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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这世界是一座窄转窄的桥(全文)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25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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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廖亦武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博讯 boxun.com)

    
    一
    
     2011年7月2号上午10点,当我从中国云南河口过境,梦游一般抵达越南老街,再蓦然回望自己的故土时,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首歌:
    
     这世界是一座窄窄的桥
    
     不要害怕
    
     会过去的
    
     这是一首流传于地中海沿岸的古诗,一位欧洲渔民前几年来中国旅游,在云南丽江和我一见如故,就教我用希伯来语唱它。据说二战时,许多犹太人,就是唱着它,平静地走进纳粹的焚尸炉。
    
     我没有走进焚尸炉,而是穿过酷热的越南,辗转华沙,降落在柏林市中心机场。我伸出舌头舔一舔空气,甜滋滋的。自由的空气,甜滋滋的。菲舍尔出版社的高个子彼得老远就张开了手臂。我的眼睛湿润了。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异邦,我该怎样叙述这些年所经历过的人和事呢?
    
     二
    
     六四大屠杀之前,我是一个反叛传统的诗人,热衷于流浪、打架、朝三暮四、胡说八道。我得过二十多个官方文学奖,自以为早晚会在国际文坛上混出点名堂。之后呢,我因诗获罪,坐牢了。诗人那张浪漫的皮,被活剥下来。接着出狱了。彷佛在一夜之间,世界颠倒,我被遗弃。
    
     六四大屠杀是一条分界线,之前,大家一窝蜂爱国,之后,大家一窝蜂爱钱。我一个劳改释放犯,没钱,就让人瞧不起。重归故里时,与前妻、与父母、与兄妹、与故交的重逢,都过分平静,没有任何书里描写过的激动场面。我女儿是在我入狱大半年之后出生的,三岁多的孩子,一见我露出光头就惊骇不已,哇哇大哭,接着就躲到门后,暗暗冲这边喷口水。
    
     囚犯都是光棍汉,有的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瞅不着一个女人。所以漫漫牢狱,性爱是大伙儿最为日常的话题,连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犯也不能免俗。区别只是,在刑事犯集体手淫,搞得整个监室乌烟瘴气时,政治犯要么装聋作哑,要么逃之夭夭。我曾经和一个人贩子是上下铺,每逢监狱打牙祭,这家伙必然手淫,有时候动静过于大,上铺的我就忍不住敲击铁架,表示抗议。于是这家伙抬起脑袋,手里一边继续,嘴里一边嚷嚷:晓得不?刀不磨,要生锈。
    
     我嗤之以鼻。却不料出狱之后,果然“生锈”了。我渴望已久的破镜重圆极其糟糕,没怎么接触,就嘎然而止。前妻爬起来,冷冷地说:我本来不想做,可你刚刚回家,又不能不做。
    
     我外形呆若木鸡,内里却翻江倒海。我急忙穿好衣服。三个多月之后,在一场歇斯底里的冲突之后,我们离婚了。这个世道真是人间地狱啊,一个性欲强烈而又不断早泄的男人,一个落伍的怪物,一份不光彩的政治遗产,出路在哪儿?那些过去的朋友,接过我一次电话,就再也不接了;专程过来请一顿饭,就再也不露面了。我前妻替成都一家夜总会编辑娱乐杂志,她怕我的光头惹眼,就买了一顶假发,逼我戴。有一次夜深了,我担心她,就戴着假发去夜总会接人,不料一进门就撞见醉醺醺的一胖一瘦两个总经理。他们过去都是诗人,也都是我的故人。我们曾一起办地下诗刊,一起讽刺共产党。当然,他俩比我爱国,1989年闹学潮,还跑大学校园去朗诵反腐败的政治诗,而六四那晚,更是激情澎湃地奔成都天府广场,声援与武警对峙的学生,送水送干粮,送头破血流者去医院。
    
     他们认出了我,胖子一把揪下我的假发说:反革命化啥子妆哟。瘦子接着叫:给反革命来个小姐。我吓得浑身冒汗。他俩哈哈大笑,就扯我进包间喝酒。
    
     一帮三陪小姐围过来,卡拉OK也顺势唱起来。胖子掏腰包,散发糖果似的,每人小费一百元。瘦子问我还写诗吗,我答写不出来了。瘦子说:如果你还写诗,就转变一下风格和题材,赞美夜总会,赞美夜成都,赞美夜成都的美女以及麻辣烫,可以化名发表在我们的杂志,也就是你老婆任主编的副刊上。
    
     我懵头懵脑地说:从前你们是穷诗人,稍微好点的酒都喝不起,怎么眨眼就发财?这么阔气的场子,一年的租金得十几万吧。
    
     胖子说:贷款嘛,挥霍嘛,银行有熟人,整垮了就将就这房子和设施做抵押。只可惜小姐们不能抵押。
    
     瘦子说:邓小平南巡后,贫穷不再是社会主义,民运不好搞,钱好搞嘛。
    
     这一夜,我和前妻回到家,不禁感叹国人见风使舵之快。这一胖一瘦,在六四前后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前妻说:眼红个啥子?是个男人,就得奋起直追。
    
     我一时语塞,一夜无眠。大冬天,怕惊扰前妻,就枯坐露天阳台,良久,抽出洞箫来吹。心太累,我居然吹不响这竹管。我着凉了。第二天,在剧烈的咳嗽中,我给多年挚友刘霞,也就是著名政治犯刘晓波的老婆写信,其中说:
    
     无尽头的麻烦。你熟悉的她已成为在现实中勇于拼杀的女人,然后是女儿抚养问题,然后是朋友之间的无话可说。她说她三十多岁还没安定的窝,她又说我必须挣钱养女儿。她蔑视我们的过去,这需要勇气,她最讨厌的就是我吹箫,于是我不吹。我的心灵深处还在爱她,但无法按照她所需要的方式去爱她。
    
     一个人时,我常在家里用两到三种声音自问自答:“你好呀!”“好个屁!”“怎么啦!”“他妈的!”“麻烦!”“野兽!”“我是丈夫!”“他爸!”“夜总会!”“钱,钱是你的命!”“我要革命!”
    
     我的箫是柔软的,只有深夜它才像薄薄的刀刃。刘霞,我的朋友,有一天我会吹不下去吗?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会吹不下去。
    
     这封信的日期是1994年3月26号。接着我与前妻彻底分居,搬回城市另一端的父母家中,像小时候那样,由大人管吃管住。我兜里常常只剩几块零钱,连门都不敢出。哥哥大毛借我的一万块,统统付了女儿的抚养费——她在我坐牢大半年后出生,如今已二十一岁,可和我在一块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两个月。
    
     三
    
     我沦落江湖,以吹箫卖艺糊口。稍有喘息机会,就悄悄写作关于监狱的个人证词。六四之前的往事,渐渐离我远去。静流无声,光阴虚度,我以为自己就是世间最倒霉的家伙,连秘密警察也生出怜悯之心,为我寻一铺面,登门动员我卖衣服去。我说我不会卖衣服。他说: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改天我带你去北门火车站旁边的荷花池歪货市场,批发点衣服裤子,还有名牌商标呢。你拿回来,喷点水,刷一刷,抖一抖,挂一挂,就伸展了,再仔细熨一熨,假的就跟真的差不多了。你就麻起胆子跟顾客侃价,凭本事,把十块左右一件的货,转手,翻番,卖个五十或一百,不就发财了?我说:顾客不是傻瓜。他说:哪怕顾客不是傻瓜,你也要认定是傻瓜,做生意就是心理战。我说:万一露馅儿呢?他说:当场识破,你也得死赖到底。如果有人大吵大闹,不依不饶,你就电话我。我苦笑说:靠警察来收拾烂摊子,这生意我做不出来。他说:你做得出来,票子好赚得很。开头两年,铺面的租金我设法替你免掉;一旦红火了,你就趁热打铁,开连锁店,争取五年之内开十家,十年之内开五十家,那你就成本市顶级时装老板了。如果再上层楼,雇些打工仔,搞个自己的加工厂,彷冒国际名牌,廉价返销国际,你准变成跨国公司的超大老板,让西方人缺了你就没裤子穿。我被逗得哈哈笑,可一闭拢嘴巴,就感觉自己挺无耻。
    
     那夜我俩频频碰杯,烂醉如泥,一会儿勾肩搭背,一会儿反目为仇。分手时天快亮了,他还在说:老廖你再考虑一下?我说:不用啦,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我的独木桥就是秘密写作。谁也没料到,一年之后的某天下午,同一位秘密警察兼酒肉朋友竟率众突然闯进我的住宅,告之这是“法律程序”,接着出示《警官证》,宣读《搜查令》,再一寸一寸摸索床、桌子、屋顶、地面以及若干我平时难以接触到的旮旯。每个抽屉都拉开了;每个裤兜都翻出来。尽管我的看门老狗玉嘴汪汪抗议,但它的窝还是抄了个底朝天。家里所有文字类的东西都被当场没收,其中包括书信、便条、寻狗启事,以及快结尾的《证词》的手稿。
    
     我在罪证清单上签字,然后被警车带往附近的派出所,接受审讯直到深夜。曾让我卖裤子的他,送我出门,握手、拍肩,并叮嘱“这个月你不得外出”。
    
     转眼损失了几十万字!我疲惫不堪地躺倒,用最不堪入耳的四川脏话一遍遍咒骂自己。接着只能重写。不值得同情,大伙儿都在生存夹缝间挣扎,没人觉得这种屁事值得同情——可能是老天爷看不下去了,才执意补偿给我一位天使般的女友,乳名宋玉,温言软语,不离不弃,陪伴我渡过人生中最为穷困潦倒的日子——就这样,我身体的早泄逐步缓解,可精神的早泄依旧继续。我喜怒无常,悲欢无度,在酒吧卖艺时,时而低眉顺眼,时而高谈阔论,有次一时兴起,竟使酒瓶砸破一醉鬼的头,酿成了治安事件。
    
     在底层厮混,与众多无家可归者为伍,犹如坠入无底深渊,找不到方向,得不到自由。内心有监狱,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这是我的吹箫师父说的,但此刻他在何地?我开始日日酗酒,骂国家骂警察,骂邓小平骂李鹏,也骂国内精英分子和海外民运分子,骂1989年上街游行的数千万群众。我为什么要在六四凌晨朗诵《大屠杀》?值得吗?人死了,倒干净了,活着,永远狗一样活着,这就是朗诵《大屠杀》的下场!
    
     秘密警察依旧登门拜访。不知这四面墙里是否有窃听设备,我的行踪,我的人际交往,甚至我的梦,他们都了若指掌。我总是做逃跑的梦,上天入地,臂膀如翅膀扑腾,累得喘不过气。我习惯像胎儿一般,蜷缩着睡,尽可能地小点、再小点,似乎这样就能回到母亲子宫。回到子宫才能躲过监视!枕边的宋玉经常摇醒我,母亲一般抱着我,直到又一个噩梦似的白日降临。
    
     原来是刘晓波通过传真机,从北京塞过来一份字迹模糊的《请愿书》,关于“六四真相”的。我懵头懵脑地签字回传,两天后,就懵头懵脑地被秘密警察带走,在公安局招待所禁闭二十天。宋玉在墙外四处找人,待我终于回家,她问的第一句话是:这样下去我们还有未来吗?
    
     我哑口无言,脑海里却浮现出英国诗人迪兰?托马斯的句子:整个世界的灾难像雪一样坠落在他的肩上……
    
     四
    
     又过了几年,我结识了六四难属丁子霖,她听完我的故事说:你算幸运的!
    
     又过了几年,我结识了大屠杀画家武文建,他还没听完我的故事就说:你算幸运的!
    
     我说:相对死难者,我算幸运的。
    
     他们说:不对,相对幸存者,你也算幸运的。
    
     丁子霖教授的独子蒋捷连,1989年才十七岁,还是中学生,就受爱国浪潮的席卷,全身心投入街头政治,却在6月3号夜里被子弹击穿心脏,经抢救无效夭亡——丁氏夫妇痛定思痛,决定站出来,向全世界控诉;有他们牵头,死难者家属一个接一个站出来,面对全世界,形成了“天安门母亲运动”。二十多年过去了,刽子手还在统治这个国家,而失去孩子的父母们,却在秘密警察的监控中渐渐老去,甚至死去。
    
     而武文建在1989年,才十九岁,与丁家独子同代。他也在6月3号夜里,不顾父母的阻拦上街声援,所幸的是,子弹只穿过他的头皮,而不是心脏。激于义愤,他公开发表了“讨还血债”的演说,随之入狱多年。
    
     武文建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六四街头抗暴者。“中国官方叫我们‘暴徒’”,他说。在那天晚上,至少有几百万手无寸铁的“暴徒”与全副武装的军人对峙。开头是一辆接一辆的坦克和装甲车开道,碰着路障,就直接碾过去;后来就开枪扫射了,大伙儿发出阵阵惊叫,一片枪声一片血,人如乱草,嘎嘎被割下地。
    
     西方人只知道王维林,因为他一个人站大街中央挡坦克。一长串坦克,突突突冒着烟,像不断放屁的巨型甲壳虫,左绕右绕,硬是被这个人给挡下。你是钢铁我是血肉,压过来呀,王八蛋!这个镜头进入了历史,因为凑巧被外国记者摄到。据说美国老布什总统看了实况转播,也忍不住流泪了。可是那一夜,中国有无数个王维林,没有被镜头记录下来。
    
     逃亡美国的作家郑义,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1989年6月3日晚9时许,在西长安街木樨地立交桥,宽阔的大街上,阻挡军队的人们,手挽手结成了厚达二三百米的人墙,涌动着,迸发出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开路的军人头戴钢盔,手持盾牌大棒,疯狂殴打。民众以石块回击,缓缓后退。10时许,民众退到立交桥上,双方被横挡在路中的做路障的车辆分隔。开路部队不敢绕过车辆直接攻击人群,坦克开上了最前线。
    
     据另一目击者记载:一辆坦克开足了马力,企图撞开横在桥中的无轨电车;数千人却在几个立于高处的年青人的指挥下,在坦克即将碰击车辆的刹那,喊着“一、二、三”的号子,也同时潮水般地冲过去。这堵车墙在双方巨大力量的合击下,发出惊天动地之声,但仍然屹立在桥中。坦克的撞击被抵消了,人们发出胜利的欢呼声。接着是双方一次又一次的较量,每一次都以坦克的怒吼开始,以双方同时冲向车墙的壮观景象达到高潮,以坦克的后退和人们的胜利欢呼而告终……屡屡碰壁之后,部队开始向群众发射催泪瓦斯,炸弹越过车墙,落在人群中爆炸,随着催泪烟雾的弥漫,大伙儿不得不掩面躲避。而坦克却趁机开足马力,再次向车墙撞去,轰隆!轰隆!两辆无轨电车被撞变形了,车墙当中撕开了约两米宽的口子……坦克再次后退,当它准备再次冲锋时,数千学生和群众一拥而上,硬是把倾斜的车辆推回原位,封死缺口,并以血肉之躯顶住摇摆的车墙,阻挡钢铁的冲击……
    
     郑义继续回忆道:6月4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北侧长安街,大批民众由西向东行进,试图冲入已经被军队占领的天安门广场去解救学生。他们在广场外围与军队遭遇。大伙儿组成人墙,慷慨悲歌,缓缓推进。一次次被密集的枪弹打散,又一次次重新聚集,歌唱着挺进。每一次有许多人被打倒,但每一次又有更多的人加入,最后与军队形成拉锯式对峙。黎明时分,坦克从广场里开出来,横列在宽阔的长安街上,随着一阵马达轰鸣,冲向人墙。
    
     这时候,来了个不要命的,首先躺倒在马路上,旁边人看了,也跟着躺下来。转眼已有数百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黑压压地躺倒一片。
    
     在履带的威慑下,没有人站起来逃跑。在这场意志与勇气的较量中,钢铁失败了。坦克紧急刹车,“马路被震得乱晃,整个坦克的上身都往前一冲”。最后,坦克射出催泪弹,驱散人群,在令人窒息的黄烟中疯狂追逐,当场碾死十余人。有五位青年死于六部口十字路口西南角,其中两个被压在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成一团。
    
     独裁获胜了。刽子手邓小平终于露面,对戒严部队官兵论功行赏。风声鹤唳,“暴徒”们纷纷落网,一批批“罪大恶极者”被绑赴刑场,公开枪决。武文建说:我也算幸运的,才判七年。许多同我一般大小的“暴徒”,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小贩,为阻拦军队,就上街了。结果被法官随便弄个“打砸抢”的罪名,重判快判,一坐牢就是好多年。可怜啊,进去前还是处男,亲嘴都不会,出来时就已经人过中年,不懂社会,不懂女人,没任何谋生的本事,怎么办呢?一大把岁数,却只能和年迈的双亲挤一处,分享退休金。有的甚至不敢出门,这些年城市变化太大,万一在自个儿故乡迷路,不让人笑话?
    
     我内心一阵酸楚,因为我也在自个儿故乡迷过路。接着,在2005之后的数年,我跟随武文建走进这个被经济腾飞的专制中国所淘汰、所淡忘的边缘群体。
    
    五
    
     我鬼鬼祟祟,数年里做了数个地下访谈,而更多访谈,更多骇人听闻的细节,由于当事人的回避和反对,却不便在书里公开。六四当天,戒严部队四处追捕,不少人死于拳脚。第一批入狱的八名烧车“暴徒”,七名被从重从快地毙掉,剩一名叫王连禧的环卫工人,因查出“严重智障”,被二审改判无期徒刑。坐牢十八年,出狱不久撞上北京筹办奥运会,房子遭暴力拆迁,因无家可归,被当地政府送往精神病院。据目击者称,王连禧曾露宿街头,翻垃圾桶找东西吃。
    
     还有一个叫陆中枢的,因为当众烧车,激怒戒严官兵,差点被打死。武文建说:他是被塞进坦克,直接送看守所。已经傻了,不知是被打傻的,还是原先就傻的。浑身发紫,没一块好肉,大小便也失禁,不脱裤子,就哗啦出来了。整日梦游似的,任何人叫他都不应。他后来莫名其妙“失踪”了,与世人皆知的挡坦克英雄王维林一样,谁也不知下落。
    
     东拉西扯之余,性爱话题却不能放进个人访谈。本来光棍对光棍,又都坐过牢,自然会涉及女人。待忘乎所以过足嘴瘾,才突然想起录音机开着,于是当事人正襟危坐,正告我“家丑不可外扬”。
    
     整个中国,因六四抗暴而坐过牢的,估计好几万,仅北京地区,就达数千。其中毛头小伙子居多,像武文建这样,入狱前还是处男的,真不少。由于历经几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深宫冷藏”,出狱后下身都有毛病。
    
     转眼中年了,还早泄加阳痿,自然恢复期,大半年至两三年不等。像刑期较短的武文建,阳痿近两年,才差不多康复。他说:“我学过美术,出来没多久,就进广告公司,在暴徒里算混得相当不错。我经常出差,住酒店,出没美女如云的场所,但脑子里却翻滚着被跟踪、被警察当场捉奸的场景。我的初吻很糟糕,把女孩的嘴唇碰破了,并且一炮就泄,裤裆湿一大片。我那个猴急啊,那个悔恨啊,可越急越恨,那玩意儿越翘不起来。我一晚上干瞪眼。女孩挺有耐心,反过来抚摸我,安慰我,搞得我快哭了,我又不能为这事儿扇自己两大嘴巴。后来她走了,再也没回头。”
    
     我说:“憋坏了吧。”
    
     “在大街上,只要看见某个稍微性感的女孩,都有上去搭话的冲动,但又不由自主地担忧:不行怎么办?我在重庆的某个酒店,还勾搭了一个服务员,哎哟,那个胸挺的!我们一进房间就黏住了,她一跳一搂,双腿就夹住我的腰。我按捺不住,可裆内扑腾几秒钟,完啦。他妈的!人家骚劲儿已经水涨船高了,我他妈的偏偏完了!人家那个鄙视,那个咬牙切齿,是个男人都受不了。可有什么办法,丧权辱国似的,再扛一会儿,我好像又有点感觉了,可一试,又认栽。这一来,人家从牙缝里迸出两个字:‘没用!’”
    
     “这比共产党对你的打击更厉害吧。”
    
     “咱没用?就那些官僚、款爷、犬儒、种马有用?咱为什么坐牢?咱坐牢的时候你们在外面干吗?大把捞钱大力嫖妓是吧?捞够了嫖够了就嫌咱没用是吧?”
    
     “世道人心的确变了。”
    
     “是我有点变态了。自己不行,还自我悲壮,迁怒于人家女孩。前不久,我和刚出狱的昆子在前门遛弯儿,夕阳真美,来来往往的人流也不错。可这时候,跟前擦过一女孩,长发飘飘,遗下淡淡的香气,特别是两瓣屁股,圆圆鼓鼓的。我倒没什么,出来这些年,该见过的都见过了,可昆子,已经四十多岁的昆子,曾在六四街头,冒着枪林弹雨,爬上车顶发表演说的勇士昆子,此刻却直愣愣的,两眼伸出一对无形的铁钩,恨不得抠进去,把那两瓣屁股硬拽过来。普通人不会明白这种可怕的饥饿感。直到女孩走远了,昆子梦醒了,还在我耳边哀鸣一声:‘武子啊,我阳痿啦。’”
    
     我和昆子见过面,武文建在旁边一再怂恿,昆子一再犹豫,但最终没有接受我的采访。昆子是复原军人,满腔爱国热情,六四前夜,他刚巧在流亡作家郑义回忆录里指出的地点——西长安街木樨地立交桥,并站在高处指挥了群众和坦克的对抗。随后被出卖,被戒严部队抓捕,以“叛乱罪”判处死缓。入狱不久,即妻离子散,多年后出狱,剩光棍一条,和八十高龄的父母挤一块。“工作太难找了”,他说,“我要是接受你的采访,老板知道了,马上就辞退我。”
    
     “你干什么工作呢?”
    
     “先在街头,也就是大百货公司的外面,替顾客看守自行车。钱少得可怜,冬天雪花飘飘,要不断地跺脚,才不会被冻成冰棒。后来经哥们儿牵线,进浴场做清洁工,打扫厕所,没日没夜,好歹收入稳定些。1980年代,夜总会很稀罕,那时的电影里,上夜总会的差不多是坏人,至少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到1990年代,经济和裤裆一起开放,上夜总会找三陪小姐就普遍了;到2000年代,夜总会落伍,浴场时兴了。喝酒、唱歌、打麻将、泡澡、搓背、捏脚、按摩、打炮,多功能服务,客人怎么舒服怎么来。开头你或许找不着感觉,来个小姐,让你脱个半光,先正规按摩,接着非正规按摩,大腿根儿呀,小肚皮呀,没完没了地撩拨,你能扛住不翘吗?这就是腐败窝,我是腐败窝里扫厕所的。贪官和大款进进出出,左搂右抱,趾高气扬,我还得低三下四,提供手纸。1989闹学潮,老百姓支持学生,反的就是腐败呀,我们要求共产党的高官家族,公布灰色收入,公布灰色财产,目的就是帮国家治病呀。可如今,贪官和奸商成群结队,老百姓水深火热,社会乱七八糟,我一为中国民主付出惨痛代价的爷们儿,还得伺候这帮孙子。”
    
     “难为你了,昆子。”
    
     “有一次,两个大款光着膀子上厕所,居然把我给认出来,满面惊愕:‘哟,这不是昆子吗?我是你的老街坊小海,六四那晚,我们还一起挡过坦克呢。我他妈的运气好,泥鳅一般,混在人堆里滑掉,后来死赖到底,死无对证,只在单位做个检讨就完事。再后来,邓小平南巡了,爱国爱不起,大伙儿就响应党的号召,个个甩开膀子挣钱呗。我搞食品加工,以次充好,把死猪当活猪卖,发财啦。只要不提六四,不捅他们的旧伤口,就可以一直发财。唉,昆子你也太沦落了,当年振臂一呼的威风呢?人的命数,真说不清楚。’”
    
     六
    
     在全国成千上万已出狱的六四抗暴者中,昆子的遭遇不算太差。按武文建的说法,至少结过婚,在大难之前尝过床上甜头。有一个代号叫“小猫”的,二十二,因六四之夜扔砖头,屡屡击中军人头部,被追捕落网,获无期徒刑,出来时已三十九了。“我他妈的还是处男!”他说,“为我接风的哥几个,连连感叹,说奔四十的处男,在当今社会算珍稀动物。”
    
     “你手淫过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手淫。1980年代,人人都纯洁,我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共产党员的孩子怎么能手淫呢。”
    
     “可你坐牢了。”
    
     “咱是爱国罪。不能像刑事犯那样,总琢磨裤裆那点事儿。有个星期六晚上,犯人集合看电视剧,是港片,有个别暴露镜头。我后面的犯人耐不住,就悄悄扒裤子,呼哧呼哧动作。眨眼间,我感觉屁股猛一激灵,再一摸,满手黏黏糊糊的。太恶心了!我回过头,本想迎面挥去一拳,可忍住了。咱是政治犯,不能丢这个份儿。”
    
     “不错啊。”
    
     “什么不错?与世隔绝多年,在里面想像外面,觉得无论如何,老百姓会善待咱们。可转眼一瞅,全变脸了。大伙儿可怜我,洗我脑子。这脑袋啊,共产党在监狱里也没洗成,可哥几个三言两语,就让我崩溃啦。接着乘酒劲,要找地方为我‘破处’。于是像个木偶,被他们牵着走,过大街穿小巷,七拐八拐,拢一灯红酒绿的地儿。后来我知道,这就是著名的野鸡一条街。白天静悄悄的,挨家挨户的卷帘门全闭着,夜幕降临,卷帘门就稀里哗啦开了,露出‘三妹发廊’、‘二姐发廊’、什么什么发廊之类。三三两两浓妆艳抹的小姐从里面站出来,当街拉客。哥几个还挺照顾我,太烂的门脸儿没进,太主动的小姐也避开,而选了最靠里的、相对比较宽敞的去处。我太紧张了,过去从没做过那事儿,脑袋乱哄哄的。那些小姐,也许应该叫大姐,有的应该叫大妈,来来往往,统统露出大半截胸脯。我不敢看。进了发廊,小姐们呼啦一下围上来。哥几个忙说:‘别别,我们就简单洗个头,只是这位兄弟,需要好好伺候。’
    
     “于是五十来岁的鸨母出面,招呼众小姐站成两排,让我随意挑。
    
     “我怯场,手脚禁不住发抖。想转身开溜,哥几个死活扯住,笑嘻嘻的。‘必须过这一关’,有位哥们儿说,‘要不今后怎么进入社会,怎么找老婆呢。’
    
     “心一横,就挑个单纯点的。被推入所谓‘新婚洞房’,真比狗洞大不了多少。反锁门,也没大伙儿在场,男人的冲动就自然有。下面热热的,膨胀得很大,都有些迫不及待了,却不料,人家小姐才解掉衣扣,露出双奶,我就流水了。我急得满头大汗,可越急越不行。小姐让我喝水,给我按摩,请我躺下,然后骑上来,不紧不慢地撩拨。我太想了太想了,可那玩意儿就是不翘,还一个劲儿朝肚子里萎缩。我都快哭了,因为能不能满足自己,倒不打紧……”
    
     “是吗?”
    
     “跟和尚一样,六根清净,倒也罢。可我耗掉哥几个三百块炮钱,又做不成事儿,这不造成浪费吗?大伙儿都是六四暴徒,都被社会抛弃到边缘,挣钱糊口不容易,却这么怜惜我,凑着份子帮助我迈出这人生第一步,可我这窝囊废!人家小姐还挺仁爱,没任何怨言,抱着我睡,像护理伤病员似的,手和腿反复在那儿摩擦。我又流水了,没翘也流水了,真丢人啊。折腾到半夜,哥几个打着哈欠,候着我出来,连问怎么样。我那个懊恼!如果有地缝,就钻进去了。”
    
     “然后呢?”
    
     “然后就继续阳痿,两三年了,还不行。完了完了。”
    
     武文建说:“除开太老的,大伙儿或轻或重,都有这难于启齿的‘监狱病’。公开场合有政府打压,抬不起头;私底下,比世界上大多数男人还差劲,就更抬不起头啦。我的运气最好,撞上一情人,和我岁数差不多,有六四情结。我们先相处,看书,散步,气氛非常融洽了,才坐一块拥抱接吻。即使早泄了,她也觉得没什么。我们谈到六四那夜,悲愤交集,看法也高度一致。她躺床上说‘你行的,生死大关都跨过了,这方面怎么会不行呢?’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就行了,甚至都有高潮了。我乘胜挺进,她就连连夸赞:‘武子真棒!武子真神奇!’我说‘感谢你啊!’泪水就哗啦下来了。天地顿时宽了。这就是自由!共产党拿不走的健康和自由!”
    
     七
    
     精神抖擞的武文建,涂抹了许多血淋淋的油画,六四回忆成为其主旋律。他还开了好几个替“暴徒”发声的博客,在虚拟世界激起一片回响。可与此同时,更深重的苦难却在人间继续。我的狱友许万平,原为印刷厂工人,激于义愤,在重庆街头当众演说,喊叫“六四死难者不朽”,被捕后,以“煽动罪”,判刑八年;刑满获释不久,再次涉嫌组织“中国民主党”,判三年劳教。因夜以继日挑粪,改造强度过大,心脏受不了,他要求休息。却不料,狱警凌空牵出两根钢绳,将他捆绑在虚无的绳床间晃悠,还连连问“睡着了吗?舒服吗?”
    
     2004年冬天,许万平再次因“颠覆国家”,被判刑十二年。入狱前夕他想来成都探望我,刚抵达火车站,给我打完电话,就被警察抓捕。我苦苦等待一通宵,渺无音讯。直到一星期之后,才从网络新闻晓得他被弄回重庆,捆绑在一把铁椅子上,整整四十八小时动弹不得。警察在他怀里塞了一包白粉,企图以“贩毒罪”置他于死地。许万平还不满五十,可他的三次刑期,加起来有二十三年。
    
     而六四受害者刘贤斌,才四十六岁,因坚持述说历史真相,也被三次判刑,加起来有二十二年。佘万宝,五十三岁,我的狱中邻居,两次坐牢,共十六年。我的另一个狱中邻居蒲勇,因“煽动罪”坐牢十年,身体受到致命摧残,刑满获释不久,即死于癌症,终年三十五岁。在他弥留之际,我提前为之写下祭文:
    
     我知道每时每刻你都很疼,钻心,钻骨头地疼,我知道越到后来,杜冷丁那样的毒品已不能缓解你的疼。我祈祷上苍,让你早日解脱,离开这个不公正的世界。天堂很棒,地狱也不赖,总之都比人间好,去吧,兄弟,我会记住你,象记住我同样患癌症的父亲,我曾忍住泪水,在“放弃抢救”下面签上“廖亦武”,我曾双手颤抖为他抚闭双眼……虽然这种生离死别的回忆是有毒的,会损害人的健康,但我会让这种幸福的毒素占据灵魂,直到某一天怀旧的病灶转瞬癌变,毁掉我,那么我所为之珍藏和捍卫的这么一点点可怜的真相也将随之葬入坟墓……
    
    八
    
    2007年1月2号中午,我跟随武文建,转了两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终于从前门抵达大兴区的旧宫。据说这儿曾是清朝几代皇帝的行宫,但眼下十分破败,垃圾成堆。以天安门为轴心,北京城放射状扩展,房地产已经开发到六环之外,而垃圾却如滚滚巨浪,四面八方,由远至近,一层层包抄回来。我们在阴雨绵绵中,耸肩缩脖,如乌龟缓缓穿行。拐过几条巷口,涉过几滩污水,在某扇斑驳铁门前停下轻敲。
    有白发老头儿开门迎客,让进里屋。武文建陪着笑脸,寒暄好一阵,才提出见孙家哥俩。老头儿直截了当地回绝,称只要剩一口气在,就得管住两个惹事的儿子,不能让他们再跌进去。武文建说:“这位老师专程探望,也算有心人。”老头儿说:“你昨晚来电话,我都在隔壁偷听到了,他们答应接受采访,我不答应。好不容易过上正常生活,干嘛呀。”
    我急忙插话:“算了算了,老人家别动气。”
    老头儿诉苦说:“两儿子六四入狱,都十多年不回头,爹妈在外面可没少遭罪。一泡尿工夫的爱国热情,别人忘了就忘了,可我们扳着指头过,顶着四周的白眼过,这不,两儿子终于回家了。”
    “他们有活儿干吗?”
    “小的1970年生,特机灵,出来东撞西撞,总算进一中外合资企业,在地下仓库开叉车,日以继夜,加班加点,很讨老板欢心。大的1966年生,笨一点,只得做百货公司的临时搬运工,送货上门,靠体力吃饭。”
    我们继续闲聊,气氛缓和了许多。天色越来越灰暗,还不到五点,屋里就开灯了。老头儿一时兴起,拿出些旧日剪报,一页一页翻来看。都是六四屠杀之后的官方报纸,标题有“北京抓获400多名暴徒”、“警惕,仍有暴徒打黑枪”、“一批台湾国民党特务案被破获”、“又抓获一些暴徒和犯罪分子”、“七名罪犯伏法”、“八名暴徒被判死刑”、“两名西方记者被限期离境”等等。
    “我儿子在这儿!”老头儿点着发黄的纸张叫道。我们定睛一认,果然有“孙彦如”的字样,标题是“三十六名打砸抢烧罪犯被捕”。
    “老人家搜集的东西不少啊,可以开六四文史馆了。”
    “唉,两儿子进去之后,我每天都买各种报纸,别人是读,我是嚼,生怕漏掉什么。当时那种杀气腾腾的氛围,判多少都没关系,只要保住脑袋就阿弥陀佛了。共产党真是杀人不眨眼啊。别提了。”
    天黑尽了。武文建使个眼色,我们起身告辞。阴风阵阵,害我们出门就打寒颤。于是快速奔出深巷,钻入路边一破店儿,招牌号称“傻儿火锅城”。武文建掏手机邀约另一个叫王连会的难友,顺便刺探孙家哥俩的情况,对方说马上到。
    我大喜过望。不料半小时后,只有王连会来了。“旧事重提没多大意思”,他说。
    我们沉默。接着要了麻辣火锅,慢慢喝酒。几杯二锅头下肚,感情立马升温,王连会接受了采访,并主动和孙家哥俩联系,得知老弟孙彦如加夜班,不得空;老哥孙彦财正忙着送货,可以晚点儿到。
    结果等了七个多小时,孙彦财还没音讯。其间,打了几通电话,要不正在车上,要么正背着大冰箱,呼哧呼哧上楼:“我在六楼拐角处,还得爬十一层,才送进客户门呢!”——“没电梯吗?”——“电梯坏掉了。他妈的,还要跑好几趟呢。”
    老板赶了几次客,我们赖着不动,老板就声称要加收服务费,还把周围的灯都关掉。二锅头已经下去两瓶,醒了又醉,醉了又醒。武文建有点感冒,吐了,脸由紫胀转为煞白;王连会无聊地敲着碗。外头的风,哦哦哦的,犹如冤鬼低泣。
    午夜两点一刻,孙彦财最终回话:“来不了,还有两台大冰柜要送,一个东一个西,两地儿相隔几十公里,估计要折腾到天亮。”——“不累吗?”——“没办法,累也得活呀!”——“让廖老师和你说句话,人家大老远从四川跑北京,不容易啊!”——“好的好的,对不住廖老师。哎呀,我顶着风呢,听得见吗……”
    电话“啪嗒”断了。我们站起来,如释重负。幸好马路边有黑车,武文建冲过去侃价,一百八十块钱成交。三个昨日囚徒互道珍重。凄风苦雨,各奔前程,不知何时能再见。
    当夜做一噩梦。众多警察追赶我,我逃呀逃呀,手臂变成翅膀,往天上飞呀。警察在地面开枪了,我中弹坠落,束手就擒。警察拔光我的毛,使镰刀割开脑袋。那些贴在脑袋内的带血丝的记忆,被一根根撕下来,被他们当作面条吃掉。我拼命挣扎,不料梦醒同时,越洋电话也响了。原来是我的又一位狱中邻居,六四当口才十七岁,毛孩子呢,就因“煽动罪”获刑三年。出来后四处流窜,终于逮住机会,伪造假身份,跟团旅游到泰国,擅自闯入美国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却因“来历不明”,被警卫撵出大门。接着流窜异乡街头,替佛寺扫地,混口饭吃。他说:我已经在这儿躲闪四年,只跟满大街的野狗最为亲密,老廖你拉兄弟一把。我答应即刻与纽约的著名反革命分子刘青和徐文立取得联系,展开营救。对方松口气,就继续在电话那端大放厥词:“风水轮流转,六四屠杀那阵儿,躲过坐牢的,都跑海外控诉共产暴政,感动得西方政府见中国人就发绿卡,估计发了数十万绿卡,掀起自1949年国民党惨败、两百多万内战难民跨海去台以来最凶猛的移民潮。而眼下,六四这张政治牌老掉牙啦,不好打啦,除非像刘晓波、丁子霖那样,特别特别有名气的。”
    “什么牌好打?”
    “生意牌好打,因为经济不景气,西方大公司都抢着和中国做生意。据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中国外逃贪官聚集地,只要出钱,不管是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都可以投资移民。中国太动荡,美国不太动荡啊,中国老百姓仇富,美国老百姓不仇富啊。你肯砸大钱,法律就保护你。如果你受洗加入华人教会,日日祷告,连耶稣也站你这一边。”
    “是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过针眼还难’吗?”
    “那是古话。如今上天入地的门路都被中国富人买断了。走着瞧吧,这波腐败移民潮,将比六四移民潮更厉害。区别只是,六四逃得最快那批人,还算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精英;而眼下逃得最快的,是贪官、奸商、娱乐明星、御用学者,品质低劣,有奶便是娘,简直就是出口到西方的‘人肉垃圾’。”
    “唉,你这样的小小六四政治犯,跑哪儿呢?”
    “只要没独裁,跑哪儿都一样。”
    “你还会为中国的民主奋斗吗?”
    “我会学英语,为自己的生计奋斗。”
    “你会消失在茫茫人流中吗?”
    “暂时还不会,但有一天会。你我这种坐过牢的,早晚都会消失在茫茫人流中。”
    
    九
    
    又过了许多年,我还在自己的祖国流离失所。苦难越来越深重,人心越来越麻木。而中国的经济越来越腾飞。有一种国际流行论调,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带动政治改革,让独裁走向民主。于是,曾因为六四屠杀而制裁中国的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地和刽子手做生意,尽管这些刽子手还在抓人和杀人,新的血污盖住了旧的血污,新的暴行肢解了旧的暴行。老百姓要在血污和暴行中苟且偷生,就只能变得更加无耻。
    无耻和苦难交替循环,支配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六四屠杀之后,又相继发生对六四难属群体、另类气功、法轮功、中国民主党、上访群体、失地农民、下岗工人、维权律师、地下教会、异议分子、四川大地震难属群体、《零八宪章》签署者、茉莉花网络革命,以及西藏、内蒙和新疆的残酷镇压——血案层层堆积,独裁变本加厉,如果第一次杀人还双手颤抖,杀的人多了,欠的债多了,就挥刀自如了——而每一次杀人,都能刺激经济大幅度增长。比如没有六四开枪,就没有邓小平南巡,让大伙儿放弃爱国去爱钱;没有黑社会式的暴力拆迁,就没有城市的疯狂扩张,以及虚胖的房地产,以及在“豆腐渣工程”中落马或外逃的成千上万的贪官和奸商。
    刽子手正在获胜,因为整个国家成为他们的奴隶,任意掠夺,任意蹂躏,直到挤干骨髓。他们对西方生意人说:你们也进来吧,在这儿办工厂、开公司、修高楼、建网络吧,只要不谈人权不揭疮疤,你们干什么都可以。你们在自己国家,有法律有舆论有民意,不可能为所欲为,你们来这儿,就跟着我们同流合污吧。请尽管糟蹋这些河流、天空、粮食和地下水;请尽管雇用这些廉价劳动力,让他们没日没夜、沦为流水线上的机器。当中国多半老百姓都因为环境污染,而患上各种人体、人心、人性的癌症,就更有钱赚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永远潜伏着世界上最大的商机。
    以自由贸易之名,不少西方财团和刽子手们勾勾搭搭,制造垃圾场,利益至上的“垃圾价值观”越来越强地影响全世界。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有钱,他们有后路,他们终会抛弃千疮百孔的祖国,全部移民到西方,去享受那儿干净的土地和阳光,去享受自由、平等、博爱,甚至进入教会,让被古代独裁者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替自己赎罪。
    当中国老百姓一旦明白,在民主西方也找不回公义和公平,贪官和奸商作为“赢家通吃”的无耻榜样,就会被纷纷仿效;在不远的将来,地球的每个角落,都会挤满为背井离乡而不择手段的中国骗子,如铺天盖地的蝗虫,所到之处,一派狼藉。
    当上帝同时眷顾刽子手和受害者,让他们不得不在教堂内握手言欢,“最后的审判”更遥遥无期了。
    
    十
    
    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按佛教阴阳转世的说法,他们该是1989年死去孩子投的胎,却没留下丝毫前世的记忆。1989年锒铛入狱的街头抗暴者,成千上万吧,如今却像几把沙子,丢进茫茫人海中,从何追寻,从何打捞?逃亡到澳大利亚的六四受害者孙立勇,千辛万苦,蒐集了几百人的囚徒名单;丁子霖、蒋培坤夫妇联络了二百多位六四难属,发起“天安门母亲运动”,二十余年,也只蒐集了二百零二人的死亡名单。
    而我号称“记忆工作者”,长达七年,断断续续,才有了这本寻访录——这是被强权和金钱交错磨损的“历史旧痕”,虽然垂头丧气的被访者们并不那么看重它;虽然我自己也怀疑“证词是为明天准备的”。
    我已经五十三岁,精疲力竭。我已经写了三百多个底层故事。我曾经像一个红了眼的赌徒,共产党不让写什么,我偏要写什么。就如坐牢时,我睡在两个死刑犯中间,他们没日没夜、争先恐后对我倾诉。这个说他是如何如何砍翻老婆,还奸尸一小时,那个爽啊;那个说他是怎样怎样越狱,从粪坑爬出去,那个臭啊。我实在不想听,感官受不了啦,但他们说“不行,你一定得听,你是我们最后的听众,咋可以不听呢?”这一来我听了几十遍,要摆脱这两个混蛋,我只能把故事写出来——共产党不明白这种冲动,警察总是说:“老廖你那么猖狂,国家才关你四年,不算长吧,你怎么就一直过不去呢?”有一次我酒喝高了,就说:“老子就是过不去,鸡巴咋了?我是猪圈里的疯狗,你们有胆量就把我放出去咬老外。”警察也喝高了,就说“你敢骂我,造反了!”接着打起来,接着我被铐起来扔进派出所。第二天下午警察放人,埋怨说:“老廖,这十几年又不是我不放你出国,你他妈的跑北冰洋,也不干我屁事。”
    那时候我年轻火旺,虽然嚷着要出国,但并不打算移民,哪怕政治庇护我也不干。我天生的野狗德性,擅长在街头巷尾的垃圾场打滚儿、晒太阳、翻垃圾、找故事。我每天晚上长跑五公里,咬牙切齿的。朋友们开玩笑说:“老廖这么刻苦锻炼,是要和共产党消耗到底了。”的确,自1994年出狱以来,专管我的警察已经换了七任。上面提到的和我喝酒的直肠子警察,早已死掉,据说因为急性胰腺炎发作,抢救不及时。我挺伤感的,他只比我大一岁,虽然关我,也几次抄我家,却并不想害我。
    2004年深秋,我第二次离婚,接着,因采访送上门的法轮功分子,被秘密警察堵在家里。真是倒霉透了,当两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满面愁容地敲门,我还以为是乞丐呢。出于人道我放她们进来,出于习惯我记录她们被关疯人院的可怕遭遇,不料一个多星期之后,警察顺藤摸瓜找来了。一阵阵山摇地动,幸好我的保险门结实,光凭拳脚是撞不开的。情急之中,我在抽屉内抓了银行卡和《身份证》,从厨房,扁着身体挤出窗户,然后顺着烟道,拽着两根生锈的铁丝,爬上顶层。当我把住水泥边沿,引体收缩,并将右腿朝上钩时,左手微微一滑。我顿时一头冷汗!这是七楼啊,万一掉下去,就成脑浆迸裂的肉饼了。
    接着我乘着浓雾,连夜逃出成都,接着逃出四川,躲进云南,直到风头过去才露面。我的腿肚子连续抽筋,我弓着腰,哎哟哎哟直喊。我在想,如果真摔作肉饼,就太不值了。这些年我在赌什么?和一个流氓无赖政权赌什么?这帮鹰犬擅长作恶,也擅长变脸,不定某一天,他们移民的速度比我逃跑的速度还快。
    可事到如今,没有退路了。我感谢武文建,感谢星星点点的六四受害者,无论他们有没有接受我的采访,都给我接踵而至的黯淡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刺激。也许我长得不够正派,酒过三巡之际,曾有“暴徒”冷不防问我嫖过妓没有,我不吭声,他就劝慰说:“没关系,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也嫖过妓。”我说倘若被警察当场抓住,新闻就闹大了。不料他嘿嘿笑:“前怕狼后怕虎,这证明你老鸡巴了。”
    我是老鸡巴了。1989年这代受害者,都在家国之痛中老去。因六四屠杀而流亡的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戈阳等昔日风云人物,均以八十以上的高龄,相继客死他乡。
    2009年某个冬日,我在阳光灿烂的云南大理,邂逅某个六四“暴徒”,四十三岁的大个子,已经出狱五年。他说:“在里面,好歹有个‘暴徒群体’,大家相互鼓励,再苦再难,意志不能垮,要熬到六四平反那天。出来后,世道人心大变,只得各奔前程。我在北京没活路,哥们儿就引荐我到外地,先在广东东莞的地下加工厂,搞假冒食品,用地沟油炸方便面,挣了些昧心钱。不愿干下去,就跑云南,替黑社会看场子。咱膀粗腰圆,一看就在牢里混过,所以往夜总会门口一站,普通流氓还不敢惹事儿。太郁闷啦。有一回我独自喝酒,醉了,就在屋里撞墙,嚎啕大哭。回想当年,咱也是响当当一好汉,一串坦克过来,是咱领头站路中,硬生生给拦住,眼皮都没眨,还爬上去,把机枪给卸掉。可如今,咱沦落江湖,虽然吃香喝辣,但连猪都不如。”
    我连说“生活所迫、生活所迫”。
    他说:“我曾经看破红尘,上鸡足山出家。那可是独一无二的天下名山。可没想到,佛门也搞政审,那小心翼翼的法师,按照管理规定,将入庙居士逐一上报宗教局,反复调查履历,我这‘反革命暴徒’的历史身份顿时泄露,吓得和尚们魂飞魄散。没办法,连‘四大皆空’都不成,只能继续漂泊了。”
    
    十一
    
    在自己的祖国继续漂泊?独裁依旧嚣张。所有的行人都在迷惘。好在我是个写书的,可以在从古至今的书里,找到肥沃的乡土。
    该告别了,1989;该告别了,纠缠我这么久的六四大屠杀。我已经在梦魇里挣扎了大半生,有意义吗?
    我怀揣着这些“证词”,向前走啊走啊。呐喊已经沉寂,血泪已经生锈。山道弯弯曲曲。乌云像一艘帆船,在头顶停靠。这是不是做梦?我关闭手机,还卸下电池,据说如此就能摆脱跟踪,但同时也摆脱了亲属们的牵挂。
    我失踪的头天晚上,还在大理古城,与狐朋狗友喝酒。对面坐着两位八零后的美女作家,酒量比男人还高,脑子比男人还浑,居然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傻屄”,我不得不掀翻桌子。大伙儿夸我有脾气,大伙儿以为我还要在这地盘厮混很久。
    永远弄不清暗中有多少线人。但见我夜夜酗酒,不务正业,也就倦怠了。就这样,我突然走掉,头也不回。
    乘长途客车抵达另一城市,随便寻个小客栈,隐居两夜,确定没暴露行迹。“走啊,向前走啊!”我做梦也在喊。天还没亮,我就背包出门;天已黑尽,才抵达某边境小城。
    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我住进一家酒店,与接应我的边民联系。他慢吞吞地来了。我们交头接耳十几分钟,他说:“偷渡很容易,弄条船,从河面划过去就可以。警察不管的,我们按期向他们‘缴税’的。”我说:“我不想坐船,我想从桥上过去。”
    他犹豫,说“有点难度,不过你可以试试”。我说“万一不行呢?”他说“试试吧。不行还是坐船。”我说“万一被扣住呢?”他说“我远远望着,见势不妙就跑来说情。”
    这一夜我没有失眠。虽然朦朦胧胧中,有三次敲门声。我迷迷糊糊,起起落落,裂开门缝。第一次见一个水淋淋的女人,北京口音,说“请问老板,我能进来躲雨吗?”我说“不能”;第二次又见一个水淋淋的女人,换成云南口音,说“请问先生,我能进来躲雨吗?”我还是说“不能”;第三次却见一个干巴巴的女人,重庆口音,说“老乡让我进去嘛,按摩免费哦。”我嘿嘿一笑说“明晚再来”。
    该上路了,没有明晚了。再过几小时,我将走向那座窄窄的桥。1989年的幽魂,1989年的受难弟兄,1989年的母亲和父亲,天上的,地下的,雨里的,风中飘着的,我在这边境的阴影里,向你们鞠躬了。
    
    月夜穿过丛林,
    想起我的爱人,
    长眠在寂静的黄土,
    远方传来枪声。
    
    当年热血沸腾,
    肩挑祖国命运,
    如今空空的双拳,
    岁月折断了刀刃。
    
    月夜穿过回忆,
    想起我的爱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远年轻。
    
    2011年11月,于美国的旅途中
    
    (完)
     。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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