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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之初:1949-1989中国社会演进新解(之十)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17日 转载)
    胡耀邦辞世
    经济自由化(或经济“资本主义化”:取消了剥削概念,将旧观念中资本家的资本称为“投资”)后,非公经济得以迅猛发展,同时引领整个经济体驶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经济改革从魔瓶中放出的第一个“妖怪”是价格难题。“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大特征是经济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及发挥市场调节功能的作用,这必然地要求商品价格完全交由市场量身订做。旧有的计划经济价格体系已经难能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蜕化成改革的绊脚石。然而,取消原有的指令性价格又必然打乱公有经济的步调,导致其功能紊乱,同时还将对消费者与民生带来天量冲击。为对付这个难题,从1981年始,中国大陆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价格由市场定。这样就产生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产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的双轨制。双轨制有其平稳转换价格模式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却造成经济过热、供求矛盾尖锐、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差别悬殊相互打架的现象。而这一现象正好被权力所利用,无良官与无良商大搞权钱交易倒卖物资(称为“官倒”),他们大钻双轨制价格的空子,绕过相关规定将平价商品转为市场出售,如此渔利,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大发其黑心财。双轨制实行期间官倒泛滥,贫富差距拉大,此后的两极分化、权力腐败在此能寻得源头。经济改革后,国家的管治进入准紊乱期:官倒仅有官员才可为之,平民百姓只能作壁上观,无缘涉足,在权力不受制衡的机制下官倒行为无法得到遏制;与此同时,走私横行,最雷人的走私者莫过于海关人员,有些高官甚者动用军队来走私,这使得市场价格的变化欲稳而不能,造就了另类暴利获得者。
     自由经济的潘多啦瓶子打开后,再用马列主义说教中的“觉悟”、“党性”来管束官员的贪婪有如隔靴挠痒,于事无补。价格上的事情还需用价格的办法来摆平,这就是将价格完全放开,实施所谓的“长痛不如短痛”的“价格闯关”。1988年7月,统计局公布的物价上涨幅度为19.3%,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就出现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据当时的报纸记载,“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商店被抢购一空,银行发生挤兑。在老百姓抢购之前,商家已经开始囤积居奇,这更导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愈演愈烈。面对强大压力,当局不得不调整对策,8月30日国务院第20次常务会议重提“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承诺采取有力措施,确保第二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当年的水平。至此,价格闯关失利,为期3年的“治理整顿”开启,经济改革陷入低谷。

    官倒泛滥、走私横行、贫富扩大,加上对市场价格的担忧与无助及对抢购风潮和通货膨胀的心有余悸,老百姓对改革的前景万分渺茫,对权力的肆虐既厌恶又反感。对官倒造成社会不公的切身体验使得一般人开始思考对权力制约的种种可能,政治民主化与自身利益第一次如此明晰地建立起了联系,自由化和民主化思潮正在不断地积累其社会基础和能量。
    1989年4月15日7时53分,中共原总书记胡耀邦因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医院辞世。胡耀邦文革后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后因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积极而丢官,这成就了胡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大好人”和“悲剧英雄”形象,他的离世熄灭了人们对中国大陆民主化与政治改革的幻想,受学潮熏陶的高校大学生尤其感到迷失和伤悲。高校里自发悼念胡的气氛瞬间形成,学生张贴的悼念标语铺天盖地,且不断被刷新,悼念的基调渐渐由哀悼转向怨愤。此时,各种传闻满天飞,有的说胡是在高层会议上被李鹏气死的。让悼念胡的活动最大化、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成了学子们的共识。这引发了八九民运大风浪的初潮。
    四五运动的基因得以在年轻学人中传承,到天安门悼念的主体是当年的在校大学生。比起前辈们来,今人少了许多空洞的理想,多了几分意识形态上的成熟,也多了几份胆气与执拗。借悼念之名表达政治主张是四五运动的基调,今次的做法则是向当局直接提出政治诉求,公开要求政府与学生进行政治对话。学生们直接到中共的神经中枢人民大会堂和新华门门前请愿,请愿的内容包括:(1)正确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胡耀邦提出的“宽松、民主”的主张;(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为在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3)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4)公布国家领导人的年薪收入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实行全民信任投票,政府应提出任期目标,实现不了的应自动辞职;(5)允许民主办报刊,新闻自由,限期解除报禁;(6)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7)释放政治犯,反对以言定罪;(8)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9)正确评价这次悼念活动,并公布学生的要求。这其中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诉求,第(2)、(3)、(4)、(5)、(7)条实际上是对现行制度的批判。这无异于公开对共产党的权威提出挑战,这种挑战反右时出现过,已经被毛集团无情镇压碾得粉碎,从那时起共产党早已进化得本能地敌视这种声音,而今再现此音,党首们的恼怒可想而知。共党权威不容挑战的惯性还是符合逻辑地在新华门前导出了一起暴力驱赶的活报剧,暴力主体为首都警方,时间选在午夜,1989年4月20日凌晨。学生中多人被强行架走,多人受伤流血,这无异于火上浇油。镇压便是最好的动员令,各高校学生顷刻得到动员,抗议的声浪徒然增大。不知是因为不屑为之,还是因为在等待时机,当局迟迟不肯对学生的呼声正面回应,这种公开的缄默,无疑鼓励了一批胆小的学生而又煽起了另一批激进的学生,致使局面一步步滑向无序态。到此阶段,在学生与政府双方的角力中,前者占优。
    学子们的公然抗争已经轻松逾越了四五运动政治诉求的底线,远远超过四五运动所竖起的政治丰碑。对共产党提政治要求无异于与虎谋皮,路人皆知此事难成。然而,像行为艺术那样,行为本身的价值有时候远远高于其原始艺术体现的价值。学生们的行为向世人宣示,共产党也不过是个党,是由一帮人结成的一个团体,并非上天派来的使者、天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况且,共产党不信神);共产党的管治是否得当是可以讨论的,共产党的做法是否独断是可以谈的,共产党的执政是否有失误是可以查的,党指派的国家领导人是否够资格是否负责任是否玩世不恭是否阴毒等等都是可以评判的。老百姓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请愿活动,但对学生请愿行为的解读是心领并且神会的。这是国门敞开后国人受到的又一次文明启蒙:人活着不仅仅为了衣食住行,还可以活得比一般动物更有意义些更体面些,可以对社会的发展有发言权,对国家大事有监督权。或者说,除了生存权,国度里的每个成年人还应拥有公民权(即政治发言权)。
    难能可贵的是,完全摆脱共产党控制的学生组织在此阶段开始萌芽诞生,为引导有组织的抗争,各高校陆续出现学生自治会。此后,北京市临时学联成立,这即是后来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前身。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一个独立于共产党的组织能够在共党攫取政权并铁腕统治40年后在中国大陆诞生和亮相,中华有望,吾辈有望。1989年学生自治组织对民主化运动在中国大陆的推动作用如同团结工会在波兰民主化中的作用,其象征意义和榜样力量不容小觑。
    四二七游行
    对待学子们的请愿,共产集团明显缺少民选政府起码的宽宥与自省,本能地用敌对思维解读一切(与马英九在台湾风灾中以180度躬身致歉的表现形成巨大的反差)。挑战共产党权威被当然地看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足以安上最恶毒的罪名加以谩骂与惩罚。(共党的理论家们可曾想过,世界上若存在那么一个不允许旁人反对和批评的组织和它所信奉的主义,那不恰好是邪教组织吗?)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俗称“四二六社论”),该社论再度罔顾民意,粗暴地将学生请愿的爱国义举定性为“动乱”。四二六社论在京城各个大学广播台反反复复高分贝播出,声声抽打在学子们的心尖上。在此之前,学生自治组织的众多头目纷纷被共党派出的说客约谈,许以帮助出国等等优惠条件,在威逼利诱下,一些学生头目竞自废武功,声言原定的游行拟取消,理由是避免矛盾激化。社论的强音播出和部分学头的软弱退缩激怒了校园中的“一般人”,学生们纷纷要求以游行回击恶社论,声言谁反对游行谁下台。民意不可违,学生自治机构最终拍板于4月27日组织全体北京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反击四二六社论。由此掀开了中国大陆民主化运动最亮丽的一页,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四二七大游行,将被近千万的北京市民所见证,被世界五大洲各大媒体所记载,永存人类史章。
    没有谁在动员,甚至没有什么像样的通知,更毋谈得到校方或什么幕后黑手的策划或号令,恶社论就是最到位的动员、最权威的号令,1989年4月27日一大早,全体学生不分年级不分民族不分信仰不分身份不分本科或研究生、不管是否党员或团员,自动聚到各校常日的集结地,大家要用自己的行动标明对四二六社论的态度。这一天,北京所有高等院校的学生几乎空校出动,警察的堵截人墙很快被围观的市民和学生冲垮,游行队伍最终畅行于环路和长安街等北京市主要街道。无数镜头录下了这样一个不能重现的时刻和无法复制的画面:高唱着国际歌的队伍以校旗系旗引领,按约八纵队行进,队伍两侧各有一道手牵手形成的纠察人墙,为的是防止有人混入队伍对游行进行抹黑破坏。为了反击动乱的指控,当日游行的秩序为世上罕见,游行的人们不像参加抗议更像参加庆典,歌声与口号相随,早已默契的人群仅限于呼“反官倒”、“反腐败”等反映老百姓基本诉求的口号,甚至刻意喊出“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来。学子们打出的横幅标语有 “民心不可侮”,“官倒不倒,人民不平”,“为了中国的前途,九死不悔”,“没有自由,毋宁死”,“妈妈,我们没有错”,“和平请愿,绝非动乱”,“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坚决拥护党的正确领导”,“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等等。有媒体报导说,与韩国学生近些年的抗议相比,中国大陆学生的抗议是如此平和与理智,是如此策略和收敛,是如此的涵养、可敬、可爱。有谁能够将这样的游行与动乱相勾联呢?不是长达40年的压迫,不是动辄敌对的霸道作风,或许永远也产生不了如此大规模的却没有半点逾矩的抗议游行,这就是中国特色下特有的抗争风景。
    如下快照见证了此刻的民心向背:沿环路游行的队伍遭遇到以百万计的市民的夹道欢迎。人们拥在环路两旁,向学生们高呼“学生万岁”,学生则回以“人民万岁”,“理解万岁”。大妈提着壶托着碗给学生们送茶,年轻人则买汽水分发到队伍中。队伍每行进到一个立交桥都发现桥上早早地挤满了人群,人们喜气洋洋,与学生互喊口号致敬,声声震天。市民买好的面包从桥上往队伍里撒。或许这一天是学生们一辈子当中偿得最多的冰棍,喝得最多的汽水,吃得最多的面包、饼干。队伍进入长安街,两旁站满了北京市民,有的甚至爬到屋顶上、树上。每当一个大学的游行队伍出现,市民就鼓掌,并打着表示胜利的“V”字手势。游行队伍穿过东西长安街,绵延几公里,在经过天安门城楼时一些学生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妈妈,我们没有错”这条横幅一出现,沿途围观群众均鼓掌回应,一些人看到这条横幅,流下了泪水。在复兴门,市民拦住了支援警察的军车。一个老头柱着拐杖对战士说:“可不能打学生啊”。队伍返校时天已垂黑,然而校门口却是华灯灼灼,两旁站满了教职员工,有的是校长亲自领队出迎,“同学们辛苦了”,“同学们是好样的”,“欢迎勇士们凯旋”。如此发自内心、倾校而出的欢迎仪式恐怕也是各校史上仅有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不是到眼即明的答案吗?
    此次游行,只有党首们不高兴,只有高官厚禄们不高兴,老百姓无不奔走相告、拍手称快。1949年后,老百姓便只有受欺压的份,再无反抗之理。年复一年,在精神暴力和肉体暴力下除了忍辱偷生还是忍辱偷生,可曾有扬眉吐气之时、挺直腰板之日?四二七大游行让千千万万平头百姓畅快地站到大街上,齐声对20世纪最霸道的黑老大中国共产党说“不”。这一呛声,发自几千年的丹田元气,吐出40年的怨愤,是民族的呐喊,是来自全体国民的控诉,神都为之动容。四二七游行与其说是抗议,不如说是个民族节日,粉碎四人帮时的游行并没有眼下如此感人的互动,当年的五四运动也绝没有眼下场面的热烈与欢庆,人人皆同此心,包括高官厚禄们的家人亦难例外。酿成四二七游行的直接原因是四二六社论,然而没有动辄弹压留下的累累伤疤,没有无比霸道植下的种种业障,没有延绵数十年的“阶级斗争”撒下的仇恨种子,公开反抗共产党的举动何至于和者如此之众、像过节般喜庆。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应该深刻反思何以被国人厌恶如斯、抛弃如斯,何以被治下的民众像对过街老鼠那样仇视。人心似大洋,可载舟亦可覆舟。暴力和谎言是永远赢不下人心的,没有对百姓的谦卑便得不到真正的稳定与安宁,人心汹涌澎湃之日便是党舰翻船之日,毛式舵手不灵,邓式舵手也不会灵。
    历史上,只有共产党组织群众向统治者示威,从来没有出现过群众自发示威来反对共产党的情形,中共这个一贯以“为人民服务”自我标榜的政党其尴尬可想而知。邓颖超们或许永远想不通,赶走了压迫民众的国民党,怎么自己也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其实,对共产党的厌恶情绪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大陆,在所有被共党管治的地方皆如此,因为凡是有幸被共党“领导”的地方,老百姓都无一例外不幸地失去自由,柏林墙和倒在柏林墙下的生命便是铁证。那么共产党当初的承诺呢?“对不起,忘了,这个真忘了。”人性的弱点使得党魁们在取得绝对权力后迅速向原先的对立面转化,自己成为更肆无忌惮的官僚。没有宗教的监护,那些原有的本来就不伦不类真假难分的“觉悟”早已被特权文化涤荡殆尽,只余下一条“党性高于一切”,而党便是腰粗如牛的特权集团,维护党性何乐而不为?这是数千万共产党员们的悲剧,也是大陆社会长达数十年的悲剧之源。
    四二七大游行其意之深远,当代人恐怕仅能管中窥豹,见其一斑而已。无疑,四二七游行是国际共运史上规模最大的将执政的马列政党作为声讨对象而进行的自发的群众抗议运动;四二七游行不啻于向世界宣告,马列政党的极权统治将在这一代人的手中终结;四二七游行无异于一次自发的全民公决,对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进行表决,其结果“很负面”;四二七游行表明,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已经觉醒,中共的马列主义忽悠彻底失败;四二七游行还宣示,自由民主的理念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基本诉求;四二七游行还提示,法不责众,人人呛声之时便是中共灭亡之日。四二七游行的意义当年便得到印证:公元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此后东欧共产极权便迅速土崩瓦解。可以想见,天不弃我中华,四二七游行扬起的自由民主之风也必将在看得见的将来吹遍神州大地。世人权且拭目以待,等着喜极而泣的那一刻,千百年来人们对自由的渴望铁定变成现实。四二七游行后,全国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争民主争自由运动得以如火如荼地展开,民主化运动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最令人鼓舞的局面。
    六四惨祸
    四二七游行打乱了共党高层的部署,其参与人之众心之齐行动之策略均大大出乎意料。李鹏们手脚慌乱,邓头脑也短暂缺氧,拿不出应变的点子。四二七游行遂自动打开了报禁的大门,噤声几十年的报章纷纷自我解套,第一次按事实真相如实报导社会事件。89年的暖春大大方方地涌进并牢牢罩住古老的京城,而后从容地弥漫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十亿人头一回沐浴在自由的空气里,充分体验到自由的惬意。知识分子动起来了,与学生们一起发力向极权要民主要自由。绝食,这是学子们想到的最极端的对抗手段并即刻付诸实施。用绝食相要挟,要政府开放党禁报禁实行民选,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为首例,是在冷酷的共产铁幕下的无奈之举。
    1989年5月13日北京13所高校的几百名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请愿。数百学子参与集体绝食乃旷古未闻之举,足以憾天地泣鬼神,迅速获得了全社会广泛的同情与关注。各路媒体迅即聚焦绝食全过程,对绝食事件每日跟进报道。多所高校老师联名发表声明要求政府尽快与学生平等对话。一些著名教授和知识分子赶到天安门广场对绝食学生进行鼓励和声援。天安门绝食请愿的消息传出后各地高校学生陆续开展了各种声援活动,学潮在全国步入鼎盛期。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逝,广场情势变得愈发紧迫,不断地有绝食学生昏倒,至5月16日,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已有617人被送至医院和急救中心抢救,这极大地牵动了全国百姓之心。来自社会各界的声援逐日增多,进入广场声援的包括新闻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医务界、企业界人士,甚至包括部分政界如民盟等单位人员,16日当天游行参加者累计达10多万人次。
    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当局虽然采取了派高层领导看望绝食学生及安排与学生对话等措施,学生并未买账,中共的所有缓兵之计失效,除非答应学生开放党禁报禁实行民选的基本要求,否则绝食请愿活动难以止步。开放党禁报禁实行民选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但在专制国家它却动了当权者的奶酪,是绝不会得到答应的。共产党的流氓本性使它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百姓的对立面,5月19日晚,李鹏在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上杀气腾腾地宣布要采取重大措施制止动乱。此次会议,中共党总书记赵紫阳没有参加,标明已“被下台”。李鹏于5月20日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戒严令释放出如下信号:绝食学生的生命安全不纳入中共的考量之中;全面关闭对话之门;学生和群众的游行、请愿等活动视为敌对行为;目前的局面将以诉诸武力的方式解决。
    从19日夜起,军队便分多路从不同方向开进北京城区。再一次让中共党魁意料不到的是,戒严令引起的反弹甚于四二六社论。军队午夜进城的消息像“鬼子进村了”一般传遍各大学校园,有人敲脸盆有人嚷嚷“军队进城了,同学们快去堵军车”。被惊醒的学生纷纷跑下宿舍楼,三三两两地朝军队进城的路线跑去。勇敢的市民和学生在公主坟、六里桥、新街口、马甸等地成功阻止军车入城。一辆离群的军车在北太平庄问路,一位老太太将其引入死胡同。学生们或坐或躺在军车车轮前方,军队寸步难移。宣布戒严后,北京和全国的局面发生突变。媒体被彻底管束,重现万马齐喑、千人一面的奇观,媒体被迫完完全全按官方的调子进行报导。电台和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反复播放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的画面和内容,李鹏的腔调透着杀气,让学生、百姓极度反感。戒严日北京市民非但没有呆在家里,反而纷纷上街。街面上人山人海,有许多学生截车前往天安门广场,群众夹道欢呼。一车车学生带着“和平敢死队”的横幅到各进城路口拦阻军车,并向军人宣传真相。交警不再上岗,街上的交通秩序全部由学生维持。四二七游行以来学生们的献身精神、大无畏精神和高素养的表现彻底赢得了市民们的尊敬。此刻的大学生在市民们的心里具有至高的威望,因此,由学生管理的交通反而显得有条不紊。由个体户自发组成的摩托车在郊外巡逻,一发现军车便赶回天安门广场报告。戒严后北京知识界、文化界、文艺界、新闻界人士再次举行抗议游行,延续数日。广场中心地带由学生占据,除了北京高校学生,连日来赶往北京声援的全国各地高校学生也聚于此,据不完全统计,广场上空飘动着22个省、市、自治区180所高等学校的300多面旗帜。广场东北角为工人自治联合会所占。5月30日,在数万名群众的注目下,民主女神像矗立于天安门广场。广场学生在纪念碑的台阶上举行新闻发布会,有中外记者参加,要求政府答应撤消戒严令,撤回军队,保证不对参加这场运动的任何人进行任何形式的“秋后算帐”,实行新闻自由、公开报导。
    6月3日,情势骤然紧张,护国寺一辆往南开行的大轿车被群众包围,车上坐着乔装打扮携带武器的军人。市民对军人企图瞒天过海混进城的做法十分愤慨,纷纷往车身上贴诸如“反对李鹏制造动乱”等标语,有的学生则上车与士兵交谈,讲述真相。学生在新华门门前展出菜刀、铁锨、钩子、用电线缠成的鞭子等凶器以及军衣等物,这是军人穿着便衣潜进市区时携带的,被群众发现缴获。两辆装载武器的军车在长安街上被老百姓截住,周围挤满了人。数百名防暴警察出动,动用催泪弹驱赶围观的人群,此过程中有百姓受伤。
    当日晚6时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市民从现在起不要到街上去,尤其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留在家里,以保证生命安全。这个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器,进行了数小时的广播。熟料,这一广播招来更大的反弹。北京市民不约而同地赶往天安门广场。晚八时许,涌向广场的人流骤然增多,广场和长安街上变成人满为患,水泼不进。晚十时,广场上的人群渐次散去,许多市民已回家。此时,城外的军队奉命强行向城内开进。木墀地传来枪声,从该处开进的部队开始大开杀戒。六四惨祸的帷幕由此拉开:疯狂的机枪向四周的人群扫射;士兵将步枪瞄准路边楼房阳台上探出的人头并扣动扳机;变态的军人甚至将已卧倒在地但敢于抬头张望的人头当靶子来打;坦克毫无顾忌地辗过活的人体。
    共产党赢了──用大规模屠杀的方式,其暴行被全世界的媒体全程曝光,其面目之狰狞为全世界所震惊。这不正是圣经里描写的魔鬼之行为吗?1989年6月4日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恐怖的一页,成建制的军队使用20世纪的武器杀向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血洗长安街。人们惊咤,这一幕没有发生在晚清,没有发生在北洋政府时期,也没有发生在国民政府时期,而偏偏发生在自称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那个“新中国”里。签发屠城命令者居然不是西太后,不是袁世凯,不是蒋介石,而是据说被人们无比“爱戴”的毛二世毛三世们。当年的光州事件、马尼拉事件相形而见拙。这一切要是国民党干的多好啊,共产党就可以义愤填膺地骂它个“独夫民贼”,骂它个法西斯再世,直让它无颜面再躬对天下苍生。六四暴行露出了共产党的狰狞,几十年来所有的伪装一夜之间便被剥得干干净净,从此共产党的微笑变成了大人小孩共同的梦魇。
    六四屠城引来了史无前例的全球抗议声讨浪潮,南半球、北半球几乎所有国家都爆发了对中共的抗议示威,其规模在人类历史上为空前绝后。六四让地球村全体村民看清了共产极权的邪恶面目,一些人以往对它们的美好幻想被无情地击碎。因此,是六四敲响了共产极权在人类历史上终结的丧钟,宣告地球上所有极权社会终将被公民社会所取代。六四撬动了国际共产板块的根基,促成了柏林墙的倒塌和东欧巨变,促成了人类长达数十年的冷战的结束。这是六四给人类带来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大陆,六四极大的推动了人权、民主、自由这些普世价值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整个八九民运实际上是对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进行了一次完整的民意测验,其结果是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制度一票否决。老百姓与共产党的传统联系就此割断,双方互为冤家,共产党的谎言从此再也装不成真理。六四之后,文明的力量被彻底压制,官倒、腐败有了强大的靠山,因此渐成气候,这为日后中共政权的全盘腐败奠定了根基。在社会关系上,暴力一旦被使用就会撕开永久的裂痕,被施暴者再也回不到合作,而施暴者也回不到理性。因此,六四让共产党提前步入了永远那么神经质,永远那么过分敏感,惶惶不可终日的后半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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