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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禹州式截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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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2月21日 转载)
    来源:南方周末
    
    2012年12月8日,安徽颍上县上访村民裹着棉被彻夜看守一辆大巴车。此大巴车曾被当地政府用来进京截访。当大巴车载着8名上访村民回到原籍地时,村民扣留大巴车与当地政府对峙。一些地方政府进京截访不断造成恶性事件,这一旨在维稳的举动本身成为了不稳定的因素。
    南方周末:禹州式截访


    
    2月5日,10名河南禹州截访者因非法拘禁罪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处刑期,这无疑是国家在尊重人权、依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的进步表现。而通过对禹州案的调查,南方周末记者发现,更为隐秘的截访模式正渐成规模:一些地方信访局和驻京办人员开始深入参与截访“业务”,是信访系统从截访中渔利的公开秘密。
    
    据研究者称,信访部门和黑监狱常见的“合作模式”有两种。其一是地方驻京信访工作人员将政府提供的经费付给“黑监狱”,并从中获得提成;其二是地方驻京信访工作人员直接参股黑保安公司。
    
    禹州模式的实质是地方信访工作的异化:截访由最初的维稳需要,逐渐演变为一些驻京办干部的生财路。
    
    电视广告
    
    入职仅二十多天的王二飞本打算干足一个月后便离职,工资没拿到,却等来了长达一年的刑期。
    
    “帮政府做事”的儿子王高伟在北京吃官司了。这是王玉柱一家几十年来最凄凉的一个春节。
    
    春节前的腊月二十五,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式对河南禹州市王高伟等截访者作出一审判决:王高伟等10人因非法拘禁11名来京上访人员,被法院判处两年至六个月不等刑期,其中3名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缓刑。舆论对这一判决普遍表示赞赏,但同时也质疑判决未真正触及组织截访的地方驻京官员。
    
    王高伟是方山镇付家村6组人,王家的院子孤零零坐落在村子西北角的一堵坡地下。没有院门,王玉柱养了3条狗来看门。王家已经在青砖垒筑的3间房屋里居住了四十多年。中间的那间房子连接着一孔已成危房的窑洞,散乱堆放着几件农具。
    
    王高伟的卧室是最左边的一间屋子,这里也是他的婚房。王高伟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妻子两年前已经离开王家。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了昏暗的房间,组合的床板、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上落满了灰尘。
    
    提起儿子的遭遇,70岁的王玉柱放声大哭,他不停地向南方周末记者摆摆手称,“这事不敢提,我啥都不知道。厉害啊厉害,老百姓都是替死鬼”。王玉柱说,他也是听别人说儿子被判刑才知道这事。
    
    付家村紧邻方山镇,当地年轻人大多初中毕业后就到禹州煤矿当矿工或者外出打工。王高伟四年级还没有读完就辍学了。王玉柱说,儿子十几岁开始就在禹州周边煤矿里打零工,受了不少苦。
    
    王高伟涉足信访工作,是在2011年底。王玉柱回忆,禹州市信访局来了两三个人,为首的姓白,说是给儿子“找个好活儿”。到北京后王高伟也在电话中告诉王玉柱,他是在“为政府做事”。此后,王高伟一年多没回过家里了,他在北京干什么家里边也不是很清楚。
    
    和王高伟一起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审的付朝新,和王高伟同村。据多位村民描述,这个在黑监狱囚禁上访者的中年人,在老家热情友好,当过十几年的村委会会计,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在北京务工,从事营养保健品的销售工作。女儿刚大学毕业不久。
    
    付朝新在村口开办了一个超市,挂着一个叫“好日子”的牌子。他还贷款开办了一个小型砖窑厂,效益不错。
    
    付朝新的女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父亲的话不多,平日里和她的联系也并不频繁。每逢打电话给她,多是叮嘱几句,让她要多注意身体、好好学习。女儿回忆,付朝新最初去北京,是说去给儿子帮忙。
    
    此次在朝阳区法院受审的多名截访者的家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付朝新负责在村里“招工”,带村里的年轻人加入截访队伍。2012年年初,付朝新曾在当地电视台打滚动广告招工。付的多位邻居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曾在电视的滚动字幕上看到付朝新招保安的消息。——电视台的广告、加上招工者的村干部身份,是父母们放心让孩子去北京淘金的原因。那时许诺的工资是每月1800元。
    
    此次被抓捕的10名犯罪嫌疑人,除了王高伟和付朝新外,其他9人都是80后、90后。许多人都是中学毕业便辍学。其中小帅、小非、小彭3人都尚未成年。
    
    小帅的爸爸是村里的电工,与付朝新是老相识。小帅的母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喜爱网络游戏的小帅初中毕业便辍学,四处打工。她觉得自己的孩子挺冤,“才去北京没几天,就被抓了”。同样觉得“孩子太冤”的还有小鹏的奶奶,小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被认定犯非法拘禁罪的“黑保安”中,也有人曾萌生退意。入职仅二十多天的王二飞本打算干足一个月后便离职,工资没拿到,却等来了长达一年的刑期。截访者王世磊的父亲因同意让孩子去北京而懊悔不已,“哪想到会是去做这个”。
    
    王高伟家位于禹州市方山镇付家村6组的破旧的房屋。没受过太多教育、生活困顿的王高伟,因为受雇于禹州市驻京机构、伤害与他同样困顿的访民,而受到法律审判。 (孙旭阳/图)
    南方周末:禹州式截访


    
    北京的工作
    
    河南省许昌市市长在“信访案件办理情况汇报会”上说,针对非法越级上访,要按照“一次训诫、两次拘留、三次劳教”的原则依法进行处置。
    
    王高伟带着他同村的小兄弟在北京所做的工作,其实是有政府文件撑腰的。
    
    这个文件,便是2008年5月,许昌市公检法司4部门联合制定发布的《许昌市关于对进京非正常上访和进京缠访、闹访的处理意见》。文件共12条,一千余字。文件对“非正常上访行为”的处理措施是“一次训诫、两次拘留、三次劳教”。该处理意见第九条明确规定:“到外国驻华使馆辖区、办事机构,或拦截外国人告洋状,或通过网络媒体做恶意宣传的,进京上访过程中发生过激行为的,不受上述告诫、警告前置程序的限制,可以视情直接依法予以行政拘留、劳动教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从偌大的北京城找到并带回这些“非法上访者”,便是王高伟他们在北京的工作。
    
    王高伟的禹州老乡、曾去北京上访的宋雪芳,给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了王高伟他们的工作细节。
    
    2012年4月28日晚上近11点,正在北京访民集散地久敬庄救济服务中心内的凳子上坐着的宋雪芳,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她抬头时,却看见了几张陌生的年轻面孔。这些人不由分说,架起她便向外抬去,把她丢到了一辆灰白色的中巴车上。
    
    “那天是禹州市信访局驻京干部白中兴在外面指挥,‘黑保安’进来抓的。”被架往车上的过程中,残疾人宋雪芳拼命反抗。但徒劳无功。
    
    和她一起被抓进黑监狱的,还有进京上访的禹州市颍川办事处金坡村6组村民金红娟。那天晚上,她被5名陌生壮汉从久敬庄中抬出。激烈反抗时,她被殴打。黑保安们掀起了她的黑色外套,罩在她的头上,扇她耳光,并对裸露内衣的她拳打脚踢。后经鉴定,她的“颜面部软组织损伤”。
    
    那一天晚上,坐在久敬庄河南厅门口的访民贾秋霞也看到了白中兴。白中兴在门口站了一会,贾秋霞听见一声“抬”后,身边拄着拐杖的宋雪芳就不见了。之后,贾秋霞也被几个人抬到了在久敬庄外等候的车上。
    
    贾秋霞上车时,她见到金红娟正在被殴打。她厉声呵斥施暴者。几名黑保安扭过身,又将拳头转向了她。
    
    一路颠簸后,宋雪芳等人被送到了已关押着几位上访者的“黑监狱”。她们看到,那是一处平房,房间里光线昏暗。保安们在外间的沙发上坐着,里面的三个单间中,各摆三张上下床。
    
    在那里,早饭是馍馍,午饭是面条,晚饭是馒头加咸菜。一位被保安们称作“老板娘”的年轻女人负责前来送饭。
    
    由于房间中并没有窗户,而访民们的身份证及手机均被收走,她们看不成时间,也更无法和外界联系。她们唯有通过送餐时间来判断在“黑监狱”中又呆了多久。宋雪芳在“黑监狱”中躺了一整天。被关期间,由于感觉身体不适,她一直蜷缩在床上。
    
    尽管都来自许昌地区,但“黑监狱”的保安们和访民如同生活在两个相互隔绝的世界,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交流。访民丁新芳说,有时连被关押的访民轻声聊天,也会被保安们训斥。
    
    长期赴京上访,许多访民已经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智慧。从火车站下车开始,他们便要灵活地同截访人员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尽量少用家乡话讲话,并找寻熟悉的访民一同行动、相互照应。
    
    禹州访民卢福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有时会找小宾馆住下,然后故意去信访局门口晃悠一下,引起当地驻京干部注意后再藏起来连续几天不露面。“就让他们找不见,干着急。”
    
    不过,有时他们也会在完成上访后故意露出些许破绽。因为,如果能被驻京的当地信访人员遣送回去,可以节省返程的路费。
    
    一座位于北京丰台区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此前由京都强业保安服务公司租赁。从雇用安保公司,到信访部门自己建黑监狱截访,访民们的遭遇,并无变化。
    南方周末:禹州式截访


    
    一手交人、一手交钱
    
    “谁惹事,追究谁”、“谁化解不力,追究谁”、“谁稳控不到位,追究谁”、“谁包案失责,追究谁”。
    
    于王高伟他们而言,把宋雪芳、金红娟这些访民带到他们的“黑监狱”,就好像把庄稼种到了地里,这是不够的,要把人带回禹州,才能有收成。
    
    在小黑屋呆了一天一夜后,4月29日夜间,她们被一辆车牌号为“豫KBJ136”的中巴车拉着开上前往禹州的高速上。该车上除了被押送的5个人外,还有王高伟派来的4名押车人。其中,断文识字的禹州市颍川办事处砖桥村人杨克坚负责把人送到后,收钱、开票;练过几天武艺的河北涿州人李玉柱是黑监狱的打手。
    
    4月30日早上7点,这辆金杯车从禹州北下了高速,停在了高速路口。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了2012年4月29日到4月30日王高伟黑监狱的接送禹州访民的两页记录。记录显示:王高伟住处所有上访人员,均由许昌市驻京办领导打电话给王高伟,由后者安排人到久敬庄或天安门分局,将进京上访人员接到黑监狱扣押,并安排食宿。然后驻京办领导再通知上访人当地政府派人来京将上访人员带回,并一对一交给接访人。
    
    第一个被接走的是宋雪芳。来接她的是禹州水金公司的保卫部主任张雪彩。金文娟和贾秋霞均看见张雪彩交给了杨克坚厚厚的一沓百元钞票。“保守估计也快1万元了。”
    
    第二个被接走的是贾秋霞。名单上记载贾秋霞的接访人是禹州夏都办事处杨书记,但实际来接贾秋霞的是金坡村的会计苗有才和办事处的孙建军。他们把贾秋霞拉到了辖区派出所,一路上还责备贾秋霞“这次花了好多钱”。
    
    随后,金红娟也被“一对一”接走。同样是一手交人、一手交钱。
    
    “麻烦”出在了王惠芬身上。“下了高速后,我们那里的人不想花钱接我,来得很晚。杨克坚他们又把我拉到了禹州市植物园的后门,就是不让我走。”杨克坚多次催促之后,王惠芬所在的花石乡的副书记马朝斌和她所在村的村支书王根恒才姗姗来迟,坐在前排的王惠芬看到杨克坚将钱装入腰包后,还为他们开了收据。路上,马朝斌告诉她,“你这次花了三万块”。
    
    2013年2月19日,南方周末记者依次联系了接访记录上提到的、当晚在高速公路出口“一对一”接访的联系人。禹州夏都办事处的杨书记、禹州市颍川办事处的李书记等,均向南方周末记者佐证了“接访”一事,但均未透露当晚支付给杨克坚等人的具体金额。
    
    这笔钱花在哪里了呢?
    
    在被关的时候,贾秋霞看到有人向一名黑保安的负责人结账,每人每天的食宿费为200元。负责人告诉贾秋霞,“这200元还要给信访局50元”。
    
    信访局从截访工作中渔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多年关注截访问题,据他介绍,当下,信访部门和黑监狱常见的“合作模式”有两种。其一是地方驻京信访工作人员将政府提供的经费付给“黑监狱”,并从中获得提成。例如,关一个人一天政府向黑监狱付200到300元食宿费,驻京人员可以从“黑监狱”获得50元或60元提成。另一种形式,是地方驻京信访工作人员直接参股到黑保安公司中,从公司的营收中获利。
    
    而公开的信息显示,地方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单列经费用于截访,并不鲜见。据2010年《禹州年鉴》记载,方山镇从2010年起每年从镇财政拨出10万元作为信访工作专项资金,重点用于疑难问题的解决、工作补助和信访奖励。
    
    2012年6月,许昌市市长张国晖在信访案件办理情况汇报会上讲话时称,目前该市仅进京赴省信访案件就有130余起。“国家有专门办理疑难信访案件的准备金,各级政府也有一些配套经费和预备金。”
    
    在上述讲话中,张国晖市长要求,要按照“谁惹事,追究谁”、“谁化解不力,追究谁”、“谁稳控不到位,追究谁”、“谁包案失责,追究谁”的原则,出了问题,查清责任,严肃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南方周末:禹州式截访


    安元鼎公司网页上的特保工作图片。在安元鼎这样的截访公司退出以后,驻京办自己雇人建黑监狱截访,成为新趋势。
    
    南方周末:禹州式截访


    访民卢福州在久敬庄趁乱从截访者身上拿到一张出入证。截访者就是佩戴这样的证件大摇大摆进入久敬庄抓走上访者的。 (习宜豪/图)
    
    从维稳任务到生意经
    
    “黑监狱为什么能存在?如果冒这个险,却得不到好处,肯定没人愿意做。”
    
    在“谁惹事,追究谁”、“谁化解不力,追究谁”、“谁稳控不到位,追究谁”的压力之下,王高伟和白中兴在北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每月,禹州市都会派一个信访干部到北京值班,信访局还专门办了一个北京的手机号,轮到谁在北京值班谁就拿着这个手机联系访民。在禹州信访局官网上公布的8位领导中,除了市委群众信访工作部部长李爱国、信访局局长李晓以及女干部刘军霞,其他的5位领导,宋雪芳、金红娟、贾秋霞都在北京见过他们去接访。
    
    此次被多名上访者指控为禹州黑监狱幕后黑手的是白中兴,第一次到北京截访,是在2010年年底。那时,白中兴从粮食局调到信访局才四五个月。贾秋霞仍记得第一次到北京上访时见到白中兴的情景。白中兴甚至还当着她的面训斥了她们村的书记,白还承诺会为她解决问题,这让贾秋霞感动地哭了起来,她觉得自己遇见了“青天”。
    
    根据禹州市官方网站上的信息,白中兴的身份为禹州市委群众信访工作部主任科员。一位和白中兴交往多年的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0年,快50岁的白中兴在粮食局的9位领导中排第7,他感觉“在粮食局这个清水衙门,升职无望,也捞不到油水”,便通过自己的一个亲戚帮忙借调到了信访局。至此,白中兴由原来副科级干部的身份变成了享受正科级待遇的科员。
    
    多名曾被禹州“黑监狱”关押的上访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至少从2011年年底开始,白中兴和王高伟的工作范围,便超出了禹州上访者这个群体。他们甚至做山东访民的生意。山东访民的生意难做之后,禹州在京的截访工作,甚至扩张到了整个许昌市。朝阳区法院的判决书上显示,北京警方从王高伟租的位于朝阳区王四营乡双河村102号院和126号院中,解救出的上访者,包括5名非禹州籍上访者。
    
    “黑监狱为什么能存在?如果冒这个险,却得不到好处,肯定没人愿意做。”在和南方周末记者谈到禹州截访模式时,于建嵘教授说,“地方驻京信访工作人员截访,可以获得收益,这是其存在的经济土壤。”
    
    南方周末记者拨打白中兴电话,显示已停机,在禹州市信访局等待多日并未发现白中兴其人。禹州市信访局党组书记朱子建此前曾说,白中兴因患严重眼病而无法上班,也无法接受采访。
    
    2月18日上午,南方周末记者来到了位于禹州市药城路上的禹州市信访局。该局五层高的办公大楼里冷冷清清,大厅里的工作人员只有一胖一瘦两个保安。他们的办公桌堵住了通向办公区的楼梯,禁止访民上楼。南方周末记者在接待大厅里看到,多位访民携带上访材料在等待当天原本应该出现的接访领导,今日接待的牌子上挂着:市政府副市长黄河。但直到中午1点多,仍没有见到该领导。一位因工伤待遇得不到解决的老访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信访局虽然公布了各位领导接见访民的具体时间,“我几乎天天来这里,几乎就没见过他们”。
    
    另一位女访民跟保安抱怨,“再得不到解决,我也打算去北京上访”。保安提醒她,在大厅的入口处有三个醒目的招牌。
    
    那招牌上分别刊登了许昌市三位访民因赴京上访而被劳教的信息:襄城县农民宋玉霞被劳教一年零六个月;许昌县的张某某被劳教一年零三个月;魏都区的卫某某被劳教一年。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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