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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之初:1949-1989中国社会演进新解(之八)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10日 转载)
    毛之殁
    1976年注定是中共的党殇之年,毛、周、朱相继作古。此年的天象也诡奇,先是举世罕见的特大陨石掉入东北吉林,再是20世纪十大自然灾害之一的河北唐山大地震发生,震波直撼京城,“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之颤动,天安门城楼上粗大的梁柱发出断裂般“嘎嘎”之声。健康每况愈下,加上陨石天象带来的震撼(公元前211年在咸阳之东的河南濮阳发生了陨石事件,秦始皇采取了多重防范措施包括出巡而不是呆在都城,但仍于第二年病亡于出巡途中),毛意识到来日不多,着手后事安排,在罢黜邓之后匆忙任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交班意图昭著。令所有人惊讶的是,毛居然没有将未来的第一把交椅传到四人帮手上。四人帮只会干革命不会促生产,这不是毛所要的文革终极版本。为了抗衡资历极深的党内元老派,毛扶持了两派文革新贵,一派为文革功臣四人帮,另一派为有务实经历的处于第二第三资历梯队的忠实信徒华国锋汪东兴等人。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殁于北京,享年83岁,结束了其一生“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历史。
     毛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鲜为人知的村落韶山冲,家境殷实,足以供其上学念书。或许因为家道不是特别显耀,加上亲睹了中国的贫穷与落后,毛并未混成纨绔子弟,而是怀揣鲲鹏之志,孜孜求学上进。与当时大多数时尚少年一样,毛在求学之余热衷于探寻救国之路。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其片面的说辞、极端的思想方法迅速被非理性的骚动少年和异端青年吸收和消化,毛和同时代的激进分子将马的理论奉为“葵花宝典”般的至高救世秘笈。以马的理论作指导,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毛寻得了一条在军阀割据的窄缝中存活,在日本侵华的国难中发达的道路,并最终依靠苏联的倾力相帮夺得了政权。毛和中共的夺权之路险恶且刺激,“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闹革命,其风险可想而知。但是,这些或许还不怎么令中共高官感到恐惧、后怕,因为再恶的仗也有士兵和下级军官在前方的壕沟里顶着,他们只需反复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开出各类许诺让这些人冒死争宠即可。最让中共领导层谈虎色变的莫过于党内权力之争,动辄冠予“叛徒,通敌,反革命”之名实行枪决,而且常常为批量屠杀。同时期的国民党也有权力之争,但并未出现如斯之血腥与恐怖;早年孙中山反抗清政府的活动也处于地下,也极端险恶,但仍没有这般无情的对内杀戮和清党。答案在于马克思主义,马的教义被称作“斗争哲学”,在此理论的教唆下,恐怖笼罩始终,共产党员们对外斗,对内斗,对敌斗,对友斗,直至剩下唯一的权威。多少纯洁少年,多少厚道汉子在这种反复倾轧的“磨合”下也只能变成远离人性,远离人道,与魔鬼同途的人形动物。

    如果说革命成功前大家为了生存而内斗尚且情有可原,1949年夺得政权之后还加倍的内讧却是为何?答案是,当年那些满怀理想积极上进的少年们如今已经被彻底异化,成了地地道道的权力的奴才,变身为“权欲”狂或“拜权主义者”。这引爆了后来无情的刘高之争,毛彭之争,毛刘之争,毛陈之争,毛林之争,毛周之争和毛邓之争,其中以刘高之争,毛刘之争和毛林之争最为残酷无情,以整死了人并在名誉上鞭尸而告终(相比之下,退居台湾的国民党白白短欠了此等“光荣”斗争历史,显得丝毫不“伟大”了)。与苏共和其它共的内斗相似,中共权斗的特征是“你死我活”,“不讲交情”,“不守承诺”,“耍赖”,“推诿”,“栽赃”,“诬陷”,“群殴”,“落井下石”。这使得中共高官们的个人品质普遍矮化(惟朱德可能成例外,原因待探),最为后世诟病的是出了事不肯担责,突出的例子有:毛让高岗出头却又在最后关头出卖高岗让其独自承受来自刘周等人的围攻,毛将大跃进失误造成的饥荒归咎于客观原因和外部原因,刘和邓在文革伊始任由他们的同党彭真被毛整肃而不肯舍身相帮,周在文革期间任由陶铸替他背黑锅而遭到江青等人清洗,林在九大后弃同伙陈伯达被毛整垮而不顾,中共集体将文革之祸全盘推卸给四人帮,毛和中共将治国无方造成的落后归结为“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和“帝修反封锁”等等借口。
    相信少年的毛、刘、林、周、邓等人是善良、正直、上进的,是共产理论和共产实践造成了他们人性的背离和品行的倒置,他们也是受害者,受马列之害,受共产制度之害。参加革命之后,夺权、争权、保权成为他们永远的心魔,理解他们不能用常人之心,得用正统的或变形的“马列主义”这种歪理才行得通。判断毛刘林周邓们是否真正为民奋斗是很容易的,只需问他们是否“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不敢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否定的回答将说明他们为民奋斗的口号是假的,而肯定的回答则意味着他们应该放弃一切特权(包括政治特权,生活特权和经济特权等)。为此,他们发明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来忽悠百姓:“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勤务兵”,当“人民的公仆”,代表“人民的利益”,等等。其实老百姓不需要你们干得那么“辛苦”的,又是“代表”又是“服务”的,在政治上咱们只需要“人人生而平等”一回,人手一票,行不? 回答是“不行”,因为依据“马列主义”,我们必须要这么“辛苦”,而且只有我们才能这么“辛苦”,同时绝不允许别人也这么“辛苦”,谁要让我们不这么“辛苦”谁就是人民的敌人,是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
    有四大恶魔与20世纪的人类共处,他们是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波尔布特。这四个魔头以链型分布于欧亚大陆上,一个在西欧,一个在东欧,一个在东亚,一个在东南亚,并依此链条的走向先后消亡。四人中有三人产于共产制度(称社会主义国家),这绝非偶然,共产理论和共产制度为20世纪惶惶人道灾难之源已由横跨欧亚大陆的无数悲剧所证实。毛劣迹滔滔,罄竹难书,推为四大恶魔之首,自当不会存有异议。谈到毛,人们想到更多的是:何以在无战争的和平年代造成几千万人口非自然死亡,何以仅仅因为内部权斗竞搅起全社会大动乱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及经济文化道德的全面溃决?然而,常被忽略掉的这一款理当列为毛的第一罪状,也是毛被判为四大恶魔之首的理由:毛携中共高层以全方位的高压强行对十亿人洗脑,强制读、写、背马列教义和毛的信条,并以此作为儿童和成人的升学依据,同时也作为社会各层的晋级依据和各次政治运动的过关依据;彻底剥夺十亿人的人权,不让任何人拥有不被他们批准的罢工、游行、集会、言论、出版、迁徙等等自由,违者沦为囚犯;限制十亿人的知情权,十亿人永远只获得单边信息,信息被层层过滤,真相被刻意隐瞒或恣意歪曲,党想让你知道什么你就只能知道什么,此外不许多问;抢走十亿人作为人所应该拥有的独立思考的权力,对于不同于共产教义的任何观点不让实践不让传播甚至不让想。“想”也能成为原罪,这样的社会有多么可怕!人人活在恐惧中,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毛和共产制度共同打造的这个巨大的社会鸿沟如何才能填平?诚信尽失,这样的社会如何予人安全(小到借贷安全,大到食品安全和楼盘安全)?不曾生活在毛的阴影下,不曾亲历历次政治斗争所带来的血腥恐怖和撕心裂肺般的震撼,不曾享受一辈子只获得单边信息的待遇,基辛格们或许永远不能理解为何有那么多成功逃离中国大陆的人士不愿意再回头,即便要回国也要先拿上绿卡或外国护照,成龙们大概也不能想象为何人权和自由对大陆民众而言竞如同食粮一般重要。
    毛终于亡了,毛之亡敲响了文革的丧钟,宣告中共第一代领导的历史终结,也给中共最残酷最没人性的内斗闹剧降下了帷幕。
    中南海权争
    毛泽东的大心脏停止跳动后,四人帮王张江姚的保护伞随之遁形。实权派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联手,迅疾以宫廷政变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政治生命。1976年10月6日,华、叶、汪在北京成功对四人帮实施抓捕。四人帮的倒台是迟早的事,“强人政治”一直是中共权力运作的模式,一个没有任何资历、任何实力的政治新星在中共这个靠实力打拼、论资排辈严重的系统里是没有立锥之地的,昨日的地位不过是今日罪加一等的筹码,负资产而已。四人帮仅在毛咽气之前有所作为,此时他们所扮演的是毛的爪牙,会咬人的狗(按江青的说法,她就是毛的狗,毛让她咬谁她就咬谁)。被抓捕后的四人帮不知是否能够醒悟,他们替毛咬过人其实没有太多关系,在文革这种特定时期,咬过人的人实在太多,有的为了自保,有的为了立功,有的仅仅为了表现,尤其是在中共高官中,不咬人的人恐怕所剩无几。他们倒霉就倒霉在既咬了人还身兼要职,而且还资历很浅,这能不加倍地招恨?倘若他们没有进入中共的权力核心,也不至于沦为华、叶、汪的阶下囚。要论在文革中的责任,四人帮连毛的一个零头都不如:若毛泽东身披九牛皮上所有毛,则四人帮不过其中一毛耳。事实上,四人帮在文革中的所有大伐大砍都是在毛的授意或指令下实施的,整倒刘少奇,反击二月逆流,镇压四五运动等文革大案中的领导责任哪一个都摊不到四人帮头上。事实上,四人帮的责任不仅不如毛,连党内高层的其他人也不如。例如,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是周恩来,并非四人帮当中的任何一位(若要为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冤案分清责任,则毛、周应负第一、第二责任,而四人帮最多应负第三责任)。严格说,四人帮能量并不大,充其量也就是个中等人物的能耐。毛对他们的倚重和他们本身的过分招摇使得王张江姚很自然地成了文革的标志性人物,是否定文革的老干部们锁定的目标,打倒了四人帮即意味着打倒了文革。脸上贴着文革的标签,他们的倒台理所当然地标志着文革的破产,毛所营建的极左阵营亦因四人帮的倒台而瓦解。四人帮的被审判实际上是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被审判,是对毛的文革理论和文革实践的明白无误的否决。
    遗憾的是,抓捕四人帮这么大的干戈仍没有稍稍化解中共党内的抵牾,对文革的清算才“刚刚”起了个头,党内元老们将下一个目标瞄准了毛在文革后期扶持的另一派文革新贵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尽管握有实权,华、汪等人远不是元老们的对手。比起前者,后者拥有更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心更黑手更狠,脸皮也更厚(不掌握这些厚黑学,在中共这个斗兽场中怎能混得下去)。两相比较,老资格们在党内和军队中的影响更大,底气更足,声音更洪亮,而且他们目标明确,讲究策略,抱成一团,一致对外。趁着四人帮倒台后需要调整的机会,元老派迅速抢占党政军各个要津,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站稳了脚跟,坐大了势力。华也许并不完全知晓,在共产党的政治游戏中,是可以动手脚、悔牌,甚至重新洗牌的,洗过牌后先前所有的抵押亦全部归零。邓小平当初以“永不翻案”的承诺被毛重新启用,结果还是翻了文革的案,被毛第二次废黜,毛死前再信不过他。在政治斗争中脸皮不过是个面具,邓小平们从不忌讳食言。政治元老们有的是阴谋和策略,在一轮接一轮的党内交锋中,华、汪等人纷纷败下阵来,手中权力被剥夺殆尽。继汪东兴于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被批准辞去党的领导职务后,华国锋也于1981年6月六中全会上被批准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至此以邓为首的第二代中共领导层正式粉墨登场。按说,华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一功臣,也是政治元老们得以重返政坛的“恩公”,然而,政治无情面,老人们只记得权,哪记得这些鸡毛蒜皮之事?不过华的下台还是有人感到愧疚,抓捕四人帮的第三功臣叶剑英(第二功臣实为汪,他是具体实施者)自感有负于华,过后也自愿淡出政坛,再不复出。至此,扳倒四人帮的三大功臣均告别中共的权力中心,毛苦心经营的用来抗衡党内元老派的两大文革新贵集团被双双扫地出门,中共的政治格局恢复了文革前的原生态之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本是一个极普通的科学常识和科学理念,是不证自明的道理,是对付伪科学的厉害武器。为了让元老派的夺权名正言顺起来,也为了让贯彻落实党内新的路线和新的治国理念变得师出有名,元老们鼓噪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不亚于某些文革风潮的真理大讨论,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常识来批判“两个凡是”,检讨历史过错。能够承认“实践”的第一性对于习惯于发号施令习惯于浮夸风习惯于察言观色溜须拍马的权贵们是多么难能可贵,不是被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组合拳逼到无路可退的角落,元老们原不敢也想不起来要来这么一个“回马枪”,这或许算得上是毛和文革的一大“功绩”,在国际共运史上它应该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于拨乱反正、纠正文革错误起到了一两拨千斤的作用,在中共历史上意义非凡。然而它绝不是马列主义在任何意义上的胜利,相反,正是马列主义的先天不足和荒谬造成了伪科学在中国大陆和其它“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扎根、横行、泛滥。说穿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科学常识的唯一用处就是反伪科学,在伪科学没有市场的地方它是无用武之地的。何时何人见过香港台湾美国大动干戈讨论真理标准而且还“很起作用”?从局外人的眼光来看,所谓的“真理标准讨论”不过是个弱智的游戏,连三岁小孩都明白的道理非得如此脸红脖子粗地“争论”起来才过得了关,这只能说明要让中共的思维恢复正常状态是一项多么难以实现的工程。
    在撵华国锋下台这件事情上中共有所进步,一是已能够按正常的党内程序走,二是未对下台者施加太多政治迫害,仅在此过程中对事不太对人的批判了一阵“两个凡是”了事。这比毛时期文明了许多,或许是老干部们蹲牛棚蹲出来的境界,即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显然中共老人们的境界还没有高到可以放过四人帮的地步,面对四人帮,古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早丢到爪哇国去了,他们把在文革中受到毛的整治所积攒的怨气毫无保留地全部撒在四人帮身上,尤其是四人帮当中恰到好处的有一位正是毛的夫人,一个最合适不过的出气筒。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中国大陆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别法庭对四人帮集团和林彪集团进行法律审判。1981年1月25日上午9时,在天安门前东首正义路1号,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开庭。元老们要通过法律审判,并且是开天辟地头一回的全国直播的审判,来羞辱政敌四人帮。(不妨做这样的假设,假如四人帮们果真发起政变但因政变流产而被抓,那么四人帮反党甚至叛国的罪名就真的坐实了,这是元老派希望的结果。可是人家四人帮就是不来政变这一套,这多少令元老们失望。)老人们对四人帮的所谓“审判”乃借法律之名行抽打四人之实,而当鞭子落下时他们也没有忘记捎带着抽打着毛的脸。四人帮不过是在替毛受过,老人们要的效果就是羞辱毛和文革,就是要出口气。
    回过头来看,审判四人帮的闹剧原是个现代笑话,是对法律公正性的亵渎。文革期间四人帮倒行逆施,助纣为虐,文革后遭此报应实乃天意,无可同情。然而在制裁四人帮的同时却让“助纣为虐”中的“纣”安然逍遥于同一法度之外,未免令人唏嘘。同样的事犯在某些“伟人”手上则不算是个事,不过是个失误,至多也仅是个错误,而搁在四人帮或别的小人物身上那就是万劫不复之罪。这也叫“法律”?如果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是江青,其罪不知能量多重?如果反击二月逆流的主谋是王洪文,他会不会被拉出去枪毙?如果镇压四五运动是张春桥拍的板下的令,他该领何罪?法庭去查清这些罪行的原委了吗?主犯是谁,从犯是谁?“没有主犯,只有从犯”的案例在世界司法史上可曾出现过,共有几多?文革中合伙干的事,却只清算无资历的走卒王张江姚,而放过毛、周等主要责任人,为的只是保住那张“伟光正”的门脸。(审判四人帮的法官们可认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如何拼写的?)
    邓小平在批汪东兴时说道:“……这个责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帮定的他们才应负责,就是在他们错误影响下所做的坏事也应该由他们来负。这个道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的。当初你们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不也是把别人干的事情算到我们头上去了吗?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一段话为为何审判四人帮而毫不牵涉“伟人”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也让我们看到了,向落单者推卸责任并不是复职后的元老们所独有的行为,它原本就是党的传统!在这种弱肉强食的党文化的管治下,你如何期待社会的公正和法律的公正?如此,在1949-1989年中共党的历史上高岗、彭德怀、刘伯承、彭真、罗瑞卿、朱德、陶铸、贺龙、谭震林、陈伯达、汪东兴等等曾经显赫一时的高官在窝里斗中一旦失利便被迅速孤立被众人群殴就不足为奇了。
    从四人帮倒台到华国锋下台,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老百姓们又上了一堂现代版无情无义政治课。什么马列,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理想,一切皆是假的。从文革伊始,雷人的政治口号一天换一个,而开动全部宣传机器让你“必须”无条件接受的政治理念说变就能变,你刚相信“四个伟大”,他改口了,说那是个阴谋(既是个阴谋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而且当初还要强逼我们相信来者?);你刚相信毛林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般亲密无间,桃园结义般有情有义,革命因此充满着希望,他改口说林是个野心家,是反毛的(那么毛是否也反林呢?);你刚相信毛这一辈子干了两件了不起的事,赶走蒋介石和发动文革,这边厢他将文革彻底否了,并把文革功臣给逮了,给判了;你刚相信毛的话是世界上独一无二最正确的,多少人相信毛的话胜过相信自己的话,他那边要批判两个“凡是”。老百姓呀老百姓,你们到底还能相信什么,还敢相信什么?有醒悟的人说,别跟着报纸转,它天天宣传天天自打嘴巴,其实马列口号为假,争权是真,成王败寇而已。在这个小人当道的国度,老百姓所有理想破灭,做人原则一再被打破,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因此大行其道,这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必然的后果。马列主义不可信,毛泽东思想不可信,这是文革以来的实践反反复复证明了的。换了汤却不换药的邓小平理论难道就变得可信了?见鬼去吧,还是信自己比较稳妥。不过革命元老们也有一功,没有他们这一上一下的换位动作以及翻盘后的疯狂,或许老百姓们至今仍看不清这帮人的本色:为权而活,为权而死。什么“为人民服务”,骗人的鬼话。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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