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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两个不否定,天下共迷茫/罗天昊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5月24日 来稿)
    中国人讲究神龙见首不见尾。尤其是政治家,要平衡各种势力,不可能对外界全抛一片心。必须让人无法预测变幻的未来,但是,回溯过往,却常有所得。
    
    习总上任后,仍然和上任国家主席一样,将出访的第一站定在俄罗斯。
    
    
习近平两个不否定,天下共迷茫/罗天昊

    
    但是,习总在上任前夕,最后一次出访的一个亚洲国家是哪里?似乎很多人没有注意,事实上,此中有深意。表明了习近平真实的思想倾向。
    
    2012年年初,习近平隆重出访土耳其,在中国陷入现代化困境,最近几年改革停滞的时候,出访土耳其,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取经。
    
    访俄是寻找大腿,访土才是寻找真理。
    
    中国与土耳其,祖上都曾为大帝国,到了现代之后,同样经过过衰落与革新的土耳其,为什么可以转型为现代国家?为什么他们的文化大革新可以成功?为什么中国迟迟找不到中华文化革新的出路,直到今天仍然只能是祭拜孔子,出现了孔子霸占天安门广场的复辟与倒退?出现了一大批大讲“国学”与“中国国情”的遗老遗少?这些,都是习近平出访土耳其的深刻时代背景。
    
    雄踞欧亚,东张西望。
    
    作为横跨欧亚两大陆的国家,土耳其具有强大的多元性。是伊斯兰世界最有包容性的国家。土耳其从初期极端的“脱亚入欧”,到现在兼备中西方文化的浪漫与深邃。其中文化革新,持续近百年。
    
    很多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在独立之后,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文化革新,结果,一些富有远见的先知悲哀地发现,传统的力量,总是在一定的时候强烈反弹。在疾风暴雨式的文化革命之后,不到百年,社会即轮回到原始的地方。出现了“文化返祖”和传统复辟,过去时代的幽灵总是可以借尸还魂,迟迟无法完成现代化,融入世界潮流。
    
    何以土耳其的文化革命,奏大功于西亚?习近平的土耳其之旅,将有何收获?
    
    失去更新能力的传统必须斩尽杀绝
    
    传统文化,到底是暂时的失效,未来的希望,还是彻底的腐臭,未来的包袱?
    
    对于所有曾经光荣的大帝国后裔,这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话题。
    
    土耳其的伊斯兰文化,嫁接自阿拉伯世界。土耳其的极盛时期,不仅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盛帝国,亦展现了高度的文明。土耳其的建筑,医学,造船,兵制等,一度远远领先于欧洲,称雄于世界。
    
    历史学家汤因比将文化分为四个时期:青春期、生长期、成熟期和衰败期。任何文化要想保持活力,就必须不断地吐故纳新,倘若凝固封闭,丧失了调节改革功能,则必被时代所抛弃。
    
    “伊智提哈德”制度曾经保证了伊斯兰文化强大的创新能力。而在13世纪后,伊斯兰教法进入“塔格利德”(因袭传统,无条件无从权威)时期,伊斯兰文化开始停滞,逐步走向自我封闭。
    
    当时土耳其帝国,波斯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均取得了领先于欧洲的优势,整个伊斯兰世界变得傲慢自大,1756年法国和奥地利结盟后,土耳其竟称他们是“一只猪与另一只猪”的联合。
    
    穆斯林学者对现代世界的变化,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的学说。从穆夫提(文化领袖)到农民都相信,地球是被一根大铁链固定悬挂着。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描述“如果有人在17,18世纪进入穆斯林国家,他一定可以看到500年前的惯例和制度”。17世纪土耳其著名学者舍勒比在临死前也警告其人民,如果不放弃教条主义,他们将很快会“用张得象牛一样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
    
    同时,当欧洲列强开始开辟新航路,开展海外贸易和殖民,抢占各大洲的战略要津时,奥斯曼帝国仍然无动于衷。由此,进取的欧洲逐步超过自满的奥斯曼帝国。1571年,西班牙和意大利盟军在勒班陀海战中击败了土耳其,充满象征意义。
    
    封闭和傲慢,很快使奥斯曼土耳其滑向亡国的深渊,先后败于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以及后来的死敌俄罗斯手下,成为“西亚病夫”。
    
    在此情况下,土耳其国内,逐步滋生了改革派,18世纪初期艾哈迈德三世的“郁金香改革”,19世纪初期塞里姆三世的新军改革,都以欧为师,但是他们都被废,改革也被绞杀。继起的马茂德二世改革,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人推动的君主立宪,统统失败。
    
    土耳其的种种的改良运动,虽然推动了传统社会的改造,但是学习只停留在‘技“的层面,无法完成制度的更新,更无法完成文化的更新。
    
    改革无效,唯有革命。经过二百多年的挣扎与反思,土耳其终于选择了凯末尔式革命。并且在政治上确立现代制度之后,通过强力来根除国家落后的最深根源,进行文化革命,脱亚入欧。
    
    中国与土耳其,曾经走了一条类似的路。
    
    自独尊儒术之后,中国文化开始萎缩,至明清时代,君权登峰造极,文化封闭性日强,任何创新,都被视为大逆不道,彻底失去了更新能力。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再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良家一步一步试探,结果,全部都是死路。洋务运动,百日维新,预备立宪,统统无法解决中国的社会危机,中国的落后,不仅是器物与技术的落后,更是文化的落后,所以李鸿章才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最后,中国经历了辛革命和1949年的二次共和革命,才彻底打开了现代化的大门。
    
    当代仍有人怀抱幻想,将当世无法解决的问题,归因为“传统的丧失“,一些人为清朝的预备立宪招魂,认为如果没有革命,中国会自行逐步进化到现代社会。事实正相反,中国诸多深层次的矛盾,正源于无法彻底扫除传统中的部分遗毒,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到了衰败期,充满了腐臭,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中国未来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进步一改革。
    
    温家宝说中国的现代化还需一百年。为什么还要这么久?文化革命相对政治革命,更为艰难,也更为反复。
    
    王国维投湖已百年,一人殉葬,忠义可叹,全民陪绑,愚昧不堪。中国不要回头,而是更需开眼看世界,开眼看未来。
    
    文化边缘的幸运
    
    亚洲最东端的日本,亚洲最西端的土耳其,不约而同地实现了脱亚入欧的国策,巧合还是必然?
    
    为什么他们文化的母本,中华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一百年来无法彻底完成现代化?
    
    在文明变革的时代,固有文明的中心,往往无法产生新的文明,反是文明的边缘,往往成为变革的肇源地。由此,1500年以来,处于文明边缘的西方文明,能够取代东方文明,成为世界主流文明。
    
    而土耳其之能以能够顺利实现脱亚入欧,乃在于土耳其在伊斯兰文化的边缘。
    
    土耳其人的祖先,起源是中国阿尔泰山地区的突厥人,曾经信仰佛教。在西迁过程中,他们才逐渐改信伊斯兰教。11世纪时,塞尔柱突厥人建立了罗姆苏丹国,后来亡于蒙古,支系奥斯曼部后来崛起,建立起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由此,虽然土耳其在强盛之后。一度成为伊斯兰教的传播中心,但是,土耳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还是有很大区别。伊斯兰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后来接受的文化,土耳其的文化历史,本身是长于其被伊斯兰化的历史,而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则是曾经的东罗马帝国的中心,遗传了很多了风俗文化和国家治理制度。奥斯曼土耳其的领土,也很大部分在欧洲,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欧洲色彩。
    
    同时,奥斯曼帝国民族众多,信仰亦众多。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同存。帝国在宗教上采取宽容政策,实行“米勒特”制。
    
    由此,在发现传统文化成为现代化的阻力,使土耳其成为“常败之国”(不仅败于俄罗斯,西欧列强,也败于自己曾经作为宗主国的巴尔干各基督教国家)后,土耳其开始强烈质疑传统,文化革新的动力巨大。
    
    当凯末尔推行彻底的脱亚入欧国策时,土耳其人既有对欧洲强盛的羡慕,也有对于广大伊斯兰世界诸国落后的不齿。凯末尔的暴烈文化改革,并没有遇到强烈的抵抗,这种心态,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对欧美和中国的态度有惊人的类似。
    
    在亚洲的最东端,日本曾学习中国长达千年,但是,日本游离在广袤的大陆之外,是中华文化圈的外围。到19世纪美国叩关之后,日本迅速发现了传统文化不足以应对变局,于是迅速学习和移植西方文化,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竟然打败了中国老师。
    
    虽然日本本土文化更接近中华文化,但是,中国和西方对于日本,都是外来者。由此,日本一面羡慕西方,一面看不起中国,毫不犹豫地实现了脱亚入欧的国策,神速崛起。可怜的中国,却还在“儒家文化中心”自恋中不可自拔,直到“天朝上国”被蕞尔小国教训。
    
    文化边缘的国家,遇到挑战时反弹相对较小,容易接受变革,相反,固有的文化中心,其遇到的反弹强大,曾经的辉煌,极容易造成幻想,认为只要坚持传统,总有“复兴”的一天。或者怀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轮流坐庄心态,事实上,如果不能完成对于旧有文化的彻底改革与涅槃,新的文化就无法建立。一些威权国家的改革受挫,最后发现,根子出在体制上,而体制的根子,又在于文化遗毒没有被清扫。
    
    也正因为此,传统文化中心的国家,文化革新的难度更大,在一些国家,纵使以革命领袖无与伦比的的威望,发动了远比土耳其更为惨烈的文化大GM运动,最后也功败垂成,领袖亦耗尽元气,郁郁而终。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对于今日的中东国家,以及亚洲传统的威权国家来说,扫荡传统的污秽,实现文化的涅槃,仍然任重道远,土耳其和日本的启示是,传统文化中心的后裔国度,需要更暴烈和持久的文化革命。由此来说,发生在一些国家的文化大革命,不是落幕,而只是序幕。
    
    纯洁的革命,纯洁的领袖
    
    种下龙种,收获跳虱。
    
    错不在种,而在土壤。
    
    很多后发国家的革命,往往在革命的过程中,迫于现实偏离了原始的轨道,同时,革命手段也偏离了革命的道德与信仰体系,不复纯洁。
    
    土耳其文化革命的成功,某种意义上,乃是由于坚持了革命的使命,维护革命的道德高度。
    
    尽管凯末尔实现了废除阿拉伯文字等暴烈文化革命,在革命阵营中,却没有遇到挑战。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土耳其特殊的革命模式有极大关系。
    
    凯末尔本人在1919年与苏丹决裂,投身革命的时候,是奥斯曼帝国的高级军官,在一战中立下巨大功勋,曾被称为“伊斯坦布尔救星”,享有崇高威望,在革命过程中,凯末尔的领导地位,从来没有遇到过挑战。由此,土耳其革命过程中和革命胜利后,都没有出现过残酷的政治大清洗,一切政治运作,都遵从现代政治的运行规则,凯末尔当选为议长和共和国总统,均是经过合法程序。革命中暴力运作的有序,为革命后社会建设的有序,做出了表率。
    
    同时,土耳其的革命,从1919年至1923年,只经历了四年,没有经历过领袖更换与内斗,而且目标固定,纲领少变化,保持了相当的纯洁性。
    
    相反,一些国家革命过程持续数十年,乃至反复数次,残酷的革命,使革命的目标,逐步在过程中扭曲,革命纲领多次修改,为了聚会革命力量,有时候不得不沿用传统的制度,或者沾染传统宫廷斗争的恶习。在长期的革命中,领袖多次轮换,甚至出现了领袖的竞争,导致残酷的政治清洗与内斗。
    
    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使革命文化发生蜕变,变成了江湖文化,乃至帝王文化。只有既兼备革命性,同时集中了传统权谋的领袖,方才可以收获胜利果实。由此,革命尚未成功时就已埋下了复辟的种子。在很多亚洲国家,革命完成之后,革命领袖成了大权独揽,法力无边且无法无天的护国主,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甚至超过了革命之前的专制皇帝。
    
    革命领袖很快回归传统,革命由此退化,老年的领袖,成为自己青年时代反对的权威。在文化领域表现为,革命之后的国家文化革新,不仅没有进步,反是将之前打开的通往世界文明的窗口,又重新关闭。出现了全民族文化的大倒退,造成现代化的中断。
    
    土耳其在推行文化大革新的过程中,国家精英与宗教精英的立场差别巨大。前者与欧洲有深入接触,深知欧洲在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的优越,力主学习西方,而后者则极力想维护旧的文化,而在共和国建立后,文化革新并没有渗透到绝大多数生活的农村和小镇,宗教势力的反弹,力量非常强大。而正是由于凯末尔党人的团结,土耳其的世俗势力,才可以维持不倒,乃至在凯末尔去世之后,世俗主义仍然成为各个当政者的共识,哪怕是亲宗教势力,亦不得不尊重,凯末尔去世之后,军方亦多次为凯末尔当年的变革保驾,极力维护文化革新的成果,脱亚入欧的国策,屹立近百年。
    
    而在一些国家,由于革命领袖与自己战友的分裂,领袖故去之后,新起者改弦更张,并不认同,造成了文化革新的中断。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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