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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我平时是孙子 写作时色胆包天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2日 转载)
    
    来源:钱江晚报

“博士大还是县长大?”
    
    7年前,莫言被授予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时,得知喜讯的父亲曾这样问他。如今,莫言又获了2012诺贝尔文学奖,不知道父亲会作何感想。
    
    那个在高密山头放牛的“炮孩子”,是如何成长为一个世界知名的作家。2005年12月,莫言在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发表演讲,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今天,回过头去听听他的自述,你也许会更了解他。
    
    (以下为记者根据莫言当时演讲整理的文字,有删节)

写作冲着一天三顿饺子开始
    
    1957年,我家来了个大学生邻居。
    
    他讲,当时他在济南的时候,认识一个山东省比较“腐败”的作家。这个作家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顿吃饺子。
    
    我们当时一年也吃不上一次饺子。
    
    我当时就问他:“叔叔,如果我将来能够写出一本小说来,我是不是能一天三顿吃饺子。”
    
    所以,我想我最初对文学对当作家的梦想,就是冲着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了。
    
    我后来把村里面的书借来看了以后,头脑当中才真正有关于文学的概念。我们村子里,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种古典章回体的小说。
    
    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帮别人干活,跟别人换东西什么的,把村里的这几本小说看完了。当时我以为我已经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完了。

笔名“莫言”和喜欢讲真话有关
    
    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的孩子。在我们农村叫做“炮孩子”。后来我写了小说叫《四十一炮》,里面就有一个“炮孩子”,其中也有我个人的经历。
    
    也因为我喜欢说话,喜欢说真话,给我们的家里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当我要写小说准备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叫“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而且经常在一些特别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
    
    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讲假话,不但对社会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边,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
    
    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部分。
    
    所以我的很多小说一旦发表以后,有些读者也不高兴。因为我把有些黑暗暴露得太彻底。
    
    当然我不会迎合这样的读者,而牺牲自己文学创作的原则。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指《生死疲劳》),写了一个后记,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想象力是饿出来和吓出来的
    
    我的想象力还是不错的,为什么不错呢?因为我的想象力是饿出来的。
    
    我小学五年级就被学校赶出来了,就一个人牵着两头牛放牧。那时候我就能从牛的眼睛里边看到自己的倒影。有时候躺在草地上,看到天上的白云,听到鸟叫,听到周围青草生长的声音,和大地发出的气味。这种跟大地接触的机会,这种很长时间孤独地跟动物在一起的状态,都让我想入非非。
    
    直到现在,我依然动用的还是我二十岁以前积累的生活资源。我二十岁以后的东西,基本上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写。
    
    至于想象力,也有外来接受的地方。我们山东高密这个地方,离写出《聊斋志异》的蒲松龄的故乡也不远,隔了三百多里路。
    
    我听老人讲了很多很多关于鬼神的故事,人因为恐惧也会产生想象力。
    
    上世纪六十年代,死人非常多。我们村子里最高纪录是一天死了18个人。一出门就看到原野里有鬼火在闪烁,而且经常有各种各样火一样的球在天空中飘来飘去。我当医生的姑姑就告诉我,这是狐狸在恋爱。
    
    人一旦进入这种环境,就会有一种恐惧,你就觉得你周围充满了一些神秘的生物,你在走路的时候经常听到脚后面有一个声音在跟随着你。
    
    人的想象力就这么出来了。

方言土语进入我的小说叙事
    
    我的小说语言也是比较庞杂的,这里面既有古典的书面型的语言,也有一些读西方翻译过来的小说这样的语言,更多的还是来自乡土。
    
    我们山东话的许多方言土语,一旦写到书上,是非常典雅古朴的古语,反而能够被人理解。我们说一把刀锋利,不说锋利,而说“风快”。说一个姑娘漂亮,也不说漂亮,我们讲“奇俊”。说今天天气很热,我们不说很热,而说“怪热”。这些方言土语,写到小说里,完全可以看得懂,而且有非常强的感染力。
    
    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就是应该千方百计地丰富本民族的语言。不能仅仅把方言土语用到小说人物的对话中,而要把方言土语用到叙述中。
    
    作为作家,莫言对文学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可以从他的公开演讲和接受南方周末等媒体专访时窥见一斑。

结构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有多重要?
    
    长篇小说结构很重要,每次在构思时都在结构上挖空心思,希望能用跟以前的小说不一样的结构,来讲述一个故事。我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因为在思考结构问题。
    
    为什么这个《蛙》写了十五万字又放弃?就是因为结构没想好。如果用编年史的方法,那小说篇幅会很长,而且事无巨细都不能漏掉,否则不完整。用书信体,这 是一种古老的方法,它的好处是非常自由,可以从1958年一下跳到2008年,把姑姑50年从医生涯中最具表现力、最能塑造人物的故事元素给提炼出来。

中国文学如何跟世界对话?
    
    中国文学真正能够跟世界对话,真正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念,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时候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大量阅读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
    
    这大大开阔了中国这批小说家的眼界。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个作品带着很浓重的模仿外国文学的痕迹,譬如《金发婴儿》和《球状闪电》。到了《红高粱》这个阶段,我就明确地意识到必须逃离西方文学的影响,一定要写自己的东西,自己熟悉的东西。
    
    这就需要到民间去寻找,文学真正的丰富资源,还是隐藏在民间。当然我说的民间并不仅仅是荒凉的偏僻的农村,城市也是民间。这才有了《檀香刑》和《生死疲劳》。
    
    所以包括我个人在内,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实际上是借助了这两种力量。我们借助了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对我们自己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然后又从民间里汲取了丰富的资源,这才有了当今中国小说的现状。

为获奖,作品特意贴中国标签?
    
    什么是中国标签?我不知道。
    
    我在《檀香刑》后记里面说,我想在语言上有我自己的特色,根本不是想写给外国翻译家看。
    
    一个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写作追求限定在一个什么奖上,也没听说哪一个作家为了得什么奖调整了自己写作的方向,改变了自己写作的方法。而且,即便你想改变,变得了吗?
    
    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本文来源:浙江在线-钱江晚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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