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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转机”的时代意义和国家样本意义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2月27日 转载)
    
    来源:经济观察网
     (博讯 boxun.com)

    编者按 随着广东省委工作组的进驻,因土地纠纷引发的乌坎事件迎来转机。在过去三十年中国发展过程中“一手硬一手软”的手段之下,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乌坎事件因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广东,而变得引人关注。专家认为,从肯定利益,到承认博弈,再到平等谈判,广东乌坎事件的处理模式,将和33年前安徽小岗村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实验一样,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管理改革的样本。
    
    北京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乌坎转机”
    
    12月2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充分肯定了广东省委关于处理乌坎事件的做法。文章称:“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
    
    此前一天,以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为组长、包括数名厅级干部的省工作组进驻陆丰。工作组“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的五项原则,让一度情绪激烈的当地村民趋于平和。这被认为是乌坎事件的转机。
    
    “乌坎事件”始于今年9月下旬。在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因404亩土地的征地赔偿、村财务、村干部换届等问题引发村民上访;在三个月内,和平游行之后出现部分冲突,并最终导致事态进一步发展。目前事件被定性为“村内利益纷争”。
    
    《人民日报》时评发表的当天下午,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经济观察报联合主办了有关乌坎事件处理模式的专家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广东处理乌坎事件模式,并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社会管理方面的改革。会议由盛平、新望主持。
    
    胡德平:重视农民土地所有权
    
    导语:土地所有权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之一,我非常重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农民土地的卖价应该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
    
    胡德平(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副主席):今天上午,《华尔街邮报》一位美国记者见我,第一个谈互联网的问题,第二个谈乌坎村的问题,当时我没有完全表达我的看法。今天下午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我特别激动,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关于“乌坎转机”的座谈会,看到大家主动支持“乌坎转机”这件事,我很高兴。
    
    乌坎事件从9月份一直到现在才看到解决问题的曙光,发展势头也很好,我觉得我们关心这个问题,对改革持冷静、分析的态度,我觉得现在非常重要。
    
    土地所有权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之一,我非常重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农民土地的卖价应该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社会上发生的强拆事件为什么多而又多,原因就在于人们对农村土地制度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认为农村的土地都是国有的。我跟一些同志讨论,有人说农村土地是国有的,我说是农村集体的,他说集体的也是国家的,包括一些省市领导甚至部级干部,也是这种认识。有人讲:农村个人占有的土地就是集体的,集体的就是国家的,国家的就是共产党的。这和农村家庭承包制时期的社会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就是导致强拆农民房屋,农民被城市化的思想认识根源。既然土地都是国家所有,国家就能按照市里的意志任意处理自己的资产,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名存实亡,就是名分也不存在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社会倾向。这种倾向足以使我们的改革改变性质。这个普遍性的认识问题在很多地方都是存在的。当然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不意味着土地不能流转,不能集中规模经营,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景。
    
    我希望乌坎事件能推动社会建立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体制。我希望今后当社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时,人们可以通过法治和谈判手段来解决。政府对乌坎村村民自己选的干部,村民自治组织都承认了,我觉得很有意义。希望这件事能够继续下去,有一个好的结果。
    
    因为广东改革开放较早,出现土地所有权问题也早一点。如果沿海地区这个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无疑将会对全国起示范作用,将会对全面改革产生积极影响。我认为问题解决好的可能性非常大,在70%以上。
    
    陈有西:高压“维稳”的错误
    
    导语:高压“维稳”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我国人民政权的本质特征;没有认识到信息社会、法制社会的基本民意基础;没有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全球化影响。
    
    陈有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律师):乌坎模式可能会是中国未来治安方式的一个重大转折开端。值得所有司法机关和法律界人士观察。
    
    我这两年中到处演讲,一直就是传播的这种思想。对中国这几年错误的维稳方法,进行了反复的全面的分析。压服、哄服、离间、封闭、花钱买平安、封锁舆论、说谎、搞秘密监视,死不承认公权的失误和过错,动用警力打击露头者,分而治之、关上访人、办安元鼎公司谴送关押上访人、送进精神病院、甚至个别地方动用黑势力,暗杀、打死上访人,一切的一切,原因只有一条,就是把人民当成维稳的对象,当成潜在的危害社会稳定的敌人。所采取的方法,都是“权谋式”的分而治之,而不是真正解决群众的正当诉求。
    
    以往维稳的基本思路,就是淡化和作废国家司法的作用,加强行政权的调控和高压作用,动用政府财力,“花钱买平安”,希望通过行政权压服老百姓,哄服老百姓。很多热点问题,都不敢公开到法庭上去讲道理。作废国家司法,作废律师,不让法院介入处理严重的社会问题,指令法院不受理、不介入社会热点事件,不要司法审判,搞暗箱操作,用行政强权来对付老百姓,不让群众有一个合法讲理的地方。或者干扰、操纵法院,按权力者意志处理。法院只是听命于权力的办个后续手续,让其“合法化”的工具。以致矛盾越积越多,民怨日甚。这种完全错误的思路,只会越压越不服,越维越不稳。维稳思路出了问题,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高压“维稳”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我国人民政权的本质特征;没有认识到信息社会、法制社会的基本民意基础;没有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全球化影响。一味迷信权力和警察、武警暴力、司法操纵的作用,迷信公权力的控制功能,把百姓作为如何“战而胜之”、“分而治之”摆平的对象。貌似聪明有办法,实际非常愚蠢短视。把群体事件中的群众都说成 “不明真相的群众”,有事就是“境外反动势力操纵”,而不去正视真正的民生问题和腐败问题、对底层民生剥夺过甚的问题,不去解决引发事端的问题症结。因为腐败普遍化,官场盘根错结,不敢真正面对群众的揭露和反抗,掀开底层的问题,根源全在上面。对百姓诉求寸步不让,露头就打,就是因为官官相护抱团腐败。
    
    广东提级处理乌坎事件,可以有力地摧毁原来第一线的腐败关系网。相当于特别事件调查委员会。但是这种做法,必然会迎来更大的挑战,必须有坚定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还要有策略上的运筹。第一,这种方法同现在的维稳思路不合,社会效果都有在观察,反对的意见一定会不少;第二、民意的尊重和释放,会导致街头政治的萌芽,和平的请愿会增加,群众的民主诉求会进一步释放,会给一些攻击民主与法制方法的人以口实;第三,对群众作出的承诺,必然涉及对原体制内一些腐败分子的处理,对村干部死亡事件的调查会出现公权力的凶手,会引发更多的内部反抗和权力斗争,那些已经不干净的人一定会拼死挣扎,斗争会更加复杂化白热化。这一切,需要认真研究,正确引导。要主流观念的支持,要群众的理性配合,更要有主政者的坚强的决心,以使其常态化,法制化、主流化。
    
    高锋:维护公民合法权利
    
    导语:我们政府只要以民为本,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支持他们组织起来与贪官污吏作斗争,支持他们组织起来通过平等谈判解决劳资矛盾,中国的事情并不难解决。
    
    高锋(前外交官):12月21日,令人注目的乌坎村村民维权事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省委工作组对当地维权要求的同情立场和当地民众的克制态度使这场尖锐危机得到软着陆,为理性、公正解决乌坎村的土地及官民对立问题创造了条件。
    
    乌坎村事件很有代表性,许多地方都出现过这类事情。不同的是乌坎村民这次表现出的少有的公民权利意识、强烈责任感和集体力量。在事件中,广东当局表现的负责态度和民主精神,终于使乌坎危机出现了转机。这是值得我们欢迎的。中国的地方政府如果都能像广东省委一样,对弱势群体表现出这样的同情与开放精神,中国就有希望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百姓的公民意识正在迅速增长。他们不再仅仅满足吃饱饭,他们要求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要求参与社会发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与“外来势力”或内部“一小撮”毫不相干。我们政府只要以民为本,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支持他们组织起来与贪官污吏作斗争,支持他们组织起来通过平等谈判解决劳资矛盾,中国的事情并不难解决。这次乌坎村得以恢复正常秩序,也说明了这一点。
    
    这类群体性事件不仅发生在广东,而且在全国日益增多,到处可见。实际上国外也不少。还记得40年前,斯德哥尔摩当局为了建造地铁,决定伐掉几棵大树,受到民众反对时,当局也派出了军警,结果激起更多民众的反抗,好多人还在树旁安营扎寨,成了报纸电视每天的头号新闻。最后当局只好放弃了伐树计划。报纸说,“从此政客们在城市建设中更加注意听取民众意见了。”其实,很多事情只要换位思考一下,人们就会有新办法新思维。因此我们不仅可以从乌坎事件中取得应有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参考国外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经验,在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努力处理好此类事件,以便使国家真正获得长治久安。
    
    马晓力:”乌坎转机”的典型意义
    
    导语:“乌坎转机”是一个好的开端,是二十年来处理政治问题以谈判方式平等对待的罕有的突破。政改与反贪的动力在民间、在基层,不扫荡基层的贪污不法势力,国无宁日。
    
    马晓力(中央统战部前副局长):一个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注定要被人民群众抛弃,注定要被淘汰出局。要想挽救党,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坚决而义无反顾地反贪腐、搞政治改革、从严治党、依法治国、重振党心、重拾民心、恢复党的本色,给人民、给党员以希望,以信心。
    
    “乌坎转机”是一个好的开端,是二十年来处理政治问题以谈判方式平等对待的罕有的突破。政改与反贪的动力在民间、在基层,不扫荡基层的贪污不法势力,国无宁日。现在需要总结经验巩固成果,以此为经典案例,推动以民主法治方式处理群体性事件及官民纠纷。各界人士应积极参与,这是推动社会政治进步的良好路径。广东是发达地区,其问题有典型意义。
    
    姜晓星:民间组织不是敌对势力
    
    导语:乌坎事件的关键在于你对民间组织的看法,要有正面的看法,不要是负面的看法。民间组织并不是敌对势力,是多元的。
    
    姜晓星(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我觉得这件事最大的意义在于,政府如果处理好了,等于政府可以正面面对一个中间组织,一个民间组织,不管结果怎么样,能够跟民间的村自治组织对话,这个意义非常重要。
    
    这个事意义非常大,我认为这个事件不亚于30年前的小岗村。小岗村严格来说还是有先前经验的,“文革”之前曾经搞过包干。而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平等对话则少有成功的先例。
    
    学者孙立平讲的现代化为什么断裂,崩溃是怎么回事儿,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在40年前曾经详细地讨论过新兴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断裂与崩溃问题。就是现有的传统体制容纳不了新的现代性元素,包括新的社会动员方式及新兴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后便形成这样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一个强大的行政体制却要面对一群毫无组织毫无具体目 的的个体,也即所谓“乌合之众”,久而久之,问题并没有得到纾解,怨愤积淀在每个个体的心理,大众也更多地采取围观的方式,所谓“搭便车行为”,每个人也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真正负责任。这样下去,社会的细胞都丧失了参与社会的预期,像败血病一般坏死过去。
    
    事实上基层政府的行为一直存在一种潜在博弈,我的乌纱帽和这件事的处理,哪个能够摆平,尽可能拖,把这个事情化小。如今的政府是很自信的,因为他的财政收入很大,并不怕花钱。凡是用钱摆平的事对他都不是一个事。作为一方官员来讲首先想的不是花钱不花钱的事情,他想的是乌纱帽,这个事尽可能不要让上面知道。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中,我们要有一个特别大的理念转变,我们怎么看待社会组织、中间组织的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政府一谈到组织就认为是负面。其实各种中间组织,基层社区的民间组织是现代社会结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可以有效地反映各种多元的社会诉求,其往往是有具体目的的,行为也是理性及可以预期的,只要我们的体制能够容纳它,就会使其负有法律责任,其内在的自组织性也 会约束其行为更加理性。最终也可以实现与其的理性沟通与对话。因此不能依照传统的看法,总是将其视为负面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理解,老是把他们当成敌对势力,所以我们到处看到的都是暴民,到处是群体事件。一开始我也不把乌坎事件当回事儿,认为最后都是暴民一哄而散,闹了半天不了了之。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个村子天然有一种宗法的联系,这是基层组织最初的联系。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要正确认识现代化过程中我们的体制要能够容纳新的社会元素,我们能够容纳他们,使这个体制具有弹性,不要太僵硬。现在我们的体制太刚性了,我们政府有钱,有事花钱摆平,而且不是群体摆平,是一个个摆平,这种被动的管理模式促进不了现代化的进程。
    
    如果我们总是不去承认这样的中间组织,就会把社会中各种多元诉求的群体推向一种非理性的反社会的情绪上去,就会没完没了地产生所谓群体性事件,而最尴尬的是在其中矛盾都集中于政府,可政府还永远找不到一个你可以对话的人,你都不能知道哪个是你对话的对象,这样下去,社会的整合将越来越困难。
    
    乌坎事情广东省政府以这种姿态,能跟村里面的代表对话,能达到这一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进步。现在知识分子圈里面都讲顶层设计,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往往在于底层的实践。我真希望如果能够深入这个案例,我觉得这个示范效应是很大的。整整闹了三个月,所有人都在看。如果这个事处理好了,别以为农村长期存在的土地问题纠纷解决不了,只要各级基层政府能够认真听取农民的合理诉求,并容纳一种新型的基层社会组织方式,我想这个问题至少是可以舒缓 和预期的。我们当然不能对现实的改革抱有浪漫主义的幻想,但制度的变迁的确能够产生大家预想不到的历史结果。当年小岗村的事儿谁也没有想到能够做成,最后它却开启了未来30年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
    
    乌坎事件的关键在于你对民间组织的看法,要有正面的看法,不要是负面的看法。民间组织并不是敌对势力,是多元的。我觉得乌坎村这次非常好,他们知所进退,不搞泛政治,只是主张具体的权利。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非理性的的行为,但我想,随着民间组织的逐步成熟,它们会慢慢将自己的行为约束在法律的框架下,毕竟它们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诉求,毕竟还是寄希望政府为它们解决问题,这就是共识。
    
    吴思:压力可成为改革的动力
    
    导语:一开始就说小岗村按手印,那就是压力。压力可以成为改革的动力。我觉得这件事儿里面体现出好几个方面的压力,或者叫老百姓的诉求。
    
    吴思(《炎黄春秋》总编辑):我依据所看到的信息谈几点看法。这些信息很不完整,我又没和任何一方的当事人谈过,许多看法来自推测,所以,我的看法很可能有错。
    
    第一点,在乌坎转机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两种思维模式,以及由这两种思维模式决定的两种处理模式。
    
    第一种思维模式,叫阶级斗争模式,或者叫敌我斗争模式,以你死我活的战争为范本。看到一个异己的利益群体出现,跟“我们”闹别扭了,立刻唤醒敌情意识,如果找到境外势力或别的什么势力介入的迹象,人民内部矛盾便转化为敌我矛盾,各种对付敌人的手段都上来了。在当代条件下,这种思维模式对现实的判断与事实真相往往距离很远。
    
    这件事为什么闹得那么大?后来的工作组说,老百姓提的要求基本合理,最初如果这么考虑问题,事情很难闹大。我猜,开头可能只是一个小团伙,试图维护自己的不正当利益,他们和村民相互为敌。但是,在当事人之上,仲裁者完全可以把这种冲突看作村内利益纠纷,进一步说,如果有人用违法手段牟取利益,那就是罪犯与受害者的纠纷,对这些纠纷都有常规处理模式,打官司,上法庭,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等。
    
    问题是,涉及到土地和政权,法院往往不受理,政府再不主持公道,村民无路可走,就激出了群体事件。于是,更高一层的仲裁者就感到了威胁,有人闹事,影响权力稳定,颠覆基层政权,那就要打击。这时候,仲裁者似乎被一个小团伙的私利绑架了。我们看到,敌对思维模式背后是有利益的。如果有经济犯罪的话,罪犯很欢迎敌对思维,很愿意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政府的利益,把自己和村民的敌对关系,说成村民和政府的敌对关系,甚至把执政党拉进来。
    
    敌对思维模式在一层一层的事件处理模式中一再显现。一直到最后,我看汕尾市书记的讲话,他谈到境外敌对势力,谈到烂媒体介入,然后就是威胁,敌对思维模式表现得相当突出。
    
    后来省委工作组介入,朱副书记的说法体现了另一种思维模式。他说,村民的要求是基本合理的。所谓合理,当然要有衡量标准,法治社会的常规标准就是公民权利。这是你的份,那不是你的份,等等。是你的,就得尊重你的权利。你要多了,双方可以讨价还价,最后依法裁决。如果有人侵权,甚至犯罪,就要处罚侵权者,支持维权者。
    
    这种思维就转入了公民权利思维模式,从政府的角度说,就是法治思维模式。公民之间的利益纠纷,无所谓敌我,即使当事人有敌我思维,也与政府无关。政府只要依法裁决当事各方的主张是否分寸恰当合理即可。如果再进一步,强调法院独立裁决,不受行政权力干扰,这就进入宪政思维模式了。
    
    工作组宣布了五项原则,最后两条是“阳光透明、法律为上”,既然民众要求基本合理,要依法裁决,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当然不怕阳光透明。阳光透明在法治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出现了,而且顺理成章。面对公民权利,我们就在阳光下讨论你的要求是否正当,有没有遭到侵犯,侵犯了,我们替你讨回来。有人违法了,我们以法律为准绳处理。
    
    按照工作组现在秉持的思维模式,在危机过去之后,最好转入法治轨道,由法庭依法裁决。当前法庭的权威不够,难免受行政权力的干扰,工作组是必要的,但是,将来需要解决法庭独立审判的问题,用宪政思维的模式更彻底地解决问题。
    
    由于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就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模式。
    
    敌我模式很容易激化矛盾。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一系列悲剧性事件,结果是两败俱伤。乌坎事件原本越激越大,似乎向那个方向走,可以想见其结局:暴力冲突,强力镇压,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民间则不服气,舆论哗然。若干年后难免再平反冤假错案。
    
    但是思维模式一变,把自己眼前的冲突看作多元化社会中的公民权利,看作离谱或不离谱的利益诉求,仔细讨论这个利益诉求的适当分寸,这就对劲了,就接近现实生活本身的面目了。当代中国就是一个权力色彩浓重的市场经济社会,各种关系主要是利益交易,还有一些违法的权钱交易,有一些黑市,但毕竟是市场而不是战场。我看村民马上就接受了这种思维模式,形势急转,这事儿虽然还没完,但只要按照这个方向处理,不会出大事,最后大体是公平的。双方可以谈拢了,就不会造成误会甚至敌对冲突。
    
    总之,两种思维模式导致两种处理模式,而两种处理模式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我看广东在这个事上处理得好,会给自己的执政加分,而不是丢分。
    
    第二点。两种思维模式在体制内的资源。
    
    敌对思维模式,在中国共产党内有深厚的理论资源,也有深厚的经验背景。几十年的战争过程就是经验背景,在这个过程中完善了阶级斗争理论,统一战线理论。
    
    这些历史资源背后其实还有现实利益背景。刚才一位老师说到,用敌我思维办事,在内部是安全的,至少显得立场坚定,在维护党的利益。反过来,一旦用公民权利思维办事,在内部可能是受攻击的,这不是损害我们的利益吗?既损害意识形态利益,也可能损害物质利益。真要掏钱,不是财政掏吗?要处理侵权者,侵权的不是掌握权力的内部人吗?很多人愿意维护这个敌对思维,因为这种思维可以维护权势集团的利益,很容易在内部说得通。换一种思维倒可能被人指责为异己分子,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向敌人让步妥协,等等。所以,第一种思维模式有深厚的背景。
    
    第二种思维模式,尊重公民权利的思维模式,也有深厚的背景。
    
    工作组提出的五项原则:“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先说群众利益。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背景非常深厚,“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还有实事求是的原则,都支持尊重并保护公民权利的思维模式。
    
    至于以人为本,法律为上,也有宪法和各种中央文件的依据。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是本届领导人的提法,这个人到底是谁?就是公民。以人为本就是以公民权利为本。如果以公民权利为本,宪政思维就有了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就跟我们现在宣扬的东西接上了,不是什么异己的东西。
    
    还有,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容是什么?如果把这个社会当作研究对象,用社会科学的方式找规律的话,我们看到的科学规律是什么?
    
    假定其他的条件不变,没有大的灾害,没有战争,大体是工商社会,在这些相同条件下,给公民比较多的经济权利,经济自由,这个社会就会繁荣起来。给公民比较多的政治权利,民主法治,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用科学规律的方式表达,规律就是:公民权利与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正相关。这是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清晰展现出来的基本规律。如果按照这种规律办事,发展并保护公民权利,经济繁荣,和谐社会,便是顺理成章自然涌现的结果。总之,目前执政党喊出的口号,包含了这种宪政思维模式的意识形态根基。
    
    至于市场经济提供的事实根基,刚才已经提到了。思维模式要反映现实,现实生活不是你死我活的战场,而是双赢互利的市场,敌对思维肯定不如公民权利思维符合现实。
    
    第三点,怎么把压力变成动力?
    
    一开始就说小岗村按手印,那就是压力。压力可以成为改革的动力。我觉得这件事儿里面体现出好几个方面的压力,或者叫老百姓的诉求。
    
    一个是土地问题,实际是产权问题。这个压力刚才谈过了,全国都存在。我们能不能借这个事儿把全国的土地产权制度再澄清一下?
    
    第二个是村级选举问题。人们一直以为村级选举问题已经大致解决了,但是这件事就发生了在村级选举不健全上。居然要闹到外媒称之为“乌坎起义”的程度,才能解决村级选举的弊病。本来似乎解决的问题,结果有这么大的漏洞。如果乘机检讨一下村级选举的弊病,尤其是乌坎这样一个大村子,将近两万人口,如何选举?在这么大的村子选举,一定有相当高的组织成本,平常大家很容易搭便车,没有危机很难形成有效的权力监督和轮换机制。乌坎事件可能形成一个冲击,把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彻底解决。希望广东利用这个事件推动一下,把村级选举完善起来。
    
    第三是司法和执法的问题,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没有看到与法院有关的报道。到法院起诉,应该是最正常的解决权利纠纷的出路,怎么没有出现呢?按说在法院就应该有公正裁决。能不能借这个事儿澄清一下,不能随便就不受理,法院不受理,不能使矛盾消失,只能把矛盾逼上政治轨道,迫使村民找政府,闹政治斗争。能不能在广东或者在汕尾市启动改革,把这个压力转化为法治建设的动力?
    
    第四就是媒体报道问题,不报道只能导致谣言纷传。这次强调阳光透明很好,希望最后也能得出总结。
    
    第五个可能是,这次的处理模式,新的思维模式导致新的处理模式,两相比较,能不能成为未来的一个定型化的东西?让公民权利思维和依法解决问题成为常规的处理模式,在干部中转变观念,进而转变危机处理方式。把压力转化为改革动力,引起的制度变迁,我觉得最后这一项实现的可能比较大。在这个意义上,最近广东反复出事,我看倒是一件好事,一个机会。在解决众多的事件和危机的过程中,将新思维和新模式固定下来,发展成熟,为中国社会开辟一条新路。
    
    盛平:乌坎转机具有时代意义
    
    导语:“乌坎转机”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乌坎之“坎”是我国迈向一个新时代必须跨越之“坎”,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主义之路,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宪政建设的奠基之石。
    
    盛平(胡耀邦史料信息网):12月20日,广东乌坎事件出现重大转机,事件朝各方希望的方向转变。北京思想理论界高度评价广东处理乌坎事件的做法,期望事件最终得到圆满结果。为此,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和经济观察报联合召开乌坎事件处理模式专家研讨会。
    
    33年前,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按手印搞包干,揭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今天,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人们期盼新改革时期来临之际,毫不夸张地说,“乌坎转机”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乌坎之“坎”是我国迈向一个新时代必须跨越之“坎”,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主义之路,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宪政建设的奠基之石。
    
    今天,在中央、国家层面改革创新缺乏顶层、整体、系统设想和设计的情况下,地方创新和地方探索对未来中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乌坎转机”模式具有“国家样本”的典型意义。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地区,是全国现代化发育程度最成熟的地区。广东基层民众繁复的利益诉求,是社会成熟之后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带来的新问题,而不能简单的归咎于是广东地方治理的错失,全国各地必将先后面临这种波动中求稳定的局面。广东处理乌坎事件的理念和决策,将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件成功案例,一条康庄道路,一个良治模式。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讲,广东遇到的问题是中国其他地区先后将会遇到的问题,绝不能用欠发展地区的局部问题代替发展中地区具有全局性的问题。正确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对于未来中国具有重要的路标意义。从这个意义讲,“乌坎转机”是广东地方改革创新的国家样本。
    
    “乌坎转机”将为我们正确处理官民干群关系,维护基层民众的正当权益,毫不手软的打击贪腐,消解特殊利益集团,提供丰富的经验和珍贵的解决方案
    
    据我们了解,马立诚一直对广东乌坎事件的发展很关注,而且对广东先进的经验很支持,很推荐。我们请马立诚谈一下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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