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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之初:1949-1989中国社会演进新解(之九)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14日 转载)
    改革之初
    1978年11月24日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村民冒着被“阶级斗争”的风险私下将生产队的土地承包给家庭经营。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文化不高的农民写出如下“保证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这一冒险行为仅仅源于填饱肚子的原始冲动,完全为被逼无奈之举,它是中共执政30年来社会主义的贫穷和阶级斗争的残酷在农村的真实写照。幸运的是,此时毛泽东思想已逐渐过气,而邓小平理论正在冉冉升起。虽然与毛一样,邓也是一个自信过度、作风独断、藐视基本人权的领导人,但他远远没有毛那么浪漫,显得更加现实和实干,当他获知小岗村的创举后便及时给予肯定。从此,土地联产承包制政策得以在全国乡村全面实行。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制改革是中国大陆由意识形态社会向经济社会转变的标志性事件。一来它彻底结束了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长期在农村地区肆虐的局面,老百姓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生计之中。其次,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对承包的土地担责,他们的收益与承包地的产出直接关联,除了缴纳公粮,打下的粮食归耕者自有。有了这个可以兑现的物质刺激,农民自然将全部的热情投入到粮食生产中,农业丰收有了保障,农村经济长期徘徊于低效能、低产出,常常食不果腹的局面得以改观。
     受意识形态思维的羁绊,中共长期习惯于将经济形式捆绑在社会制度上,教条地认为“单干”就是资本主义,就是反社会主义。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虽然肯定了“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的责任制,但仍“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直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才充分肯定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在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制改革上,是农民一直在推着中共走,中共所为只是半推半就地顺应了改革的潮流。在这一轮改革中,农村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制度全面解体,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标志的家庭经营体制得到确立。这大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农业生产从此不断登上新台阶,各项农村事业也得以联袂发展。

    与此同时,经济改革开始在全国铺开。“个体户”这个原本专为待业青年、劳改释放犯等无业人员准备的经济体名词在改革之初脱颖而出。市场放开后,胆子稍大的城镇无业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纷纷申请个体执照成为所谓的个体户,他们或加工或运输或贩卖或摆摊或开铺面,全面渗透市场,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闯关者。上世纪80年代初,个体户是城乡经济中最富有活力和最不可或缺的元素,他们在极大活跃城乡经济的同时也成为了国民中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与此同时,市场上的集体经济如农村供销社等得以复苏,以规模大于和资金雄厚于个体户而占有一定市场优势。民营经济也在此时期开始萌芽,社会上开始出现“老板”和“打工仔”“打工妹”的称谓。起初一个老板也就只能雇上几个帮手,经营规模较小。最后通过合并、兼并、收购、家族式合营等手段使原先小作坊型的生产和经营发展成略有规模的民营企业。
    政策松绑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粮食和各类轻工产品的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市场上商品供应充足,永远告别了商品靠票证供应的年代,国民经济连年增长,老百姓的收入也在稳步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最明显的变化是绝大部分农业人口已经能够吃饱饭,原先的稀有物品如家用电器等现代生活必需品已为千千万万的普通家庭所拥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普遍得到保障。在国际上,“贫穷”、“商品匮乏”一直以来都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党领导”的品牌,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无疑为中共最踌躇满志的时期,它一扫1949年后积攒的晦气、窝囊气,甩脱了经济侏儒的帽子,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能搞活搞好经济的“美妙”前景。
    由于生活的极大改善,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拥护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78年后国民经济的改善因此被标榜成中共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巨大成就”,是邓小平和共产党的“历史功勋”。或许,对于中共而言,1978年以来经济的长足发展真的是一笔值得大书特书的成绩,因为它首次获得了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和赞赏,第一次从民心层面上赋予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依据,空前巩固了共产党的统治地位。然而,从历史的自然的角度来看,1978年以来的变化说什么也成不了共产党的功劳。经济活动既是一种社会行为又是一种自然行为,它的自然属性是由人类的生存需求所决定的,在有人类居住的地方,政府无须去做任何动员,经济活动都会无条件地自动地进行。其自然属性说明了经济活动的内容不应该被限制或捆绑,劳动者劳作的目的是生活,他们的回报当然要与他们的产出相联系,你一定要将他们劳动的目的更改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或低调一点“为了壮大集体经济”,并因此捆绑他们的经济活动,“不能单干,那是资本主义” 、“不能留过多自留地,那是资本主义尾巴” 、“不能弃农经商,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这当然是人为阻塞了经济活动的活力,生产效率低下在情理之中。中共1978年后所做的只是将上述绳索解套,让经济活动回归其自然属性所应对应的自由状态。经济自由化模式是人类早就驾轻就熟的模式,哪个国家的人都会,是地球人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知识财富”,并非共产党所创。在给经济活动松绑这件事情上实在看不到半点共产党的功劳,这如同劫匪释放人质永远称不上功劳一样。香港、台湾、日本、美国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大陆,但是我们并没有说香港的经济奇迹是英国总督的功劳,或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国民党的功劳,也不说美国的经济实力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功劳。那么,香港、台湾、日本、美国的经济成就其功劳归于谁?归于老百姓,是老百姓创造了那里的全部财富。在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中,管治者所要做的只是不干扰、不破坏,做得再好一点无非就是利用经济杠杆轻度干预市场,减缓一些经济矛盾,正如历届美国总统在经济危机时所做的。但是这些干预措施必须严格控制在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框架内,否则势必产生负效应(中共1949-1978年的做法就是明证,这样的证据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比比皆是,北朝鲜的证据尤为鲜明)。也许中国大陆老百姓已经被压制得太久,中共松开手后他们只记得拍手称快,无保留的拥护当局的政策,顾不上思及这些问题。即便如此,来自老百姓的拥护并没有给共产党的执政提供程序上的合法性依据。因为中共拒绝在它的执政问题上让老百姓拥有发言权,它也就封死了获得执政合法化的渠道。(其实,中共完全可以在80年代中期搞一个可以被有效监督的全民公投,以在程序上解决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平心而论,若那样做了,按当时的民情,共产党应该有很大的成功机会。)
    实行经济改革后,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理想、道德教育被彻底撂荒。这个时段的共产党也很迷茫,曾经烂熟于胸的马列教条毛泽东教条仅仅适用于文革,在现阶段明显的不合事宜,有的甚至荒谬之极,无法自圆其说。中共自身尚且在“摸石头过河”,前方的石头在何方中共自己也不知晓,如何能对百姓告知灼灼,因此也就谈不上进行道德、理想等等教化。此时的国人已经完全抛弃马列和毛泽东教条,不再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已经被扔到历史的垃圾桶里),而传统道德观也早已在文革中被中共彻底清洗掉,脑中再没有现成的道德规范理念。可想而知,一个道德真空的社会会衍生出何样的道德理念来。“一切向钱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个时段的真实道德观,它确凿无疑的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有趣的是这个道德观不需要任何人强行灌输,它完全是自发形成的,是被大众普遍认同的理念。正是“一切向钱看”的理念埋下了中国大陆日后众多社会危机尤其是道德危机的隐患。
    经济特区
    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全国经济调整的重心必然地由乡村移往城市。在这一轮改革中,最抢眼的举措莫过于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建立。1979年中国大陆建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1984年进一步开放天津、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紧接着又开辟长三角、珠三角、福建厦漳泉3个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增设海南经济特区,同年5月成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0年4月决定开放、开发上海浦东。自1979年后,大陆以这些特区为龙头,带动并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实现经济的跳跃性发展。经济特区的建立得益于香港的繁荣和内地的萧条在香港口岸两边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当年,在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小渔村,当地农民一天的收入只有香港农民一天收入的约六十分之一。都是农民,何以差别那么大?这显然不是自然条件造成的,而是制度所致。当年的广东、福建省领导颇具开放眼光,向中央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利用邻近港澳台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吸引外资、扩大出口。这一建议得到邓小平首肯,并取名为特区。
    经济特区的最大特点是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允许采取较国内其它地区更加开放和灵活的特殊政策,实际上就是允许把原先被“社会主义”概念捆绑在经济上的绳索解套,比如允许“资本主义资金”进入特区的对外经济领域(即允许外资进入),允许“资本家”到特区建厂(即允许外企建厂)并允许他们“剥削”工人(即允许招工),而且对这些“剥削”活动给予种种照顾和鼓励(即对外来投资商给予特殊优惠和便利),在特区的经济活动中废除“计划经济条例”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即市场法则)进行调节。
    特区的建立使外资迅速涌入,外部的先进管理理念也被很快地吸纳,经济活力十足,各项经济指标快速飙升。在特区政策的照耀下,珠三角率先脱颖而出,随后长三角、渤海湾也得到迅猛发展,中国大陆东部繁荣的格局得以形成。实行特区政策后大陆最大的地标性变化莫过于深圳,这个昔日的小鱼村摇身一变竞出落成一座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现代化都市。(不挨着香港,不存在两地的差异,深圳那个小鱼村怎能咸鱼翻身?)在特区模式的强势引领下,中国大陆经济对外开放的速度惟“一日千里”可表。其变化可用30年的时间跨度来显示。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大陆对外贸易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居世界第22位,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0.79%,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均不足2000万美元。到2007年对外贸易总额已达2.17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7.9%;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分别达到835亿美元和187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分别居世界第五位和第十三位)。1978年中国大陆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9.75%,2007年则达到66.6%。开放初期,外商投资企业仅有少数几家,影响微乎其微;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8%,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17%,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7.1%,而在涉外经济中的就业人数则超过1亿人,占城镇就业人口的1/4左右。
    特区和东部优先发展的副产品之一是大量西部农民工涌入东部打工,每年的春运盛况空前,成了地球村独一无二的人流年画。西部农民工的加入成全了东部的经济奇迹,其社会代价是东西部的经济迅速有效地拉开了距离。特区政策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走出死胡同的灵丹妙药,其根本原因是在特区政策中“社会主义”的一切经济原则失效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即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得以不受限制的发展。特区若采取的是相反的政策,则它不可能得到发展。若因此而得到结论认为应在西方国家实行中国大陆的特区政策,那必定荒谬绝伦。因为在这些国家市场经济已经得到充分发育,这些所谓“政策”已存在多年。所以经济特区的发展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胜利。(其实经济自由化根本与“主义”无关,将经济自由化划上“资本主义”标签是马克思给人类社会制作的一个恶作剧。经济自由化就如同人身自由、思想自由等等自由化一样是自身就拥有的自然属性,与“水往低处流”一般无可厚非。自由化带来的经济繁荣恰好应验了“动则活,不动则死”这句箴言。)
    伴随着外资外企的登陆,西方的物质文明、科技文明、文化文明和道德文明同时抢滩中国大陆。长期封闭的国门被打开,外部世界的精彩也被国人所认知,那种“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受尽压迫”,“资本主义破坏生产力,社会主义适应生产力”的谎言不攻自破。老百姓不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孰优孰劣一瞥便知。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的经济、民主的政治、清廉高效的政府、以人为本的稳定和谐的社会、爱国的高素质的民众,中共的御用文人们如同哑巴,社会主义的优势何在?喉舌们固然可以将中国大陆的落后归咎于“底子薄,人口多”,却无法解释苏联和东欧各国何以在底子不薄人口不多的条件下仍然全面落败于西方国家。更何况,“人口多”正是中共自身的错误人口政策造成的,全然不能成为社会全面落后的借口。国门的敞开使国人经受了一次现实的深刻的文明启蒙,原来人与人之间应该公平竞争而不应该相互“斗争”;原来民主政治是特权的天敌、是腐败的紧箍咒;原来人人生而平等,“成分论”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原来自由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力,不需要谁来赐予,也不容被他人所剥夺。
    自由化思潮
    在“一切向钱看”不断成型并悄悄弥漫于神州大地的同时,一些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1949年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结构。此时,邓小平因经济改革的成功而信心暴涨,或许他自感获利于四五运动民众的支持,认为让民众自由表达政见不见得是件坏事情,默许了西单民主墙的存在。西单民主墙是位于北京西单十字路口东侧路北的人行道旁几路公共汽车站后面的一排约200米长的矮墙。1978年春,有人开始在该矮墙上贴大字报宣传自己的政见,看大字报的人一传十、十传百,使此处逐渐形成一个自发的越来越聚拢人气的讨论政见的场所。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小字报发表政见的做法正是源于1976年清明节发生的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四五运动,此后1977、1978年清明节期间群众继续在纪念碑周围张贴政治诗歌,后来大小字报逐渐转移到西单民主墙,同时尖锐的政见文章也开始出现。事实上,西单民主墙的讨论正是官方批判“两个凡是”和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自然延续。与官方导演的“讨论”不同的是,西单民主墙上的讨论不设禁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深入讨论必然地触及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真理,是否已被实践所检验,以及几十年来中共的领导是否正确、一党专权是否合法的问题,这使得西单民主墙讨论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越来越逼近中共的理论禁区。
    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在西单民主墙上发表《中国人权宣言》;同月,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文章。二者以保障人权和人性自由为由质询中共领导人,要求全面实行民主化和自由化。他们公开反对中共的专制,触动了中共的核心利益,逾越了中共设定的有限民主自由的红线。中国封建官场的传统向来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共产党终于没能跳出封建专制的窠臼,3月29日当局以煽动反革命骚乱罪逮捕了魏京生,随后判了他九年徒刑。至此,中共的真理讨论陷入死胡同,科学常识的照妖镜现四人帮的原型可以,现华国锋汪东兴的原型也使得,但用来现共产党的原型却是万万不能。中共的虚伪由此可见一斑,所谓真理讨论,不过是“叶公好龙”,不过是权争的武器,当真不得。
    1979年12 月6日,西单民主墙开始被禁止张贴大小字报。在打压西单民主墙活动的同时,中共在政治层面上逐渐迈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步调。1979年,邓小平在中共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1981年,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有的人“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共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定义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面世,在通知中,中共对党政机关、报刊杂志、高等院校进行全面部署,整合全部社会力量对自由化思潮及其苗头进行全方位的压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没有搞成扩大化和人人过关,这是中共的进步之处,但是其做法仍然摆脱不了共产党专横粗暴的范式:只允许自己发声,不允许对方说话。这种专政做派其效果可想而知,主张自由化的言论确实被完全消音,但是社会上再没有人相信当政者的话。换言之,在这一轮较量中,中共完全靠压制来屏蔽不同声音,但是并没有因此赢取人心。中共的高压政策自然而然地受到了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反抗,并引发了“争民主”学潮。1980年10月,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学生的《竞选宣言》大字报而引发的高校学生的竞选风潮,仅北京市就有17所高校,近100名学生出来竞选区人大代表,召开大小集会数百次,参加学生数万人。1986年底至1987年初发生了“争民主”学潮。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因不满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办法,联合合肥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4000余名学生于1986年12月5日上街游行,随后发生湖北、上海、江苏、浙江、黑龙江、北京等省市高校的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该学潮在上海达到高潮,前后共持续31天。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之所以发生如此多的政治风波,究其原因是因为邓和中共即使背负着文革10年浩劫的枷锁和面对着共产党执政近30年的完败也不肯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个“坚持”说到底就是要百分百地保住共产党的政治特权(这个政治特权内含待遇特权、身份特权,日后还将衍生出经济特权、腐败特权、世袭特权)。一共四个“坚持”,竟然没有一个直接提到要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权力。与之相比,人权、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却是条条维护老百姓的权益,条条否定特权的合法性。(中共的御用文人们有本事将普世价值说成是剥夺老百姓的权益,而将四项原则说成是最不为特权着想最为老百姓着想的东西,难为他们做此无米之炊,令人叹为观止。)在邓和中共的眼里,老百姓对国家大事的感受无足轻重,老百姓的政治权力根本是零。四项原则这么大的立国之本居然没有进行过公决,老百姓在政治上完全丧失发言权。谁认可你四个“坚持”呢?自己给自己授权,这个小伎俩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学会的。这样授予的国是权是不具有合法性的。
    这段时间,中共吸取了文革的教训,开始将注意力死死地盯在经济建设上,将“社会主义”对经济的束缚逐渐解除,使经济脱缰,任由它向“右”转向,据此甩脱了计划经济长期背负的农业包袱,使老百姓得到了经济改革的实惠,也使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提升。与此同时,邓却坚持让政治保持“左”的惯性,人为地实行“政经分离”:让经济自由化,让政治囚笼化。中共竞如此驾驭十亿人口的国家这么一辆大卡车:车轮在向右滚动而车头却死死地被拧向左侧。这辆车迟早要出事,或覆车,或散架。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反思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场所,西单民主墙则是党外反思共产党执政的论坛。中共只允许前一种反思而禁止后一种反思,因而出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作。中共反对自由化和对学潮的弹压秉承其一贯作风,与文革中的做法如出一辙,动辄用高压手段,从来没有用对等讨论、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面对并且赢得政争,这使得民心逐步转向和背离,并在渐行渐远的道路上不断滑去。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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