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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勋:深圳市国保对我的殴打和我的抗争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2月05日 转载)
    黄文勋:深圳市国保对我的殴打和我的抗争
    
    

    
    授权“维权网”发布
    
    (编者按:这是维权人士黄文勋记录自己被殴打及抗争的经过,其中许多细节耐人寻味。从他的遭遇与几天中的心路历程,也可以管窥现在中国青年一代的所思所想与所求。所以这是份难能可贵的材料!现在他选择通过法律途径来捍卫权利,希望各界关注!)
    
    
    
    
    1月29日我收到朋友发的短信,关于王登朝先生将于2月1日在深圳罗湖区老中级法院进行二审的事,想旁听的话要报相关信息给家属便于向法院上报审批。我当即向王登朝先生的妻子手机号发送了我的姓名、公民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1月30日晚我从广州赶回了深圳宝安区我在朋友那儿临时暂住的住所。
    
    
    
    1月31日晚上7时多,在我散步往住所回来的时候,看见穿着便服的将近十人从楼下往2楼走,当时朋友住所的门是开着的,我从楼道窗户看到他们没有进行敲门就长驱直入,在我看来这是非法闯入民宅,这时我感到与我要旁听王登朝先生的事情有关,隐隐感觉有人想要干扰我的合法旁听,我遂立马离开了。但他们为什么能监控到我的私人信息,或者说是不是有法院的人一边同意我旁听、一边却做泄露了公民信息给何方呢?我满是疑惑。
    
    
    
    过了大约5分钟,我的朋友打来电话,说是要我回来,我说我已经走了不能回去。过了一会儿,他继续来电,并告诉我有人来找他,如果不回来他们说会牵连他,要查消防查公司年检之类的,通话中我明显感到了朋友异常惊恐,显然他们非法对我朋友进行了恐吓与威胁。我安慰朋友说无需害怕(深圳这边一贯通过派出数量众多的不明身份的人来吓唬),并让他告诉他们,让他们直接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找我什么事,他们是什么人,不用继续骚扰我朋友。但是直到半小时后,我朋友再次打来电话说,他们是什么警察,不便与我打电话与讲话。
    
    
    
    既然警察不愿与我联系,我就不再理会,之后我关了手机,并在晚上10点后潜回朋友住所附近观察。附近的熟人告诉我,有好多不知道什么身份的便衣与我朋友在楼下谈话。我就没有回去,而是继续待在附近,后来我去物业告诉物业我被陌生人威胁的事情,通过那里的视频直播,我看到,将近晚上12时,有一些便衣从朋友住所离开了,但依有两个人留下了,他们坐在楼下一直守着。这一晚,我倍受惊恐,担心警察使用各种非法的黑恶手段。后来我下决心,以物业保安名义,打了电话给民治派出所,让他们查查是否是他们派来的人。10分钟左右,来了一辆治安摩托车,在我朋友住所所在楼与楼之间的过路上转了转,但监守的那两个人暂时离开了,摩托车上的人没见到人,马上就离开了,并未留下询问旁边还未打烊的小店现场情况如何。看到这些,我感觉了不妙,当晚被迫露宿街头。
    
    
    
    2月1日上午9点左右,我回到住所附近,再次告知物业保安我遭受的非法遭遇,请求看了监控。在看到监守在住所下面的人已经走了,我就直接回到住所,但我看到我朋友开门的锁孔和门把已经被拆掉了,估计是朋友受到便衣的威胁,不让我偷偷回去拿我的证件去法院旁听吧。住所门口过道里,放了很多清理出来的纸箱,让我想起了朋友说的查消防与年检的事情。钥匙已经不能用了,我就敲了门,朋友开门让我进去,果然里面的纸箱少了很多,并且家居摆法都整理得明显不同,显然被人挪动过。我进了房间,收拾我的衣物等,并且问朋友,昨晚那些人有否来搜过我的物品。朋友的员工说他们可能看过,说我桌上的东西都被收走了。
    
    
    
    我收收拾好房间的衣物行李,就去大厅的桌上查看我的物品,抽屉与桌面空空如也,我的宏碁笔记本电脑一套、索爱蓝牙耳机一套、数码相机一台,手机电池与外壳,钱包以及里面的所有信用卡、银行卡、身份证、记事本,全部不见了。我就去房间对我朋友表示真诚的歉意,是我们不力让邪恶犹存至今,给他带来了恐惧,并且问他,我的物品谁拿了?他说是那些人在昨晚10钟左右收走了,但并没有留下收条凭证。
    
    
    
    上午10点多,我拿了我的行李到了另一地方,刚放好不久,就接到一个自称警察的人打来的电话,他说能不能找我谈谈。我说不行,并告诉他,你们昨晚威胁与恐吓我朋友是非法的,闯入民宅非法搜查也是非法的,在没有给我任何口头与电话的告知,也没有留下任何收条就收走我的物品,也是非法的。随后,他让他自称的上级打来电话对我说我能不能不要去旁听,要请我吃饭。我就明确告诉他,我旁听是经过法院允许的,去不去是我的自由,如果你们是警察,你们如果真有难耐就可以让法院不给我旁听,但你们没有任何干扰与限制合法公民的自由的权力。并且告知你们若是警察,大可通过手机定位来知道我在哪里,昨晚连电话都不敢给我打,有什么见不得光么?之后就不理睬他了。
    
    
    
    约中午12时,我回到放行李处,拿上我的写有“光明中国”四字的旗子,坐车去深圳荔枝公园老中院门口。下车后,我走了50米左右,在一士多店刚刚充值完手机话费,就来了六七个穿着便服的人进入士多店把我围住,一个穿便服并自称警察的人拿了警官证向我出示,没等我看清楚,就收了回去,还说:“我们以涉嫌违反取保候审条例,对你进行传唤。”还有人拿着录像机对着我录,我当时表示要看到传唤证,没有这些我是不会去的,我是合法公民,你们为什么在我去法院旁听的时候传唤我?要传唤我就要等我旁听完再说,否则我不会跟你们走的。
    
    
    
    他们不由我分说,开始强行拿手铐来拷我,我大声抗议说:“我是合法公民,你们拷我干什么?”他们强行抓住我,还是拷上了我,要将我往车上抬走。我正告他们,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为了引起更多行人关注、让他们知道真情,我就不断高喊:“打倒独裁!打倒独裁!民主宪政自由平等人权万岁!”喊了很多遍。他们对此非常恐惧,就拿我的衣服堵住我的嘴巴,手忙脚乱地把我抬上了车。在车上,我告诉他们我的那面卷着的“光明中国”的旗子是我的物品,要给我拿回来,开车的那个人就打电话并让人拿到了民治派出所的候问室。
    
    
    
    到了民治派出所候问室,他们让我拿出我身上的物品,还让我脱鞋带与皮带,我拒绝了,理由是我是合法公民,你们是非法抓捕。他们将我手机贴了个标签,让我签名,随后拿出了胶带,将充电器、手机、钱、小笔记本全部放入,我见他们并未拿袋子给我签名,我就告示说你们要当着我的面给密封,并将袋子给我签名这才符合程序,但他们不理会,在我当晚出来时,我见到袋子已经破裂了一个洞,私人物品被动过。
    
    
    
    他们还要求我按手印采信,我也坚决拒绝了,理由是我并没犯罪嫌疑。
    
    
    
    后来我坐在凳子上,约半小时后,国保来了,他们还拿着我的“光明中国”的旗子看了看。我见到了他们,就当即义正言辞地例数了他们所做的种种违反法律程序的事情:如非法恐吓与威胁我朋友、非法闯入、非法搜查与非法搜走我的物品及非法抓捕合法公民、刚刚我物品的封装程序不合法等问题,还跟他们说广州文明许多,他们都走完了这些基本的法律程序,希望你们深圳警察文明些。这时候,国保问我为何不去做“采集”,我就回答我是合法公民,你们程序不合法抓我过来的,我当然不去。他们又让我进入审讯室,我说:“我昨晚被你们搞的露宿街头疲惫不堪,里面的铁板凳太冷了,我是合法公民,你们非法干扰我旁听又非法抓我来,我不会去的。”我坚持坐在木凳上。他们大怒,叫来五六个穿便服的国保,拿出手铐想强行拷我,我就死死抓住木椅,拒绝被非法上手铐。他们不顾及我的感受,强行拷上了我,最终,那张木凳的左手把被他们拉烂了。
    
    
    
    五六人拖着我往审讯室走,我先是说:“你们这样抓我是非法的!”随后一路连续不断高喊:“打倒独裁!打倒独裁!民主宪政自由平等人权万岁!”他们拖抬着我往审讯室走,在一个没有摄像头的角落,他们停了下来,前面一人开始动手,打了我的脸与额头,后面又有人打我后脑勺,被抬着的我非常生气,厉声喝道:“你们敢打我?”于是就挣扎着想自卫,前面那人重重的一脚踢向我的肚子,又连踹几脚,踢到我的胸上。后面的人继续打我。我的身体实在疼痛难忍,就停止了挣扎。他们见我不再动,才开始抬拉我进入审讯室把我锁在审讯室冷板凳上,手铐依旧紧紧地拷着我的手。而后他们走掉了。
    
    
    
    我开始查看我的伤势,发现我的左右手腕有很多手铐的伤痕,还有损了皮肤组织的创口,手腕骨头都火辣疼痛,并且手铐被故意上的非常紧,左手食指中间环节呈现红黑(后来黑紫色),按一下骨头就非常痛。我怀疑是骨折了。我的额头和脸部被打得发烫,沙沙地疼。左眼眼珠受到拳头冲击力的震动,角膜感觉不舒服,不断地出泪,到晚上出来时,还一度严重到连视力都有些模糊。过了约10分钟,他们的协警送来纸巾,我就对着摄像头,不断地搽拭眼泪。
    
    
    
    过了1个多小时,来了一个年近三十的穿便服的自称“区国保”的人来和我说话,先套近乎将我手铐解除了。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了他们整个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并说了打我这件事。他问我有什么诉求要说的,我就说;一我要联系我的律师,二要联系家属,三要就医,四我要喝水和吃饭(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正常饮食了)。随后他就走了,直到当晚我出来,我的诉求都没有得到解决。
    
    
    
    晚上约8点,民治派出所一位李警官进来,将我从审讯室带到他的办公室,而后他出去了一会儿,我想去上厕所,被人拦着不让去。他后来进来,和我做了一份笔录,但笔录上他写道,说他们整个过程中并无违法。我拒绝签名,并告知我拒签的理由是:“我有要补充的没有补充上去。”但他却漠然无视我的告知。我再次明确地对李警官说,法律规定必须写上我不签的理由。李警官不理,继续让在旁的两位协警签名证明我不签,还随手写了一个理由。我又要求将那个理由给我看看,他也不给,这时我明确地说,你们这样做伪证,是公然违法,知法犯法。他们还是不理。
    
    
    
    其后,李警官将我带回了候问室,他说联系了一天我的老家博罗县的国保,都说无人知道我在深圳上班,要我将在笔录上所说的国保队长的电话提供给他,并发还了袋子中的我的随身物品(手机之类的),但我看到袋子破裂,有一个小孩子拳头大小的圆洞。我将国保队长的电话给了李警官,但李警官并未联系上,就让我坐着等,并说出去一下,联络区国保,看看究竟怎么处理。此时此刻,我才有相对自由,通过电话向外界朋友们说出我在哪里,怎样被殴打,等等。
    
    
    
    大约10分钟后,李警官回来,拿着两张传唤证,时间上写着14点20分,还盖了章。他想让我在传唤证上签名,并说只有签名,才能给我一张留底。我说:警官,上面的时间不对,为什么你们抓我的时候不出示让我签名呢?如果当时你们出示并在后面遵守种种法律,我也不会拒绝后面的一系列你们所说的“要配合的事情”;现在这样补回来是违法的吧?我拒绝签名。李警官就说是我不签的,然后拿给候问室的两位协警签名,也没写我不签名的理由。我又再次正告,你们这样作假是公然违法的。李警官让我继续待在候问室,并说我明天上午还要过来,届时要联络博罗县国保,能否出示证明知道我在深圳上班,不知道的话,将要对我进行拘捕。差不多晚上十点的时候,李警官才让我走了,但是并未将我的“光明中国”的旗子还给我。
    
    
    
    经过一夜思考,我决定直接行动,捍卫我的尊严和基本权利。
    
    
    
    
    
    2月2日上午约11点,我到达深圳民治派出所,在找不到李警官又无人给我说法的时候,我就前往大厅的报警台。我跟警员说,我要报警,并说明了情况,他们就拿了A4纸让我写,说他们登记之后就会给我报警回执。在我写完两页之后,民治派出所的所长出来见我,并说你有什么事?我说我要报警,按照法律规定,我报警,你们要受理并给我回执。开始时他说,你报警当然给回执,他随手看了看我写的两页字,交给警员去打印登记,就转身离开了。警员让我加上了个人资料,按上了指纹。而他继续在电脑那边打字登记。不久,那位所长又出来了,告知我这个算是复议,昨天你算是报警过了,报警这事,总不能你说报警就报警的。我明确告知他,我昨天没有报警,也没有拿过回执,现在这个不是要什么复议,而是要在我被打后报警!按照法律,你们必须受理我的报警。所长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说,你这个报警我们不受理了,你爱怎样就怎样。我就说,你们这样是公然知法犯法,公然不履行职责不作为。不理,随后就走了。我继续跟警员说,你们有责任拒绝你们上级的命令,因为那样的命令是违法的,如果你们也不受理我的报警,不登记,不给我报警回执,那么你们也是公然违法、知法犯法。但警员他们就是不听。
    
    
    
    我继续坐在大厅,向外界朋友们通报最新情况,然后,我拨打了110,说我要报警,并说明了我昨日被抓与被殴打的情况,还说到民治派出所不受理我的报警公然违法,公然不作为,不履行职责。110口称会有回复,但并未能督促民治派出所接受我的报警。直到我写此文,都没有接到任何110给我的处理回复。
    
    
    
    时间已到下午两点多,我午饭也没有吃,也没有人给我水喝。我向报警台的警员要李警官的电话,让我能联络他,讨回他们从我身上拿走的那面“光明中国”的旗子。但报警台的警员不肯给我电话号码,而是用报警手机打给他,让我跟他说话。李警官就说他打电话问问,后来回电说我的旗子留在现场,就马上挂了电话。我是知道我的旗子在候问室还有监控录像的,我就告知警员并让继续打电话,他们推脱着不愿意,最后在我不断要求下才打了,但李警官无视我有监控录像为证,坚持说旗子留在现场,马上就挂了电话。将近3点时,我去李警官的办公室,找到其他警官,希望能帮我要回从我身上拿走的旗子,有一位警官打了电话给李警官,随后就告诉我留在现场了,于是旗子仍然没有要到。
    
    
    
    
    
    此时,一位东北女网友打来电话声援,我告诉她,作为合法公民的我被抓,被打,遭受了这样的不公不义,我们的法律被践踏的体无完肤,我必须揭露他们!我就请她现在开始见证我的悲愤与不满,如果我失踪了,请她作证,让朋友们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而失踪。随后,我从民治派出所里面向外走,一路高喊:“打倒独裁!打倒独裁!民主宪政自由平等人权万岁!建立民主中华!”
    
    
    
    出来后,来到派出所大门口,我继续高喊口号,并向民众演讲王登朝先生的事情与建立公民意识等,在那位网友的直播中,我坐车前往莲花山深圳市市政府,下车,到了市政府大门口,我又现场高喊“打倒独裁!打倒独裁!民主宪政自由平等人权万岁!建立民主中华”等口号。
    
    
    
    市政府门口的武警与协警紧张起来,拿出两部录像机对我录像,并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从王登朝开始一直讲到我为什么来市政府,并说明我的两个诉求:一是对那些违法行为包括五六人殴打我,给我一个交代;二是将抢走我的物品还给我。武警等一开始满脸敌意,到后来,脸色态度等渐渐柔和,变得友好起来,虽然他们不敢有明显的表示,但他们的脸色和眼睛告知我他们的真实态度。在我抗议过程中,他们,还有大厅里面那些穿西服的人,不断地打电话上报情况,随后还来过两位穿军迷彩服开警车的军人过来查看情况。他们先是沟通了一下,又来问我什么事情,我又孜孜不倦地说了一遍,他们问我什么叫国保?看来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国保,我也解释了一遍,随后他们离开了。
    
    
    
    一旦有路人经过,我就向他们宣讲民主自由的知识。当武警与协警驱赶路人时,我就说:“他们是公民,公民有权利听到要求民主的声音,他们需要唤醒他们自己的公民意识!你们不应当阻拦他们履行自己的权利!”武警和便衣露出无可奈何的神色,不好意思在用力了。
    
    
    
    从我4点半到达市政府门口,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他们没有人和我说,他们是否有领导来接见我,是否会解决我的诉求,但也没有驱赶我,殴打我,也没有抓我。
    
    
    
    天色黑了下来,我的手机已经没电了,我的同仁朋友也从网上知道赶了过来,这些人就想干扰和阻拦他,我也严正声明公民是国家主人,有权力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没有资格不让他知道,你们是国民是纳税人养活的,我是见得光的人,你们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么?!他们随后不久不再干扰。
    
    
    
    朋友劝我说,抗议已经进行了这么长时间,想必国保已经知道了你的斗志,事情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适可而止也好。我觉得有理,和朋友聊了会儿,就结束抗议离开了。
    
    
    
    (2月3日晚我赶赴广州找到郭飞雄等朋友,寻求法律援助。2月4日,王全平律师和隋牧青律师同意在2月5日和我一道赶往深圳,通过法律程序为我维权。诚挚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
    
    
    
    附:黄文勋小传
    
    
    
    黄文勋,广东惠州博罗县人,今年23岁。据黄文勋的中学老师介绍,黄文勋在柏塘镇中学上学期间,曾被惠州教育局评为“道德模范”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毕业后到广州,边打工边在中山大学走读,2011年秋季起他参加了广州街头民主抗议活动,2012年3月31日因在天河龙洞与欧荣贵、肖勇、杨崇、罗守恒等民主维权人士一道举牌,要求胡锦涛公布财产、支持温家宝政改,被当局以“非法集会”刑事拘留,羁押于海珠区看守所,一月后取保放出。他的代理律师是王全平和黄勇。他和欧荣贵、肖勇、杨崇、罗守恒五位遭到刑事拘留的举牌勇士,被民间称为“举牌五君子”。
    
    黄文勋联系电话:13414589456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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