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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我不是改革乐观派”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4月09日 转载)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83岁的吴敬琏出现在讲坛的时候,全场座无虚席。
      
    为了这场题为“怎样重启改革”的演讲,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安排了一个200人规模的演讲厅,然而听众太多,以至于不得不增开两个分会场,现场直播。时值中国新政府产生,未来改革向何处去是公众至为关切的话题。
      
    吴敬琏的演讲平实、略带学术味,他的角度更多基于历史而非现实——只在问答环节就当下话题做了睿智点评,他追溯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场改革,呼吁高层遵循前例,尽快启动改革议程——这也是这位耄耋老人最近在公众场合一贯的主题。演讲后,吴敬琏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21世纪》:重启改革在组织机构上应该有哪些准备?如何看恢复“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建议?
      
    吴敬琏:2012年的中央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现在时间紧迫,中央应该马上建立工作班子,开展工作。我个人不反对恢复体改委,但是重要的是上层一定要有班子。
      
    过去三十年,中国改革有两次大的突破,一次是1984年-1988年,一次是1990年代。从两轮的成功经验看,一轮改革进程要完成三项工作:确立改革的目标;制定重点的改革方案和总体规划;克服阻力将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1993年的时候,在距离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64天,就成立了一个由25人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任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就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组织了有300余人参加的16个专题调研组,到各地进行广泛的调研,收集各种建议方案。起草组用了6个月的时间作出了总体规划,成为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底本,总体规划在1994年开始执行。那轮改革非常成功,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前不久,中央文献研究室出了一本书,名为《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回顾了1991-1993年的改革历程,江泽民亲自提了四句话,其中“解放思想,集思广益”讲的是他当时做的事,后两句“温故知新,谋划未来”,我个人猜想是寄语现任领导集体。
      
    《21世纪》:当前宏观经济错综复杂,如何维持高增长的同时推进一系列深层次改革?
      
    吴敬琏:改革需要探索,我主张保持一个相对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所谓改革,核心是资源配置方式由原来的行政力量转为由市场,市场运作的关键是价格制度,市场参与者形成价格竞争,然而,价格放开后又不能乱。比如,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一放开,价格就飙升,会给改革带来冲击,使得民众对于改革产生怀疑甚至反感。
      
    1985年,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该建议谈及为了在1986-1987年推进整体性改革,应准备一个总供给和总需求较协调、经济管理较宽松的环境,即安排建设计划时,建设规模和推进速度不宜过大,留有余地,不要出现货币超发的状态。
      
    我现在担心的是,去年下半年开始,多个地方推出了大规模投资计划或者城市建设计划,增长目标过高,对改革可能不利。我认为现在一定经济增速的目标应适宜,中央政府应果断制止地方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
      
    《21世纪》:大城市人口膨胀、房价飙升,应当如何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镇?
      
    吴敬琏:我不主张用行政力量去控制城市规模,要改变的是其背后运行的整个体制。为什么城镇化与工业化、现代化紧密联系?基本原因在于集群效应。在工业化时代,工商业形成集聚,现代经济则是人力资源产生集聚,进而创造了新观念,新技术、新思想。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较之人的城市化高出了一倍以上,人的城市化又不彻底,什么意思?人已经在城里,但还是叫农民。
      
    未来,中国城镇化需要化解的制度障碍有两方面:首要是土地制度,农民的土地不属于个人,而是集体所有制,城市土地根据1982年宪法则是国家所有,政府从农村征地产生的巨额差价为政府所有,成其重要的财源;其次是城市的行政等级。大多数国家城市化从“市”而来,中国的城镇化则从“城”而来——“城”在中国古文的意思是“都”,指的是政治中心。中国城市都设有行政级别,各级政府官员都追求扩大所辖城市规模,城越大则位越高,位越高则支配资源的能力越大,于是,越上级的城市越可能聚拢资源来壮大规模,形成恶性循环。这是中国大城市病的一大症结。
      
    《21世纪》:有人认为利益结构已经固化,政府推进市场改革是“割自己的肉”,并不乐观,你有信心吗?
      
    吴敬琏:我不认为说,政府改革就是一定要革掉自己的命。下放部分权力是难免的,但是,为了整体利益同时也为政府自身的长远利益,愿意牺牲某些权力,我想有觉悟的人会愿意做。
      
    我不怀疑相当部分领导人希望将他们工作做好,真心希望国家好,只是有时候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有区别,短期看效果不错,长期则是另外的结果,变量会很多……各种可能性都存在,我不是相信一直可以高歌猛进的乐观派,但更不认为改革就没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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