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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代母亲三问习总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15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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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流突袭,“南周新年献辞遭撤”,深圳也万木凋零。2013年1月4日14时4分,母亲张佩芬在深圳二医院抢救室停止了她84年的心跳。临终时纸白的嘴唇一直大张,死不瞑口,分明仍然在高呼,呐喊……
    是谁不让她安祥辞世?她在向谁呼喊,在呼唤什么?
    回忆母亲最后的一些话语,一个个线索浮现。
    
     高干们为何独享改革的红利
    
    母亲常想向中南海投诉:共产党为什么说话不算话?一个投奔中共六十三年的革命干部,晚年竟然退休金没超过二千元,医疗也无保障!深圳与她同资历者,其退休金是她的六倍!即使是故乡省城武汉与她同经历的,也比她高两倍。这一切因为她只是一个穷县(湖北洪湖市)的普通干部?作为1950年春毕业的湖北革命大学第二期一班学员(校长李先念),毕业后就“一切交给党安排”,离开武汉到艰苦的洪湖县当土改工作队员,土改结束,原定留在县政府机关的她,相信党说的“不管在城市还是乡村,在机关还是在企事业部门,都是革命干部,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工资福利没有区别”,就主动到了当时急缺干部的县商业系统,做财务工作。1986年在国营洪湖市食品公司退休时才知,同一级别,在政府机关与在企业,待遇天壤之别。此时才再次明白:党的话是不能当真的。到得1996年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各级食品公司被党“放弃”,她成为既不是公务员,也不像国企员工的社会闲杂人!为什么各地的公务员待遇不能平等?为什么机关公务员待遇要高于企业干部?如果说要打破公务员终身制,需要有公务员作牺牲,为何这一改革不能由高干带头,而要县域企事业部位的小公务员承担改革代价,而让高干们和子女独享改革的红利,一个高干一年花几千万元保健费?这不公平!共产党“解放全人类才最后解放自己”,言而无信!中南海只保大官,只保都市而不顾小城乡村的公务员!一个延安时期就在“革命队伍”内部“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特权集团,怎么可能会真正“全心全意人民服务”?列宁说“每一个革命者都可凭国际歌在异乡找到自己的战友同志”,可母亲在深圳病逝,没有一个官员一个组织来关怀这个已有六十三年革命资历的老人!中共人性何在?信誉何在?!习总,你的母亲也在深圳,也是一个离退休者,却天天有高官嘘寒问暖,万事不愁,你说,这就是共产党的上下平等官民平等以民为本?如此制度性不公,仅仅“改进工作作风”就可解决?你母亲也不会信吧。“老吾老及人之老”,习总,什么时候,能让普通人的母亲也能接近你母亲的养老水平的十分之一?我们不是绝对平均主义者,只希望有底线的相平等。
    母亲最后的感悟是:听党的话是傻瓜!一个六十三年前真心信仰共产党的母亲,临终却万般后悔当初的糊涂。习总,为何中共一再言而无信?你作为新任总书记,能否给我母亲一个道歉,让她在天之灵安息?
    
     请尽快对“镇反”进行复查平反。
    
    记得去年12月19日,也就是母亲去世前半月,母亲与前来探病的大舅回忆了我外公冤死的历史。外公张仲篪先生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财务职员。1951年武汉政府却将已经投诚并承诺宽大处理的外公以“反革命特务”罪名处决了。不许请律师辩护,不许家属知道案情,没有公开审判!母亲多次说过,外公爱文化,爱国家,有才干,得到过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条幅墨宝。他虽是国民党员,但没有去台湾,自以为没有血债,中共政府的承诺宽大应当是可靠的。何况其时他的两个女儿(我母亲及大姨)与两个女婿,都是中共的革命干部,他已用实际行动在拥护中共。谁想中共是从来是“党性高于人性”,从不顾及小卒情感,从无“言必行”的诚信,竟然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处死投降者。母亲说,从外公的冤死可以推断,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不知有多少冤魂,这些冤案何时可以昭雪?习总一再说要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而真正的改革必伴随着平反大赦,习总能否在邓小平宽大“五类分子”,改正右派的基础上,再向前进一步,对当年的“镇反”进行复查平反?据说习总也在文革中蒙冤进过几天“号子”,曾为父亲的平反奔走呼号,今日大权在握,能否为天下“反革命”冤案平反开一绿灯?如是,则你所自诩的“中国改革3.0时代”可能真有其事。否则,“空谈误国”的帽子可能正好落于你头上!
    
     母亲如此当“元首”
    
    我给母亲的挽联是:秉慈惠家风慈爱坚强,弘朱门书香敏锐洁净。母亲从汉阳慈惠村考入革大起,就一生陷入了痛苦。青年时父被冤杀,中年时丈夫被文革逼死,老来又有爱子因“民主墙”入狱,晚年还有“国安”天天紧盯家门。但母亲从不报怨儿子们,三儿入狱,她月月千里迢迢探访;二儿祸从笔起,她也从来不干预,默默顶受着一次又一次风浪。在我以杂文得罪省委书记南逃深圳时,母亲年年来深圳帮助做家务,没有一句怨言指责。每当我从京广线坐火车进京,母亲总是提着煨好的排骨藕汤在武昌站台等候……比母亲更坚强的女人多得是,但像母亲这样平静地看待风波,则少见。六十年来,我从未见过母亲流泪。亲戚们最后来看望她时忍不住落泪,她依然微笑,虽已不能说话了,却拉手不放。
    常有人赞我的文章敏锐。以前自以为是读书得来。此时才知,多是母亲遗传。在母亲最后一次入医院抢救前,她悄悄将从不离手指的小金环取下放在了床头。直到我从医院回来才发现。难道母亲敏锐地预感此次要永别了?难道母亲已察觉家里困难得需要她捐献仅值几百元的小金环?我们自以为成功掩饰着困境,却难逃她明察秋毫。她早知道,一个写批评文章的儿子,不可能温饱无忧!
    更奇异是,母亲虽然从不干预我们,我们四兄妹却常常直言批评母亲——对她吃剩饭剩菜的“超节俭”,对她从不允许桌上有一滴洒下的菜汤,看到一点必马上用抹布擦净,我们都是常常毫不客气地高声批评,哪怕有客人在场。但她从不反感,从不以为这是犯上,从没有以“总书记”的权威来压制我们的言论自由。我母亲如此当“元首”,让批评与赞扬共生,不知习总能否参考?
    父亲朱孟旸1971年8月25日病故于“干校学习班”时,我感怀父亲让我早早地读了鲁迅和果戈理。现在送别母亲,我又感思母亲赋予了我近乎挑剔的“早叫”性格,无所顾忌的民主共生追求。既然习总现在有为民做主的父母官情结,能否像我母亲一样,宽容天下“早叫”,宽待一切“南周”?
    
    2013年 1月6日于深圳 早叫庐
     (《动向》2013年1月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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