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悲哀：中国崛起只是几大家族的崛起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0月25日 转载)
来源:明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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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感觉没有道德底线，很多很难想像的事都能做出，这几年当局的控制越来越厉害，那时虽然有威胁，我也始终感到被监视，但都没有抓人，现在是随便抓人、到家裡头搜电脑，我发（给国内）的email也经常通不过去。”
基层人大代表展开换届选举，不少身为民间意见领袖的独立参选人宣佈竞选，其中传出下岗女工刘萍决定参选后被收监的事件。有学者预测，当局还可能打压其他参选人。曾于“六四”之前当选区人民代表的李淑娴对《大事件》回忆，虽然当时政府对民主活动採取了各种拦阻的手段，但今日的政府比那时更没有自信。现在当局只能用高压的办法予以遏止，但好的一面是，现在的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更明确、诉求越来越强烈。
李淑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为中国物理学家方励之的夫人，曾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57年反右运动时，李淑娴被打成右派，遭开除党籍。1987年选上北大选区海淀区人民代表。1989年“六四”后与方励之以赴国外治病为名前往英国，后转往美国，目前居住在美国亚利桑纳州。
学物理出身的李淑娴説：“我不像一般的妻子那样，怕丈夫惹上麻烦就制止他，方励之是做正义的事，说该说的话，所以对于他的很多做为我都支持。”不过，原本对参加政治活动没有强烈意愿的李淑娴，会决定出马竞选人民代表，完全是因为学生的推举。
李淑娴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便从政治活动中澹出。直到1987年1月，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方励之被以煽动学生闹事等原因开除党籍、调北京天文台工作后，李淑娴才走上人民代表的路途。当时，原来为科技大学学生、后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所的刘刚，不满方励之被当局“捉拿”，因此带了几名学生到当时为北大物理系副教授的李淑娴面前，表示希望提名李淑娴参选人民代表。
根据中国的《选举法》，人民代表参选的方式为10人以上联名推荐。虽然一开始并未想过参选，但为了支持学生要求民主的运动，也认为参选将有利于推动中国民主，因此李淑娴很快答应了；即使已经决定参选，李淑娴仍对自己是否当选抱持一些怀疑，只是按照程序将名字往上报、贴出海报。
参选程序启动后不久，一天晚上一名党委敲了李淑娴的家门，希望李淑娴不要参选，“我听了很火，我明明完全符合中国自己规定的法律程序，有10人提名、满35岁、合法北大居民，所以我说了他一顿，他也灰熘熘地走了。”李淑娴对《大事件》说。
从此之后，李淑娴较主动投入竞选活动中，经常与学生联络。最后几名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必须在北大可容纳几千人的大饭厅做竞选演说，李淑娴的演说得到非常好的反应，之后，她以89.9％的得票率当选人民代表。
抱着“既然当了人民代表，就要为人民做事”的态度，李淑娴不只在北大的三角地（大字报栏集中区）安了一张桌子，即使颳风都要在那听取学生的意见，或到学生宿舍、饭厅与同学交流，在每次的区代表会上，李淑娴还抢着发言，呼吁关心教育经费、学生和教师的生活。“会裡面大部分的代表都是当局想干什麽，他们就干什麽，我则是把北大的问题如实反映到会上。”李淑娴对《大事件》说。
李淑娴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首次发言，就明白要求“救救孩子”。1986年李淑娴在日本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物理教学会议时，瞭解到中国的教育经费比重是联合国会员国中的倒数第二，排名仅高于海地，因此点出中国“建国已经38年，到现在还有那麽多的文盲和半文盲......作为一个执政的党应该内疚，对不起我们这个国家，对不起我们这麽好的人民。”并希望“重视科学、重视知识”的口号不要只停留在宣传上。大会规定除主席外，发言只允许5分钟，但李淑娴讲了10分钟之久，每讲一段话，全场便鼓掌一次。
李淑娴的敢言不只反映在教育经费问题上，她也曾在会上点出北大雇人打学生，并特别呼吁：“学生做的事情不违法，希望学校在毕业分配时不要受歧视。”同样获得掌声。
李淑娴认为，自己当人民代表时，只要敢说敢做，这个职务就能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如今竞选人民代表的独立参选人如果能当选，肯定对人民的生活或政治生态都有好的影响，但关键问题是，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当选。“现在的中国大陆控制得比以往更严了。”李淑娴对《大事件》说。
虽然李淑娴担任人民代表期间，官方的阻挠和监视不断，但李淑娴表示，至少当局没抓人。当时，李淑娴被视为“民主沙龙”的“黑手”，而“民主沙龙”则是北大着名的学术与政治问题论坛，主要发起人为北大学生王丹和刘刚。
李淑娴对《大事件》回忆，她从“民主沙龙”后才认识王丹。当时，王丹与刘刚同李淑娴商量“民主沙龙”的事宜，作为人民代表的李淑娴也有义务给他们提些主意，建议演讲者的人选，不过主要的筹办者仍是学生。为了将“民主沙龙”营造成海德公园一类的自由论坛，“民主沙龙”每週三下午在塞万提斯像前的草坪上举行。“民主沙龙”邀请许多名人演讲，李淑娴便两次受邀担任主讲人，其中一次为“民主沙龙”开幕时，李淑娴与方励之在台上谈及北大的传统：民主和科学，听讲气氛热烈。主讲人还包括美国大使洛德与夫人包柏漪、吴祖光、许良英等。
李淑娴与方励之演讲后，当局便开始监视此论坛活动。“我们不知道当局如此小气，因为我们没有要和他们作对的意思。”李淑娴说。
之后，“民主沙龙”受到校方密切关注。每当沙龙的佈告贴出时，很快就被撕掉。“‘民主沙龙’开始后，大家都很感兴趣，可是北大当时雇一些农民工，专门撕大字报。北大三角地的大字报是有传统的，是学生的园地，佈告可随意贴，但凡事民主沙龙的佈告都被撕了。”李淑娴对《大事件》指出，到了4月初，情势越来越紧张，4月5日，胡耀邦去世前，李淑娴二度担任“民主沙龙”的主讲人，但“当时就感觉学校的气氛不太对”。
“我拿了一本《宪法》，给学生唸第35条，告诉他们什麽可以做、什麽不能做。我们是合法中国公民，做的事要符合宪法，我也劝告那些年轻人，做事千万不要太冲动，给学业造成麻烦，中国许多事情不是一蹴而就，很多事要慢慢来，完全按照法律办事。就算是中国曆法的改革，从农曆改成阳曆，都有人被砍头的。”李淑娴对《大事件》说。
该次的“民主沙龙”吸引了200多人到场，草地上坐满了人，但李淑娴发现校卫队派来的便衣和外国记者也相当多，草坪上更是架起了自动洒水器，将草地与学生洒得满是水，听众被迫挤在草地边缘聆听，之后，“民主沙龙”搬到留学生宿舍的活动室举办，才坚持下来。
10日之后，胡耀邦去世，“六四”后一本批判北京动乱的小册子中用了李淑娴4月5日在“民主沙龙”上演讲的照片，却指明是李淑娴在天安门演讲，鼓动学生闹事。“这两件事根本一点关係都没有！”李淑娴说。
当时因为“民主沙龙”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不只有李淑娴，刘刚、王丹都曾收过言语上的威胁。但一直支持“民主沙龙”的李淑娴认为，比起现在，当时反而比较民主些。“现在的中国感觉没有道德底线，很多很难想像的事都能做出，这几年当局的控制越来越厉害，那时虽然有威胁，我也始终感到被监视，但都没有抓人，现在是随便抓人、到家裡头搜电脑，我发（给国内）的email也经常通不过去。”
如今不只是参与示威游行或发表涉及民主的文章可能被逮捕，就是宣佈参选人民代表，也可能“被失踪”。李淑娴对《大事件》说，都是由于当局越来越没有自信。“我们在解放初期都倾向共产党，一个是当时太年轻，一是受了很多蒙蔽，而且对国民党后期的腐败也不满意，那时我觉得共产党还有些自信。反右后，几乎每个（右派的）人都做了检讨，我当了右派，也做过检讨，当时闹不清楚自己怎麽错了，但相信党，觉得党说的还是对的，所以愿意去改造。”
不过，李淑娴表示，历次运动后，她也越来越看清楚共产党，尤其文化大革命时洩露了一些秘密档桉，例如如何整知识分子、如何莫名其妙让人成为右派，导致家破人亡，随着共产党“真面目”逐渐被揭露，李淑娴认为当局也越来越没自信，最后只能用高压的办法对待人民。
方励之目前担任总部在意大利的“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lativistic Astrophysics，ICRA）指导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Steering Committee），该中心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科学交流会议，2011年的会议于上海举行，但作为中心负责人的方励之与李淑娴却被视为局外人。“我们根本进不去（中国），会议出的海报上，方励之的名字也要拿掉，所以当局非常害怕，但我们只是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
李淑娴对《大事件》说，即使现在号称中国崛起，可是实际上高干子弟都往外移民，许多东西都只是泡沫。“中国崛起只是几大家族的崛起，老百姓还是很穷困，否则怎会有人拼了命也要到黑窑打工？开发商也为了赚钱，把一些老百姓房子都强拆了。”
好的一面是，“互联网的发达让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提升，人们可利用各种方式瞭解世界的讯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民众的民主诉求也越来越强烈，更明白自己的权利为何，这些都是让中国往公民社会迈进的因子，”，李淑娴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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