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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朝鲜战争中下体受伤 妻子与人通奸干脆让给对方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8月22日 转载)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几位志愿军老兵展示自己的立功证、伤残军人证与勋章
    志愿军朝鲜战争中下体受伤 妻子与人通奸干脆让给对方

    重新打量朝鲜战争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半岛延续数年的战火终于熄灭。
      
    在得来不易的和平背后,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伤亡情况,至今尚无定论。官方资料显示:前后四批志愿军入朝作战,参战部队共达240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共伤亡36万人。
     
    60年后,当年的志愿军老兵,绝大多数已经离世。数十万志愿军将士的伤亡,“巩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地位,也巩固中国共产党新生政权的稳定,为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学家沈志华语)
      
    10年前,湖南攸县籍志愿军老兵颜桐生对记者回忆,当时对抗美援朝的宣传说法是:美帝侵入我们的邻国朝鲜,其实是以朝鲜为跳板来侵略中国,要不抗美援朝,就有吃二遍苦受二桩罪的危险。
      
    60年后,我们重新打量朝鲜战争。这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大战,如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朝鲜的存在,为中国和平发展赢得了战略缓冲空间;也有人认为,中国参战,代价沉重;朝鲜问题成为困扰中国数十年的一笔“负资产”。
      
    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也许并未如想象般牢固。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志华教授曾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分析,入朝作战,中国死了这么多人,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国人都觉得非常失落。另一方面,战争结束后,实际上在朝鲜的领导决策层中,并没有激起对中国的信任和感激之情,反而是一种很深的怨恨。他们认为:是中国导致朝鲜没有实现统一,是中国侵犯了他们的主权……
      
    “知道朝鲜人现在生活困难,经常连饭都吃不饱吗?”日前本刊记者探访健在老兵时,面对这个问题,老兵们或摇头不知,或很困惑,“朝鲜怎么可能困难呢,朝鲜大金矿多着呢,我们行军打仗时都见过。”
      
    奇迹背后有创伤
      
    战争结束后,绝大部分士兵解甲归田,回到故乡。岁月流逝,这些垂垂老矣或生命已逝的老兵们,他们过得怎么样?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残酷战争,他们还留存着怎样的记忆?
      
    10年前,2003年5月下旬,记者曾深入湖南攸县农村,走访了数十位志愿军老兵或其遗孀,发现残酷的战争给战士留下了巨大的身心创伤。当年在朝鲜战场,战士们用普通装备,创造了战争的奇迹。奇迹背后是巨大代价。
      
    “初上战场的农家子弟都没见过战争的世面,飞机扔下炸弹的巨大爆炸声、炮火连天的惨烈场面,以及面目全非的堆积如山的尸体,使战士们受到不同程度的惊吓。”
      
    湖南攸县文史工作者彭志文,对当地近百名志愿军老兵走访、调查后发现,残酷的战争不仅给部分战士留下心理阴影,而且由于美军的狂轰滥炸,震聋了耳朵的士兵有十分之一二;后勤保障时断时续,冻伤的士兵也不在少数。美机投掷的一种燃烧弹,数百米之内一片火海,侥幸逃脱了的战士不是烧伤,就是肺部和唿吸系统受损,此种损伤也难治愈,不少人回国后感到唿吸困难,走路都是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此外,长期山洞、坑道和野外露天睡眠,使许多战士患有风湿病。
      
    几天几夜的强行军、激烈的战斗、肩扛手提的后勤保障,也使不少志愿军老战士落下病根。一个极端的例子,攸县一名老战士在夜行军时,扑面跌了一跤,导致下体重伤。此战士在参战前结婚,回家后丧失性功能,一个乡人与其妻长期通奸,后来干脆把妻“让给”对方(主动与妻离婚,让他们结婚)。
      
    老兵越来越少
      
    在世的老兵正越来越少。2013年7月下旬,本刊记者回访当年走访的攸县8位志愿军老兵,发现其中6人已悄然逝去。
      
    以湖南攸县为例,据《攸县志》(1990年5月版,中国文史出版社)记载:攸县籍志愿军共八百多人上了朝鲜战场,3年牺牲、失踪了110多人。幸存者绝大多数回到了家乡。2003年攸县民政局调查,这些返乡的老兵已过世了五分之二;10年后的今日,这些老兵只剩下了一百多人。
      
    10年前,攸县农村籍志愿军老兵普遍生活困顿。2003年,攸县志愿军老兵的抚恤金,每月仅为55元,但在全国并不算低(各省标准不同)。那时农业税还未取消,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尚未普及,老兵们一旦患重病无钱治疗,家庭遭灾得不到救济。
      
    志愿军老兵复员后,大多回到农村种田耕作。相比之下,朝鲜战争美军士兵退役后,享受了美国二战尾声之际颁布的“教育资助”安置,很多人走进大学校园接受教育,并逐步成为各个行业的中坚力量。《南方周末》曾报道,对于美军退伍军人(包括朝鲜战争),政府向他们发放包括伤残补偿金、养老金及税收优惠在内的津贴补助,为他们建立专门的医疗保障系统,甚至为他们准备了国家公墓系统中的安葬地点。
      
    如今,志愿军老兵的待遇已明显改善。其中,攸县籍老兵们的抚恤金(湖南省内标准一致),10年后已经由每月55元增加到640元,老兵们的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每年需缴费160元,也由地方财政承担。老兵若逝世,乡镇民政干事会前往吊唁,送一个花圈,给200元丧仪(慰问金)。此外,县民政会一次性多发放半年抚恤金。
      
    民政部官方网站介绍,对年老体弱、没有工作、生活困难的在乡老复员军人(包括志愿军老兵),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自行制定当地具体抚恤补助标准,确保生活不低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并要求抚恤金逐年增加。
      
    走访中,攸县籍志愿军老兵家属普遍唿吁:对亡者遗孀给予定期或一次性补偿,或给遗孀办理低保。
      
    本刊刊登的8位志愿军老兵的口述故事,其实又何止发生在攸县,在更辽阔的土地,在几百万返乡朝鲜战场老兵身上,他们的经历同样真实地发生着。
      
    汤有叶
      
    1928年生,攸县皇图岭镇鹏江村人。
      
    入伍时间:1951年
      
    所在部队:志愿军后勤第五分部暂编6团5连

      
    汤有叶老人是典型的“战争综合症”受害者。从朝鲜返国开始,老人就头脑不清,常常一个人在山上发呆,一坐就是半天。喊他名字,也似乎是充耳未闻。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经常头痛,睡不着觉,总觉得有飞机在“嗡嗡”叫。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他才开始慢慢和人说话,能和人交流,能自己照顾自己了。50年的光阴流逝,老人仍无法完全摆脱战争的创伤。
      
    2003年5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背着两个箩筐,到地里锄草,神态自足又略有笑容。一个普通农民,在被卷入到残酷的战争环境几十年后,终于渐渐回到正常的生活道路上来。
      
    2011年10月12日,汤有叶心脏病病发去世,终年83岁,葬于家乡的青山上。
      
    我们新兵连在衡山训练了3个月,就是学习如何打枪,如何使用炸药。平时都用木枪,最后打过3次枪,每次一发子弹。当年4月就“烧急火”地去了朝鲜。
      
    我被编在后勤部队运输团,驻扎在新义州。主要是夜晚去火车站卸运军用物资,那种卸货也有危险,主要是常有敌机轰炸和扫射。有个老乡刚去没几天,就被敌机的机枪子弹击中,子弹从背部打入,从腹部射出,肠子打出一大截。他一手扛着大米包,一手抱着肠子往前冲,大概跑了百余步就倒下了。
      
    还有一次,敌机炸断了铁路,发现情况的火车司机紧急刹车,但由于惯性,火车还是往前走。一个四川兵扛着一根大铁棍冲上去,将铁棍斜插在铁路中间,用肩膀顶住铁棍,火车滑过来了,只听“嘭”的一声,这名战士被噼成两块。人虽然牺牲了,却保住了火车,火车滑到炸断处刚好停住了。
      
    有一个夜晚我们正在卸货,敌机扔下大量炸弹,部队伤亡很大,我被炸弹的气浪掀出几丈远,脑部、肺部都受到损伤。
      
    停战回国后,我在1958年结婚,生下一个孩子,不久就离了婚,1967年又结一次婚,没多长时间又离婚了。头次离婚时孩子还不满半岁,孩子一直是我娘带养。一家三代3口人,我自己经常患病,我娘又要帮我带孩子,还要服侍我,老人家1982年去世,她一辈子不仅没有享我的福,还让我害苦了,想到这些我就伤心不已……
      
    颜桐生
      
    1930年生,攸县皇图岭镇麻城村人。
      
    入伍时间:1951年6月
      
    所在部队:志愿军38军112师336团一营3连

      
    老人的家不难找,和邻居相比,他家的房子格外醒目:一片白墙红瓦中,他家的外墙裸露着,由于风雨侵蚀,墙体已变得黎黑。
      
    2003年,记者找到老人时,他正在门口自制蜂窝煤,光着嵴梁,打着赤脚,沾满了煤黑。他门牙缺了几颗,牙齿快掉光了。老花镜少了只脚,就用铁丝穿着挂在耳朵上,看得出来,铁丝早已生锈了。
      
    因早年建房,家里欠了金融部门一些钱,到期无力偿还。2004年,对方催还款很急,说要将颜家唯一的母猪赶去抵债。颜桐生弟弟介绍,哥哥当时很绝望(母猪一年产数只猪仔,每只可卖七八百元,是当时颜家主要经济收入),即在2004年6月19日独自跑到村子河边,整整喝下一大瓶农药自杀身亡,死时很痛苦,“手指抓地,把身边的草都扒光了。”
      
    我本来已参加了工作,在区里给区长当通讯员。但我还是决定去当兵。父母不让我报名,我记得那是195l年农历三月,一天我在田埂上种豆子,种一阵后,丢下粪箕,独自去乡政府报名,验兵时身高不够,踮着脚才通过的。那时不只我一个积极性很大,都是横下一条心,刀放在脖子上也阻挠不了的。
      
    我是1952年9月去的朝鲜,进朝鲜后行军一个月零3天,到达三八线附近驻扎。都是夜晚行军,特别艰难。有天晚上,向导是个特务,带着我部爬山涉水绕圈子,天亮时特务跑了,我们又回到了原地。那晚下大雨,天气又很冷,很多人得感冒。我们几个人伴着老百姓的一条黄牛取暖睡觉。我们班一个战士把扛在肩上的一包粮食扔丢了。以后一个班12人就靠我带的七八斤小米吃了3天,每人每天约二两小米,熬一锅稀粥喝下。
      
    10月中旬,我们师攻击三九四点八高地。我们营是尖刀营,是部队开路先锋。悄悄接近高地后,没有发现敌人,原来部队一个文化教员做了叛徒,泄了密,我们刚到高地,就有敌机来轰炸,地面还有火炮向山头勐烈炮击。又有大批敌军向山头进攻,幸有其他部队在地面反击,付出很大伤亡,我们才撤出高地。全营兵力损失一半,我们班12人,只剩下5个,还有3人受伤。后来在东海岸又打了两次仗。
      
    我是1953年10月回国的。1957年复员时,部队首长向我们宣布了一条纪律,就是回家不准谈论战场情况,具体规定哪些可讲,哪些不可讲,不晓得现在可不可以讲了。
      
    我的身体还好,就是暗病(老人不愿意讲,他老伴告诉记者说,是生殖器发肿,肿起来又痒又痛,抓烂后流脓流血,走起路来一垮一垮的。这种病当地方言叫“烂吊坨”。)把我缠了一生。最早发病是1953年在前线的坑道里,开始不好意思说,后来加重了才接受治疗。这几十年来都没有好过。1960年,病又发了一次,痛得不得了,乡里的干部帮着说话,县民政局每年给我50元让我治疗,给了5年,以后就再没给过。
      
    邓三元
      
    1933年生,皇图岭镇新联村人。
      
    入伍时间:1951年3月
      
    所在部队:不详

      
    2003年,记者去老邓家的路上,正是“芒种”时节。田垄两旁的稻田里,处处是埋首插秧的农人身影。有母亲带着孩子采摘鱼腥草。小河蜿蜒而下,水流湍急,许是前些天下雨,河水有些浑,有人正用电网捕鱼。
      
    到老邓家时,老邓不在,上山干活去了。下了好几天雨,好不容易停了,红薯地得翻翻土透下气了。据说老邓很能吃苦,从家里到镇上近六七公里,他天天挑菜到镇里卖,走到镇上时天还刚蒙蒙亮。
      
    老邓是个感情细腻的人。除了军功章等外,他居然保留了一本相册,都是当年战友的照片,厚厚的。也许很久都没人翻动了,有些灰尘,老邓一页页轻轻翻过,手有些抖,那段令人激动的岁月仿佛又回来了。
      
    2012年农历二月二十八,邓三元因脑溢血去世,终年79岁。去世前两年,七十多岁的老人依旧挑着菜,步行一小时到镇里卖。他脑溢血的病因,是一次挑菜时摔了一跤,撞到了头。
      
    老人葬在村子附近山头上,丧事办得隆重,送葬、哀乐、吃饭、工钱,总共花了4万多元。
      
    十多年前,孙子想去当兵。当时老邓拦着,死活不同意,说当兵太苦、太残忍。“他是后勤兵,常从死人堆里背人去埋,哪知道今天当兵这么轻松。”邓的儿子说。
      
    我18岁去朝鲜。我们这个团本来是去沈阳,学开汽车,忽然接到命令,前线要兵员,就转而去前线打仗。到了丹东,首长向上级反映说:我们这批兵没受过军事训练,个子矮,不适合上前线。这样我们就成了后勤兵。
      
    虽然不打仗,但我们部队也经常遭到美军飞机轰炸。有一天晚上美军飞机来了,我卧在一小山包上,按常识躲避飞机轰炸必须卧在低处。我发觉后,迅速滚了下来,恰在此时,原处一颗炸弹爆炸了。好险呀!最危险的一次是,战友晚上点蜡烛,忘了关窗户,被敌机发现,飞过来投炸弹,结果炸弹就在两三米外爆炸,差点就报废了。
      
    当时朝鲜男人少,女人多。部队纪律规定,有通奸行为的,关3天禁闭;犯强奸罪的,枪毙。朝鲜的生活很困难,常有老百姓来讨吃的。部队首长曾号召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捐给他们。给他们半块肥皂,就很高兴了。
      
    其实有段时间,部队也很困难,没青菜吃,很多人得了色盲症,什么都看不见,晚上行军只能手牵手地走。
      
    我在朝鲜有过两次伤害,一次扛货太重压伤了腰,一次背货仰天跌了一跤,背部受了伤。我复员时,连长对我说:小邓呀,你也受了两次伤,我给你办个残疾证,回家可以得到一些补助金。那时军中传闻,残废军人名声不好听,既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对象。我就谢绝了连长好意。结果回家后腰伤背伤经常发作,一发作就下不了床,把我折磨得好苦。伤发了又没钱治,更谈不上住院,只花几角钱请郎中抓几把草药敷一敷伤痛处,停了痛便要坚持出集体工。
      
    我在部队入了党,1956年回家,在大队当过民兵营长、治保主任、支部委员,当了二三十年基层干部。我们这些人从抗美援朝到现在算是吃足了苦,每个人大体上都如此。要说意见的话就是补助金太少了,一个月才55块(2003年),抵得几包烟钱。你们记者来采访我,我表示感谢,但你们要向上级反映我们的苦楚,不这样,这采访就没有多大意义。
      
    易岳林
      
    1929年生,皇图岭镇新联村人。
      
    入伍时间:1951年3月

      
    2003年记者探访时,易岳林已去世。他的遭遇由同村战友邓三元叙述。老邓记性好,讲的往事很清晰。
      
    易岳林的情况现在只有我最了解,他比我大4岁。在朝鲜战场他是个能文能武的人,编个快板、写稿子都是好手。另一方面他个子高,长得魁武。我们是当后勤兵,每天太阳下山时,我们在地洞里吃晚饭,天黑时下山去火车站卸货。火车开来有几十个车皮,按规定一个排负责卸两个车皮的物资,卸一列火车半小时。当时易岳林当了我们的排长,他力大无比,50斤一包的面粉,他能扛8包,三四百斤一桶的汽油,我们两个人都抬不动,他一人能扛上一桶。有他身先士卒,我们排总是提前完成任务。还帮助别的排御货。
      
    这样他多次荣立三等功,我们排也多次荣立集体三等功。易岳林后来还参加了战斗,立过一次国际二等功,参加过一次金日成举行的盛大宴会,和金日成、彭德怀等许多大官在一个厅吃饭。
      
    1958年易岳林转业回地方工作,当初安排他在长沙一大医院当总务,干了几个月后,不愿干,回家了。攸县县委又安排他去一家铁厂当支部书记兼厂长。那时地方搞浮夸风,铁厂每天只出两吨铁,叫他报四五十吨,他搞不来,县委书记要整他,他便逃回家乡。以后公社又安排他在小学当校长。
      
    当然英雄也不是十全十美,1960年过苦日子,一天9两米,他食量大,肚饥难熬,夜晚便去田间拔萝卜吃,被人撞见,这事老百姓都原谅他。但组织上免了他的校长职务,书也不让教了。最后回到农村。
      
    在朝鲜装卸货物时由于用力过勐,导致脱肛,痔疮非常严重,大便中经常带有血丝。到了1970年代,他身体一直不好,慢慢地就如“八十岁婆婆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后来走路都困难,到1991年7月就病故了。
      
    1930年生,攸县皇图岭镇阴泉村月形村民小组人。
      
    入伍时间:1951年4月。
      
    所在部队:不详

      
    老王家在山区,住的仍是黄泥土房,和隔壁左右的瓦房相比,甚是显眼。
      
    2003年,记者到他家时,见到堂屋靠墙一边,停着两口空棺材,红油漆刷过,厚重实在。为仍在世的老人准备棺材,这是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
      
    老王是二级乙等伤残军人,腹部受过重伤,当年多次手术的刀口,50年后仍清晰可见,紫红色的伤疤,如蚯蚓般弯弯曲曲地盘踞在老王腹部,令人不忍卒视。
      
    2010年农历二月初三,王庆云去世,终年80岁。2008年5月,老人不慎摔断左腿股骨,即去长沙住院治疗。不久尿路阻塞,特别痛苦,最后在株洲医院治疗。去世前,王庆云吐血不止,痛得浑身汗水湿透,但咬紧牙关不吭声,直到渐渐没了气息。
      
    1950年11月,我结婚刚满一个月,就瞒着父母和妻子报名参军,在衡山训练几个月后,1951年4月,随第二批入朝作战部队去了朝鲜。开头一段时间编在后勤部队,就是装御军用物资。1952年春又编入作战部队,我们打过穿插战,有几次去敌营哨摸哨,都抓到了“舌头”。后一次被敌军发现,那是1952年6月25日,我们遭到炮击,我的小腹部中弹,肠子炸断了,右手骨折,还炸丢一节食指。
      
    在接受了4次手术治疗后,医生给我接上了肠子。1953年下半年复员回家。当时部队首长对我说:“小王,你是个残废军人,按政策你回家去,不需要参加重体力劳动,地方政府将会好好照顾你的。”回家后,生产劳动很吃力,毕竟那时还年轻,慢慢也习惯了,又加上生儿育女,不干活是不行的。1958年大炼钢铁,我和其他民工一样地日出夜战,终于劳累过度,引发旧伤,又在医院再次进行手术。
      
    我是个多灾多难的人。先后生下4男3女,结果死了3个男孩,都是二十六七岁死的,都是患肝病。为给孩子治病和安葬,我欠债一万八千多块,那些年利息高、每块钱月息二分四厘,利息滚来滚去,滚成四万八千多块。
      
    我是个二等乙级残废军人,我回家后,政府给我的残废补助每年由几十块增加到现在的2100多块。这天灾人祸是意外的,怪不得谁,我领了残废金,就不好意思再向国家伸手了。
      
    近年来,有贩子用50元一枚的价格收购我的证章,我跟他说:“你晓得我流过多少血,才换来这几枚证章,我就是穷到讨米当叫花子,也不可能卖给你呀。
      
    王康恒
      
    1933年生,皇图岭镇阴泉村井泉组人。
      
    入伍时间:1950年12月
      
    所在部队:47军139师417团10营2连

      
    2003年5月,记者找到老王时,他正卷着裤子打着赤脚在水田里锄草。老王能读报看书,是共产党员,曾经长期担任过大队干部。
      
    他是个细心人,回屋后特意找了双皮鞋穿上,还戴了块手表,手表是他自己省钱买的,花了一百多块,只有来客人时才戴上。
      
    10年后,本刊记者再次见到老王时,他即将迎来八十大寿。老人家身体硬朗,精神也不错。只是当年被弹片击中的左臂依然疼痛,伸不直,在朝鲜得的风湿,天一冷还折磨着他。
      
    老人家里还有三亩水田、五分旱地,儿子在外打工,老伴早些年患眼疾双目失明,家中务农就他一人负担。虽已80岁,他仍一如既往去田间耕作。
      
    如今,老人最高兴的是,家里修起了两层楼的红砖新房,镇政府还补助了6000元。在攸县农村,很多人去广东打工一二十年,最后倾尽积蓄,总要修起新楼房,客厅宽敞,墙壁瓷砖白亮,四扇铝合金玻璃大门也很气派,不然就很没“面子”。
      
    我是1951年4月11日去的朝鲜。过鸭绿江后,一连9个晚上急行军,不少人打嗑睡倒在路旁。9天后到达朝鲜顺南,在那里修筑飞机场。当时朝鲜很冷,部队还没有发棉衣,战士一个个冻得面部紫黑。没有蔬菜吃,都是吃干炒米,一把盐烧一大锅开水,每人喝一碗,那叫“玻璃汤”,因此许多人患了夜盲症,天黑后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白天住在黑暗潮湿的山洞里、夜晚去修飞机场,有几个晚上被敌机发现,投下许多燃烧弹。那弹投下来就是一片火海,不打仗,伤亡也很大。
      
    机场修好后,我们开赴临津江一带作战。我们营在18号阵地驻守,开展阻击战。有天下午我在阵地前沿修壕沟,一颗炮弹落在离我只七八米的地方,我的左手臂中了一块小弹,鲜血浸透了衣袖,战友帮我包扎后,我被转移到团部卫生队养伤。
      
    一共打过四次大仗。最长一次守卫战打了20天,2天3夜没喝水,没睡觉。打穿插战,有时从河里趟过去,起来后全身都是冰块。
      
    我是1957年5月复员回家的。我去朝鲜后,我娘在家以泪洗面,回家时娘的双眼都哭瞎了。我站在娘面前,我娘双手从我头上摸到脚下,她说:“孩子,你长高了,回来就好了。”
      
    我们这些抗美援朝老战士抚恤金太低了,从1980年开始给点补助,由每月5元加到15元,到2000年才每月加到55元(注:2012年10月起每月640元)。我们去朝作战,那时国家刚解放,装备落后,与装备精良的美国为首的16国作战,完全靠人力拼搏。这场战争对我们伤害太大了,刚复员回家时还年轻,有点三病两痛也顶得住。现在人老了就不行了,像我吧,当时手臂上挖出弹片,只一个月就治好了。如今这手臂伸不直,晚上睡觉时,没有知觉,早上起来后要揉半天才行。搞几天生产,手臂就要痛几天。
      
    在朝鲜住了两年多山洞,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我很后悔那时没有转业到企业或机关单位,(老了)有工资和养老保险。
      
    王其花
      
    1928年生,皇图岭镇阴泉村人。
      
    入伍时间:1951年初
      
    所在部队:不详

      
    王其花已于1978年病故,他的遭遇由其弟王成瑞、志愿军老兵王庆云等讲述(2003年采访)。
      
    王成瑞说:我哥哥是1956年上半年复员回家的。他立过几次功,带回7枚证章。可能是在战场上被炸弹的巨大爆炸声震聋了耳朵,回家时就已经得了一种晕病。
      
    老战士王庆云说:1973年下半年,县里召开一次复员军人会议、主要是换发复员证——我们当初的复员证上有彭德怀的名字,彭总倒了,又写上林彪的名字,林彪倒了,又要换证。那次我在招待所看到王其花,他说报到处没有他的名字,中饭都没吃。我便带他到饭厅讲明情况,服务员打饭给他吃了。吃饭后他说:“没有我的名字算了,明天我要与人家换工砍柴,不能耽误人家。”然后从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说:“我不抽烟,就给你抽了。”还说只剩三角钱,只得走路回家去。我说:“这包烟我就抽了,我给你五角钱,加你三角就有八角,车票是六角五分,搭车回去,剩一角伍还可在镇上吃一碗面条。”后来我才得知,他还是走路回家的。只走了十几公里,他就在一处叫大同桥的公路段晕倒了。当时天黑了,围了一帮人,他又昏迷不醒,谁都不知他是哪里人。一个老大娘给他盖上一件旧棉衣,又给他灌下一碗姜茶,半夜才苏醒,直到第二天傍晚才走回家。
      
    王其花弟媳刘菊英说:我是1962年嫁给大哥二弟的。我来时就看到大哥患了这古怪病,有时两三天发一次晕,有时一天发两次晕,有时几个月发一次、只要听他大喊一声“丢炸弹了”,他就会倒下去。一般要晕倒一个时辰才醒来,当初他晕倒后,大家便把他抬回去,晕得多了,也就不抬了,只用些稻草给他垫背。有几次晕倒在江边,只尺把远就可能掉到水里。有几次砍柴晕倒在山上,醒来一身都是蚂蚁,痒得一身皮都抓烂了。大哥死那年正好50岁。
      
    1933年生,皇图岭镇皇图村培园组人。
      
    入伍时间:1950年底
      
    所在部队:15军44师直属2营1连

      
    2003年时,老陈家的堂屋里几乎没什么招贴画,除了“天地君亲师”之外,正对大门还贴着毛主席的大幅头像。
      
    不像走访的其他老人,他们一般都不会在家,几乎都上地里干活去了,体貌特征也像得很:黑,瘦,挽着裤腿,拖鞋或光着脚。老陈穿得很整洁,肤色较白,这也许跟他的手艺有关:他开钥匙铺,整天都候在家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唱起当年的军歌,老陈两眼发亮,精神振奋,双臂还合着节奏上下挥动。
      
    10年后,本刊记者再次走访,80岁的老人已明显衰老。满脸皱纹、皮肤干枯,双手颤抖,走路也颤巍巍,被子弹打坏的右腿膝盖,越来越影响行动。这两年身体不大好,钥匙铺就没再干了。
      
    除了平日依旧喘不过气来,老人精神不错,思维还清晰。行动不便,老人喜欢坐在家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沉思,经常陷入当年硝烟弥漫的回忆中。
      
    我参军时,我哥哥当时已先入伍到了朝鲜。家里就我兄弟俩,按政策我是可以不当兵的。但我本人强烈要求当兵。我奶奶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这仇我能不报吗?哥哥也从前线写信回家,鼓励我去抗美援朝。
      
    有关朝鲜战场的事很多,我可以讲几天几夜。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一是战争牺牲很大。当时作战前首长动员说;要不惜牺牲,要以一个排对付敌军一个班的代价夺取胜利。每人袋里放一张纸条,写上姓名、家庭通讯地址。
      
    回国后,我们驻在黑龙江嫩江地区的一家部队医院。那医院住有大批从朝鲜战场退下来的伤病员,缺胳膊少腿的、冻丢手脚耳朵的、眼瞎耳聋的、枪弹损伤的以及精神病的都有。有次首长来作报告,寂静的礼堂,突然有战士站起来大喊:冲呀!杀呀!然后就昏倒下去。一个下午这样倒下去的有3个。
      
    刚回国那一阵,走到哪里都有“欢迎志愿军战士凯旋归来”的巨幅标语,都把我们当作“最可爱的人”,地方领导搞慰问的来了一拔又一拔,战斗英雄去单位作报告一场又一场。钢笔、茶缸、汗衫等纪念品发了不少,伙食也很丰富。
      
    复员回农村后,就再没看到这种场面。当然不可能长期保持那种热烈气氛,事实上做不到,也不需要。但问题是,回农村后这些老兵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受到任何照顾。
      
    我这样说,并不是向政府讨价还价。参加抗美援朝我至今不后悔。那时国家经济落后,不给我们补助,我们可以谅解政府。回家后,当初我还在供销社工作,1962年精简人员,把我下放到农村,我也没有意见。
      
    由于参军早,不会干农活,别的劳力10个工分,我只能拿6分,婆娘4分,饭都不够吃。这些年都靠搞自行车修理为生。如今70岁了,手脚不麻利,冒得(方言:没有)力,一个单车轮胎都扳不上去,我两老只能靠配锁赚点生活费。
      
    前些年(2003年以前),小儿子欠了农业税,政府转而要从我的抚恤金里扣,我就找到乡政府,“这是我拿命换来的,你们凭什么要扣?”最后好歹没扣。
      
    现在经济发展了,政府都用上了好车,还可以公款吃喝,我认为政府给我们增加补贴是应该的。
      
    这些年过去了,也不知道朝鲜现在是什么样子?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Modified on 2013/8/22)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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