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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到江泽民:被窃听的中国政要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06日 转载)
    
    来源:明镜网  
     (博讯 boxun.com)

      内容提要:在中国政坛,有一个领域经常发生窃听事件,那就是外交。毛泽东第一次出国去莫斯科访问,其下榻的别墅就被安装了窃听器;1970年代,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疑心颇重的阿方就在中国驻阿使馆里安装了窃听器,窃听器竟然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1961年4月26日晚,杨尚昆——这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高级官员,在日记中写道。当时,正在河北调研的他突然接到中办电话,要求其火速回京。于是,谜团乃至恐慌在这位中共元老的心里展开。
      谜底在一天后被揭开。这就是震动中央高层的“窃听器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窃听的对象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巴人所著的《蛛丝马迹之于历史》一文中有如下记载: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主席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当服务员离开后,恰遇专列上另一名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随后,那位工作人员展示了装在专列上的录音设备。
      服务员转身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位处于权力巅峰的人士大发雷霆。“秘密录音”就这样闹大了。
      4月27日下午,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邓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当晚,又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做了说明。此后则是连轴转,找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王敬先(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高智(时任毛泽东秘书)、罗光禄(时任毛泽东秘书)、吴振英(时任刘少奇秘书)问情况、写报告。
      “惟心情紧张,极易疲乏。”此后成为中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中共中央会议记录和中央领导的讲话。
      录音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他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叶子龙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人汇报过这个建议。杨尚昆同意了这个做法。
      最初,毛泽东也认可了被录音。但他对叶子龙表示:“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然而,问题又出在这个规定上。有些会议,中央领导是不愿意录音的。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
      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针对录音,杨尚昆也谨慎了许多。
      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去的?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里,王光美解释了这起事件的原委。
      原来为了让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毛泽东讲话时,对录音话筒不那么排斥,有关工作人员就想了个办法,将麦克风用盆花挡着,表面上看不见,领导同志讲话就比较放得开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至于毛主席的专列上也装了录音,麦克风放在花盆里等看不见的地方,是汪东兴安排的,事先没有同毛主席说。
      不过在巴人的文章里还提到两个与“录音”事件相关的细节,一是毛泽东于1961年1月底至4月初外出视察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办。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依杨尚昆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不可能不知道以上两件事情。所以此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到现在尚无定论。
      相比这起颇受争议的窃听事件,在“文革”特殊的10年里,真正的窃听确实存在。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叶剑英,都曾谨防“隔墙有耳”。
      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李先念家,同李商量如何扳倒“四人帮”。华国锋请李先念去见叶剑英,问一问他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
      隔了两天,李先念去到西山叶帅处。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曾撰文将父亲与叶帅的密会场景还原—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
      这时,叶剑英打开了收音机,将声音放大。这是为了干扰窃听—在《风声》等影片中,主人公也曾使用这样的方式。但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一个人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此人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
      这场犹如电影特写镜头的会面为“四人帮”的覆灭打下基础。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集团被隔离审查。当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发生时,邓小平正处于“禁锢”状态。他的女婿贺平带来了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因担心家里被安装了窃听器,全家人就聚集到厕所里,听贺平讲完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根据中国安全保密检查组的调查,对方在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在中国政坛,还有一个领域经常发生窃听事件,那就是外交。
      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就曾遭遇窃听。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莫斯科,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但是毛泽东到了莫斯科之后,苏联方面的表现并不热情,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担心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会影响到苏联的既得利益,所以对签订新条约态度冷淡。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这次行程时也颇多怨言,“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和他(指斯大林)吵得很厉害”。
      而当毛泽东听说斯大林在他下榻的别墅里安装了窃听器时,就更生气了。但正史中并未披露安装窃听器的细节,只是在一些论坛上可以找到“此事与赫鲁晓夫有关”的简单解释。
      1970年代,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疑心颇重的阿方在中国驻阿使馆里安装了窃听器。根据中国安全保密检查组的调查,对方在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循着窃听缆线,中方安全保密组人员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全馆。
      上世纪80年代初,中方与英方开始就香港回归祖国进行谈判。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中英双方斗智斗勇,还不时玩一把“窃听与反窃听”的游戏。亲历香港回归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周南就提到,香港回归前期的筹备工作大都是在深圳进行的,因为“新华社在香港跑马地的工作地点不那么安全,许多地方被安上了窃听器”。
      1984年7月,英方谈判代表来到北京,被安排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一名叫做杰弗里·豪的代表说:“不要在屋子里谈,屋里可能有中国安的窃听器。咱们到外边,找个大树底下谈。”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对此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天晓得大树底下是不是也有窃听器。”
      但中方似乎并没有窃听来宾的“嗜好”。在美国因“水门事件”(在政治对手住处安装窃听器)而引咎辞职的第一位总统尼克松,首次破冰访华时亦是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曾任中国驻英国代办的熊向晖以周恩来总理助理的身份,参与了尼克松访华前后的中美会谈。他说,毛泽东特别指示:中方不安窃听器,也不搞录音。
      9月,在飞机送达北京试飞时,中国官员发现飞机发出“古怪的嗡嗡声”,因而展开搜查,并探测出隐藏的窃听器。
      2002年初,媒体曝出江泽民的专机被检测出有27个监听器。此专机系从美国购买的波音系列,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空军一号”计划的流产。
      购买这架飞机的消息,是在2000年7月由新华社对外公布的:
      “日前,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公司和中国联合航空公司,已与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在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总部)签署了一架波音767-300ER飞机的购买协议,此架飞机经过进一步改型,安装贵宾舱后,将作为中国的‘空军一号’,成为中国国家元首的主要空中交通工具。”
      就在中外记者密切关注中国“空军一号”何时首飞之际,中新社发文称,中国情报官员在一架美国制造、准备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专机的波音767型飞机上,发现了27个窃听器……
      新华社也报道说,该架波音767飞机,是中国政府向波音公司购买,然后送到美国圣安东尼奥机场,由数家飞机工程公司进行内部装修。
      装修工程于2001年8月完工。9月,在飞机送达北京试飞时,中国官员发现飞机发出“古怪的嗡嗡声”,因而展开搜查,并探测出隐藏的窃听器。
      中新社报道说:“这些窃听器设计精密,体积微小,并且是由卫星操作控制,绝非在普通商店所能买到。”
      此后,有关这架波音767-300ER专机的消息就很少了,中国“空军一号”再无人提起。而时任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在回应此事时说,“如果确实有人要对中国搞窃听的话,我要说的是,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对中国进行窃听是没有必要的”。
      此事发生之际,正值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准备访华。但“窃听”并未影响到当时的中美关系。一个月后,小布什如期会见了江泽民。
      2005年,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李肇星应邀在华盛顿的“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演讲完毕,有美国记者就窃听一事发问,李肇星答道,“我们买什么,美国就应给什么。凡是没花钱的东西,我们都不要。”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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