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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六四”出国,为“六四”被不能回家/王宁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6月0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1989年6月4日的前两天我从内蒙古河套灌区出差回到了呼和浩特的家。那些年中国久负盛名的产粮区黄河河套地区引进了世界银行贷款1.3亿美元的中国北方农业发展项目,当时100美元是兑换人民币1000元,那是中国历史上(包括1949年前)第一次获得的最大的一笔农业贷款项目。该项目的结果是解决河套地区800万亩水浇地的盐碱化问题,保持作物的稳定增产。我作为这个大项目中的关键性工程 – 排水干沟防塌工程的设计者和项目负责人之一,那个时候我大部分时间是食宿在施工工地上配合甲方以及乙方保证工程按照设计标准和设计意图来达到施工的质量。那年6月3日我在父母家住的,次日习惯性的起早跑步到了附近的内蒙古农委办公楼大院,原计划是和那些经常晨练的人打打网球。当我跑到办公区的水泥地和花池附近看到那些晨练的人聚在一起低声谈论着什么,他们大都是农委系统的干部,其中有一两个处长,还有内蒙古林业厅的厅长林先生。我凑过去正好面对林厅长,我就径直看着他问:“林厅长,怎么啦?”“开枪了!”他和其他人都这样低沉的说。我就再追问:“真的天安门广场开枪了?不会吧,肯定是橡皮子弹。”林厅长坚定的说:“不是,是真子弹。有人打来电话说了,外台也报了。太不像话了!”我听到之后马上觉得一种很恐怖的心情,看看在场的其他人,他们的脸色都是发黑了。我顿时想象到北京那么多人,开枪要死多少人呀。还是半信半疑真的解放军会向学生和市民开枪吗?我记得当时掉头就回到父母家骑上我的车子直奔自己的家收听美国之音等国外的中文电台,急迫地想知道北京是不是真的开枪了。
    
     我很早就开始收听“敌台”了,大概是初中二年级(大约1974年)的时候开始的。先是用家里的旧收音机收听苏联的汉语广播和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当时很怕任何人知道我在听“敌台”,就连父母也不让他们发现。我那时一直自己住在厨房里,所以方便干自己想要干的事情,包括抽烟等,因为在中国那个时候27、8岁之前总是不敢在大人(包括父母的朋友们)面前抽烟的。我是8岁开始学着吸烟的,20年前在新西兰戒掉的。起先那些“敌台”被干扰的不是很严重,听着听着广播突然出现了有嗤啦的噪音就稍微一调整波段又好了可以收听正常的播音了。那个时候的播音员都是带有浓重的异国腔调,听的时间长了就知道哪种声音是“敌台”的声音了。
    
     1980年代的中后期,是在邻居、一位大翻译王树龄的指导下开始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九百句节目,顺着就也开始收听了一位浓重的男音:“美国之音每天半个小时的中文节目”。后来又找到了英国BBC、日本NHK和澳洲广播电台 Radio Australia的普通话节目,直到1980年末开始收听到了台湾的中国广播公司的“中广新闻网”的新闻。所以,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的所有当天的重大消息我全部能在国际广播中获得,到了单位就和具有自由化思想的人分享。
    
     在北京数百万人民走向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的时候,内蒙古首都呼和浩特也有数十万人民走到新华大街和新华广场声援北京的民主行动。呼和浩特的抗议队伍以大学生和地方著名的教授为主,还有一些民主党派,如内蒙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和内蒙古中国农工民主党,等等。另外有一些事业单位,比如出版社、文联和科学技术协会等都举着横幅上街。大量的市民也涌入到了抗议游行和集会的人群中了。我和一位谈得来的同事郭明贞先生一同到了新华广场,我在郭明贞不注意的情况下放入学生捐款箱几块钱,郭捐没捐我没有看到。当时我在捐钱之前还观察了四周有没有照相的,担心被拍照了。
    
     呼和浩特人民抗议的横幅和口号主要是:“打倒官倒”、 “学生爱国”、“取消4.26社论”、 “撕破裙带关系”,等等。那个时候内蒙古的人经常议论着:中共内蒙古党委常委开会时肯定是 “姑父,你就定吧。”、“二姐,你就看着办吧。”、“大哥,你就和妹妹随便搞吧!”人们用当地口音说着这些似乎有黄的段子都哈哈大笑一番。其实那不是玩笑。邓小平再次上台后,把他的内蒙古“黑线”乌兰夫招到了北京任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的大儿子布赫接了他爸爸的班任内蒙古主席(省长)兼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和常委、乌兰夫的妹夫孔飞任内蒙古政协主席兼内蒙古党委常委、乌兰夫的大女儿云曙碧任内蒙古广播电视厅厅长、乌兰夫的二女儿云曙芬任内蒙古妇联主任、乌兰夫小儿子乌杰任内蒙古第二大城市包头市长、乌兰夫的侄子云照光任内蒙古政协副主席。乌兰夫家族的其他成员则在其他部门担任厅长、局长和处长等职是非常普遍的。另外,乌兰夫还有一子乌可力在北京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任副总经理。看看当时的内蒙古,纯粹是乌兰夫一家的天下!所以呼和浩特六四前的大游行抗议主要以“打倒官倒”和“打倒裙带”为口号。
    
    因“六四”出国,为“六四”被不能回家/王宁
    图片:新西兰《首都华文报》2004年5月27日出版的第155期上刊载的国际六四纪念15周年广告。博讯资料图片
    
     记得从1989年的5月份开始,呼和浩特的主要街道和新华广场附近的建筑以及电线杆子上到处贴着邓小平在瑞士银行存有23亿美元的“小字报”。相信呼和浩特全市的人民都知道了邓小平在瑞士银行存了23亿美元,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谈论那件事,而且人人都相信邓小平一家的贪腐。六四前不久,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拥有中国人民都知道的康华公司。邓朴方到达呼和浩特时,内蒙古的党政军所有最高的领导人在内蒙古体育馆举行了欢迎邓朴方的干部大会,我们单位的干部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我也在场。几天后社会上,特别是政界高层都在议论邓朴方来到内蒙古带走了一列火车的羊绒、羊毛、鹿茸、稀土金属材料、钢材和其它非常时尚的官倒产品。六四前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先生向全国人民发布了调查康华公司和中信公司的决定公告,“向全国人民报告调查的结果。”时至今天已经23年多了国务院尚未透露任何对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的康华公司的调查情况或者结果,邓朴方到被胡二升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在从国际广播中确认了不但人民解放军向学生和北京市民开了枪,而且还用链滚坦克车和机关枪碾压和扫射人民,太震惊了!霎时间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那么的黑暗呀!不但官倒搞钱黑暗,现在政治上更黑暗!我还要加入这个党干什么?我要到一个自由平等以及生活好的地方去。那时我正在努力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我的工作也在向上升的时候,可是我没有太多想就毅然决然的决定把我的人生计划改为第一是出国(原第二),第二才是当官(原第一),第三是下海经商。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终于实现了生活在一个非常自由和平等的,而且生活水准很高的国家 – 花园之国 – 新西兰。
    
     是的,是六四的大屠杀驱使我下定了决心把原来人生的第二个目标变成了第一个,也是美国之音等“敌台”让我认识到了什么是真善美、民主和人性,那是我要的真正动心的生活。
    
     2004年7月份,雕塑家陈维明先生在新西兰奥克兰通过他们出版的华文《新报》用电子信给惠灵顿我的《首都华文报》发来了一份全球纪念六四15周年的广告。收到那个广告的那个星期我没有即刻发表在当期的《首都华文报上》,因为我担心中国大使馆可能会不高兴,进而影响到与大使馆一直以来较为友好的关系。那几年,我每年都得到中国大使馆给我签发的一年多次往返的签证,还不收任何签证费,大使和重要使馆的官员们轮流到我的报社,给我些小广告和独家的消息,还有被安排与到访的胡锦涛合影,等等。我也邀请他们到高档酒店的餐厅用膳。翻来覆去想了一个星期,我最终决定要照登那个六四的广告,还要配上六四的一些屠杀的照片,共两版。六四屠杀15周年,要是一份在民主自由的国家里的华文报纸不发表纪念六四的内容,那就太没有原则了,真是于心不忍。我想到了当初出国的原因和动力,想到了如果我在这个自由的地方办一份专制高兴的报章,那我办这份报纸的意义在哪里?又不可能会有什么大钱可赚,况且温家宝在人大新闻会上回答国外记者有关六四的问题也没说什么,感到够开明的了,想大使馆也不会太过精神紧张吧。所以,我就决定用两版发表六四15周年的内容。
    
    因“六四”出国,为“六四”被不能回家/王宁
    图片:新西兰《首都华文报》2004年6月3日出版的第156期上刊载的国际六四纪念15周年图文回忆。博讯资料图片
    
     在那期《首都华文报》发行后,很快中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兼负责签证等事务的领事夏国顺给我手机打来了电话,说是以朋友的名义提醒我发表有关六四的“这些文章会影响到与国内做生意,甚至国内那边没人再邀请你回去,你回国就难了。”我意识到了他再次打来的电话是增加了威胁的力度(第一次他给我打电话是我的报纸报道了魏京生先生到访惠灵顿的消息和我拍的照片,那好像是2003年5月份的事情了。),一下子激怒了我这位草原上长大的汉子。下个星期的报纸我故意把纪念六四的广告从报纸的中间的大约第六版提到了第三版发表,我当时没有认为他们会由此而不给我回中国的签证。当年7月份我和新西兰前任商业部部长、时任新西兰塔拉那肯省付省长的麦克斯维尔 Hon Roger Maxwell均收到了黑龙江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忠原先生的邀请信,邀请麦克斯维尔和我到黑龙江进一步洽谈他们要购买两千头新西兰荷斯坦奶牛的计划。事前,我邀请并接待了黑龙江省的一位副市长王先生及其带的三个县长来新西兰考察荷斯坦奶牛的访问行程。
    
    因“六四”出国,为“六四”被不能回家/王宁
    图片:黑龙江省外办主任刘忠源给麦克斯维尔和王宁的邀请信。
    博讯资料图片
    
     因为当时我去中国多次往返有效的签证到八月份截止,而我们的行程是定在了8月下旬,往返中国的公务舱机票已经买妥就等签证了。我把麦克斯维尔前部长的护照以及申请表,还有我的护照等材料及其签证费一同递到了这里的中国大使馆,几天后服务前台的年轻女子给我来电话,说是需要取回护照和支票,没有签证。原因是:“我也不知道,是上级的决定。”我顿时感到了极大的愤懑和不可思议!她也拒绝告诉我谁是上级,也决绝了见大使的要求。后来直到今天,我一共给各届中共的大使写了8封信,至今尚未回复一个字。
    
     后来得知,麦克斯维尔副省长的签证也被拒绝的原因是他应邀在我的《首都华文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六四15周年的书面谈话。1994年时任新西兰政府移民部部长兼商业部部长的麦克斯维尔先生签署了特赦令,因为纪念六四学生的民主运动5周年,新西兰政府特别给予凡是在1992年3月前到达新西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尚无永久居留身份的,无论到发布特赦令的时候这些人有没有护照,或者是否在新西兰是合法停留的,一律给予进入申请永久居留的程序。麦克斯维尔部长主导的那个特赦令遭到了中国当局的强烈反弹。所以,麦克斯维尔最终也遭到了前往中国访问签证的被拒。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8年了,我的父母已经快90岁了,父亲身体很不好,已经是半摊了,他总是做梦说:“我的大儿子突然回来了,后边还跟着中国大使。我只顾着抱你,把大使给忘了。”在过往的一年半中,我申请了五次要回家(内蒙古呼和浩特)探望我多病的老爸老妈的探亲签证,都是一次次的被惠灵顿的中国大使馆给残忍的拒绝了。不知道他们懂不懂一个最基本当人的道理,就是自己做的一定要比畜生好一点,哪怕就是好那么一点点。禽兽还不能孩儿分开呢,那是最基本的动物性,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做的是不是连那个动物性都不如了?
    
     爸爸妈妈,您一定要等着我,我一定要尽快实现回家过年吃个团圆年夜饭的!这是爸爸电话中老是这样呼唤的他最最想往的理想!我会回去的!一定要等着我呀!
    
     向六四牺牲的人们三鞠躬!向被残忍杀害的六四勇士们的亲属鞠躬致敬!
    
    联络王宁先生:[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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