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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这世界是一座窄窄的桥(上)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3月26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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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廖亦武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博讯 boxun.com)

    
    一
    
    2011年7月2号上午10点,当我从中国云南河口过境,梦游一般抵达越南老街,再蓦然回望自己的故土时,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首歌:
    
    这世界是一座窄窄的桥
    
    不要害怕
    
    会过去的
    
    这是一首流传于地中海沿岸的古诗,一位欧洲渔民前几年来中国旅游,在云南丽江和我一见如故,就教我用希伯来语唱它。据说二战时,许多犹太人,就是唱着它,平静地走进纳粹的焚尸炉。
    
    我没有走进焚尸炉,而是穿过酷热的越南,辗转华沙,降落在柏林市中心机场。我伸出舌头舔一舔空气,甜滋滋的。自由的空气,甜滋滋的。菲舍尔出版社的高个子彼得老远就张开了手臂。我的眼睛湿润了。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异邦,我该怎样叙述这些年所经历过的人和事呢?
    
    二
    
    六四大屠杀之前,我是一个反叛传统的诗人,热衷于流浪、打架、朝三暮四、胡说八道。我得过二十多个官方文学奖,自以为早晚会在国际文坛上混出点名堂。之后呢,我因诗获罪,坐牢了。诗人那张浪漫的皮,被活剥下来。接着出狱了。彷佛在一夜之间,世界颠倒,我被遗弃。
    
    六四大屠杀是一条分界线,之前,大家一窝蜂爱国,之后,大家一窝蜂爱钱。我一个劳改释放犯,没钱,就让人瞧不起。重归故里时,与前妻、与父母、与兄妹、与故交的重逢,都过分平静,没有任何书里描写过的激动场面。我女儿是在我入狱大半年之后出生的,三岁多的孩子,一见我露出光头就惊骇不已,哇哇大哭,接着就躲到门后,暗暗冲这边喷口水。
    
    囚犯都是光棍汉,有的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瞅不着一个女人。所以漫漫牢狱,性爱是大伙儿最为日常的话题,连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犯也不能免俗。区别只是,在刑事犯集体手淫,搞得整个监室乌烟瘴气时,政治犯要么装聋作哑,要么逃之夭夭。我曾经和一个人贩子是上下铺,每逢监狱打牙祭,这家伙必然手淫,有时候动静过于大,上铺的我就忍不住敲击铁架,表示抗议。于是这家伙抬起脑袋,手里一边继续,嘴里一边嚷嚷:晓得不?刀不磨,要生锈。
    
    我嗤之以鼻。却不料出狱之后,果然“生锈”了。我渴望已久的破镜重圆极其糟糕,没怎么接触,就嘎然而止。前妻爬起来,冷冷地说:我本来不想做,可你刚刚回家,又不能不做。
    
    我外形呆若木鸡,内里却翻江倒海。我急忙穿好衣服。三个多月之后,在一场歇斯底里的冲突之后,我们离婚了。这个世道真是人间地狱啊,一个性欲强烈而又不断早泄的男人,一个落伍的怪物,一份不光彩的政治遗产,出路在哪儿?那些过去的朋友,接过我一次电话,就再也不接了;专程过来请一顿饭,就再也不露面了。我前妻替成都一家夜总会编辑娱乐杂志,她怕我的光头惹眼,就买了一顶假发,逼我戴。有一次夜深了,我担心她,就戴着假发去夜总会接人,不料一进门就撞见醉醺醺的一胖一瘦两个总经理。他们过去都是诗人,也都是我的故人。我们曾一起办地下诗刊,一起讽刺共产党。当然,他俩比我爱国,1989年闹学潮,还跑大学校园去朗诵反腐败的政治诗,而六四那晚,更是激情澎湃地奔成都天府广场,声援与武警对峙的学生,送水送干粮,送头破血流者去医院。
    
    他们认出了我,胖子一把揪下我的假发说:反革命化啥子妆哟。瘦子接着叫:给反革命来个小姐。我吓得浑身冒汗。他俩哈哈大笑,就扯我进包间喝酒。
    
    一帮三陪小姐围过来,卡拉OK也顺势唱起来。胖子掏腰包,散发糖果似的,每人小费一百元。瘦子问我还写诗吗,我答写不出来了。瘦子说:如果你还写诗,就转变一下风格和题材,赞美夜总会,赞美夜成都,赞美夜成都的美女以及麻辣烫,可以化名发表在我们的杂志,也就是你老婆任主编的副刊上。
    
    我懵头懵脑地说:从前你们是穷诗人,稍微好点的酒都喝不起,怎么眨眼就发财?这么阔气的场子,一年的租金得十几万吧。
    
    胖子说:贷款嘛,挥霍嘛,银行有熟人,整垮了就将就这房子和设施做抵押。只可惜小姐们不能抵押。
    
    瘦子说:邓小平南巡后,贫穷不再是社会主义,民运不好搞,钱好搞嘛。
    
    这一夜,我和前妻回到家,不禁感叹国人见风使舵之快。这一胖一瘦,在六四前后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前妻说:眼红个啥子?是个男人,就得奋起直追。
    
    我一时语塞,一夜无眠。大冬天,怕惊扰前妻,就枯坐露天阳台,良久,抽出洞箫来吹。心太累,我居然吹不响这竹管。我着凉了。第二天,在剧烈的咳嗽中,我给多年挚友刘霞,也就是著名政治犯刘晓波的老婆写信,其中说:
    
    无尽头的麻烦。你熟悉的她已成为在现实中勇于拼杀的女人,然后是女儿抚养问题,然后是朋友之间的无话可说。她说她三十多岁还没安定的窝,她又说我必须挣钱养女儿。她蔑视我们的过去,这需要勇气,她最讨厌的就是我吹箫,于是我不吹。我的心灵深处还在爱她,但无法按照她所需要的方式去爱她。
    
    一个人时,我常在家里用两到三种声音自问自答:“你好呀!”“好个屁!”“怎么啦!”“他妈的!”“麻烦!”“野兽!”“我是丈夫!”“他爸!”“夜总会!”“钱,钱是你的命!”“我要革命!”
    
    我的箫是柔软的,只有深夜它才像薄薄的刀刃。刘霞,我的朋友,有一天我会吹不下去吗?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会吹不下去。
    
    这封信的日期是1994年3月26号。接着我与前妻彻底分居,搬回城市另一端的父母家中,像小时候那样,由大人管吃管住。我兜里常常只剩几块零钱,连门都不敢出。哥哥大毛借我的一万块,统统付了女儿的抚养费——她在我坐牢大半年后出生,如今已二十一岁,可和我在一块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两个月。
    
    三
    
    我沦落江湖,以吹箫卖艺糊口。稍有喘息机会,就悄悄写作关于监狱的个人证词。六四之前的往事,渐渐离我远去。静流无声,光阴虚度,我以为自己就是世间最倒霉的家伙,连秘密警察也生出怜悯之心,为我寻一铺面,登门动员我卖衣服去。我说我不会卖衣服。他说: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改天我带你去北门火车站旁边的荷花池歪货市场,批发点衣服裤子,还有名牌商标呢。你拿回来,喷点水,刷一刷,抖一抖,挂一挂,就伸展了,再仔细熨一熨,假的就跟真的差不多了。你就麻起胆子跟顾客侃价,凭本事,把十块左右一件的货,转手,翻番,卖个五十或一百,不就发财了?我说:顾客不是傻瓜。他说:哪怕顾客不是傻瓜,你也要认定是傻瓜,做生意就是心理战。我说:万一露馅儿呢?他说:当场识破,你也得死赖到底。如果有人大吵大闹,不依不饶,你就电话我。我苦笑说:靠警察来收拾烂摊子,这生意我做不出来。他说:你做得出来,票子好赚得很。开头两年,铺面的租金我设法替你免掉;一旦红火了,你就趁热打铁,开连锁店,争取五年之内开十家,十年之内开五十家,那你就成本市顶级时装老板了。如果再上层楼,雇些打工仔,搞个自己的加工厂,彷冒国际名牌,廉价返销国际,你准变成跨国公司的超大老板,让西方人缺了你就没裤子穿。我被逗得哈哈笑,可一闭拢嘴巴,就感觉自己挺无耻。
    
    那夜我俩频频碰杯,烂醉如泥,一会儿勾肩搭背,一会儿反目为仇。分手时天快亮了,他还在说:老廖你再考虑一下?我说:不用啦,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我的独木桥就是秘密写作。谁也没料到,一年之后的某天下午,同一位秘密警察兼酒肉朋友竟率众突然闯进我的住宅,告之这是“法律程序”,接着出示《警官证》,宣读《搜查令》,再一寸一寸摸索床、桌子、屋顶、地面以及若干我平时难以接触到的旮旯。每个抽屉都拉开了;每个裤兜都翻出来。尽管我的看门老狗玉嘴汪汪抗议,但它的窝还是抄了个底朝天。家里所有文字类的东西都被当场没收,其中包括书信、便条、寻狗启事,以及快结尾的《证词》的手稿。
    
    我在罪证清单上签字,然后被警车带往附近的派出所,接受审讯直到深夜。曾让我卖裤子的他,送我出门,握手、拍肩,并叮嘱“这个月你不得外出”。
    
    转眼损失了几十万字!我疲惫不堪地躺倒,用最不堪入耳的四川脏话一遍遍咒骂自己。接着只能重写。不值得同情,大伙儿都在生存夹缝间挣扎,没人觉得这种屁事值得同情——可能是老天爷看不下去了,才执意补偿给我一位天使般的女友,乳名宋玉,温言软语,不离不弃,陪伴我渡过人生中最为穷困潦倒的日子——就这样,我身体的早泄逐步缓解,可精神的早泄依旧继续。我喜怒无常,悲欢无度,在酒吧卖艺时,时而低眉顺眼,时而高谈阔论,有次一时兴起,竟使酒瓶砸破一醉鬼的头,酿成了治安事件。
    
    在底层厮混,与众多无家可归者为伍,犹如坠入无底深渊,找不到方向,得不到自由。内心有监狱,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这是我的吹箫师父说的,但此刻他在何地?我开始日日酗酒,骂国家骂警察,骂邓小平骂李鹏,也骂国内精英分子和海外民运分子,骂1989年上街游行的数千万群众。我为什么要在六四凌晨朗诵《大屠杀》?值得吗?人死了,倒干净了,活着,永远狗一样活着,这就是朗诵《大屠杀》的下场!
    
    秘密警察依旧登门拜访。不知这四面墙里是否有窃听设备,我的行踪,我的人际交往,甚至我的梦,他们都了若指掌。我总是做逃跑的梦,上天入地,臂膀如翅膀扑腾,累得喘不过气。我习惯像胎儿一般,蜷缩着睡,尽可能地小点、再小点,似乎这样就能回到母亲子宫。回到子宫才能躲过监视!枕边的宋玉经常摇醒我,母亲一般抱着我,直到又一个噩梦似的白日降临。
    
    原来是刘晓波通过传真机,从北京塞过来一份字迹模糊的《请愿书》,关于“六四真相”的。我懵头懵脑地签字回传,两天后,就懵头懵脑地被秘密警察带走,在公安局招待所禁闭二十天。宋玉在墙外四处找人,待我终于回家,她问的第一句话是:这样下去我们还有未来吗?
    
    我哑口无言,脑海里却浮现出英国诗人迪兰?托马斯的句子:整个世界的灾难像雪一样坠落在他的肩上……
    
    四
    
    又过了几年,我结识了六四难属丁子霖,她听完我的故事说:你算幸运的!
    
    又过了几年,我结识了大屠杀画家武文建,他还没听完我的故事就说:你算幸运的!
    
    我说:相对死难者,我算幸运的。
    
    他们说:不对,相对幸存者,你也算幸运的。
    
    丁子霖教授的独子蒋捷连,1989年才十七岁,还是中学生,就受爱国浪潮的席卷,全身心投入街头政治,却在6月3号夜里被子弹击穿心脏,经抢救无效夭亡——丁氏夫妇痛定思痛,决定站出来,向全世界控诉;有他们牵头,死难者家属一个接一个站出来,面对全世界,形成了“天安门母亲运动”。二十多年过去了,刽子手还在统治这个国家,而失去孩子的父母们,却在秘密警察的监控中渐渐老去,甚至死去。
    
    而武文建在1989年,才十九岁,与丁家独子同代。他也在6月3号夜里,不顾父母的阻拦上街声援,所幸的是,子弹只穿过他的头皮,而不是心脏。激于义愤,他公开发表了“讨还血债”的演说,随之入狱多年。
    
    武文建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六四街头抗暴者。“中国官方叫我们‘暴徒’”,他说。在那天晚上,至少有几百万手无寸铁的“暴徒”与全副武装的军人对峙。开头是一辆接一辆的坦克和装甲车开道,碰着路障,就直接碾过去;后来就开枪扫射了,大伙儿发出阵阵惊叫,一片枪声一片血,人如乱草,嘎嘎被割下地。
    
    西方人只知道王维林,因为他一个人站大街中央挡坦克。一长串坦克,突突突冒着烟,像不断放屁的巨型甲壳虫,左绕右绕,硬是被这个人给挡下。你是钢铁我是血肉,压过来呀,王八蛋!这个镜头进入了历史,因为凑巧被外国记者摄到。据说美国老布什总统看了实况转播,也忍不住流泪了。可是那一夜,中国有无数个王维林,没有被镜头记录下来。
    
    逃亡美国的作家郑义,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1989年6月3日晚9时许,在西长安街木樨地立交桥,宽阔的大街上,阻挡军队的人们,手挽手结成了厚达二三百米的人墙,涌动着,迸发出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开路的军人头戴钢盔,手持盾牌大棒,疯狂殴打。民众以石块回击,缓缓后退。10时许,民众退到立交桥上,双方被横挡在路中的做路障的车辆分隔。开路部队不敢绕过车辆直接攻击人群,坦克开上了最前线。
    
    据另一目击者记载:一辆坦克开足了马力,企图撞开横在桥中的无轨电车;数千人却在几个立于高处的年青人的指挥下,在坦克即将碰击车辆的刹那,喊着“一、二、三”的号子,也同时潮水般地冲过去。这堵车墙在双方巨大力量的合击下,发出惊天动地之声,但仍然屹立在桥中。坦克的撞击被抵消了,人们发出胜利的欢呼声。接着是双方一次又一次的较量,每一次都以坦克的怒吼开始,以双方同时冲向车墙的壮观景象达到高潮,以坦克的后退和人们的胜利欢呼而告终……屡屡碰壁之后,部队开始向群众发射催泪瓦斯,炸弹越过车墙,落在人群中爆炸,随着催泪烟雾的弥漫,大伙儿不得不掩面躲避。而坦克却趁机开足马力,再次向车墙撞去,轰隆!轰隆!两辆无轨电车被撞变形了,车墙当中撕开了约两米宽的口子……坦克再次后退,当它准备再次冲锋时,数千学生和群众一拥而上,硬是把倾斜的车辆推回原位,封死缺口,并以血肉之躯顶住摇摆的车墙,阻挡钢铁的冲击……
    
    郑义继续回忆道:6月4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北侧长安街,大批民众由西向东行进,试图冲入已经被军队占领的天安门广场去解救学生。他们在广场外围与军队遭遇。大伙儿组成人墙,慷慨悲歌,缓缓推进。一次次被密集的枪弹打散,又一次次重新聚集,歌唱着挺进。每一次有许多人被打倒,但每一次又有更多的人加入,最后与军队形成拉锯式对峙。黎明时分,坦克从广场里开出来,横列在宽阔的长安街上,随着一阵马达轰鸣,冲向人墙。
    
    这时候,来了个不要命的,首先躺倒在马路上,旁边人看了,也跟着躺下来。转眼已有数百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黑压压地躺倒一片。
    
    在履带的威慑下,没有人站起来逃跑。在这场意志与勇气的较量中,钢铁失败了。坦克紧急刹车,“马路被震得乱晃,整个坦克的上身都往前一冲”。最后,坦克射出催泪弹,驱散人群,在令人窒息的黄烟中疯狂追逐,当场碾死十余人。有五位青年死于六部口十字路口西南角,其中两个被压在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成一团。
    
    独裁获胜了。刽子手邓小平终于露面,对戒严部队官兵论功行赏。风声鹤唳,“暴徒”们纷纷落网,一批批“罪大恶极者”被绑赴刑场,公开枪决。武文建说:我也算幸运的,才判七年。许多同我一般大小的“暴徒”,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小贩,为阻拦军队,就上街了。结果被法官随便弄个“打砸抢”的罪名,重判快判,一坐牢就是好多年。可怜啊,进去前还是处男,亲嘴都不会,出来时就已经人过中年,不懂社会,不懂女人,没任何谋生的本事,怎么办呢?一大把岁数,却只能和年迈的双亲挤一处,分享退休金。有的甚至不敢出门,这些年城市变化太大,万一在自个儿故乡迷路,不让人笑话?
    
    我内心一阵酸楚,因为我也在自个儿故乡迷过路。接着,在2005之后的数年,我跟随武文建走进这个被经济腾飞的专制中国所淘汰、所淡忘的边缘群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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