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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之初:1949-1989中国社会演进新解(之十一)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31日 转载)
    结束语
    从1949年中共以争取人民民主的名义通过内战上台到1989年对争取民主自由的人民大开杀戒整整蹉跎了两代人的青春岁月,49年时20来岁的年轻人到89年已变为60来岁的老者。如果说北京的这些老人在49年曾经跳秧歌迎接中共的解放军进城是出于对美好社会的向往,那么40年后他们在六四期间积极参与堵军车则是基于对强权社会的唾弃。这种变化是老百姓由被骗、被拐、被唬、被整、被洗脑到怀疑、觉醒的深刻反映,也是共产党由大红大紫到颓废没落的真实写照。这幅简单的草图大致勾勒了中国大陆社会40年的演进方式。
     让我们浏览中国大陆1949─1989年间的一些历史照片:

    1949─1956:一个清明的政权,一个崭新的社会。尽管夹带着阶级斗争的棍棒,但迫害对象始终占社会少数,普通民众未受牵连。尽管自由被剥夺,言论被钳制,但数万万同胞尚未从封建传统中脱胎,未知自由、人权、民主、博爱为何物。总体上,民众对中央当局寄予厚望,愿意愚忠,而毛和中共跃跃欲试,确实想为民族的崛起有所作为。
    1957─1958:一个脑残的政权,一个迷失的社会。迷茫、困惑、彷徨如影随形,何以口号比粮食更重要,何以群众大会变成生活常态,何以斯文受轻贱,何以宵小竞化身英雄(懒汉成为积极分子),时代变迁之快令人目不暇接、无所适从。在日益恶化的政治生态中,中共干部正在变质。终于,浮夸风让民众见识了假、大、空的最高境界,并逐步看穿了“公仆”的本质,为人民服务的谎言不攻自破。高帽已开始戴到平民百姓的头上,大众对管治者已无爱可言,唯有憎恨和厌恶。共产党仅获得嘴上的“民心”,得不到真心的拥戴。民众对统治者已失去信心,对中共开始离心离德。一言堂开始在中共内部形成传统,成为党文化的要素之一。共产党的政治特权得以确立。
    1959─1961:一个无能的政权,一个破产的社会。饿死几千万同胞的史实、哀鸿遍野的写照彻底动摇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人心失尽。政权以刺刀维持,军队的职能不再是保家卫国,变成了保卫政权(即所谓的保护社会主义)。执政权优于民族利益优于民众权益优于百姓生命的理念开始在中共高层干部的脑海里扎根。中共干部的生活特权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腐化堕落现象开始出现。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产粮者被活活饿死,当局有粮出口有粮保障城镇供应却无粮赈灾,下等公民的生存权被彻底漠视。农民们视中共和中共干部为虎狼,敢怒而不敢言。
    1962─1965:一个吃对药的政权,一个初显生机的社会。拜破败的经济所赐,中华民族终于等来了一次中共的“实事求是”做派。在自由经济杠杆的拨动下,农业生产得以复苏,稳定的农业增长保障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民众对共产党重新寄予希望。
    1966─1968:一个抽风的政权,一个倒退的社会。共产党的内斗终于脓泡破裂,溃烂于全社会。仅仅为了权斗,仅仅为了内部的观念之争(即所谓的路线斗争),当权者不惜搅乱全部牌局,另订游戏规则,从头洗牌。全国“停课闹革命”、“停产闹革命”、“停业闹革命”,经济活动被人为停顿。数亿民众被强力所裹挟,坐上文革的时光快车回归封建朝代,整日山呼万岁,早晚以癫狂滑稽的仪式对上表忠。恐惧布满大街小巷,到处是“东厂”和“锦衣卫”的耳目,用有“毛主席”字样的报纸擦屁股能招来杀身之祸。恐惧和战战兢兢是寻常百姓的真实心态,对共产党不敢不信,不敢不敬,不敢不认为是“伟光正”。
    1969─1976:一个带病的政权,一个蹒跚的社会。大陆社会从癫痫状态回归“抓革命,促生产”的恢复期,与此同时“阶级斗争”这把利剑仍高高悬于所有人的头上,稍不慎便大祸临头。病态的政权试图以意识形态引领出蓬勃的经济,不惜树立各类先进、典型、榜样。全社会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口号和运动中蹒跚前行,国民经济未能有效恢复。国人对共产党振兴经济的能力严重怀疑,摆脱被“运动”的希望依旧渺茫。
    1977─1982:一个疗伤的政权,一个反弹的社会。“实事求是”的作风回光返照般的光顾中共决策层的大脑,禁锢的生产力被解放,国民经济由此便一发不可收地高调反弹。党内政治平反动作频频,党外则撤下了“阶级斗争”利剑。中华民族迎来了难得的休养生息之机,不再被各色政治运动所折腾。政权仍处于疗伤期,社会的注意力全数集中于经济活动。从党内到党外到普通百姓,“革命理想”泡泡被捅破,全社会信仰出现空白,道德和文化在稳步倒退。
    1983─1989:一个狰狞的政权,一个回归的社会。经济在起伏中发展,社会在危机中前行。共产党亮出“四项基本原则”底牌,违者杀无赦,长期以“爱民”示人的政权露出吃人的獠牙。中共集团的本质逐步被平头百姓看破,众多独立思考者则一再努力,试图引领华夏族群回归人类文明社会。当局与市民的角力终于撞出“六四”火花,照耀了世界上被极权压制的那一隅,现出了所有共产党的原形,指明了中华和其他受共产奴役的民族腾飞的必由之路:充满自由与博爱之路。
    问:1949─1989年间,中国大陆到底属于哪一种社会形态?
    一答曰:典型的专制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权力集团和最高权威者绑架全体国民为他们的理想和意念奋斗,不惜以人道危机、社会动荡、经济崩溃为代价(即便出现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样“史无前例”的悲剧性政局,中共也永远不肯放弃其既定的“奋斗目标”)。统治者的核心价值是保证他们的权力千秋万代(即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此乃专制政体的最大特色。在这样的国度里,人权被彻底藐视(在1949-1989年的宪法中甚至没有出现“人权”字样)。(毛泽东对“阶级敌人”的态度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和斯大林对“肃反”对象的态度如出一辙,都是以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为名剥夺这些人的基本人权。)
    二答曰:典型的政教合一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凌驾于政治、经济、文化、道义,甚至凌驾于家庭生活之上(文革前,党员谈对象需得到组织同意),并渗透到所有社会领域(文革中农民被迫背着“红宝书”去田垄间耕作,劳动间隙队长还要组织农民田头读“毛主席著作”)。精神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随意决定任何个人的命运(这期间制造的众多悲剧中,直接受精神领袖之害的有刘少奇、林彪、彭德怀等党内高官,间接受害的有张志新、遇罗克等独立思想者)。全社会被宗教狂热所煽动,任何社会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抵制被看成对所有“正教徒”(所谓“革命群众”或“人民群众”)的忤逆,被定义为“异教徒”(所谓“反革命分子”或“敌对分子”),并对之以符合相应的“宗教道义”的形式而非程序严密的法律形式加以处置(无法律程序的“反右”扩大化和文革中未经审判便对“地富反坏右”进行大规模屠杀便是明证)。
    严格地说,1949─1989年间中共发动的所有政治运动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教派之争(即所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反右是马列教徒在整个中国大陆社会清除“异教徒”的运动;文革则是马列教毛泽东派彻底清除党内外、从中央到地方一切“异教徒”(尤其是马列教刘少奇派)的运动。高岗事件是马列教刘派清洗异教徒的个例,杀鸡给猴看;彭德怀事件则是马列教毛派清洗异教徒的个例,也是杀鸡给猴看。(1949年后毛派的危机出现在高岗事件和七千人大会上;刘派的危机则初显于彭德怀事件上,此时林彪出山,而文革则是他们的滑铁卢,原因是毛泽东成功分化瓦解了刘派,促使周恩来、陈毅等老滑头临阵倒戈。)两派各有经典,毛派体现在《毛泽东选集》上,强调“阶级斗争”(这是毛最心仪的武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强调和夸大人的能动性,主张激进发展;刘派体现在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上,强调党性原则(这是刘擅长的武器),主张物质刺激,主张稳健发展。毛、刘两派均信奉马列,只是解读不同,然而在对外部的关系上(如“镇反”和“反右”)两派并无歧见。
    三答曰:典型的等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国人按其身份被人为地分成不同的等级,享受不平等的待遇,而身份则主要以血统来鉴别(农业户口的子女天然地无争议地获得农业户口,而城镇户口的子女一生下来便拥有城镇户口的身份)。辛亥革命至今民众没有机会享受民主政治的成果,导致公民意识淡薄,普世价值未能成为主流价值观,带有封建文化特征的等级观念还深深根植于国人的潜意识中,封建传统依然非常强势。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中共的特权制度得以无障碍推行。户口的二元化将农民贬为下等国民,遭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全方位的歧视。共产党成功地将政治特权赋予自身,并用宪法加以固化。由政治特权引申出来的生活特权、经济特权、文化特权、教育特权等次生特权得到制度性保障(按级别享受终身待遇,比如有干部的离休待遇与退休待遇之别、工人的退休待遇与老弱病残农民的无待遇之别,即便在医院还存在有高干病房与普通病房之差,出差还有软硬卧报销标准之差等等)。在这种社会中,公平、公义、公正被最大限度地掣肘或封杀,底层民众的人权甚至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大饥荒中饿死的是处于社会等级最低的人群,政府甚至不屑于给这些底层饥民开仓赈灾)。
    问:1949─1989年间,中国共产党属于哪一类社会组织?
    一答曰:极端宗教组织。这样的组织必有一部“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存在精神“偶像”并且患有“偶像崇拜症”,该组织的领袖以拥有对“经典”的权威解释权宣示其权力和地位的合法性。这样的组织必对社会的权力或国家政治极度关心并充满欲望,主张严格按其“经典”宣扬之理念来改造和控制社会。该组织的核心利益是将社会永久纳入其自行设计的运行轨道(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组织吸纳新成员时必履行特定的宗教仪式(如入党宣示仪式)。这样的组织依靠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来构建,并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吸纳成员,同时以意识形态的“纯度”来判别成员的忠诚度。
    相比于其它成熟的宗教,共产党采用马列教义对其自身有一大利好,其妙处是可以凭空为残酷斗争找到堂而皇之的理由,为过失过错和所有悲剧找到借口。由于马列教是个新教,没有传统因此也不具有参照物,更重要的是解释权在当政者手中,对管治而言这就游刃有余了,黑白可以轻松颠倒,怨不得毛泽东敢将自己比作秦始皇,也怨不得毛能用“阳谋”来美化阴谋。
    二答曰:黑帮组织。这样的组织必存在独一无二的权威──“老大”,而老大必握有对全部成员的生杀大权。老大的产生表面上严格遵循帮规,但实际上其地位依靠权谋和实力摘取。在对最高权力的争夺过程中,成员之间不吝采用暗杀、拘禁、威胁等暴力手段,火并为帮派存活的常态。老大逐级任命,由上一级老大指派下一级老大,后者对前者负责,无需对下一级成员负责。这样的组织必视帮规高于一切社会规范和社会伦理(所谓“党性高于一切”,甚至为了“党性”可以牺牲人性),对那些破坏社会规范但不触犯帮规者帮派组织不予追究,但对触犯帮规而不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帮派组织必加以追究,对叛徒的惩罚尤其严厉。(中共新成员入党誓词中有“永不叛党”的誓言,这正是黑帮特征。现代人很难想象世界上有哪个不允许党员叛党的组织为合法的现代政党。)内部机密列为帮派组织的核心价值之一,为保护这些机密,成员需以生命做担保。一个不允许任何人反对,只要被反对就要诉诸武力摆平的组织正是所有黑帮共享的特质。
    摄取了政权的黑帮组织由于摆脱了法律的羁绊便会肆无忌惮地我行我素起来,其黑帮做派只会愈加强化而不会稍微改善。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所有改良意图都被扼杀于襁褓之中,任何使其健康化和受到社会尊重的愿望都被无情地扑灭。
    一来采用了马列教义,二来以黑帮形式立足,其后果之一是共产党组织从诞生之日起便总在争论中度日,在党内争路线,在党外争政权,两者均与“权”密切关联。路线斗争和权力争夺其实既相辅又相成,权力可以保证路线的贯彻,路线又反过来为权力结构提供组织的纯度和向心力。这就导致最高决策层要用权力资源去洗脑去肃反的情绪冲动,其目的无非是清除异己分子,强迫观念认同,而后者又进一步导致文山会海,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和揭发批斗活动,无论如何一定要让普通党员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作为兼有极端宗教组织和黑帮组织特质的执政党,共产党批判对方时从来是不需要例证的;它只需要理论根据,所以马列那么吃香,而且对于理论的解释完全由自己来垄断;此外它还需要不断地编造一些无法验证的依据或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人口多”,“底子薄”,“受到经济封锁”,“有敌人反对”等等藉口。
    不妨将中美两国做个比较,一个蓄意挑起阶级矛盾、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来整治国家,一个则要极力缓和阶级矛盾,以妥协艺术贯穿社会的大小争端来治国。其结果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前者持续创造人道悲剧,而后者则尽可能减少人道代价。想想在胜利已经分晓但尚未公布结果之前,美国落选总统候选人总能大大方方地承认竞选失败并向获胜一方表示祝贺,而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政争,落败一方总免不了受到清算,这便是文明与愚昧的差别,妥协与斗争的差别,先进与落后的差别。
    1949─1989,中国共产党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甚至瞧不得,由此便不断催生了自己的对立面,直至朋友散尽,人心散尽,气数散尽。这种容不得一丁半点反对声音的作为必然地使自己变得高度神经质,忐忑一生,恐惧一生。正是带有并且不断深化这些极端宗教组织和黑帮组织耀眼的胎记,1949年夺权政权后中国共产党便从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革命党一步步不可逆转地走向人民的反面,蜕变成与人民大众为敌的邪恶组织。
    “人之初,性本善”,共产党人并非生来就坏。平心而论,尽管带有黑帮特质而且其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但在1949年接管政权时共产党组织并没有与人民作对的意图和作为,相反,它有着让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强烈愿望,这与它“解放全人类”的初衷是高度一致的。是人世间普遍存在的人的私欲之本能让中共干部有了逐步蜕化变质的生物学基因和心理学基因,是共产党秉承的暴力理念、斗争哲学和黑帮帮规使得中共干部的堕落有了制度保障。有此孽因,其果焉能不恶?
    纵观1949─1989之中国大陆,这是一块被中共的党文化彻底浸泡的疆域,大陆人长年累月接受党文化的教化,数亿人从幼儿园走到小学、中学、大学,一路上被党文化反复加剂量洗脑。令人瞠目的是,在大陆,“政治”科目不及格者居然不准许毕业,不给予升学(这种咄咄怪事在民主国家绝不会发生,中国大陆的毕业证在很多国家不被承认其理由之一在此)。(所谓“政治”科目不及格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知识不及格,以意识形态知识的划一标准来规定一个学生被社会承认的资格,而不管他所学的专业以及日后所从事的工作是否与意识形态有关,这不正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所独有的特征吗?)如此洗脑其手段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可想而知。老百姓永远只允许接触到单边信息,完全失去对真相的了解,对是非曲直的判断则全部交由别人包办(宣传部门通过党的“喉舌”来包办)。人们甚至不知道原来作为人是有“权力”获得有关社会的多方信息的,是应该根据所有相关信息自行判断是非的,原来脑子是应该属于自己的。
    党文化教化的效果之一是愚化了整整几代大陆人,让人变得思维简单、浅薄、浮躁。违反常理的党文化的特色做派之一是出了事不检讨原因,不追究责任,但却要穷其所能疯狂追查真相传播的途径。如此,党文化成功打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思维定式:“做了什么并不要紧,说出去才是紧要之处”。因此各种“做假”行为便有了原动力(现如今的诸多矿难瞒报现象已不足为奇,1949年后仅次于唐山、汶川地震的云南通海大地震甚至被政府刻意隐瞒几十年,目前仍鲜为人知)。(令人费解的是,与其担心被说出去,为何不压制做的冲动呢?)
    党文化教化的另一个惊人效果是造就了人格分裂的数以千万计的官员,并由于这些官员的“榜样”作用培养了说谎不脸红的一代又一代(这一效果延续至今,让我们“有幸”见识了互联网上“五毛党”们轻松造谣还据之振振有词之能耐)。
    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就像一艘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邮轮,只会“摸石头过河”的绑匪执意掌舵,使这艘巨型邮轮朝着一个个暗礁驶去,每撞上一个暗礁便大面积的人仰马翻一次,与此同时船底渐次进水。若不愿与绑匪同时沉没于大洋,船上的乘客除了自救没有他法。
    那么,靠什么来自我拯救?靠“普世价值”!本文于此特别提示:“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于二战的血与火中用无数生命和耻辱为代价总结出来的普世价值,任何对人类个体人权的公然践踏莫不是对人类整体生存意义的威胁和挑战。所以说反人权便是反人类(当今世界上因此设有“反人类罪”)。敬请世上人人用其一生去庇护来之不易的普世价值,守住了她便守住了人人的基本权益与做人的尊严,同时也守住了人人赖以生存的地球村的繁荣与文明。恳求诸君务必相信,不管有多么曲折,“普世价值”终将引领国人摆脱共产恶魔的纠缠,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实现全面的文明与尊严。
    后记
    本文曾以“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演进新解”为题于2011年2月前陆续发表于新青年文化网(http://www.21newyouth.net/),已发表大半内容。遗憾的是茉莉花革命后该网站停止发表此文。此次将原文重新修改并另刊发表,内容基本保持原貌。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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