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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烧南方系,就是烧掉改革幻想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1月21日 转载)
    
    
     (博讯 boxun.com)

    来源:参与 作者: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参与2011年11月21日讯)我认为底层民众焚烧《南方周末》在内的南方系报纸,是南方系对无数罪恶在其中的改革支持的报应,尤其体现在支持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朱镕基这件事情上。改革是脏的,反改革在今天反而是准干净的。南方系出现那种反思制度,而推卸个人的恶劣倾向,那就是帮凶。主动为恶的个人,例如朱镕基,就是制度的化身,不是受害者。
    
    南方系拿着什么来自我为以义,成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把改革当做绝对真理,不过是在体制约束内尽可能不说假话,固然有自由和维权的维度,本身还是浅脏的。我对赞美朱镕基的官员和媒体人士说,站在体制内,屁股所限制的良心话,并不是人话。你们觉得很良心,其实那是因为你们被拖到人性底线以下了。既然说不了人话,在体制内还不如不说话,多做点人事。看问题的尺度问题,作为站立的人的绝对高度,还是作为匍匐前进蚂蚁的绝对低度,决定如何看体制内良心的作用。
    
    即使我承认朱镕基美好的意图,那么文革中毛泽东的意图也很美好。朱镕基可以根据美好意图美化成英雄,毛泽东为什么不能美化成神灵。目标的之美好,于人民无关,只有政治手段之合目的性,才能让人民受益,改革手段是否正当,决定意图是否为善。
    
    中国的舆论对体制和体制性问题,其推动作用已经等于零蛋或者负数。将定中国命运的力量,在舆论之外如同地火运行。有着网络还好,可以让这种力量展露一点头角。
    
    我想说的是,在今天中国,凡是重要的,对未来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一般不会出现在传统媒体杂志上。掌握话语权的几百万媒体记者编辑,是过渡性的,介于受害者和受益者之间,或者本来就是受害者就把自己当做潜在受益者。所以希望与绝望,在摇摆之中。我认为能够决定将来中国命运的因素,在媒体之外在学院之外,也就是知识分子无关。
    
    当今中国凡是至关重要的,都上不了媒体。能上媒体的都是滞后的,不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不说体制内的人没良心或者不努力,而是说其真的没用。体制内媒体如说还有用,那就是作维权。
    
    《南周》被焚烧,是数十年积累尊严的丧失,当前在体制内,以改革的名义干着坏事还觉得自己为民族做贡献的,觉得自己人身有历史意义的人,就是党内改革派。这种尊严感必须击毁,脊梁骨必须给予打断。其他都是羞愧的生活。专制的维持,都是这一些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完成的。改革啊,多少罪恶以汝的名义进行。
    
    南方报系逐渐成为负面的词。报纸,晴雨表而已,还以为自己指南针。南方报系与自由的距离,还是很远。虽然他们挣脱喉舌的命运,他们还是。南方报系竞标美国《新闻周刊》因非价格原因被拒绝,其原因在于尖锐的新闻价值对立。不管如何市场化,中国媒体都是有狼性的,如何伪装成羊都没用。如此一点,不管如何努力靠近,与西方自由媒体比较,都是人与神的不可跨越差距:渐进改革直到地球毁灭,也不能抵达自由宪政,这是走路到月球。
    
    在改革受害者看来,在权力的受害者看来,不管他们如何想,想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好坏说尽坏事做绝,都是一样。党内改革派会跟随文革派,在历史的阴沟中发出臭味。
    
    我在《改革之内的“文革”》中说,新兴起的底层毛左派,主要是从2003年开始的,作为改革受害者出现的,是基于改革的。当今的底层毛主义者,不再是改革初期80年代的极权左派。所有的一切,都被移到改革当中,都落入改革的彀中。最极端的极权左派,不再是对文革的捍卫,而是对改革的批评,不过以一种能治和所指相分离,或者相对立的方式,来批评。
    
    今天对南方周末的批评,即使采用文革的语言,背后的正当性是存在的,也就是改革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比文革更甚十倍百倍孔庆东的极端语言背后的情绪是非常正当的,话糙道理不糙,我不关心左右之间的话语权仇恨,我只关心背后的大背景。
    
    左右各方都有美好与大便同在,右翼方面美好逐渐丧失,粪便逐渐增加,左翼方面粪便与美好一齐增长。焚烧南方周末,实际上今天“毛左”对改革本身产生巨大问题的一个愤怒,“今天的南方周末,一方面它要求想追求自由民主宪政,但是它又把这种追求的渴望,跟共产党的改革搅在一起,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绝对不可能政改的,它一搞改革,它就欺骗老百姓、掠夺老百姓。 ”
    
    对他们来说,:烧掉南方系,烧掉幻想。这个对全国改革受害者都是成立的。底层民众无所谓左右,只有作为改革的受害者出现。左右之争与利益毫无关系,或者丝毫不能牵扯利益起来。思潮或者思想路线,或者党的政策本身,已经不足对利益分配格局产生作用力。官僚权贵集团运行着自己的掠夺程序,无关左右。跳出左右视野,那是当局的魔咒或者迷幻药。
    
    我认为乌有之乡很多人把共产党抬出来,是为了他自己讲话安全,今天“毛左”有市场是因为改革本身出现的巨大问题。打着红旗反红旗,专制之下的知识分子左右身位都是相同的。2003年后乌有之乡毛主义的出现,已经迥异于八十年代回归专政的毛主义。甚至出现了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宪政赞同市场经济呼声。这是民生民权的左派革命话语表达方式。这里存在着“所指”与“能指”的断裂对立,词不达意。
    
    法律人或者自由主义着的道德批判中,明显有父性权威在发作,在严重危害侵蚀自由,以道德立场和偏好的一致性,作为敌我的认同基础,距离自由主义至少一万八千里。自由并不奠基于道德之上,而是法律之下的自由。只要不违法,凭什么听你的,非按照你那一套极端自私的去做不可。总想别人的立场和自己一致,是专制的预备役。你们不喜欢的,并不构成了权威的禁忌。
    
    干嘛要根据你们的喜好作为标准来行使自由和权利,不是任何你们不满意,不满足你们文明的动作,都可以无限恐惧为纳粹:无数的狼来了。无端端的白天看到鬼了,那是精神病患者。例如他们一看到群众运动,一看到大多数人追究个体的道德责任,先不论是非,就先否定群众与大多数人,这不是一种惊弓之鸟的精神病是什么。那是一种走火入魔。不要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惊弓之鸟,杯弓蛇影,岂是一种理性,而是一种恐惧感假装成了理性。这样无限放大无边无尽的的恐惧感,剥夺了民众中政治参与或者群众运动的可能。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说,那些谈论自由最多的人,希望的却只是自己的自由,不承认他人的自由。
    
    对文革的无边无尽的恐惧,对民众的无边无尽恐惧,将在未来宪政转型中,且不说是否成立。就当下来说,对一个还尚未存在虚无缥缈伤害的恐惧,居然会成为一个已经存在而且无限巨大伤害深化中改革的辩护理由。心有余悸,就只能认贼作父,到贼父胸前吃毒奶粉,莫名其妙。另外这种辩护,同时也对党国——人民“鱼水之情谎言”进行强化,把人民推到统治者一边。
    
    我最讨厌学法律的教法律的,在公共事件讨论中,诉诸于道德批判。厌恶法律人的文人化。焚烧《南周》就不是言论自由了?难道权利之行使一定要道德正确,满足文明要求?共产党人的翻版而已。道德批判就是寻找替罪羊的巫术活动,妖魔化对方。这是远古凶恶魔鬼的复活。权利,就是在道德或者政治上不正确时,免于追究。遵守民法上的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不滥用即可。
    
    乌有之乡很多人把共产党抬出来,是为了他自己讲话安全。打着红旗反红旗,专制之下的知识分子左右身位都是相同的。左右知识分子属于专制,即使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同样是属于专制,但底层民众未必属于。2003年后乌有之乡毛主义的出现,已经迥异于八十年代回归专政的毛主义。甚至出现了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宪政赞同市场经济呼声。这是民生民权的左派革命话语表达方式。所指与能指的断裂对立。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而要看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假话背后有真问题。不要与其辩论,而是要看出他们渴望什么,说的背后需求什么。
    
    焚烧南方系,进行左右之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党内改革派一方面拒绝阶级斗争,另外却将法治问题以道德批判的方式,以右派压倒左派的姿态,进行了阶级斗争。右派压倒左派,就是以文革方式,也就是迫使“心灵深处闹革命”的方式进行。也就是其意图是消灭阶级斗争告别文革,而其参与政治的身位和方式,却深化了阶级斗争,一定程度上复活了文革。也就是在他们那里,搞了白色文革,没有枪声的文革。当然改革也是一种以经济剥夺形式出现的文革,改革是一种经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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