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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毛泽东的京剧大师,文革难挡迫害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4月25日 转载)
    来源:同舟共进
    

崇拜毛泽东的周信芳血肉之躯难挡文革迫害
    
    
崇拜毛泽东的京剧大师,文革难挡迫害

    
    
      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研究关于“样板戏”的问题,暗中却在酝酿一件惊人的大事,而且竟然和周信芳多少有所关联,对此,周一无所知。艺术家的心机怎么也高不过政治家的谋略。周信芳再“进步”,也依然要按照“艺术规律”办事:他反对在现代京剧中给主要演员安排太多的大段唱腔;也反对整个上海京剧院停下所有的戏码,只搞《智取威虎山》一出。可这些意见却不符合“革命需要”,甚至就是文艺革命的绊脚石。
    
      是绊脚石就要被踢开,灾难开始降临到周信芳头上。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1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加了编者按。正文是这样写的:“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在“海瑞上疏”四个字后面是第15条注释,文句颇长,大意是介绍《海瑞上疏》创作、演出前后的情况。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前后写了七八个月,多次通过秘密渠道进京修改,据说毛泽东亲自改了三稿。这正是江青在上海暗中策划的结果。
    
      这一劫,周信芳怎么也躲不过了。
    
      南周北马,一个演《海瑞上疏》,一个演《海瑞罢官》,一南一北,遥相呼应,配合默契。姚文元一炮轰出,倒下一片,如此“节俭战法”,实乃用兵之道。或许有人问,一篇文章会有如此大威力吗?写在这个时代不一定有,写在那个时代一定就有。血肉之躯如何抵挡得了专政机器?马连良于1966年12月16日撒手人寰,周信芳比马连良年长,生命力也比马连良顽强,当然,也背负了更多的痛楚。
    
    
      说到姚文元文章,我仔细拜读过,真是才气逼人,立论、驳论、结论,抽丝剥茧、层层推进;分析透彻、调理清晰;丝丝入扣、滴水不漏,文人气、才子气扑面而来,堪称文章典范。可好文章全没用到好路上。文章有大致命处,这就是“戮心”——立论、驳论、结论,都是为了证明一个从来不存在的事实:为彭德怀翻案。
    
      尾随姚文元文章而来的是对周信芳的批判。1966年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5月26日接着发表署名方泽生文章《〈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到了6月份,对周信芳的批判已经连篇累牍。上海京剧院是“文革”的重灾区,八个样板戏中的六出与上海有关,周信芳置身重灾区,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他的罪名一大把,一系列惩罚接跑踵而至,检讨、交代、抄家、批斗、牛棚、游街,无一幸免。
    
      恐怖政治的骇人之处是对生活的直接干预,它肆无忌惮地闯入个人生活领地,不论你小心还是不小心,随时都可能成为专政的对象,这在“文革”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不但可以干预你的现实生活,还能干预你的历史生活。给周信芳这样的社会名流找点罪名不是手到擒来么?比如他和上海滩帮会头子黄金荣、顾竹轩的来往,给汉奸吴思宝唱堂会。这样的“罪过”不但非比寻常,简直就是不可饶恕。
    
      可周信芳生活在那个时代,上海的舞台都由这些“闻人”把持,他不去那里唱戏如何生存?给吴思宝唱堂会则是被枪押着去的,怎能让一位艺人掮起国家沦陷的责任?在大义上,他已经力尽所能。但革命家们的信念是极其纯粹的,革命意志从不考虑环境、历史和社会特征。江青一面竭力抹去自己的历史,一面又毫不留情地追溯别人的历史。
    
      生活成了一种罪。
    
    
     有人会问,一篇文章会有如此大威力吗?写在这个时代不一定有,写在那个时代一定就有。血肉之躯如何抵挡得了专政机器?马连良于1966年12月16日撒手人寰,周信芳比马连良年长,生命力也比马连良顽强,当然,也背负了更多的痛楚。然而,就像徐景贤说的那样:像周信芳这样的人,是一定会把花岗石脑袋带到棺材里去的。
    
    
      江青对童芷苓、对周信芳的态度都与其上海的经历有关。蓝苹是一段历史、一段需要用专政手段掩盖和抹去的历史。为此,江青煞费苦心。
    
      1966年10月9日凌晨,上海发生一起神秘抄家事件,被同时抄家的童芷苓、赵丹、郑君里、陈鲤庭、顾而已五家。本来这个名单上还有周信芳和于伶,合计七家,没有抄周信芳的家,是因为他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其家已被红卫兵抄过多次,且一直有红卫兵把守;没有抄于伶的家,则因为他家住空军招待所对面,而这群神秘抄家的人正是来自空军江腾蛟手下。抄家原因,从他们的名字就能看出,无不是30年代上海著名文化界人士,都与江青有过交往。江青通过叶群安排了江腾蛟手下去执行,他们对抄家人员要求“绝对保密”,并且只要书信、笔记本、照片等材料、资料。后来,抄出这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蓝苹时期的印记,在江青亲自监督下,由叶群、谢富治亲手销毁。1967年11月26日,张春桥亲笔批示,18名30年代上海文艺界人士分别被拘留和隔离审查,成为“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
    
      1967年1月16日,周信芳被押在高架轨线修理车上全市游街示众;1967年12月7日,上海市文化系统“文革领导小组”在上海杂技场联合召开各造反组织的“打倒周信芳”电视斗争大会——此时的电视,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稀罕物,这“最先进”的技术用到了“革命”的最前沿,令人可叹可笑。1968年4月25日批判贺绿汀时用的也是这一招。
    
      我问过父亲,可知当年批斗周信芳么?答:知道,斗得可怜啊!再问:如何可怜?答:忘了。答的干脆,忘的利索。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再残酷、再荒谬都会被轻而易举地忘却,当真,我们是个容易健忘的民族?勒在历史肉缝里的那道绳索,怎么能够轻易忘却?
    
      1968年11月14日,周信芳被捕入狱,一年之后释放。他的灾难还祸及家人:儿子周少麟两次入狱,孙女玫玫被吓疯,夫人裘丽琳因惊吓一病不起,于周信芳尚在狱中时去世。这些横祸都没能换来周信芳的重生。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在是否“解放周信芳”的问题上,张春桥明确表态:“如果周信芳不是反革命,那么我张春桥就是反革命了。像他这样的人,要我叫他同志,杀了我的头我也不干”,“对周信芳,不枪毙就是宽大处理了”。这样的表态让周信芳永无出头之日——1974年秋,虽已是“文革”末期,周信芳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给群众监督”——如果说这是周信芳“罪有应得”,是因为他至死也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徐景贤说:“像周信芳这样的人,是一定会把花岗石脑袋带到棺材里去的。”
    
      真是条汉子!
    
      1975年3月8日早晨,这位创作、改编、整理、移植剧目达二百余出(其中堪称经典的剧目就有几十出),为中国京剧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艺术大师含冤去世。
    
      湛湛青天,飘荡着周信芳一缕冤魂。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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