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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之初:1949-1989中国社会演进新解(之三)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07日 转载)
    朝鲜战争
    朝鲜半岛在日本投降后获得解放,之后在美国和苏联的主导下以北纬38度线为界将朝鲜半岛分为北、南半部,之后这两部分朝鲜各自建立政权,朝鲜半岛从此处于分裂状态。1950年1月后,苏联和美国相继从北、南朝鲜撤出军队。金日成头脑发热,在征得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同意和默许后,悍然对韩国(南朝鲜)发动战争。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南进,朝鲜战争爆发。攻击的突然性使得朝鲜人民军的推进变得格外顺利,战争开始后便节节胜利。6月28日,朝鲜人民军攻占韩国首都汉城(首尔),在发动了汉城战役、铁原战役、大田战役和洛东江战役后,占领了韩国90%的地区,控制了92%的人口。6月27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提交了动议案,授权组成联合国军帮助韩国抵抗朝鲜军队的入侵。苏联代表缺席,动议表决以13票对1票的结果通过了美国提案。在联合国授权下,以美军为主导,有英国、土耳其、加拿大、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法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南非军队参加的联合国军成立。7月5日,联合国军参战,对朝鲜人民军展开反击。联合国军和韩国国军由美军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统一指挥。联合国军参战后战场态势即刻逆转。9月15日,美军第10军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仁川实施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损失惨重,被迫向北溃逃。
     10月8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不知道与战前金日成亲自到北京面见有没有关系,毛泽东对这场发生在邻国的战争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对北朝鲜的失败难以释怀。尽管内战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尽管中共党内有不少高官如刘少奇、林彪持有异议,毛泽东坚持己见、力排众议,决定以倾国之力对朝鲜进行武力干涉。中共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入朝后的第一仗。 (博讯 boxun.com)

    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大陆先后派出240万军队和60万民兵入朝,期间共进行5次大的战役。根据中国大陆的统计数字,此次战争志愿军共有11万多将士阵亡(大陆公布的伤亡数字难以由第三方独立核实),2万多人被俘;而根据美国公布的数字,此次战争共有5万多美军阵亡(美军的阵亡名单被一一刻在朝鲜战争纪念碑周围的黑色花岗石上,可由任何人独立调查核实),7千多人被俘。
    对于大陆而言,这场战争费时费力、耗钱耗粮耗物耗命,中国以几十万人的伤亡为代价与对方打个了平手。战后寸利未获(战争结束后韩国净增了大约3880平方公里的土地),“抗美援朝”成为一场典型的劳民伤财政绩工程。从现实层面上看,这场战争得不偿失,它极大消耗了国力,分散了国家经济建设的精力和注意力,另外还将整个民族置于空前的生存危机之中(据已解密的档案披露,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曾考虑是否向中国大陆投放原子弹)。从道德层面上看,中国打了一场地地道道的非正义战争。美国以及盟国的参与师出有名,得到联合国授权,正大光明地向北朝鲜宣战。反观中国则师出无名,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授权,没有向南朝鲜宣战也没有向联合国宣战,偷偷摸摸地派出军队深入它国领土。中国派出的军队甚至不敢公开其本来的称谓“中国人民解放军”,临时安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之名,意即政府并未派出军队,是志愿人员自己偷渡去的,万一出了什么事故,中国政府可以撇得干干净净(敢做不敢为乃中共传统作风之一)。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主页体现在战争的结局上。是中国的抗美援朝实际造成了朝鲜半岛的长期分裂局面,培植了一个连年缺粮的孤立于国际社会的独裁政权。中国人民志愿军当年的作为对北朝鲜人民目下所受到的非人待遇(被彻底剥夺了基本人权)犯了同谋罪,对整个朝鲜民族则犯了“分裂罪”。(注:金日成是先与斯大林商量得到同意后才到北京向毛泽东通报要发动战争的,但当朝鲜人民军失败后,苏联并不愿意出兵相助,反而是中国出兵,可见毛之好战甚于斯大林。)
    可悲的是,最好面子的中共在这场战争中却丢尽了面子。都是外来军队,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为美军的若干倍,中国军队的被俘人员是美军的约3倍。中国被俘人员有约2/3战后不愿返国,而是选择去了台湾或别的国家(战俘问题刚好戳穿了“志愿军”的画皮,不知入朝作战人员到底有多少是志愿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长期宣传在中国军队中仅仅取得表面化的成功,军人们在内心深处并不完全认同这一套,一旦获知真相便对共产主义教义的洗脑进行义无反顾的反叛,这大概大大超乎毛泽东和中共头目们的预料(中共的宣传机器将此失败归罪于美军对俘虏的策反,却不反躬自问自己为何未能对美军被俘人员也成功策反)。
    从事后披露的材料看,毛力主出兵朝鲜的出发点并非国家利益,而是中共和毛本人在国际共运史上的地位。这解释了为何一开始刘、林等人持有异议,而毛却力排众议决意出兵。刘、林等人的出发点是国家的得失,而毛的出发点是扮演英雄,是中共和他本人的得失。这样的出发点毛无法明说,只好一次次地开会,直到“统一思想”为止。
    不过,从政治层面上看,这场战争的鼓噪和狂热却意外地使全国各阶层民众空前团结,这是共产党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对国民忽悠的神来之笔。中共居然能让老百姓相信参与发生在别国的战争是“保家卫国”,一场损失远远超出对方却打了个称不上平手(失去约3880平方公里的土地)的战争却被说成是“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师出无名的“志愿军”成了“最可爱的人”。(在当今世界,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屡屡能给当政者带来短期的民心红利,希特勒和日本的鼓噪引领了这两个国家的战争狂潮,并最终将两国人民导向耻辱的深渊。)中共因这场战争被视为全民的脊梁和主心骨,政权反而高度稳定,而毛本人在党内的地位更是达到巅峰,具备了个人崇拜的社会条件。这场战争后,军人的政治地位在所有阶层中占有至高的位置。这一回,毛泽东的体会恐怕已经不仅仅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需加上“枪杆子里面出威望”。
    合作化
    土改后,中国大陆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农村人均消费粮食达到440斤,比1949年提高16%;一部分贫农发展成富裕中农,并且向富农方向发展。这说明,土改虽然剥削了一部分人的原有劳动所得、剥夺了他们的人权,违背了人道原则,但它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公平原则,并因此解放了生产力(如果对于被剥夺者给予等价补偿,如台湾的做法,则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施行生产资料再分配,不失为一种社会进步)。农民富裕起来原本是一件好事,但共产党人长期的阶级斗争理念和思维惯性使得他们本能地对富裕农民产生恐惧。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部分贫农致富,不愿意参加农业互助合作,影响了互助组的存在和发展。他们主张加强互助组,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动摇、削弱和取消农民的个体私有制。当年9月,还在土改运动尚未结束之时中共中央便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合作化运动正式启幕,各地开始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政府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三个阶段将农民到手的土地又夺了回去。实现这一艰巨任务倚仗于乌托邦式的梦呓:“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大二公穷过渡”,“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等等。多少没有文化的农民信以为真,争相上当,大会小会被表扬为“思想进步,表现积极”。最积极的是农村中那些懒于劳作却只想当干部的“二流子”,还有土改后借了钱粮、卖了房子和土地的新版穷苦农民,他们希望通过合作化再一次“均贫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既得利益或潜在既得利益人群:积极分子。老牌积极分子分摊到权、名、利的现实不断催生新的积极分子。许多有阅历有见地的农民死活不愿上当,不肯被“合作”,被批评为“思想落后”、“顽固不化”。那些富裕了的农民对合作化尤其抵触。政府的权威加上新老积极分子不遗余力的推动,再加上镇反和土改时就留下的恐惧记忆,所有农民被迫“自愿”捐出土地,到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政府的土地集体化目标得以实现。
    毛泽东们搞合作化的初衷可能源于当年苏联集体农庄所展示的集体化的一些优势,可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生产,容易完成一些以个人力量无法完成的大规模的生产建设项目,如修水利、开垦大片荒地、改造低产田等。但他们犯了片面化的错误,对同时期台湾所进行的土改和更早时期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实现的农业机械化的成功经验一律漠视,对于西方国家的农业成就不能客观理智地加以分析和借鉴,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将人类获得的许多宝贵经验拒之于国门之外。相比之下,西方国家没有这些形而上学的条条框框所约束,凡是好的便拿来用,它们后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合作化的强制性实施标志着中国大陆全面步入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凡事以符合马列教义的意识形态来主导。事不问好坏,先问姓“社”姓“资”,姓“资”的成绩再好也不好,姓“社”的结果再坏也不坏,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社会荒诞剧的上演。
    如果说土改是实现了全民对1949年前富裕农民的剥削,合作化则是实现了全民对1949年后富裕农民的剥削,而后一部分人恰好是原先的贫苦农民,是共产党跟国民党夺权的最坚定的支持者。那么,既要合作化当初又何必搞土改?答案是:土改是为了笼络人心,是巩固政权的需要;而一旦政权已经无虞,则人心不必再去笼络,当初的承诺可以用花言巧语去搪塞,质疑之声可以用强力去屏蔽,抑或用权力去压制。合作化过程使得农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发生了动摇,碍于胳膊拧不过大腿的真理,碍于中国农民特有的温良与中庸,他们采取的态度是忍气吞声,并努力去适应新的完全陌生的生产关系,同时还不得不情愿地跟着积极分子去幻想(这是失去土地后农民唯一能保持乐观的理由)。此时倘若政局有变,人们会选择旁观。如有人承诺给农民归还土地,则众人在得到安全保障的前提下会群起响应。不过此时中共政权已空前巩固、空前强大,在其统治区对民众的钳制和监管也达到了极至。农民们只能无奈地对得而复失的土地说拜拜。农民满腹牢骚,共产党在大陆失去民心始于此。
    合作化过程中毛和中共得到的经验是:中国农民是一盘散沙,口头威吓就足以震慑,政权的合法性靠的是枪杆子而不是民心,威权管治可以使政权耐久,民情民意不是政权的基础,而是政权的产品。农民的感觉则是,共产党打倒了地主,自己却做了史上最大最狠最惹不起的地主,其狗腿子就是干部,积极分子则是无数个卧底的耳目。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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