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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城镇化不以官员意志为转移 要有敬畏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18日 转载)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过去,在工业化阶段,中国走得比较急。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有,一看发达国家有,我们就开始布局。在上海,纺织厂从一棉到二十一棉,很快‘一’字排开,看起来很对,但时间一长,糟了,因为有些地方搞纺织,会比上海好得多。这样,纺织厂就变成了包袱。”事实上,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这种浪费已经开始显现。
    
    备受关注的城镇化改革思路浮出水面。国务院日前批准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下称《意见》),城镇化总体规划纲要也将于年内出台,至少涉及发展规划、户籍改革、土地制度、农村产权等四大方面。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城镇化是有客观规律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政府要有一点敬畏之心,要多向市场学习。
    
    问题:“工业化超前,城镇化落后”
    
    在周其仁看来,城镇化和工业化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二者相辅相成。然而,目前我国出现了“工业化超前,城镇化落后”的现象。衡量工业化的水平,关键指标是“工业化率”,也就是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衡量城镇化的指标就是“城镇化率”,即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由于工业活动总要“投影”到人口的空间分布上,所以在经验上,以上两个“率”可以作统计上的比较。
    
    目前,我国工业化指数(即工业化率)是47%,城市化率约为52%。咋一看,这两个数字吻合得很好。但事实是,全球平均工业化指数大概是26%,发达国家更低,甚至在20%以内,而他们的城镇化率多在70%以上。“统计数据代表了空间布局的未来趋势,这个趋势是,我们一定会往城镇化率提高的方向走。”周其仁说。
    
    “城镇化滞后,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体制不允许人们自由地凑到一起去,妨碍了城镇化这个潜在趋势的出现。现在,这一趋势挡不住了。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30多年的流动,社会被激活了。现在每逢过年,22亿人次在路上,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没听说过的。再过30年,中国人还这样‘兵荒马乱’似的跑来跑去吗?他总得落脚在什么地方。”周其仁说。
    
    周其仁认为,城镇化首先是人的问题,而不是物理外观的城镇。如果没有相应关系的调整,就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城镇化。城镇化要允许人的流动迁徙,允许企业把总部放这里,也可以放在那里。这个自由越大,城镇化就越能健康地发展。
    
    担忧:重走工业化老路
    
    “过去,在工业化阶段,中国走得比较急。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有,一看发达国家有,我们就开始布局。在上海,纺织厂从一棉到二十一棉,很快‘一’字排开,看起来很对,但时间一长,糟了,因为有些地方搞纺织,会比上海好得多。这样,纺织厂就变成了包袱。”周其仁感叹道,过去搞了很多类似的国家定点工厂,后来都不了了之。
    
    周其仁认为,工业化的教训至少有一点要吸取:政府是铿锵有力的,政府也有很大的信心优势,有高质量的官员和专家系统为其服务,可以把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包括正路、弯路都看明白。但是,政府来主导这个过程时,总有一些事情是不可预见的,一旦出现错误,会造成很大浪费。
    
    事实上,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这种浪费已经开始显现。
    
    周其仁指出,过去20年间,进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人口大概占到了总流动人口的45%,很多大城市不堪重负,“即便户口不开放,人还来啊”。与此同时,很多县城和新兴开发区拥有很宽的车道,各式各样的地标性建筑,但是没有人气。
    
    “政府主导,很强硬,非常硬。比如我是县政府,我要造个城,但我造了城是不是有人来?不一定!人往哪里走,跟政府在哪里修基础设施有可能是不吻合的,一旦对不上,浪费就大了,两头都有浪费:大家都要去的地方投资不足,老是堵、老是乱;同时,一些地方修了很多东西,花了稀缺的资源,但是就没有人去。”周其仁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讨论城镇化一定要知道一点:城镇化是有客观规律的,它不以学者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官员的意志为转移,人往那儿流动是有道理的,我们还是要有一点敬畏之心。不能说,我反正有权,我今天做个规划,然后‘乒乒乓乓’就去实施,政绩就出来了,过几年我就升了。”
    
    办法:引入市场机制
    
    “现在,如果要走城镇化道路,首先有一个问题要提给全社会,提给政府、专家和企业:过去不让人流动时,国家有一个布局;现在,人们可以外出打工,年轻的学生可以自己找工作,大家双向选择,这时候人们会如何流动?这里有什么规律可循?”
    
    “我们行政系统是比较硬的,处长上面是副局长,副局长上面是局长,城市也是有级别的。但不管怎样,我觉得首先得学习。因为人口往哪儿流动,公司往哪儿搬,项目往哪儿摆,他们到底聚到哪里,这是很大的一门学问。”周其仁说。
    
    周其仁认为,应该用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虽然商人是追逐利润的,但是获得利润的前提是要满足消费者。市场灵得很,它通过相对价格,让不完全知道的事情变得相对容易知道。”周其仁认为,人往哪儿去,市场会有信号出来,一定要根据信号来做决定。
    
    关键:政府要多向市场学习
    
    “红利这个概念,现在很流行,但是红利是什么?红利是满足了消费者以后,消费者返给的奖励。所以,要获得城镇化的红利,首先一条是要琢磨透人到底要什么,并不是说你有钱有权就可以搞个城市,然后把人圈在里头,国王都没有这个能耐!”周其仁说,政府要尊重这个道理,“只有先得解决别人的问题,你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获得红利。
    
    周其仁强调,政府现在不能完全靠长官意志,要加强和社会的互动性,多向市场学习。“现在很多城市的规划是政府做的,但是政府也在招标,请很好的规划公司来做,这个苗头已经有了。还有,一些政府注重规划的开放性,面向社会,听取各方的意见。但是,对于现在这样大规模的城镇化,需要让这种新的体制机制成长得快一点”。
    
    城镇化究竟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周其仁认为,两方面的作用都要有:对政府而言,要多向市场学习,要注意市场的信号,否则就会出现盖了房子没人买,建了工业区没项目去的尴尬;同时,对于市场和企业,也要知道城市建设跟单一的项目和投资不同,它有很大的外部性,企业的一个行为会牵动包括公众在内的其他因素,整个系统都会受影响,因此,城镇化也不完全是商业利益可以主导的。
    
    周其仁认为,应该倡导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即公私合作,共同参与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政府要注意从市场、商人和市民那里吸取信息。同时,私人的事情也要注意其外部效果。“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讲穿了,就是要从制度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公众参与、扩大市场经济。”周其仁说。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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