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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之初:1949-1989中国社会演进新解(之五)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23日 转载)
    合作化
    土改后,中国大陆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农村人均消费粮食达到440斤,比1949年提高16%;一部分贫农发展成富裕中农,并且向富农方向发展。这说明,土改虽然剥削了一部分人的原有劳动所得、剥夺了他们的人权,违背了人道原则,但它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公平原则,并因此解放了生产力(如果对于被剥夺者给予等价补偿,如台湾的做法,则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施行生产资料再分配,不失为一种社会进步)。农民富裕起来原本是一件好事,但共产党人长期的阶级斗争理念和思维惯性使得他们本能地对富裕农民产生恐惧。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部分贫农致富,不愿意参加农业互助合作,影响了互助组的存在和发展。他们主张加强互助组,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动摇、削弱和取消农民的个体私有制。当年9月,还在土改运动尚未结束之时中共中央便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合作化运动正式启幕,各地开始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政府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三个阶段将农民到手的土地又夺了回去。实现这一艰巨任务倚仗于乌托邦式的梦呓:“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大二公穷过渡”,“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等等。多少没有文化的农民信以为真,争相上当,大会小会被表扬为“思想进步,表现积极”。最积极的是农村中那些懒于劳作却只想当干部的“二流子”,还有土改后借了钱粮、卖了房子和土地的新版穷苦农民,他们希望通过合作化再一次“均贫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既得利益或潜在既得利益人群:积极分子。老牌积极分子分摊到权、名、利的现实不断催生新的积极分子。许多有阅历有见地的农民死活不愿上当,不肯被“合作”,被批评为“思想落后”、“顽固不化”。那些富裕了的农民对合作化尤其抵触。政府的权威加上新老积极分子不遗余力的推动,再加上镇反和土改时就留下的恐惧记忆,所有农民被迫“自愿”捐出土地,到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政府的土地集体化目标得以实现。
     毛泽东们搞合作化的初衷可能源于当年苏联集体农庄所展示的集体化的一些优势,可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生产,容易完成一些以个人力量无法完成的大规模的生产建设项目,如修水利、开垦大片荒地、改造低产田等。但他们犯了片面化的错误,对同时期台湾所进行的土改和更早时期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实现的农业机械化的成功经验一律漠视,对于西方国家的农业成就不能客观理智地加以分析和借鉴,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将人类获得的许多宝贵经验拒之于国门之外。相比之下,西方国家没有这些形而上学的条条框框所约束,凡是好的便拿来用,它们后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合作化的强制性实施标志着中国大陆全面步入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凡事以符合马列教义的意识形态来主导。事不问好坏,先问姓“社”姓“资”,姓“资”的成绩再好也不好,姓“社”的结果再坏也不坏,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社会荒诞剧的上演。

    如果说土改是实现了全民对1949年前富裕农民的剥削,合作化则是实现了全民对1949年后富裕农民的剥削,而后一部分人恰好是原先的贫苦农民,是共产党跟国民党夺权的最坚定的支持者。那么,既要合作化当初又何必搞土改?答案是:土改是为了笼络人心,是巩固政权的需要;而一旦政权已经无虞,则人心不必再去笼络,当初的承诺可以用花言巧语去搪塞,质疑之声可以用强力去屏蔽,抑或用权力去压制。合作化过程使得农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发生了动摇,碍于胳膊拧不过大腿的真理,碍于中国农民特有的温良与中庸,他们采取的态度是忍气吞声,并努力去适应新的完全陌生的生产关系,同时还不得不情愿地跟着积极分子去幻想(这是失去土地后农民唯一能保持乐观的理由)。此时倘若政局有变,人们会选择旁观。如有人承诺给农民归还土地,则众人在得到安全保障的前提下会群起响应。不过此时中共政权已空前巩固、空前强大,在其统治区对民众的钳制和监管也达到了极至。农民们只能无奈地对得而复失的土地说拜拜。农民满腹牢骚,共产党在大陆失去民心始于此。
    合作化过程中毛和中共得到的经验是:中国农民是一盘散沙,口头威吓就足以震慑,政权的合法性靠的是枪杆子而不是民心,威权管治可以使政权耐久,民情民意不是政权的基础,而是政权的产品。农民的感觉则是,共产党打倒了地主,自己却做了史上最大最狠最惹不起的地主,其狗腿子就是干部,积极分子则是无数个卧底的耳目。
    反右
    中共1957年发起的反右运动是远甚于焚书坑儒的文人压制运动,且规模更加浩大,“成绩”更加斐然。毛泽东胆大包天,敢背负天下最恶臭的骂名,公然声称要学秦始皇,而且形神兼备,学得既到位又到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尊孔尊儒,义字当先,忧国忧民,精忠报国,嘴上功夫了得;但也时常小鸡子肚肠,相互嫉妒猜疑,“文人相轻”。让人哭不得笑不得的是,这帮人多胸怀鲲鹏之志,却往往手无缚鸡之力;既喜好出头又胆小怕事;既聪明绝顶,长于独立思考,又深受儒学浸淫,腰间嵌着三两根媚骨。江山甫定,知识分子的小聪明和不安分即小露端倪。毛泽东洞悉秋毫,出手制服这帮闲人,“才为我用”,完成了一个人治大手笔。
    原本,在毛泽东的棋盘上,通过镇反运动摧毁了一切潜在的武力反抗后,下一步就该是清除思想上的反叛,将意识形态统一到马列教义的框架上了。这一构思在东欧三事件(苏共20大对斯大林的批判,波兰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几乎同时期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后显得尤其迫切,加速了毛泽东的运动部署。1957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但在明处,毛泽东却要做足姿态,借共产党整风之机,请君入瓮:天方夜谭地请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了准备整风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要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谈话,希望各界人士提出批评,使共产党的作风真正得到改进,进一步完善领导制度,妥善解决党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矛盾。
    文人中多有心浮气躁之君,又满怀爱国热情,且对共产党认识不足,没有将毛和中共往坏处想,许多人经不起毛的再三撺掇,竞对共产党敞开胸怀,坦诚相见,提了各色意见;同时亦有少数不安分者妄想借帮忙之名对共产党行制衡之实,提出各种政改方案。中共整风的目的或许真含有借此造就一种文明健康风气,建设一个比西方国家更民主更自由更开放更朝气蓬勃社会的些微意愿,但前提是共产党的权威不容挑战。这原本是个悖论,既存在不容挑战的权威又何来民主自由和种种政争?毛泽东们很快觉察了这个悖论,掌控绝对权力是毛和中共的核心价值,容不得半点质疑,于是不惜对知识分子集体(不仅仅是少数“蚂蚁”)秋后算帐,以奸相待。真是人算不如毛算,“引蛇出洞”,一个小小的阳谋便把大大小小知识分子们的老底抖个精光。毛和中共中央十分了然,中国文人与其为民所用不如为我所用。其“逻辑”是:为我所用即是为民所用,因为“我”代表人民;现实中只有“我”能够代表人民,人民是不能代表自己的,其他人谁想代表人民谁就是敌人(谁是人民谁是敌人完全由“我”来鉴别,人民自己是不许鉴别的)。毛泽东亲自提名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正副组长。在共产党自上而下的部署下,反右运动全面展开,接下来的事情便是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文章,无休止的批判会、斗争会、揭发会、表态会,口诛笔伐,所有知识分子“被”重新站队。最后搞成人人过关,按比例(又是脱离实事求是原则的“按比例”)划分右派分子,形成“建国”后的第一次全方位的政治大浩劫和文化大浩劫。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复查统计,1957-1958年间全国共划分右派分子552877人。当时中国大陆约有500万“知识分子”,依55万来算,右派分子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在反右运动后期,中共决定在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不划右派,已经划为右派的改划为坏分子,这些人的数量大约50万。根据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统计,各类右派有110万,再加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反右运动一共使180万人成为“人民的敌人”。中共自己承认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即“反右扩大化”:在具体执行中,尤其是在运动的后期,很多单位将标准简单化,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许多人被冤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核实,原552877个右派分子中有533222人被错划,占总人数97%。这53万人被开了一次天大的政治玩笑,为这一玩笑他们整整丧失了20年的人格和体面,同时殃及53万个家庭,这些家庭的子女在教育、就业、入仕、参军、出国等诸方面的“政审”全部不过关,全方位享受政策上的歧视,沦为社会上的三等公民。若按180万个“人民的敌人”来计算,则殃及的无辜者更众。
    与其它后来被中共自己否定的政治运动相比较,反右运动至今未被中共视为错误。即便按中共自己公布的数字也说明了反右行为有97%的结果是错误的,但中共领导人却极有天赋地声称反右是必要的,正确的,令人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厚颜。1978年,邓小平针对平反右派工作说:“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这个时期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些思潮是不行的。”(如果反右是林彪领导和部署的,或许就平反了,邓是否存有私心?退一万步说,反右仅仅存在“扩大化”失误而已,那么,邓小平为这个失误担责了吗?那38万个家庭的子女所遭受的政策性歧视得到任何补偿了么?邓小平可曾对他们道过歉?)事实上,到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工作结束时仅有极少数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一级的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加上地方上的林希翎等人,总共不足100人。按照中共的说法,这九十几号人妄图取代中共的领导,迫使中共在全国发起反击,结果“扩大化”误伤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这种说法未免过于荒唐,快跟“莫须有”齐名了。
    在毛泽东露出狰狞,开始进行反右杀伐后,中国文人的劣根性立马浮出水面,那些刚刚还给共产党提意见的人一夜之间就见风使舵,争相表达忠诚,站队表态,唯恐晚了一步半步,对被重点打倒者则集体落井下石,批判起别人来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由于是在名誉上诋毁,在文化和道德层面上鞭挞,这次浩劫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要酷烈,还要彻底。被打倒的人没有任何机会可以争辩,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申诉,没有任何希望可以翻身,得不到社会一丁半点的同情。过关者则心有余悸并几乎彻底蜕化和臣服。他们中的很多人因违心表态而出卖了原则,出卖了尊严;很多人因翻脸不认账而践踏了诚信;很多人因告密,写匿名信而变得猥琐,由君子蜕变为小人。多少人的媚骨从腰间转移到了脊梁,因人人过关,人人如此而使“人人”失去了羞耻感(知识分子整体失去羞耻感是民族的灾难,社会道德的底线将会轻易失守)。
    中国大陆从此造就了稳固的御用文人集团。小人得志,告密者升迁;软骨人吃香,奴性十足者飞黄腾达;趋炎附势者许与高位,涂满脂粉,得名得利得势;所有独立思考者,诸如屈原之气节,鲁迅之桀骜统统被贬为异类,遭人白眼和唾骂,人见人恨(真被恨),使其再无立锥之地。反右这出戏为毛的得意之作,仅此一役便将中国几千年文明熏陶出来的文人习气文人气节踩于脚下,蹂躏得斯文扫地,颜面全无,成了路边的臭狗屎。这在社会上造成了知识被贬,文人被轻贱的局面,中国随后出现的人才荒为这一运动的必然注脚。反右开创了中国特色的“运动”和“整人”之酷例,为日后的文革浩劫夯实了意识形态上的基础,埋下了祸害之根。在这场运动中,毛和中共充分发挥他们发动群众的专长,全民同仇敌忾,知识分子如同过街老鼠,无权无能无力且胆小,纵有天大的变故,他们也不能丝毫撼动中共这颗参天大树。这场运动使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变成犬儒小人,社会文化的主导权完全交到共产党手中。此时的共产党感觉尤其良好:既自信、伟大,又很荣光。共产党的管治因此变得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党的干部也因此染上了骄,横之气。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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