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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志刚:济南,监控中的非暴力抗争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0月16日 转载)
     ———《中国的非暴力抗争》征文系列
    
     自89年参与64以来,我就成了一位异议人士,一位非暴力抗争者,而监控便如影随形。

    最早感觉到被监控,应该是89年参加游行示威后,回来时发现自己的自行车车牌不见了。那时的自行车要登记领牌的,后来大家说到这事,就猜测,一定是让跟踪者把牌子摘走了,通过车牌就能查到我的身份。出狱后,我逐渐认识了一些异议人士。那时青岛比较活跃,因为在狱中和孙维邦、姜福祯、张霄旭结识,所以和青岛的朋友常有来往。
    
    有一次,青岛的燕鹏先生到济南来遭到跟踪,跟踪者开着一辆车,还有一位骑着摩托车。燕鹏比较有经验,很快就发现了他们,走过去质问,对方不承认。燕鹏就向前走,他们开车在后面跟着,这种态势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燕鹏故意横穿泉城广场,这时他们着急了,因为车是不能进广场的,他们如果绕过去的话,就会面对马路上那些红绿灯、隔离栏等等,所以他们中有人就下车追过来,和燕鹏商量,问他到哪去,可以把他送过去。燕鹏没多想,就说了个地方,谁知一上他们的车,不由分说,就被拉到公安局去了,还做了笔录,让燕鹏签字时,他就在上面写了“抗议”两个大大的字。随后,就等着青岛公安来押他回去了。
    
    从此以后,除非迫不得已,我是不上国宝的车的。前几年,闹茉莉花革命期间,有国宝在楼下找我,让我上车谈,我要求在外面谈,他们一再坚持要在车里谈,我就提出我要坐在驾驶座上,那次我在驾驶座上和他们谈的不欢而散。而如果我坐在后面,想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后来还就有一位朋友着了他们的道,说是在车上谈谈,结果他一上车就被拉到南山旅游去了。
    
    这里还有一个经验要说一下,就是注意检查和你打交道的那些人的警察证。就是上面那个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人,他激怒了我,我和他吵了几句,甩门走了。等我上了楼,想起我从没有看过他的警察证,然后给同车的另一个警察打电话,要求那个人下次来时带警察证,我要检查。从此以后,那人就再也没来。而这家伙断断续续骚扰了我一年多。可能是国宝部门警力不够,或者想节省经费他用,就雇了些临时工充数。
    
    我不但不上他们的车,而且我还不愿意和他们同乘出租车,谁知道他们会耍什么花样,他们亮出警察证说不定就把出租司机给劫持了。今年6月3日,和两三个朋友在金玉餐馆小坐,国宝找过来,非让我回去,我不愿意,他们就纠缠,饭吃不下去了,只好回去,路上他们要打车把我送回去,我不同意,自己往回走,他们跟着,走了大约有两三里的样子,快到家时有一个上坡,他们走到那里喊哎哟,我就笑:“还是警察呢。”,他们两个都是中等个,也不胖,我190斤,都没觉累。后来细想,是他们的良知使他们的脚步沉重,他们走的路和他们的心是相悖的。
    
    对于监控者,感化他们、和他们讲清道理、唤醒他们的良知是必要的。如果他们不情愿干这样的事,他们就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应付了事,而如果无谓地激怒他们,便结私怨,他们的监控的主动性就增大了。
    
    解金玉结婚,我们去参加婚宴,孙文广老先生也来参加,当时他正被全天监控,限制行动,经过他的力争,可以来参加婚礼,但只能待半小时,那些跟踪者便在下面等着,后来金玉给他们送去了喜烟喜糖,还送水饺给他们吃,他们也没再说什么,孙老待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去。
    
    今年清明节期间,孙老和大家商量去中山公园纪念民主先烈,本来这事没想提前公开,不知国宝怎么知道了,就分别找有意参加者威胁阻挠,这事就在网上公开了,成了纪念民主先烈的预告。纪念活动结束后,大家在一起吃饭,发现旁边桌上有个人很像跟踪者,我们就大谈有多少高官是裸官,有多少两会代表是外国人的父母等等,就是要把道理讲给他听。他这时还不能插言,只能听着。
    
    后来发现还有一种情况下,监控者无法插言只能听着。今年6•4前夕,李红卫过生,大家在一个酒店聚餐,对方跟了过来,就在我们隔壁,两个房间只用一个木屏隔开,我们说什么他们当然都能听见,我们就大谈裸官、外国人的父母做两会代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自由的重要性等等。后来,说我们打纪念64标语,把我们12人传唤到派出所。
    我们一行12人先被带到济南四里山派出所的一个办公室里,大家依然畅所欲言,除了前面的话题,还大谈薄熙来、王立军怎么违法整治警察、校长奸幼、为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民间不能成立组织监控食品质量?等等,旁边监视我们的警察只听着,并没有插言。过了一会儿,我们被分别叫走询问。
    传唤中,警察问我说了什么?
    答:言论自由是很重要的,只有每个人有言论自由,人们才是安全的,当受到冤屈时才有地方去说理。
    当没有言论自由时,每个人都是不安全的,不只是平民百姓,体制内的人也是不安全的,不管是警察还是多大的官,当受到迫害时,都没有说理的地方,刘少奇就是个例子,当年红卫兵批斗他,他拿着《宪法》本子想保护自己,红卫兵用《毛主席语录》本子抽他的脸。
    那警察问:你当时是这么说的?
    答:是啊。
    警:刘少奇这个事,你见了吗?
    答:没有。
    警:你没见,你怎么这么说呢?
    我:你在和我讨论问题吗?
    警:不是
    我:你问我当时说了什么,我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警:我觉得不合适
    我:你觉得不合适,就把我的话删去吗?
    警:好吧,你往下说吧。
    
    我当时在酒店确实是这么说的,正好这个警察也应该听听。
    他大概记录了有20多分钟,然后问:
    “你怎么说了这么多?”
    答:“不多啊,这些一分钟就说完了。”
    然后,他就不再往下问这事了,20分钟记录了我一分钟的话,我们在酒店里待了3个多小时呢,够他记录个长篇小说了。
    
    在具体进行活动时,是保密还是公开,确实是需要斟酌的。在许多情况下,公开活动的效果要好一些,因为作为非暴力抗争,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公开活动传播真理、真相、以唤醒民众。并且,在开放场合,如果对方破坏阻挠、侵犯人权,可能会引起围观或群体事件,他们破坏的成本就会加大,他们还是颇为忌惮的。
    
    2009年,孙老因为在清明节期间纪念赵紫阳被几个壮汉暴打,肋条有四处骨折。他住院期间,因为我的家离这家医院很近,所以天天过去探望,朋友提醒我要注意安全,我自己也是感觉生活在白色恐怖中,所以也是格外小心,晚上都不敢走小路。
    孙老总结了这次的教训,第二年提前公开了纪念赵紫阳活动的时间和路线,这样一来,如果他们再施暴,就有可能被路人拍下来,揭露他们的丑行。
    在济南,孙老是被监控最严,时间也是最长的。有一次他终于摆脱了跟踪,然后找朋友聚餐。我们几个人到时,酒店门口已经聚集了大批便衣,要求我们离开,我们当然不同意,非暴力抗争的要旨就是不服从,这是我们的权力,我们凭什么听你的。没看见孙老,我们就走出来在门外等,其实这时孙老和郭全芳等已经被押回去了,我们当时不知道,站在外面等了一会儿,有国宝过来要求我们走开,我们当然不走,看到旁边有个烤羊肉串摊,我们就坐下来,他们过来阻挠,我们不予理睬,喝着啤酒等人。这是个露天开放的场合,他们如果有什么违法的、野蛮的行为,周围的人可都看着呢。过了一会儿,那些人就都进了酒店,是不是进去摆宴喝酒了,我们没看见。我们喝着啤酒,有人讲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故事。
    
    非暴力抗争,要知道自己是正义的,我们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尽可大义凛然。
    
    
    秦志刚 2013年10月16日 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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