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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堂堂正正的出场—三评王登朝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2月22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陈永苗
    
     (参与2013年2月22日讯)知道王登朝的经历之后,我经常独自反刍其生命历程,在其中看出我自己的倒影。王登朝的经历和命运,是我自己极有可能走上的另一条路。如果我从法学毕业之后,进入体制,也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王登朝。

    王登朝所主张的,所干的事情,好像就是另外一个我干的。因在保安中组织独立工会,在网上公开申请加入国民党,在莲花山上多次派发印有青天白日的三民主义,主张,以宣示医保和养老平权在所在小区对居民进行组织,王登朝2005年被开除党籍。我在《呼吁关注筹办民主聚会判14年的警察王登朝》中说,王登朝购买印有孙中山与毛泽东头像的文化衫以及标语,提倡“民主、民生、全民医保”并运用国父孙中山与领袖毛泽东的经典语言“天下为公,人民万岁”做为号召。从这一些来看,我的政治立场倾向与他差不多,且同为法律人,且岁数差不多。
    
    人的生命极为有限,需融入伟大事物中才能超越有限性。王登朝欣然接受专制的定制,但拒绝被定罪为“煽动分裂罪”之外的罪名,在王登朝思想中,“煽动分裂罪”是一种荣耀和辉煌。我想如果我入狱,定这个罪我是会主动配合的,定其他罪我是会用多年从事律师的经验和反侦察的技巧,来给对方造成难度的。
    
    体制内的人,如何从体制内的原罪中脱身而出,王登朝的饭睡就是一个办法。没有到底这种高度,统治内的人认为自己有良知,酒桌上私下说说真话发牢骚,到了办公桌上外甥打灯笼照旧,无法把自己的良心和异议立场在公共性中显现出来,还是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鬼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的人,到底站在那一边。潜伏久了,我看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敌人还是自己人。
    
    今天是一个渴望行动的时代,只有做和行动,才能证明党内改革派是真诚的,是在忏悔,不是帮凶。而私下说真话,就可能是帮凶。党内人士,对于民众是或敌或友之间,所以对他们放弃期待,严守自己的标准,符合民间主体性的是朋友,不符合的,还是或敌或友之间暧昧着。鬼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对他们没有什么期待。
    
    这一些体制内的人,对于我来说,到底是外人还是内人,面目模糊,我对他们没有道德诉求。道德要求是对同一类人,对你父母姐妹的,对你兄弟的,对你朋友。这一些人的政治立场对于我来说,处于暧昧状态,并没有共同体同伴的感觉,我没法对他们提出道德要求。
    
    我认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已经分开来,二者之间是不可沟通的,不可期待的,不是自己人。一旦把政治立场建立在有所期待的前提之上,就很荒谬,就很困惑。我小的时候与人打架,不管原因在不在我,我妈总是说我的不是。对自己人苛严,对异己宽容,那是因为没把他们当做同等人。
    
    自己的民间的政治立场,不依赖于一种不可靠的不确定性。坐在自己的屁股之上,而不是坐在别人的屁股之上。要立于不败之地,有自己的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
    
    没有战争是自己没有军队,而仅仅靠潜伏人员打赢的。当下需要赤裸裸的政治性。就像艺术家提起星星画展,首先承担了政治功能,并有效果推动了,才变为权威。煽颠就煽颠,为什么要否认。能影响结果的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力量,并不是试图抵赖抵消政治性,这种方法极为有害,让民间主体性消失。
    
    做的事情,不要自我消解,自我打折侵蚀。尤其在公共场合显现的时候。08宪章有这个问题。我相信除非将来底层民众暴力革命的崛起,之前知识分子抗争都是西方失败,练过葵花宝典的挥刀自宫。就要堂堂正正的言说,堂堂正正的行动,如王登朝。至少表达愤怒作用要比贩卖改革希望要正面多了,我们是在逆水行舟,只求死得别那么惨,没法求得进步脱离苦境。
    
    你没力量你腹诽都抓你都思想犯罪,你有力量你搞了他老婆女儿他还要与你和好。力量决定结果,并不是温和或者去政治化的态度能决定,能谄媚地屈服对方。这是一种中产阶级心中类似基督教信仰式的态度,有着主奴辨证法,要求主人遵守投降不杀奴隶。进而认为反过来可以改造好战胜者,让奴隶主变为和平的,这就改良的奴隶性伦理。
    
    习近平说能容忍尖锐批评,那是对民主党派,被特许可以参政议政的人说的,不是对底层民间说的,别自作多情,忘记专政和敌我之分,把自己当作了干部,当作民主党派,不要精神错位,主子对朋友说的话,不会扩大到奴隶身上,认清自己的奴隶身份吧。把自己自居为党的人或者诤友,是改革时期知识分子的海洛因。
    
    维稳机制包括软性维稳,那就是改革,和刚性维稳,那就是专政。维稳机制就是一个杀毒软件,把民间的抵抗当作病毒,软性维稳是隔离处理,如果你持有改革立场,把自己当作党的人,对不起尽管你不愿意承认,你也是一个隔离文件了。如果你出格,就来个硬性维稳,把你咔嚓了。
    
    过去的去政治化路径,都有一个体制内改革作为预设条件,固有那么多天方夜谭的西方失败。激进了,就会在体制内出局,更没法体制内改革。体制是一个去政治化的机器,要在体制内改革,就要去政治化。著名政治哲学家斯特劳斯说,取消政治性依赖于强有力的政治。如此反面的政治性,又凸现出来。取消政治性,则不断回到自然状态中来。改革时代对政治问题的回避,不仅没有解决本来所应该解决的,而且加剧了,造成未来中国同时面对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
    
    现有体制之下说话总有红帽子,但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腾讯微博“龙行天下三世”说,:猎人打狼时通常披狼皮,除了视觉相似外,更重要的是追求气味相同。刘自力说过,打着红旗反红旗,最后留下的还是红旗。
    
    陆兴华说过一个比喻,把抗争说成一个从监狱逃跑的人,当然需要一路跑,一边捡起路边专制制造的枪支抵抗,跑一段丢一个,捡起新的。很奇怪改革派当初由于保护需要,捡起改革的枪支,二十年前打光了子弹,空枪还在牛逼哄哄地装自己是先驱和导师,别人不打空枪,就谴责激进,不是蠢得像猪么。
    
    长期来不管知识分子内部以领导统治者的身分自居,但始终都是鼓掌和异议者,是附属。维权迫使维稳,使我看到民间有能力设置议题,只要与民众结盟,不是启蒙,而是帮助,以民众的重大生存问题为议题,就能给反过来主动出牌,迫使对方应牌而丧失话语霸权。要学会设陷阱,不要在当局帖子下面跟帖,更不要顶
    
    王登朝的民国立场和三民主义,符号价值在这次舆论施救中都没有注意。也许这不需要阐述。这是一个行动的时代。这是一个急迫渴望行动的时期,以行动为首要性来构建是非标准的时期,不是主义和做梦就可以抚平我们饥渴焦虑的心灵。
    
    王登朝的行动,通过毅然断臂,为体制内人开辟了体制外的政治空间,从而否定过去的公知路径。王登朝就是一个街头革命派,要在莲花山公园开三千人大会。一个公共事物,具有权威,是通过牺牲,承担,行动而或获得的。有后者,无所谓敌我,毁誉,也就是说并不是话语权的结果,而话语权来消费提取后者的结果。公知已经没有任何成长性有抗争的维度,有知识的人身分维度。正是抗争才使知识变为有政治性,而不是知识让抗争获得意义。以公知来攫取抗争,就是抹去抗争。
    
    公知没法预先中保自己一定是解决者,也没法让人相信,不拿出实质性的成就让人相信,确要用话语权迫使别人相信,每一次滥用,就是一次亏空。 一个公共事物,具有权威,是通过牺牲,承担,行动而或获得的。有后者,无所谓敌我,毁誉,也就是说并不是话语权的结果,而话语权来消费提取后者的结果。公知已经没有任何成长性。
    
    对公知的告别有一种新秩序急迫生成的能量。公知过渡于新旧秩序,做为一种身分特权的扩张,带着旧病毒,必定损害新秩序,就像儒家军阀于辛亥民国新秩序。旧身分的扩大会带来松动,但不会脱胎换骨成就新秩序。
    
    民主不需要高素质的人民,需要的是会反抗,有血性的人民,也就是民主的政体根基是革命权。爱好自由的海盗,美国西部的牛仔,这才是民主制度之下人民的典范。
    
    这次南周事件,鄢烈山竟然把南方门前争自由的人比喻成寡妇门前发春的莽汉,说得很好。 打着改革派的口号,如要新闻自由 ,大院里面的改革派寡妇一听,激进蛮汉也。寡妇南周口头“党管媒体”,心里言论自由。寡妇门前蛮汉口头坚持“言论自由”,心里要革命。心口不一的交叉,建立不起阵营感。战斗在一起,才是同战壕的战友,主义差异不关键。王登朝和我们,如徐琳站在一起行动,而南周人不与我们同战壕。
    
    南周大院墙内墙外两张皮,大院内南周人公开支持党温柔地管媒体,内心为言论自由,内心的由院外革命派代为发言,被塑造。大院外,街头派嘴上言论自由,内心革命。后浪拍死前浪在沙滩上,且赋予前浪普遍性。可是街头派自己呢,难道一样要当新前浪?我在吴祚来等身上感觉到他们话语权的弱势感,不是弱势,而是他们的危机感。
    
    从广州街头来看,必需有突破性的政治符号,突破这三十年的常规的,如民国的,才能免于被利用被抹杀。非常规的,如毛左打个毛像,就万众瞩目。我看转世党喊要新闻自由,要宪政,就别喊了。
    
    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可是这个“街头一站”却浸透了启蒙派的病毒,预设唤醒民众,促动政府。民众早醒政府动不了。街头政治的力量,并不是表达本身,而是有可能引发的蝴蝶风暴,如民众暴力的使用,这是一种不确定性。“街头一站”不是基于如何最大范围的放大不确定性,造成对方的恐惧感,启蒙而已。表达已如尼罗河泛滥成灾,不需要表达了。
    
    不要预设美国式的人民舆论主权,能解决政改问题。政体事关生死存亡,并不是言论能解决。所以上街行动者,一定要考虑自己行动和口号,不要混淆于启蒙派与改革派,在民众眼里,必须是不同的可选项,就像泡妞,虽然穷,但我们不是白富美的跟班,是情敌,是可选项。
    
    专政肯定死于自杀,不是他杀。我们民间的功劳在于让他制造出专政事件,不断膨胀,就像恐龙,自己被自己的体重压死,体现为经济危机主导的总体危机爆发。维权引发维稳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厌恶否定当下的政治事物,但是还是需要从未来目标出来来拣选遗产。以未来宪政的要求,来要求苛求当下的自己和行动,而不是像改革派以过去的污染和罪恶黑暗,来对比反衬自己在当下像阴火或者萤火虫那样发光,就觉得光明之源在于自己。宪政转型肯定不是改革的生长,斯土斯地的生长。改革是宪政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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