先生夫妇带着马大姐的遗像、香烛、水果供品和冥币也来到我们身边,在周围便衣们的注视下,与我们一起洒酒、焚香、默默致哀。继此之后,2008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我们在国安部门反复“劝说”下,不得已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离开北京,在他们的“陪同”下去到了大连。没有想到未及数日,我们接到钱普泰的电话,问我们大连的详细地址,并告知杜先生已向干休所要求,不日前来大连休养。这样,即使在国安便衣的陪同下他们夫妇俩同我们会聚了。他们惦着我俩的处境,唯恐我们再受委屈,非要亲眼来看看不可——此前我们有过数次被国安等部门骗走和强行带走软禁的经历。
    
    二十年的相交相处,难友们都很熟悉杜先生,尤其是知道他熟稔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不少人向他索要墨宝,他都来者不拒。每逢难友谢世,追思的挽联都请杜先生书写。这其中有2001年的苏冰娴、2010年的段宏炳、2012年的袁可志等老先生,他都一一照此办理。待到给袁先生写挽联之后,我们才获悉杜先生也发现了癌症,且是晚期并已转移到其它部位。
    
    事后我们心疼不已,自责良久,太粗心大意了。一旦有事,只知去求、去靠杜先生,根本没有顾及他是一位年事已高的长者。
    
    2013年9月下旬,我们离京返锡时,杜先生已处于病危状态,但神志十分清醒。当他得知我们要去医院探望他时,他便像孩子那样执拗地要求出院回家、在家中与我们相见,被我们耐心劝阻。果然,我们返锡不久,于11月7日上午杜先生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人生旅程。我们委托尤维洁女士代表我们献上花圈,寄托哀思。
    
    一年一度祭奠亲人的清明节即将来临,此时此刻,我们在缅怀自己的父辈、连儿的同时,怎能忘怀与我们患难与共、胜似亲人的那一个个先我们而去的难友:学汉、冰娴、段先生、袁先生、杜先生以及其他30多位已故的苦难兄弟姐妹。
    
    我们只能在此立誓相告:我们会为此努力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2014年4月1日
    
    “六四”难属《探访纪实》前言
    
    ——为纪念“六四”惨案二十五周年而作
    
    丁子霖
    
    在去年“六四”二十四周年过后不久,在京的一些难友聚在一起,心里沉甸甸的,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我们费尽了心力,既不能为死难亲人讨回公道,更不能挽留住那些在以往岁月里共同抗争、而今已年迈多病的难友的生命脚步。她(他)们一个又一个相继离去,这给我们活着的难友留下了无尽的哀思和悲愤。
    
    眼看“六四”二十五周年快要来临了,我们该为逝去的人们做些什么呢?又怎样来纪念这些死难者的亡灵呢?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们与外地的难友只是靠写信、通电话、托人捎信联系,很少能彼此走动、面对面地接触。我们何不分头去外地探访同命运的难友呢!大家七嘴八舌,很快达成共识,于是定下了方案。
    
    从去年10月份开始,尤维洁、郭丽英、张彦秋、吴丽虹以及尹敏等难友分三批出发,北上内蒙、东北,南下江西、两广,西去四川、重庆,中赴河南、湖北,东至安徽、江苏(待去)。他们走访了二十来家外地“六四”难属,蒐集了一大批弥足珍贵的资料,最为难得的是与那些难属面对面地交心、访谈。
    
    这不是一般的探亲访友,更不是旅游观光,而是一次旷世罕见的沉重旅行;是心与心之间的直接碰撞与交流。探访者与被访者的手握在一起,泪流在一起!时至今日,探访者向在京的难友谈起这一家家被访者的情况时都还禁不住眼圈发红、潸然泪下。
    
    从今日起,我们将陆续献给读者的这批“六四”难属《探访纪实》,是一篇篇血和泪凝成的文字。
    
    这是在目前大陆的现实环境下,天安门母亲群体能够献给逝去亲人的最好纪念。
    
    为此,我们要感谢尤维洁等五位女士,她们的年龄也已60上下,有的甚至重病在身,但是她们放下家中需要照顾的老人和年幼的孙辈,义无反顾地踏上旅途,不辞劳苦,爬山涉水,深入边远地区和穷乡僻壤……
    
    我们深信,这一切将与“八九”、“六四”一样永载史册!
    
    2014年4月1日
    
    我心里总有一道伤口,怎能忘记
    
    尤维洁 吴丽虹
    
    2013年10月13日周日,我和吴丽虹南下,看望并探访在外地的难属。采访是从广州开始,第一家便是广州花都区。这是“六四”死难者田道明父母现在的家,原来他们住在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镇栗林嘴村。
    
    田道明,1989年是北京科技大学85级管理系学生,“六四”时被坦克碾死。他的父母田维炎、黄定英现在住在广州,与他们的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
    
    时光冉冉,“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24年了,他的父母也步入了老年。
    
    二十四年过去了,如政府所做的,他们千方百计对中国百姓封锁有关“六四”大屠杀的真实情况,在歌颂他们治国的丰功伟绩时绝口不提“六四”屠城的罪恶。随着时间的流逝,“六四”屠城会渐渐淡出中国人民的视线,时间真的会让记忆淡忘吗?
    
    我们离开北京时,给他们打了电话,黄定英接的电话,得知我们要来,她很高兴,嘱咐我们,到了广州,她会让小儿子开车来接。电话里我告诉她,我们已经订好了住店,离他们住的地方花都区应该是不太远,而且,住店离地铁站很近,不麻烦他们了。
    
    人还未到广州,就接到他们的小儿子发来的短信,问我们几点能到广州,告诉我们如何中转地铁线路、在哪站下车、下车后他会和他的父母到住店看望我们。
    
    我们买的是北京到广州的高铁票,在广州南站下车后,直接坐地铁去目的地。我们和田维炎夫妇及他们的小儿子从未谋过面。从地铁站出来,一个个子不高、上身着一件紫花短袖无领衫、下身穿一条黑色裤子的妇女走过来,对吴丽虹说:“你们是北京来的吧?”“是的,您是黄定英吧?”听到对话的声音,我急忙转过身去,看到吴丽虹正在和一位妇女说话,旁边站着一位老者和一位看起来还很年轻的男士。我知道,这定是田维炎夫妇和他们的小儿子。
    
    他们把我们送到住店。我们放好随身携带的行李,脱去离开北京时穿的秋装,换上夏装。北京的10月已经进入了秋天,但是,广州还很热,有点像是北京9月上旬的天气。
    
    他们为我们接风洗尘。席间,黄定英说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心里一直放不下我的儿子田道明被坦克轧死这件事,经常会想起他来。尽管我的小儿子、儿媳都对我们很孝顺,让我们开心,让我们不要总是想着不开心的事,但是,心里就是放不下。”“今天,见到你们,这么远能来看我们,我们就像见到自己最亲的亲人一般,我们的关系不同于任何一种关系,大家都是难属,同命相连。”
    
    我和吴丽虹也讲了当年我们的丈夫被打死的经过。
    
    由于天色已晚,我们当天没有去他们的小儿子家,约定第二天上午九点半左右到他们家。
    
    第二天,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坐车,坐到茶园农场,在车上便看见黄定英早已等在那里。的确,小区离车站不远,往前走到路口,拐过弯有一百米的距离就到了小区的门口,田维炎在小区的门口等着我们。
    
    紧挨着小区大门口有几间屋子,门口挂着老年活动中心的牌子,站在门口可以看到屋里有几张桌子,那是棋牌室活动的地方,里面有几位老人在打麻将。黄定英指着棋牌室对我们说:“老田每天在棋牌室值值班,看着活动中心,帮助收收钱,居委会每月给他800元钱。儿子也不需要我们挣钱,只是在家里没有事干,在外面做些事,挣点零花钱。以前,我的孙女小的时候,我带孩子,现在,孙女大了,我没事,有时候也会到这里,帮助搞搞卫生,大家的关系相处得都非常好。”
    
    左起:吴丽虹 黄定英 田维炎 尤维洁
    天安门母亲纪念“六四”25周年专辑


    田维炎夫妇把我们领到家,整个小区不是高层建筑,都是六层的板楼,他们家住在五楼。黄定英边走边介绍:“我们是2004年搬到这个小区来的。在这个小区已经住了很多年了,现在,年纪大了,儿子说小区没有电梯,等以后再重新买一套带电梯的房子让我们住,可以不用爬楼梯了。”
    
    来到他们家,一进门,是一个很大的阳台,阳台连着客厅。他们的儿媳妇在家,儿媳妇看起来是一个很明理的人。她原是在某物业公司工作,现辞职在家,料理家务。女儿已经12岁了,学习很好。
    
    田维炎今年72岁、黄定英今年68岁。原是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镇栗林嘴村人,孩子们小的时候,他们在家务农养活几个孩子,在农村时,靠种地,每年收成换不来多少钱,每当农闲不忙时,田维炎还要靠打一些短工接济家里的生活。
    
    田维炎夫妇共有五个孩子,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田道明、死于“六四”大屠杀中,老三、老四是女儿,老五是儿子。三个女儿都嫁在不同的地方。
    
    小儿子毕业于厦门大学财经专业,目前,任职于某电力公司,原名父姓,后改为母姓。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知道他的父母一生非常不容易。自己的哥哥在北京被无辜打死,当年,自己虽然年纪小,很多事情不是太清楚,但是,目睹了父母失去儿子的痛苦,母亲为此得了精神病,曾住两次院,父亲强忍内心的痛苦,继续为了家庭生活到处奔波,心中就萌生了自己工作后,一定要把父母接到身边,让他们可以颐享天年。因此,他1998年毕业后,1999年便将父母亲从湖北老家接到广州,共同生活至今。
    
    我们说明了来意:“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了,明年就是二十五周年,我们在北京的难属,一直记挂着外地的难属,不知你们生活情况如何,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的。今天,特地来看望你们,是想听听你们的心声。我们还要继续向共产党及中国政府追究其屠城的责任。
    
    田维炎首先说道:“我们要求中央能给我们有一个圆满的答复,我们认为‘六四’大屠杀中央搞得不对,自己的儿子只是去读书,没有触犯中国的法律,也没有做危害国家的事,采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以及北京市民,至今,没有一个说法。我们希望,中央能在我们有生之年,给我们一个结论。如果中央不解决,我们心中不服!”
    
    我说:“我们从95年开始,就向国家提出我们的诉求,要求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公布六四真相、对受难者亲属进行国家赔偿。您认为我们的三项诉求是否合情合理,今后。我们该如何做?”
    
    田维炎说:“坚持我们的三项诉求当然是对的,还要继续坚持下去!我们就是要和中央评评理,中央这么做,完全是错误的,把我的孩子用坦克碾死,这么残忍,是什么道理!”
    
    夫妇俩共同谈起当年田道明被坦克碾死的经过。
    
    田道明在军训证书上的照片
    天安门母亲纪念“六四”25周年专辑


    田道明1989年遇难年龄22岁,已经是大四的学生,再有一个多月就大学毕业了。6月4日清晨,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学校电报通知家属,他的父母接到电报后如晴天霹雳,天塌下来一般,实在无法成行,由他们的两个侄子去北京替他们处理后事。田维炎的侄子当年一个36岁,一个25岁,处理完后事后回来对他们叙述了相关情况。
    
    田道明和他的同学在一起
    天安门母亲纪念“六四”25周年专辑


    6月3日白天,田道明在学校里做毕业论文,下午五点多钟吃完晚饭后,有3个不是一个班的同学,看见他对他说:“田道明,你白天怎么没有去?白天,政府没有和我们对话,听说晚上政府会和我们对话,一起去看看吧。”他们结伴出去。
    
    同学告诉田维炎的侄子,在去天安门广场的路上,部队已经开始开枪,田道明和同学们也一起参加了抢救受伤学生和市民的行动。
    
    天安门广场在6月4日临晨清场后,学生们四人一排,从天安门广场往西长安街方向撤离。走到六部口遇到部队,北京市民护住学生跪在坦克前,拦住部队,部队打出带有毒气的催泪弹使得在场的学生、市民晕倒在地不能动弹,一排坦克从这些失去知觉的人群中轧过去,田道明也在其中。田道明半个额头带一只眼睛被坦克轧掉,只剩下半个额头及另一只眼睛,身上没有伤痕,当时死亡。他的一个同学晕倒时,正好是倒在马路边上栏杆处,翻倒在马路牙外边,牙齿磕掉了一颗,捡回了一条命,回来向他的两个侄子讲诉了当时的情景。北京的市民为了抢回学生的尸体,被机枪扫射打死打伤了很多人,地上的血很厚,洗都洗不干净。
    
    …………
    
    将近中午,田维炎因要去棋牌室关门,离开了家,我们继续和黄定英谈。
    
    我说:“我在北京临来时,看了丁老师汇总的难属资料,知道田道明是被坦克轧死的。而且,在六部口还死了好几位,都是被坦克碾死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么惨。政府竟然用有毒的催泪弹,用在自己国家的国民身上,让他们晕倒在地,不能动弹,一排坦克并排压过去,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政府这样的行为,简直是在犯罪!”说着说着,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吴丽虹也说:“我们家是老北京人,听老人们说,过去,国民党残忍吧,他们面对学生运动也只是拿水龙头渍学生,没有看到开枪去镇压学生。”
    
    “是的,我在医院时,一位老者也说过同样的话,他活了这么大岁数,在北京,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样血腥的场面。”
    
    “我在家,听我的侄子回来说,军队镇压,是中央对部队说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部队在进京之前,不让他们看报纸、不让他们看新闻。”
    
    “不管怎么样,咱们的儿子,没有犯法吧,是无辜的吧。学生再不对,把他们抓起来,把事情问清楚了,也不能开枪杀人吧。”吴丽虹接着说。
    
    “他是无辜的,他只是去读书。我的孩子这么残忍地被杀死,心里很难过。自己的孩子考入北京的大学,要想培养他,从小就要开始,我们在农村种地,一年也得不到多少钱,因此,很不容易,结果,书没有读完,就被国家打死了,非常可惜,自己心里怎么能忘记呢,在我的心里总是有一道伤口。我的孩子,那天出去,只是听说,邓小平要出来和学生对话,你邓小平出来和学生对话,有什么不可以?下令用这样的极端手段对学生,我无法接受,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一直压在我的心里,根本忘不掉。”
    
    学校,对田道明的处理意见当年定为误伤而死。因此,让他们的侄子给他们带了一千元钱。田道明的同学们得知他的家境非常困难,自愿每人捐出10元钱给田维炎夫妇,让他们供小儿子继续读书。当年,他们的小儿子在读中学,还给他们寄过一些工作服之类的衣服。后来,田道明的同学,因当年的学潮,分配的工作都不理想,渐渐地就失去了联系。
    
    田道明的骨灰葬在湖北石首市高陵镇老家,田道明的学生证、身份证、衣物等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烧给了他。现在,他们也不常回老家,把家中的屋和地都给亲戚了。
    
    儿子被无辜打死已经二十多年了,早些年,田维炎夫妇都是以泪洗面。田道明的父亲在老家种地时,每天都要在地头哭一场。母亲精神上很长时间都不能从中解脱出来,甚至去精神病医院看过病。这么多年,内心深处没有一天不想自己的儿子。夫妇俩一再重申: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国家对六四大屠杀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解决,还原当年开枪的真相,中国是有法的,我们的孩子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中央不要再回避下去了,必须给我们一个交待。
    
    我和吴丽虹的心和他们一样,做为一个中国的普通公民,第一次知道,北京六部口,中国的军人采用如此残忍的手段,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况且,学生们已经从天安门广场撤离,清场任务已经结束,学生们并没有用暴力行为去对抗中国的军队。北京究竟有没有发生反革命暴乱,谁又是暴徒,不能再用谎言去欺骗民众了!在六部口,采用毒瓦斯摧残人的神经,再用坦克去碾压毫无反抗能力倒在地上的人群,这样一种集体灭绝,实在是令人发指,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的军队、下令用坦克碾压群众的命令者及执行者,都将会受到人民的审判,历史是公正的。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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