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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中国:宪政大辩论给我们的启示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0月04日 转载)
    来源:BBC中文网

近期,国内一系列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案件密集宣判,所涉及的人上至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下至17岁少年李天一,吸足了公众的眼球,也在网络上引起巨大的争议。
    
    大家谈中国:宪政大辩论给我们的启示

自今年初以来关于中国宪法的那场所谓“宪政大辩论”,至今仍余音缭绕。
    
    联想到自今年初以来关于中国宪法的那场所谓“宪政大辩论”,至今仍余音缭绕,几天前还有一些中国知识界人士传递着《公民宪政共识》,许多著名学者参与签名活动,他们呼吁当局立即采取措施,落实宪法,实现宪政转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宪法和法律的精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民心,走到社会生活的最前沿,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5年后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反映了全社会为下一阶段中国发展寻找政治共识和基础的巨大努力。
    宪政大辩论发生在今年绝非偶然。事实上,对宪政问题的讨论近些年来一直没断过,只不过没有形成如今年这样轰轰烈烈的大辩论。之所以如此,我们必须要审视它发生的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深厚的历史背景。
    从历史背景来看,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壮大是最突出的现象。相对还弱小的中产阶层需要更多的法律和政治权利的保障,但在现实中这种保障是远远不够的。更不要说那些富有阶层的人们更是感到在政治和法律上的无助,不少富人经常感概他们是在权力面前“跪着求生”。就是在中国最成功的经济改革层面,随着改革进入所谓的“深水区”,人们也吃惊地发现每走一步都是那么艰难,固化利益的樊篱和权力泛滥似乎是深化改革的无法逾越的障碍。
    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以吴敬琏为代表改革派经济学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现在又一次处在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 ——是走向完全的法制化的市场经济,还是拐进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归之路。很多著名学者都提出,中国经济如果要进入下一个增长期,就必须改革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治改革成了绕不过去的关口。
    就社会层面来说,执政党的大面积的腐败和各种固化的利益集团带来的许多领域里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形成了当今中国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即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迅速聚集,另一方面是民怨日益积累,可以说到了怨声载道的程度。这种现象恐怕在世界上都难寻第二例。
    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彰显出执政党道德感召力的大幅滑坡。再想到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如日中天的道德感召力赢得亿万贫穷的中国人的巨大支持,这简直有天壤之别。
    许多学者都在私下讨论,难道今天的中共就只剩下经济发展这一个路径去维系执政的合法性吗?如果未来十年或二十年中国经济无法像前35年那样保持着高速发展的势头,那该怎么办?而且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回归到5%左右的发展速度是大概率的事件,也是正常的。在这样情况下,发生了宪政大辩论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吗?如此这般,看来再度重构中国的法制社会基础,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可能是当局在今后一段时间里都无法摆脱的一个选择。

大辩论
    
    现在我们回到这场宪政大辩论,审视一下其中包含的基本信息。回顾起来,我们居然看到引发这场大辩论的导火索恰恰是习近平总书记自己。当然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事情的起源还要回到去年12月初首都各界举行的纪念“八二宪法”颁布3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的讲话。按理说,纪念“八二宪法”周年大会应是“规定动作”,例如2002年首都就举行的纪念宪法颁布20周年的大会,胡锦涛总书记也做过讲话。这应该是个例行公事。但这次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讲话,却格外引人瞩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概括起来有这样几层基本意思:
    1 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的国体、政体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2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 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这句话实际上是说,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也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下活动,没有超越宪法的特权。
    3 提出支持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和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
    4 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切实保障人民依法享有的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5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
    6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应该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在基本原则上沿袭了中共多年来在宪法问题上的思考和成果,并未逾越雷池一步;同时他也有新的提法,例如,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等。习近平批评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和提出司法机关独立负责的开展工作的措辞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如果细细揣摩起来,这篇讲话实际上包含了今后中共在政治和行政改革要做的事情。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篇讲话体现了中共在宪法问题这些年来所取得的进步,应该是一项正面发展。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2013年元旦,素有改革先声之称的南方报系的《南方周末》发表一篇元旦献辞,提出“中国梦是宪政梦”,结果这篇东西尚未被发表就遭到枪毙。这一事件引发了报社部分编辑记者聚集抗议,一时间风头无二。它给刚上任的习李新班子着实出了一个难题。当时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费了好大周折才总算平息了事态。事情虽然平息了,但中国梦是“宪政梦”的口号,却回荡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可以说这是多年来媒体第一次如此响亮地把宪政问题提了出来,而且还和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提出的“中国梦”的口号挂起钩来。这不能不触动人们的敏感神经。而后我们就可以听到学界和知识分子讨论宪政的声音越来越大,直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晓青公开发文《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的文章,系统批判宪政理论,从而在全社会公开了这场大辩论。
    如果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作为中间点的话,那么“宪政派”和“反宪政派”作为两端,我们来看看这场辩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纵观“宪政派”知识分子,他们都非常清楚中国目前的政治现实,虽然其中有人提出过借鉴所谓西方政治模式,即“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体制,但大多数宪政派学者的声音是在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目前宪法确定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大框架前提下讨论“社会主义宪政”问题。拨开他们发表的文章和谈话中那些迂回曲折的论点和旁征博引的繁杂的论述,直白地概括起来,宪政派的基本观点是:
    1 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领导政党和执政党,但它的权力应该用宪法予以约束,它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下活动,不能有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特权。
    2 中国的司法应该在宪法保障下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和职能,不应该受到过多的政治和行政机关的干涉。
    3宪法保障的人民各项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利应该切实落到实处,其中包括言论,出版,结社等政治自由和权利。应该全面落实和保障人的尊严和权利。
    4 为了落实宪法的各项相关规定,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措施并在制度上和机制上保证民间对执政党和政府的监督和制约,以确保把宪法相关的规定和条文落实到实处,遏制普遍存在的忽视宪法、有法不依、滥权和枉法的现象。
    宪政派观点的核心是用制度和机制创新把目前宪法的相关条文落实到实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这就需要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以确立宪法的最高地位和实现“依宪治国”的根本目标。正像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其文章《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中所说,“中国人民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革命、牺牲,无法令人忘怀。我国革命在1949年已告结束,但绝不可忘记过去的革命!为了不再发生革命,我们要以前辈的勇气、决心和智慧,参加今日中国的改革。”
    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宪政派遭到了反宪政派的激烈讨伐。相比宪政派的迂回曲折的论述,反宪政派的批判倒是非常直白,他们的观点概括起来如下:
    1西方的宪政制度是虚伪的,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是假的,垄断资本寡头才是西方宪政体制的真正主宰者。
    2 宪政派的观点说到底是主张中国实行西方的政治模式。
    3 宪政派的说教以迂回的方式否定中国现在的政治道路和模式,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4 宪政派的理论是向中共夺取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舆论战的工具。
    从表面上看,“保守派”把宪政派的观点和西方的政治模式挂起钩来,想把宪政派的一套说辞置于死地而后快。而实际上,反宪政派的批判反映了某些官员的担心,即宪政派是要促使当局实行必要的政治改革,把“八二宪法”的相关条文从字面上落实到实际中来。如果是这样,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基础将会发生一些重要变化,也会动摇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由此可能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已选择的政治体制和道路。这就是所谓道路,信仰和旗帜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今天“宪政派”又借确立宪法的最高权威的“社会主义宪政论”来促进政治改革,试图由民间向中央施压,这种“政治动机”在“保守派”看来是不纯的,也引起一些官员的高度警觉。
    撇开双方理论上的争论,客观地说,宪政派理论的主要观点在中共高层看来,没有立即变成现实的迫切性。这是因为:
    首先,中共在宪法的框架下活动,不应有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特权。理论上说大家都已认可这个表述,但实际上如果党出现有法不依甚至滥权的情况怎么办?现在的机制就是靠党来自我约束,比如政治局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政治局可以解决政治上违宪和滥权的问题,纪委可以解决腐败问题等。宪政派认为,历史反复证明现行的约束机制是软约束,应该在法律上和体制上有硬性约束,比如建立违宪审查机构等。还有一个可能是允许独立于党政机构的第三方监督制约机制的存在。但在中共高层看来这种硬约束的机制的建立在目前的条件下尚不可行,因为它带来的可能导致政治内斗甚至社会生活的混乱的风险不能承受。
    其次,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下,进一步区隔和丰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机构的职能和权力,以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制约的关系。目前立法和行政部分比较容易做到,实际上也在不断地做,但司法相对独立地行使其检察和审判的权力和职责,就一般情况来说也问题不大,但如果涉及重大事件和案件,在中共看来则无法立即实行,原因在于,某些体制上的调整比较容易做到,如改革政法委的体制等等,但要取消党管司法这个中共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则风险和不确定性太大,搞得不好,将导致中共的领导体制和司法系统的运行紊乱,从而动摇整个政治制度的根基。
    第三,保障人民的各项政治权力包括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以及财产权。这里的关键是新闻出版和政治结社的自由。宪法从1954年的版本就有这些规定,但确实一直没有在实际中得到实行。不说文革的情况,就是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也是如此。究其原因,正像《求是》杂志社社长李宝善最近在《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文中所说,中国新闻自由度扩大的进程事实上一直在发展,但“现阶段的中国承受不了舆论失控的后果,因为中国正处在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多发期,各级政府机关的管理水平和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高,很难适应舆论过度开放所带来的挑战。舆论的过度批评会损害政府威信、妨碍政府施政”。他的这个说法倒也坦率。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的确也取得了很多进展,但从根本上说,中国新闻自由的发展还是要靠经济主体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发展来逐步扩大,同时也要靠科技进步来推动。例如,互联网和微博微信技术的进步就使21世纪中国的舆论场发生着持续而深刻的变化,自媒体让每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具有社会影响的媒介,在这种情况下,报禁在事实上正在瓦解,而微信的出现又使人们看到了结社自由的新希望。当然,如果指望当局在今天就开放报禁和党禁,把这些宪法字面上的自由变成实实在在的现实,尚需时间和空间。
    第四,在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蔑视宪法和法律的现象。官民现在都同意要同这些现象作斗争。分歧在于如何斗。官方目前的做法是靠教育,靠现有的机制。但宪政派要求建立相对独立的机构和新的具体的法律。这个分歧应该说不是不可调和的,而是随着条件的不断成熟,中共自己也要创新出合适的新机制和法律来来同各种违法滥权的现象做斗争,以保持社会经济和政治局面的稳定。
    中共对“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方针和原则可以说都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纪念宪法的讲话中了。至于“八二宪法”相关条文同现实的差距,大家事实上都是承认的,不然就不会发生这些争论了,但如何缩小直至最后消灭这些差距,在中共看来,则要根据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具体情况逐步解决,成熟一个解决一个,不能通过“政治改革”来一揽子解决。在这里中国这条大船的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依然是重中之重,是一切可能的政治改革考虑的前提。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现在立即着手解决”和“逐步渐进解决”这两个选项之中的机会成本到底有多大?官方和民间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今天的节点,是不是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就要走入歧途和危机呢?或者像某些宪政派的人士所预言的那样太晚了而丧失了改革的最后“机会”了呢?显然,中共高层并不这么认为。
    通过观察习李新班子这10个月的施政,新班子显然是把稳定经济使其保持在7%左右的增长速度,放在破解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困局的中心地位。为此要继续深化经济金融和财税体制的改革,普遍预料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这些方面推出新的举措。同时,为了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习李班子也表示要进行必要的行政体制改革,以进一步转换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日益扩张的角色,下放审批权力,减少寻租空间,打击官僚利益集团。
    习李新政的第三个支柱可以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共产党的旗帜、信仰和道路主流统治地位,坚决打击和清剿各种西式政治理论和模式的侵蚀,让红旗牢牢地插在这块阵地上,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在执政党看来,如此新政可保中国这条大船会继续乘风破浪地前进。保守派的一些学者多次质疑,改革派所说的如果不搞政治改革,中国将走入不归路的“中国危机论”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内外形形色色的中国危机论一直不绝于耳,喊了30多年了,中国并没有崩溃,今天难道就比过去更糟了吗?显然他们是不信这套说辞的。
    当然,今天执政党和政府官僚系统的大面积腐败及社会溃败应该说比过去三十多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了,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和增长下降的危险的确也是摆在这的,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很多官员认为,宪政派的政治改革药方未必是正确的药方。以现有的党政监督机制加上必要的经济和行政改革措施,是一个相对保守的疗法,虽然不一定见奇效,但肯定是风险较小的。政治家的选择偏好一定是先要稳妥,然后才是变革。此所谓守正出奇也。这也好理解,因为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改革一般都是在面临大的危机时才进行。此法屡试不爽,在今天的条件下,就未必失效。毕竟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社会文化是任何中国人都不能摆脱的历史背景。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说今年上演的“宪政大辩论”对目前中国政治经济走势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有的官方舆论甚至恐吓说,宪政派的说教是为新的政治动荡做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这显然是夸大其词。
    今天的中国和当年“六四”发生时的中国几乎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社会经济基础也不支持发生大的政治动荡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北京日报》的评论声称要对宪政派的言论“亮剑”,只能说是一种愚蠢的提议。
    不过,如果说宪政大辩论对当下中国发展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我们应该认识到,逐步落实八二宪法应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宪政,它可以成为当今中国上下的最大的政治公约数,官民一齐努力,用持续不断的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措施,解决当前面临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重构被撕裂的社会价值体系,使之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基础,让中国这条大船在民族复兴的航程中绕过各种急流险滩。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政大辩论是在传递着“正能量”,宪政派的努力是值得尊敬和肯定的,因为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变革都必须有民间的力量去推动,不推不动。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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