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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历史的尘埃看未来---专访康国雄(1)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1月20日 转载)
    
    文章来源:天涯社区-江湖
    


天涯编者按:康国雄,男1929年9月生,民国著名民族企业家、金融家康心如之子。1951年从重庆巴蜀中学毕业,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机械学院任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因所问“蒋介石的干儿子”罪名遭受审查和打击。改革开放后,参与创办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任系主任副教授。1987年赴香港定居,1991年迎宾返回北京治疗。著有回忆录《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孤舟独树:民国金融家康心如之子康国雄自述》。
    
     第一部分、史海钩沉
    1.我是被"蒋介石干儿子"的
    李立勋:康先生您好,很高兴能代表天涯社区对您进行这次访谈。首先,当我走进你的屋子里时,有一点小小的疑惑,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宽敞、阔绰,俗话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能给我们讲讲你与它之间的故事吗?
    康国雄:这套房子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粗略算来,我在这里已经居住了三十年了。说起它的历史,话就长了。1964的时候,美丰银行还给我父亲一笔钱,我父亲在北京红星胡同买了一个小四合院,后来,文化大革命冲击了我们家,搬进去了六户人,83年时落实政策我希望要房子,但是房子腾不出来,房管局同意将我们的小院按200元一间房间的价钱卖给它,它就给了我现在的住所2套使用权,2000年我又以几万元的价钱把这两套房子买下来,这就成了我的“蜗居”,而当时我是以1500元的价钱卖给房管局的。
    
    在我们重庆老家汪山那儿,还有我父亲当年的一套别墅,产权、地契上都是我父亲的名字。50年代初,四川的军区借用了我们家房子,而且写了一张借条,说明了10年归还,因为文化大革命抄家,家里片纸未留,所以借条丢失,我已经在重庆房地产档案馆查到了全部产权证明,我向他们要回这套房子,他们也承认这套房子是我父亲的,但一定要我拿出借条,为此,我向重庆市原市长王洪举写过信,据说他有批示,但是他们仍然不还,因此我向现在的市长又写过信,我给中央统战部部长写过信,我给温家宝,胡锦涛也写过信,但是他们都没有答复。
    
    
    李立勋:提起您的大名,很容易让人想起您的另一个身份——蒋介石的干儿子,您以前曾多次澄清,这个名号有些污蔑、以讹传讹的成分,想请问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名号给您的人生带来哪些影响?
    
    康国雄:影响实在太大了。从55年我南开大学毕业开始,"蒋介石的干儿子"便留在了我的档案里,所以我从工作那一天开始,我便莫名其妙成了"蒋介石的干儿子",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我才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原来,是我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的两个儿子,当时为了进步,他就"大义灭亲",检举了我。
    
    关于"蒋介石的干儿子"这个说法,我想澄清两件事。一件是,49年以后他们说我成了反蒋的急先锋,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当时基于一个追求民主、自由和幸福的政治大背景,我反对的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并没有针对蒋或是具体的某一个人。另一件是,蒋介石下野之时,我和我的一位姐姐曾痛哭一场,这后来被别人抓住把柄,留在我的档案里,成了我是蒋介石干儿子的证据,也成了检举材料。我想解释的是,当时我的想法很单纯:这么一位民族大英雄,是什么原因被逼迫到如此地步?当然,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个人情感,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不敢说出来。
    
    2.蒋介石是位民族英雄
    李立勋:从另一方面讲,可以看出您与蒋介石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在重庆与蒋先生相处的那段时间里,想必在您的少年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吧?您还能回忆起年少时关于蒋先生的某些细节,以还原出一个史书之外的蒋介石吗?
    康国雄: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位民族英雄。我从那个时代经历过来的,当时他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个亚洲区域最高的盟军总司令,开罗会议、蒋夫人美国国会演讲等,都对我们震撼极大。另外,蒋先生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平易近人,他每次出行都只有一个三辆车的车队,外加几位穿着中山装的随从,没有带枪。每次看见车队,我就知道蒋先生来了,我就跑到路边去看,有时,蒋先生牵着我的手,和我一起在马路上慢慢地走。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马路并不宽敞,有许多行人(挡住了道),他的随从就在前面小声说道,"请让一让,蒋委员长来了。"路人便回过头说道"蒋委员长万岁",然后闪到一边。这时,蒋先生便会摘下帽子,向大家挥挥手。这种落差是非常大的,不像现在,一个不知名的官员出行,动辄就要警车开道,提前清场。作为一国之长,我在他身上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威严。
    李立勋:很多时候,历史并不像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样,康先生您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者,您认为今人对那段抗战史的最大误解是什么?
    康国雄:最大的误解就是四大家族。当时,蒋、宋、孔、陈的影响力的确是比较大,但"四大家族"这个帽子就有点儿离谱了。我曾经看了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叫《家春秋》,讲的就是蒋、宋、孔家族(没有陈),一直讲到宋美龄去世,他们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多么多么有钱。这还原了一段相对客观的历史,我认为比较公正。孔家在当时算是比较有钱的,那是因为他们在山西的时候就已经相当有钱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家产并不是通过做官后获得的。虽然孔家比较有钱,但远不像后人所传言的那样,说什么他在世界上排名前几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即使在中国,他也排不上前五。宋家亦如此。至于陈立夫、陈果夫家族,就更是无稽之谈了,陈家后来去了美国,竟沦落到养鸡、卖馄饨的地步,你想想,果真富可敌国的话,会如此寒碜?当然,这些情况我也是在后来才了解到的,我97年第一次去台湾,当我听说陈家在美国养鸡、卖馄饨的那段历史后,我甚至有些不敢相信,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对所谓的"四大家族"有了新的认识。
    可以说,在某种历史形态下,对"四大家族"的编造的确蒙蔽了很多人,现在看来,已经令人反感。你看看现在的一些官二代、红二代,他们的家产,谁知道是四大家族的多少倍!历史是不容编造的,对于它,你必须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还原!
    李立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后人对蒋介石先生的评价也越来越公允,特别是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曝光,更是使他的一些反面形象被彻底颠覆,甚至有学者说,整个抗战史甚至民国史都要重写。请问康先生,你认为有此必要吗?
    
    康国雄:我认为是有这个必要的。你要了解历史,首先必须要尊重历史。举个例子,去年的时候,我们职大曾搞了一个聚会,在会上,杨天石说了一个秘闻,他说,"'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蒋介石比毛泽东早提几年,蒋介石才是它的最初提出者。"这作为史实,又有多少人知道?当然,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蒋介石日记》里都有记载,包括后来蒋经国所做的一切,都是《蒋介石日记》里生前安排好的,某种意义上将,蒋经国是在完成蒋介石的未竟事业。
    
    我再举一个例子,97年的时候,我去台湾,特意做了这么一件事,请台湾的一些老人谈谈对蒋先生的评价。他们都说,"我们特别要感谢蒋先生,没有蒋先生,就没有台湾的今天。"我故意反驳道,"这一切恐怕都是小蒋的功劳吧?"他们回答道,"话不能这么说,如果没有蒋先生做好铺垫,怎么会有小蒋的成绩?"看来,台湾人还是不糊涂的,他们比我们更清楚历史。
    3.还民族资本家一个公道
    李立勋:康先生的家世曾经显赫一方,特别是令尊康心如在20年代到50年代开办的四川美丰银行,更是见证了一代金融业的兴衰史。但是由于文化的原因,后人对那一代的资本家看法颇存偏见,您能以您父亲为例,还原那一代真实资本家的形象吗?
    
    康国雄:我的父亲康心如,他一生的经历颇为坎坷,可以说,他的经历也是那一代爱国人士的经历。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曾跟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是怀有满腔救国热情的;后来又投身报业,创立了《公论日报》、《国民公报》等,对反清反袁、建立民国、抗日救国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直到上世纪20年代初,他才投身到金融行业,在重庆创办了四川美丰商业银行。这家银行本是1922年由美国人来投资的商业银行,1927年由于我父亲的努力使美资全部退出美丰银行,变成一家华资银行。后来,他又通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前后投资多达百余家企业,例如重庆的自来水、电力公司都是他参加创办的,民生公司和矿业、纺织均有投资,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四川的经济发展。
    
    在我父亲的身上,体现了那一代资本家的共同特点:爱国、进步,追求自由和民主,却绝不空喊口号,而是是行动践行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李立勋:解放后,由于政策原因,那一代资本家的资产也都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部分,现在看来,多少有些荒唐。近年来,您一直在呼吁,要还民族资本家一个公道,甚至已经上升了这么一个高度,"为了人类,也为了中华民族不再走过去的道路,为了我们的子孙能生活得更好",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您又有什么新的发现么?
    
    康国雄:这些年,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民族资本家为这个社会做出了太多贡献,但他们也承载了太多的委屈。49年后,共产党进城了,两手空空,土地——是地主手里拿的,财产——是没收资本家的。但是,他们很快就忘记了这两个群体,甚至做出一系列的荒唐行为。我曾经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还民族资本家一个公道,但他们总以事件太过复杂为由,没人给我明确的答复。
    
    对于民族资本家,我还想为他们"发国难财"正名。战争年代,工业需要发展,你资本家为社会生产做出了贡献,他们获得的回报是应该的,怎么能说发国难财?没有资本家,老百姓吃什么?用什么?还有,许多民族资本家其实是为抗战做出过很大贡献的,这点,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一直很少被提起。还民族资本家一个公道,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补偿,即需要对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历史的本来面目,作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评价,无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背着原罪的包袱。
    4.户籍是块裹脚布
    李立勋:经历过五十年代的人,一定清晰记得那个年代的另一项重大变革——实行户籍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信息流通的日益便捷,这种制度越来越显示出裹脚布的弊端。请问康先生,您能谈谈您的看法么?另外,对于它的存废,至今都争论不休,康先生是过来人,对于它的改革,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康国雄:户籍制度是人类历史的大倒退。关于它的弊端,在现今不胜枚举,我还是说说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事情吧!那时,全国各地饥荒不断,如果是在以前,灾民们还可以到各地区乞讨或者打拼,"闯关东"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么?——但是,你实行了户籍制度,严重把人给限制住了,不让人外出,这不是让人等死么?但就这一方面来讲,户籍制度就已经罪大恶极!
    至于怎么改革,我想这是一个潮流的问题,你看现今世界,还有多少国家在实行户籍制度?我们为什么不能融入世界大潮?尊重人民的意愿,尊重人的价值,是户籍改革的前提。
    
    李立勋:说道户籍制度,我想到了前几天的"7·21"北京暴雨。灾难过后,北京政府便组织人们捐款,这时,很多网民反问道,"捐款要北京户口吗?""要不要五年纳税证明?""好事没想到我们外地人,坏事时又想到我们了?"……请问康老,对此您怎么看?
    
    
    康国雄:荒唐啊!你本身就(用户籍制度)把人划分为许多等级,这本来就够荒唐的,危难关头,你说说,这个等级还要不要?我到北京来工作,没有户口,你们用等级来排斥我,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总不能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是负担;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招之即来。再者,政府现在这个慈善制度、红十字会,都成什么啦?太乱了,已经让人没法相信了。我记得前几天,崔永元搞了一个什么基金会,说请那些在"7·21"雨灾中做出贡献的农民工吃顿饭,然后很多网友就开始跟帖留言了,纷纷说自己也要捐一份子钱。这说明,大家的爱心并没有丧失,但大家宁愿去捐一个民间的慈善组织,也不愿捐给你政府,你政府有过反思没有?
    
    5.文革的悲剧是因为奴化教育
    李立勋:康先生自称是吃"剥削饭"长大的资本家后代,想必对那种些三反五反、文革浩劫等深有感触吧!现阶段,提起文革那段历史,为什么我们总有如此诸多的忌讳?很多人在尝尽精神和肉体的磨难后,最后仅得到一句平反就毕生无憾,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人民如此容易被满足?
    康国雄:中国人已经被奴役几十年了,他们在心理都产生了这种潜意识,"我是吃剥削饭长大的"、"我是资产阶级出生","我有资产阶级烙印"等等,所以,他们挨批,觉得这很正常。可今天看来,这是多么荒唐,所谓的资产阶级队伍中,有很多很可贵的思想,拿我父亲来说,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导我们要追求自由、追求民主,要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可现在,你挨了打,被剥夺了资产,你还叫"打得好",这是什么道理?!
    李立勋:对于那场灾难所造成的恶果,历史一直在寻找原罪,开始是林彪,接着是四人帮,最后又是"三七开"的毛泽东,康先生,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反思,才能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
    康国雄:中国人必须从过去的奴化教育中清醒过来,中国人正是因为接受了长时间的奴化教育,所以才导致文革悲剧,一个人就把全国煽动起来。确实,文化大革命让我想到了法西斯的德国,崇拜个人、崇拜党,我们必须从小开始,从小学开始,培养一种公民教育,把那种奴化思想彻底根除。对此,我比较悲观,至少要抓一百年。
    6. 台湾之行的收获
    李立勋:上世纪九十年代,你曾经进行过一次台湾之行,对您的最大感触是什么?毋庸置疑,台湾的文明已经领先于我们,它对我们有哪些借鉴意义?
    
    康国雄:台湾保留中国的文化遗产最多,人性也流露得最多,把中国人的美德也继承得最好,就连它的街道,也是按照仁、义、礼、智、信,"仁之街"、"礼之街"、"信之街"等等来命名的。我在书中(《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中曾举到这么几个例子,我觉得很有价值。一次,出租车司机拉我去陈立夫故居,转了几条街,因为他也不熟,他便开一会儿停下来打电话问一会儿,他不但没有不耐烦的样子,而且到了那条街,他还下车陪我去找那个门牌号,到了以后,他才回到车上继续工作,这让我非常感动。还有一次到黄埔同学会,下车后,司机连忙向我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给您多绕了一段路,耽误了您时间。"这也让我很吃惊,在大陆我们已经习惯了被坑、被宰,在异乡,一句简单的道歉总能温暖人心。再说说警察吧!咱们大陆的警察,我见了都害怕,更别说问路;在台湾,每次问路时,他们都会陪着我走很长一段路,直到我快到达目的地为止。
    
    其实,无论是司机还是警察,都只是最普通人物,但他们确实把台湾社会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给展现出来。我从小读书,"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家乃亡,"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社会,还有多少人讲礼、义、廉、耻的?
    李立勋:台湾的第二代领导人蒋经国,他有两句流传很广的话,"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我承认我专制,但我愿用专制结束专制",作为同辈人,您是如何评价蒋经国其言、其人的?
    
    康国雄:我想,也只有伟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吧!除了这两句话外,他还订立了一个遗训,蒋家后人不允许参政。所以你看现在,蒋家后人都很低调,没有一个太子党,也没有人因为他的关系而捞钱或者捞利。这些,对于净化社会风气,都有着积极意义。
    
    7.我最佩服胡耀邦
    李立勋:看来您对台湾前两代领导人还是评价挺高的,那么,您认为大陆的几代领导人中,有哪位令你印象最深刻?
    康国雄:在大陆的领导人中,我最佩服的就是胡耀邦,80年代中后期,我到香港定居,就是他亲自批准的。他是从内心深处体贴老百姓的,他能看得到群众来信那八分钱的邮票。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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