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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军三年处理5600多名警察 平反工作低调进行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13日 转载)
    来源: 云南信息报
    
    王立军三年处理5600多名警察 平反工作低调进行


    目前重庆警方正在低调启动内部纠错和平反机制,该项工作由何挺局长上任以来开展,共设立三个工作组,抽调了20多名民警,由一位副厅级的副巡视员牵头,主要是处理对王立军任内遭遇不公正对待警察的来访来函,进行专案调研与约谈当事人。
    
    12月11日,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对此表示,市委市政府、市政法委对于此事极为重视,目前正在研究相关方案,但没有制定出来。同时来自警方内部的信息显示,一些在王立军治下机构改革中被调整岗位的警察的确已经恢复原职,“区县上来的没有动,但从市直机关下去区县的很多已经回来了。”
    
    曾做过王立军秘书的辛建威称,何挺局长曾在一次警察平反工作会议上,用“润物无声、踏雪无痕”八字来形容此项工作。
    
    当57岁的周文召(化名)蜷坐在沙发上讲述过去三年的遭遇时,深灰的面容与愁苦的表情纠缠在一起,让人很难相信他是一名从警超过30年的警察。当他站起身,左腿明显比右腿纤细羸弱,以致走起路来只能一瘸一拐,更凸显出与年龄并不相符的老迈。
    
    重庆打黑中,周文召在2010年1月4日因“非法持有弹药罪”一审被判三年。同年5月28日,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原判。周文召出狱后一直申诉至今。
    
    但他一直隐藏自己的故事,直到上月末,重庆打黑中被判刑的前律师李庄,履约重庆一中院关于其案件申诉的约谈,周文召才决定曝光自己的遭遇,让外界了解重庆打黑中从未公开的一面:各类“黑老大”受审入狱的同时,成百上千的重庆警察,也经历了过山车似的命运跌宕。
    
    “双指”意外而至
    
    重庆打黑开始这年,周文召正好从警30年,从一名退伍军人到重庆公安局缉毒总队毒品鉴定中心主任(正处级),一路过来平淡不惊。
    
    2009年8月7日晚上9时,意外不期而至。正在家中看电视的周文召,接到了总队政委电话,大意是查获了一个大的贩毒案件,“需要过来处理一下”。
    
    他略感纳闷,毒品鉴定中心一直有人值班,按说这样的案件他不必到场。赶到政委办公室后,发现政委对面坐着一名陌生人,“也没太在意,就跟政委聊起天来”。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政委除了打过几通“怎么还没过来”的电话,并未谈及“那个大贩毒案件”。
    
    时间已经接近午夜,七八个人走了进来。周文召称,此时政委起身,指着办公桌对面的陌生人介绍,“这是市局纪委的领导”。陌生人站了起来,按例核对身份后,对他宣布:我代表立军局长以及市党委,对你采取“双指”措施。他大感意外,向对方索取文书,遭拒。
    
    这一情节,重庆市公安局“091”专案组在2009年10月10日曾出具说明。“关于周文召私藏弹药一案来源的情况说明”中指出,8月7日,重庆市公安局“091”专案组按市局指示对周文召采取“双指”措施,承办人为“柴超”,但并未提及“双指”原因。
    
    2009年8月7日为“091”专案组正式成立之日,也是文强被采取双规措施第二天。周文召一案由其侦办,寓意不言而喻。但实际上,就记者调查所知,后来自感遭遇不公的警察,均有类似遭遇,最开始都是被诸如“091”、“618”、“730”这样因打黑成立并以打黑出名的专案组所查,但最终获刑却与最初“涉黑”指控大相庭径。
    
    在被收缴完随身物品并搜查完办公室之后,周文召被办案人员带回了家。路上,周文召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通知远在綦江的妻子张梅回家,他称,电话里妻子有些不安:老公,你有啥子事没得?
    
    差不多在2009年8月8日凌晨一点钟,一行人来到周文召位于重庆江北区的家中。专案组在询问张梅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周文召被带出家门,再次上了车,去了“外地”。
    
    “知道文强被抓了么?”
    
    临走时,周文召回望妻子,“过几天就回来”。但夫妻再次团聚,已是2年零7个月之后。而这个时间正是张梅的刑期,罪名是“私刻公章与伪证罪”。
    
    实际上,周文召前脚被带走,“很多人又涌了进来”。张梅回忆,当时办案人员要房屋的结构图,她未给,并向对方要求出示搜查证,对方答:这个你不要管。当晚办案人员对其家进行了详细地搜查,很多物品被扣押。
    
    当日凌晨2点过,张梅也被带走,“当时也不知在哪,有四五个人看守”。
    
    这时周文召已经随车在成渝高速永川大安站下道,拐进老成渝公路原“大安收费处”。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警备森严、灯火通明的阵势,在一横幅白纸上,有“永川区第二看守所第二监区”字样。周文召被带到一栋旧楼的二楼,另外的人接管了他。
    
    就周文召了解,重庆指定的双规地点为江北区的石子山上,“这是个私设的场所”。在重新获得自由后,周文召重返这里,从其拍摄的照片可见,这里早已人去楼空,只有墙上残留的“罪名分类表”的“受贿罪、诈骗罪、行贿罪”字样,还依稀昭示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部分亲历者和警方人士透露,重庆打黑时类似这类场所有24个之多,著名的铁山坪、沙坪坝榕湖宾馆等都属此列。这些场所的出现,主要是当时抓人太多,人满为患,被迫陆续启用一些新的场所,之后发展成为各个专案组的“外讯基地”。
    
    张梅此时的经历则悲惨得多。她回忆,被带走后,由于身患甲状腺癌,8月8日白天病情发作,全身抽搐,吃不下饭。到了晚上,被押到特别审讯室,坐上“老虎凳”,带了脚镣手铐。
    
    “知道文强别抓了么?”
    
    “不知道。”
    
    “文强已经被抓了,不要靠这棵大树了。”
    
    查阅周文召以及张梅的案卷,并无记载上述内容的笔录存在。对此,周文召与张梅认为,“从一开始,抓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突破文强,我们最终获罪都与文强无关,这样的内容当然不会出现在笔录里。”
    
    与文强家交好惹了祸
    
    周家与文强两家关系交好,是重庆市公安局众人皆知的事实,文强儿子文伽昊至今仍称周文召夫妇为干爸干妈。周文召对此也并无回避。
    
    所以,当文强在2009年8月6日被采取强制措施时,周文召也曾想过自己迟早要接受调查,只是没有想到有后来的遭遇。
    
    周文召称他遭到了刑讯逼供。这也是几乎所有重庆打黑亲历者对办案机关的共同指控。此前有媒体报道,在樊奇航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过程中,朱明勇律师拍摄的会见录像显示,樊奇航“曾被铐上手铐吊起来脚尖点地,十多天不让睡觉。铐得太久,以至于手铐嵌进肉里,警察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取出来,我不堪折磨,曾两次撞墙自杀,咬下一截舌尖自残”。
    
    2009年10月15日,在被“外讯”至榕湖宾馆后,周文召自认“厄运到来了”。他回忆,当时坐在不到0.2平方米的特制铁椅上,被套上“又厚又臭”的黑头罩,双手上竖平端、双脚后撑,身体被重达六七斤的铁镣铐固定在椅子上,对面是高强度的炽光灯不分昼夜地照射。
    
    只见于影视剧中的这一幕,如今已为一场难醒的噩梦。“手脚分别铐在椅子上,两只手只能竖立平端于椅子和扶手之间的枷锁横档上,两只脚踝套扣上椅子前腿。
    
    睡觉是不被允许的。“困的时候,审讯人员用随手抓到的东西敲头,甚至用背包带狠狠地勒住前胸向椅背靠,或用双手不停地摇你的头,不让睡,半夜冷时就将房间冷气调到最大,拼命吹。”周文召称,在14天的审讯生活结束时,下肢已经浮肿得根本站不起来,尾椎处皮肉已溃烂撕裂,疼痛难忍,“当时只想找个机会自残,真是生不如死”。
    
    吃饭也是要看审讯人员的心情。最开始每天只给一小碗方便面,再后来就是审讯人员吃剩的东西,即便如此,肉也是要被挑出来倒掉的,“只有青菜”。抽烟是一种奢望,哪怕是审讯人员抽剩的“烟屁股”。实在忍不住,“就跟审讯人员说抽根烟,可以理清下思路,也好交代些问题”。
    
    忆及此处,周文召双眼含泪,长时间哽咽不语。
    
    一家共计6人因此案被抓
    
    专案组一直要周文召承认“与文强结伙作案”被拒后,专案组于11月7日再次将周文召从看守所接到“基地”,又是三天三夜地轮流审讯,期间不给吃喝,“你认一个五千块的,不论是行贿还是受贿我们都好交差”。
    
    周文召最终没有认罪,最终以私藏弹药罪被判入狱。
    
    私藏子弹101发,是周文召获罪三年的最终依据。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2009年8月8日,重庆市公安局民警在被告人周文召居住地搜查时,从二楼主卧室床头柜抽屉内查获“六四式”手枪101发,“……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有弹药罪,且情节严重”。
    
    在证人证言中,重庆市公安局缉毒总队综合科科长徐萍证实,“好像有人在我们检查组外面说‘我屋头有几盒子弹,看什么时候我把它交回来’。”在这份证言中,徐萍称不记得具体是谁说过此话。出狱后,周文召就此询问过徐萍,得到的回答是,“那个时候我怎么敢说呦。”
    
    重庆市公安局相关文件证实,周文召所持的持枪证为2003年4月20日,至今有效。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也再次确定此信息。周文召的辩护律师古富国认为,作为一名现职的具有合法持有枪弹权利的警察,周文召对于子弹既无故意隐藏,也非拒不交出,最多只是一般违反枪支管理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持有弹药罪。
    
    周文召随后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诉。2010年5月28日,重庆一中院裁定认为“丧失配备枪支弹药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但裁定结论仍为“定罪准确,量刑合理,维持原判”。
    
    2009年11月4日,重庆沙坪坝区公安局以张梅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帮助毁灭证据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报送沙坪坝区检察院,检察院最终以“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伪证罪”向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提请诉讼。沙坪坝区法院一审判决张梅有期徒刑2年零9个月。
    
    2010年4月26日,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维持原判。周文召一家共计6人因此案被抓,其中5人分判10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其儿子在被关押9个月后,最终以“不起诉”获得自由。
    
    在高压态势下有冤假错案
    
    周文召的遭遇并非孤例。
    
    2010年底,“091”专案组曾通报媒体,文强伙同政法系统内亲信及黑恶团伙,造成政法系统窝案、串案,警方分管刑侦、治安、经侦、禁毒等警种的10名负责人,成为以文强为首的黑恶团伙保护伞,近400名干警涉嫌违法违纪,均被查处。
    
    来自重庆市公安局资料显示,2010年至2011年两年间,市局政治部就下发关于干部任免的文件121份,1131(人次)处局级干部被任免,平均每月有47.5%(人次)被任免。根据王立军指令,还有基层6372(人次)科所队长被任免,占全局科所长总数的百分之99.8%。
    
    “在王立军全面主持市局工作的三年中,第一年被处理的民警900多人,第二年为2900多人,第三年为1800多人,这些民警中有的被行政撤职、降职、劳教、双指,还有被判刑。”一位重庆公安高层称,尽管里面有文强、彭长健等确实违法犯罪的警察,但在高压的打黑态势下,无疑存在一些冤假错案和被无辜打击处分的警察,“一些缺乏证据证明违法违纪的,已经恢复了职位。”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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