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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为文革道歉引“红二代”不满 被批不像话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1月06日 转载)
    
    来源:人物
    

    陈小鲁为什么而道歉
    
    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
    
    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
    
    67岁的陈小鲁先生骑着破旧的二八自行车经过胡同口、一棵枇杷树和一株富贵籽。他在淡蓝色的铁门前跳下来,推车进院。来往的人们很难察觉这座老宅子与附近其他四合院的不同,只有一位游客停下来拍照,斑驳的灰砖墙上挂着块金属牌,证明这里曾是清代的一处官方机构。
    
    陈小鲁与他的家人住在这儿,这里是其岳父粟裕将军的旧居。自行车停在角落里,岁月为它覆盖了黄和暗红的铁锈色,但车把和车座磨得发亮。陈小鲁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开国元帅陈毅之子,还曾是北京市第八中学革委会主任、1980年代的军队副师级干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
    
    作为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红二代之一,他曾尽力保持焦点之外的生活。但平静在今年8月打破,一封题为“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文章出现在媒体上;10月,陈组织了一场小型聚会,作为曾经的学生,向八中“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师道歉。几十家中外媒体都在寻找他。
    
    在这个热衷阐释的国家,陈的行为被符号化了。持以下两种猜测的各大有人在:港媒在报道中提出,有人将红二代陈小鲁的道歉视作对“文革”一贯暧昧态度的“风向标”;著名的左派孔庆东则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位陈小鲁的同学来信”,信中质疑其“是为干扰年底纪念活动”。陈小鲁的行为被大量网民赞扬。但陈的朋友郝新平则告诉《人物》,自己的另一位红二代朋友“很强烈地”表达了对陈的不满,说“陈小鲁不像话”。
    
    为违反五四宪法第89条而道歉
    
    对于陈小鲁来说,道歉并不是某种突如其来的念头。他曾数次在私下探访老师时表达悔意,说当年让老师受苦了。几个月前,一位老师向陈的校友计三猛提起,“文革”中受冲击的老领导们正在慢慢老去。陈小鲁听到转述后觉得,“再不正式道歉就来不及了。”
    
    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整整47年后,陈小鲁接到了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秘书长黄坚的邮件,信内是一组八中“文革”时的照片,激进且恐怖的气氛从灰黄、模糊的老照片里透出:一个男老师畏缩地将写着“黑帮分子”的小黑板举过头顶;在戴着红领巾的学生的包围下,老支部书记华锦拿着铁锹在地上翻土;人们拥挤在批斗会现场,叉着腰观看老师低头认罪,他们面前挂着巨大的条幅,“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那是陈第一次在影像资料里看到八中“文革”的情景,他坐在沙发里回忆—这是装着日光灯和排风扇的客厅里最体面的家具,1980年代当他还是一名驻英武官时,他曾在电视里看到一部有关法国激进分子学习“小红书”的电影。而这组照片更令他感到震惊。他在给黄坚的回信里写道:“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这封信被他当年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老同事吴伟看到,贴到了微博上,陈小鲁意外地被卷入舆论漩涡,接着他明白无误地表示会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我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但我知道他会同意。”吴伟向《人物》回忆,“因为他一直是敢做敢当的人。”
    
    陈小鲁曾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在这场政治运动开始仅两个多月时,这名高三学生就近乎全票当选为八中革委会主任。他个子高大,性格沉稳,颇具备演讲技巧和鼓动能力,几乎是天生的领袖人物。他曾与四中的孔丹(中信前董事长、其母许明曾任周恩来秘书)、秦晓(招商局前董事长、其父秦力生是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发起首都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1966年10月1日的游行中,陈组织500多名青年学生在金水桥前维持秩序,卫戍区一位师长与其联合调度。面对几百名闹哄哄的青年,师长先进行了45分钟索然无味的政治动员。等到陈小鲁上台,他只喊了三句话: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顿时掌声热烈,群情激昂。
    
    他还曾发通令解散民主党派,收缴民主党派大印。如今陈小鲁回忆,那场极其荒唐的行动“完全没有深思熟虑的,就是有点赶潮流,各个方面都被各校红卫兵占住了,我们就琢磨也得管点什么,就说民主党派那帮老头子不接受改造”。当时主管统战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与陈家同住中南海庆云堂,陈小鲁被李叫去臭骂了一顿,“你们怎么连中央的事也要管!也敢管!”
    
    与此同时,学生的盛大狂欢已然升级为暴行。1966年8月22日,52岁的八中书记华锦被关押在校期间上吊身亡。此前,一名学生在校园里遇到她时,她说“我受不了了”。这是陈小鲁模糊预见却未能防范的悲剧,他曾派人守在关押地点楼下防止学生夜间揪斗,但仍旧未能避免悲剧发生,最终也是由他为全身浮肿、躺在冰冷水泥地上的老书记收尸。
    
    在举行道歉会之前,陈曾前往“文革”时的副校长温寒江家拜访、致歉。温已经89岁了,但仍然谈论着自己手头正在进行的科研课题。“文革”或许是其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他回忆起,自己曾在中山公园的一次批斗会上被毒打了整整两个小时。听到这里,陈小鲁突然说,“那次批斗会是我组织的。”这令一同在场的计三猛吃了一惊,因为几乎没人知道陈是当时的组织者。陈称,他当时以为不过是开开批斗会、喊喊口号,可很快就升级为暴力,他无力阻止,于是中途离开。
    
    计三猛曾听陈小鲁讲过一个审判东德士兵的故事,士兵的律师辩称他枪杀翻越柏林墙的民众时只不过是在执行军令,可法官却说,士兵至少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最终判决有罪。
    
    “是的,我们当时只是中学生,我们都没有资格去承担‘文革’的错误,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但运动来了你怎么表现,那是你自己的选择。”陈小鲁为此至今感到自责。
    
    为了准备道歉会的发言,他曾特意翻阅五四宪法,即1949年后的第一部宪法。他认为自己当年违反了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在道歉会后,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已经47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
    
    这个观点被自由派人士广泛传播。“四九年以来‘运动’的本质是整体地违法,集体地违法,‘文革’走向了极致。”学者卢跃刚告诉《人物》,“道歉本来是伦理行为,但陈小鲁这次道歉的基本面是法理,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情感认知。”
    
    不再说违心的话了
    
    10月7日,头发已近全白的陈小鲁出现在道歉会场。道歉会长桌的两旁,是昔日的老师和学生们,他们的听力日益衰退,都有着花白的头发和棕色的老人斑。生物老师赵荣尊曾是那批学生心目中最年轻的老师,如今也已经75岁了。他们谈论着身体状况和1966年以前平静的学校岁月,只在很偶尔的时候提起“文革”记忆—有老师在食堂被莫名其妙地抽耳光,还有老师被勒令在音乐教室的窗户处反复爬进爬出,一位老师在发言前哭了起来,他的妻子在“文革”中意外死亡。
    
    一切正如陈小鲁在发言中所说的那样,“有话不说,恐怕就迟了”。他再次提起自己曾经批斗校领导、组织批斗大会、勒令民主党派解散,然后近乎严苛地一一罗列自己触犯的法条。“上述错误我承担责任,真诚道歉。”
    
    席间,赵荣尊老师站了起来,她郑重地感谢陈小鲁曾经陪伴挨批斗的自己站在讲台上。在那1个小时里,所有气势汹汹、想给赵戴高帽、剃阴阳头的学生,被他喝止了。阴阳头是难以忍受的羞辱方式,计三猛后来采访彭珮云,问其在“文革”中是否有想要自杀的时刻,她答想过,就在被剃阴阳头的某个夜晚。郝新平所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是“文革”中颇为激进的学校之一,副校长卞仲耘被一群学生打死。郝曾目睹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车上”。2011年,校友们捐款为卞仲耘立了一座铜像。而陈小鲁的校友反复向媒体强调,陈没有加入红卫兵,他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他在“文革”期间从未打过人,也公开反对打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都说过,不能虐待俘虏。”
    
    在陈小鲁的描述中,陈毅是一位低调的高层官员,他很少在孩子们面前谈论政治,从未要求他们入团入党,甚至劝阻长子陈昊苏学文,避免其踏入政坛。
    
    “文革”开始两年后,陈毅受到冲击,陈小鲁被送往沈阳军区当兵。入伍前两年,他都是没有编制的“黑兵”,不被配发军服、津贴和口粮。他不能与父母通信,只能凭借报纸内容猜测父亲的状况,“九大”之后陈毅的名字再没上报,直到1971年才出现他再登天安门的消息。
    
    一年之后,陈毅去世。计三猛还记得,追悼会结束后,回到北京的陈小鲁约计三猛出去吃面条。陈转述了追悼会的状况,毛泽东突然出现,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外衣,令赴会看起来像是个临时决定,不过毛很感伤,在会场流了眼泪。追悼会随之由小厅升格为大厅,总理赶忙通知西哈努克等外宾出席,致悼词者由叶剑英改为周恩来。转述这些时,陈小鲁显得情绪低沉,随后他吟了四句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难道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文化大革命”中的无常感促使陈小鲁开始思考社会制度,“现代的权力观就是要制衡,法律条文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以政治问题来掩盖一切是不对的。”他还曾在一篇自述中表示:“我的想法是一贯的,认为应该由制度来代替领袖。”
    
    他此后的经历帮助其完善了这种价值观。1981年,他被委任为驻英武官助理。出国前,他学习的材料还在浓墨重彩地描摹1950年代的伦敦雾。可当陈小鲁下飞机时,迎接他的是碧蓝天空和被薄薄白雪覆盖的草坪。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国家是当年中共官员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而陈小鲁发现,英国的国防部长坐地铁上班。一位英国商人急着在周日与中国代表团签合同,但他无法命令秘书在休息日上班,不得不用自己蹩脚的打字技术完成合同。另外一位英国商人生产出了一种枪支,却因为担心成为“镇压性武器”而拒绝售卖给军队或警察。
    
    4年后,陈小鲁回到中国,1986年进入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其后任职政改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卢跃刚曾就当年政改问题采访过陈小鲁,卢后来得出看法,这种职务安排并不仅仅由于陈的能力和西方工作背景,“政治体制改革要代表各方面利益,干部子弟是一大块,他们在听取和反映‘老人’的意见上起作用。”
    
    吴伟是陈当时的同事,他将陈称为“红二代当中的改革派”,“他直言不讳,不回避问题。”吴伟记得由于陈是由总参借调至此,政改办主任曾问过陈,要不要请zhao zi yang办公室为他给总参写封信,从副师级往上提一提,陈表示不要给领导和部队添麻烦,拒绝了。
    
    他是否曾在政治上有过某种远大的抱负?陈小鲁回答《人物》:我在政改研究室,不算个刺头,但也是直话直说,提的问题比较尖锐,一般人不会这么干。这就是红二代的抱负。我的父亲、老师和党都这么教育,我这个人有点理想主义,就当真了。
    
    1986年至1989年他参加政改研究工作期间,结识了许多法学专家。也正是在那个阶段,他受到影响,更加认识到了宪法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早年在军队,他所在的团是“学习小靳庄”的典型。小靳庄在“文革”时期因能唱样板戏、搞赛诗会而闻名,被视作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范。后来该团还多了一项“批邓”的任务。陈小鲁28岁那年升为团政治处主任,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但他还是写信给岳父粟裕请求调动,因为这一套批判、讴歌的工作都得由他负责。而他称,道不同不相为谋。
    
    1992年,他终于远离体制,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不再说违心的话了。”
    
    血统和观念是分开的
    
    陈小鲁试图寻找一种远离政治的生活,不必被“非此即彼”的立场烦扰。《炎黄春秋》的一次研讨会中曾流传出一段故事,称在一次校友聚会上,红二代们出现分歧,吵了起来。陈小鲁认为,“朋友之间观点不一致很正常,何必强求?他们出身一样,有共同的经历,如果观点不同就不能坐到一起,那其他人还怎么寻求共识?”
    
    他下过海,炒过股,现在还与朋友合作办公司。他偶尔谈论时局,当他发现可能引起纷争时,就以一种老人式的、和缓的方式捻掉话头。他将一年中的三四个月时间交付给旅行,他已经去过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而南极是他觉得最美好的地方,荒凉、寂静。一位曾与其有过交往的外媒记者评价,“他认为世界很大,他很了解世界。”
    
    2006年,原副总理罗瑞卿的女儿、曾任医生的罗点点开始在中国推进“尊严死”的理念,即对于没有恢复希望、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撤除其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使其自然地、有尊严地死亡。罗点点找到了陈小鲁,陈想起了父亲的临终岁月,除了被癌症折磨,他也在被插满全身的管子折磨,医生不停地为他清洗、翻身、吸痰,延长着他的生命和痛苦。
    
    “能不能不进行抢救?”陈小鲁当时问医生,可医生以两个问句作为回答,“你说了算吗?我们敢吗?”
    
    罗点点告诉《人物》记者,几乎就在她和陈小鲁谈了3分钟以后,陈就决定与其合作。北京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于今年6月成立,陈小鲁任会长。
    
    他要求管理层(他们不以此为专职工作)必须分文不取,在争取社会资源参与应酬时要自掏腰包,还号召理事们捐钱或借办公场所给协会。协会秘书长郝新平记得,陈小鲁总是强调“要真正地为人民服务”。他认为推广“尊严死”的重点在于官员和富人,“干部是公家掏钱,只要你活着就有待遇,花费国家财产。有钱的人就另说了,但是即使你有钱,也浪费了国家资源,因为仅仅是维持(生命)体征,治不好了。”
    
    很难仅仅用单一的色彩去描绘陈小鲁。他不相信13亿人口有可能统一到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他推崇树立宪法的权威,并相信这是解决“文革”前后弥漫于中国的暴戾之气的根本途径。但与此同时,在受访的2小时42分里,他54次提到“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首要推动者。10月18日,他去往银川参加一场纪念毛诞辰120周年的活动,“代表老陈家”。
    
    “我仍旧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有更大的功劳,这个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元帅之子如今这样评价毛。
    
    在卢跃刚看来,“学界左中右绝对坐不到一起,但红二代可以。血统和观念是可以分开的,除了理性还有情感。他们心中的大英雄,毛是第一位。”
    
    那些被评论功过是非的历史人物是陈小鲁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初中开始,他住进中南海,会遇见午后开始游泳并招呼磨磨蹭蹭赖着不走的孩子们“你们都来游啊”的毛泽东;“大跃进”时,他看见中南海竖起小高炉,宋庆龄在那里炼钢;周末,父亲曾经将西哈努克在北大读书的儿子接到家中一起吃饭,据称后来此人被红色高棉杀害。
    
    “你现在有信仰吗?”《人物》记者问。
    
    “我信仰共产主义,我是共产党员,是坚定的共产党员。”陈小鲁毫不迟疑地回答。
    
    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这个社会“整个儿地不适应”。他不能适应谎话连篇,也同样不能适应弥漫在整个社会里的关系至上。
    
    陈小鲁说他怀念的是一个他从未经历过的、凭长辈的讲述而构建的年代。他望着窗外,“我向往井冈山时的红军,那时朱军长和战士一样挑军粮,毛委员和战士分一样的粮食尾子,那种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同志关系。”停顿了一会儿,他收回自己的目光反问:“我是不是有点乌托邦呢?”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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