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陆新闻]
   

铁流:三十年改革历险记《我所经历的新中国》第五部“搏击商海”片断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03日 来稿)
    
    要做自由人只有离开组织
     德国诗哲歌德先生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是常青的。” (博讯 boxun.com)

    我不是理论家,我是个“吃梨子的人”,我只能以我参与改革的亲身经历和眼见目睹的事情说改革。也许這是份很好的材料,供学者们研究。
    我“改正”回归报社的时间,是1980年12月,正是中囯改革起步的初期。我先是文艺组的编辑,因受“清理精神污染”的伤害,才改行做农村記者,于是和改革结下不解之缘。
    事情的引起,是我写了篇发映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的新局面的小说《不愿出监的人》,发表在1981年4月的《四川文艺》上,竟然有人写黑信给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说,“被共产党关押了二十三年的晓枫,回归后写出的小说,仍诬篾中国是座大监狱,老百姓生活还没有牢里犯人生活好”云云。于是,时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杜沁源,在四川省宣传工作宣传工作会议上予以指责,同时受指责的还有诗人孙静轩发表在《长安》文艺月刋上的长诗《一个幽灵在大地游荡》。
    “清理精神污染”来势汹猛,全囯“清”白桦,四川“清”我和孙静轩。一时传言纷纷,“晓枫要重戴右派帽子了”,“晓枫要重新抓进监狱了”……吓得新婚妻子坐卧不安。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过去为一篇8800字的文章,被整整关押了二十三年,我不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毅然告别文坛,去到农业组作記者,跑郊区县,写眼见为实的新闻报道。
    1981年的中国农村,正处在大变化的前亱,毛泽东遗留下来的人民公社已名存实亡,以队为基础的核算分配制,早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替代,广大农村回到互助合作运动前的单干形式。政治的东西不再吃香,发展生产,搞好副业,多打粮食、多挣钱,成了千家万户的奋斗目标。共产党不再提倡以穷为荣,而是天天号召农民富裕起来,也不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
    新闻报道的重点是“万元户”,宣传那些又会种庄稼又会搞副业,最先发家致富的农民。我瞄准了时代这个新动向,放开手笔大写特写农村涌现出的“专业户”、“万元户”,把他们的出现和共产党现行的方针政策联在一起,把党政机关干部对他们的帮助作为一种契机。于是,我笔下所写的這些专业户、万元户,成为乡里和县上的名人,立马受到各方面的支持,银行还找着他们贷款。专业户、万元户的再发展,就是乡镇企业,也就是“富了起来的人要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的发端。为了鼓励农民富裕,1982年春,成都市召开了万元户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会的万元户,披红着彩坐在汽车上,像新科状元打马游街招摇过市,威风凛凛光荣极了!
    农村倡富,城市也倡富。共产党主张人人去做生意,搞活市场,特别提倡无职无业的人去当个体户,以缓解社会压力,不再把经商设摊视为“投机倒把”。而这些个体户多是社会上无固定职业的人,也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打击的对象,不少人还是被判处过徒刑而没有平反的释放人员。此时,大家不再讲阶级成分,也不谈及过去有过的灾难,只觉得有钱就光荣、就体面,社会思潮向一个极端发展。就连省委书记许梦侠的媳妇为了钱,不惜和权贵的儿子离婚,嫁给号称有百万资产“杨百万”的儿子。为了探索這些人的发财致富秘密,我三次采访“杨百万”和好些著名的万元户。他们致富的共同特奌是:不安于现状,蔑视传统,敢于打破框框寻求新的工作方式和生存方式。比如杨百万过去因“投机倒把罪”被判五年徒刑,1979年回到成都没有工作,政府号召“两劳人员”(劳改劳教)自谋生路,他从江浙购回尼龙原材料,再发给家庭妇女加工成蚊罩,再卖给商店,利润高达百分之五十,其它万元户赚钱的方法也无非如此。共产党长期推行计划经济,視流通领域为“投机倒把”,致使地区差价越来越大,利润空间自然丰厚无比。比如温州生产的小家电产品,只要运到四川就有五倍的利润。那时敢冒此险的人寥寥无几,故谁干谁发财。我们知识分子的付出远比他们大,但没有人去做。一是不屑于,二是没這个胆量,乐于在传统中生活,在温窝里打睏,让别人大发特发。
    在这个大潮中,先初我并未想到要“下海”,因为我活得充实,所写的文章在全国报刋争先发表,每月稿费多于工资三至四倍。在我们报社的群体中,是最早拥有“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的家庭。但新闻事业不开放的垄断,权力愚昧的专断,迫使我作出“下海”争做自由人的反抗!
    1983年初,四川出版社二编室老朋友杨干廷,邀约我和《四川日报》記者艾风,去成都锦城汽车制造厂采访,写一篇该厂厂长刘恩来如何勇于改革,大胆创新的事迹,使一个敲敲补补的生产作坊制造出了汽车。刘恩来原是中共成都市西城区委组织部长,1957年划成右派分子作二类处理,开除党籍送到这个厂的前身——成都锦城汽车修理厂当工人。“改正”后升为厂长,不到五年把这个修理厂变成汽车制造厂,在全国有知名度(即今天四川丰田汽车制造厂)。杨和刘是难友,杨又是“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我和艾风当然支持,何况刘是难友!为了支持刘恩来,宣传改革开放政策,我和艾风去锦城厂采访了半个多月,写了篇一万五千佘字的报告文学《刘厂长闯新路》,发表在《四川文学》上,很受一些读者欢迎。文章重点表现鋭意创新,坚持改革的刘厂长,和保守势力的党委书记之间斗争的故事,近似天津作家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四川省广播电台决定播送,并将播送消息登在《四川广播电视报》上。不知为什么,此文牵动了时为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许川的神经。在播前两个小时下令撤播。对行政干预文艺创作的手段,引起我强烈的不满,在电话中骂许川是“党棍”!
    在写刘恩来之前,我敏感地发现在老百姓吃饱穿暖后,对休闲地方有了新的追求。过去成都人星期天常去的地方不外乎是人民公园、草堂寺、武侯祠、望江公园,而今肚皮装饱了荷包里有了余钱,便想找个有山有水新的地方玩,巧好我去远郊蒲江县采访。蒲江是新划归成都市管辖的一个县,是四川有名的穷县,长期以来吃粮靠反销,用钱靠贷款,连县委办公室都只是几间窄窄的平房。县委鈡书記见面第一句话是:黄記者,你走南闯北,见的世面多,能不能给我们县出点主意脱贫。我问蒲江县有没有什么土特产,他说一是米花糖,二是白菜豆腐乳,还有脐橙。我想了下又问,有没有可以玩的地方?他回荅,有个朝阳湖还不错,有水有山,有杜鹃花,还有一群一群的野鸭子。
    蒲江县距成都四十公里,两个小时车程(那时无高速,有十公里山路非囯道),来去不算远。鈡书記当即带上我,坐着条很旧很破的鉄皮船,绕朝阳湖游了一周。朝阳湖是个人工湖,坐落在群山之中,青山绿水,古藤飘垂,曲径通幽,野花似火,时不时有一群一群的野鸟、野鸭,浮游在碧绿的江面上。我立即表态说:这是个好地方,蒲江的金窝窝。很快邀约一大帮中央驻川記者和省市各报記者来蒲江采访。那时县级干部没有官架子,书記、县长亲自给記者送水送茶,热情极了;記者也不伸手要红包严守职业道德。很快,宣传朝阳湖的文章在各报出现。我写的那篇通讯叫《朝阳山水四时秀》,里面有两句诱人的话“景色尤漓江,幽深胜三峡”,发表在《成都晚报》三版上。
    《成都晚报》是中共成都市委机报,发行量大,是成都企事业单位必订的报纸,也是广大市民喜欢看的报纸。不到三个月时间,朝阳湖游客爆満,多达两三万人,出现“进出困难”(没有卖食品的摊点,没有厕所)的局面,迫使全县工作重心转向旅游开发,所有机关学校的空房全成了旅店,土特产品米花糖、白菜豆腐乳被抢购一空。我方意识到,报纸不但是党的喉舌,也是发展经济的开路先锋。为了解决成都去蒲江的直达客车,我通过刘恩来的帮助,以低于每辆一万元的市场价位为他们购买了十辆锦城汽车制造厂生产的十三座旅游车。蒲江的经济上去了我却遭到“抓耙爪”的密告,市纪检部门对我进行调查,怀疑我从中得了好处。害得县委五大常委,不得不为我写证明材料,以还清白。虽然,我未受到任何为难,却发现有这个专横的体制,不能做任何事情,特别不能做与经济有关的事情。
    另一件事,是我惹上了妻子教书所在的区教委。一位年轻的女教师由于在工作上未得到很好安排,竟然忧郁自杀而死。其主要原因是校领导和区文教局对她关心不够,而她又不能正确对待流言蜚语,是社会与校方的双重责任。我写了篇《小秦之死由谁负责?》的文章,发表在全囯发行量最大的上海刊物《青年一代》上。想不到这篇不过是1500字的新闻特写累及妻子,使她险些不能参与职称的评定。这一连串不愉快事情的发生,说明中囯的記者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我的价值,没有法律保护,仅仅是个工具而已。要不想当工具只能走自巳的道路,离开衣食父母的“组织”,告别追随多年的共产党——“下海”!
    “海中”五味“辣”比“酸”多
    要想离开“组识”,离开共产党,不当記者,自谋职业,挣钱吃飯,谈何容易啊!党报的記者,不但是个闪光的职业,旱涝保收的职业,人人喜爱又难求的职业,而且也是个吃香的职业——无冕之王!每周外出采访归来,总要带回不少廉价的副食品,鱼呀、肉呀、水果呀,应有尽有。翻开每天油墨喷香新出版的《成都晚报》二、三版上,常有我署名的文章,这决心很难下啊!在这犹豫徘徊的时刻,省記协秘书长李泽打来了电话,约我去四川日报社他的办事室谈一件事情。
    他是新闻界的老人,一位忠厚的长者。北方人,大个儿,南下干部,原《人民日报》驻川記者站站长。退休挂职省记协当秘书长,新近通过艾风介绍认识。共产党官儿有个共同特点,在台上保守,做什么事都要请示汇报,看上面脸色行事,一当退休,思想就极为活跃,总想做些自已欢喜的事情,追求人格上的独主自立。我在他办公室坐下后,他喜笑颜开地向我说:黄泽荣同志,现在中央大力提倡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放开市场,听说新闻这个口子也要放开。艾风说,你很想“下海”办公司。我看,我们当記者的最熟悉的是笔杆子,做生意恐怕外行一点。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想在省記协下成立一个“四川記者服务中心”,由你负责怎样?现在缺的是啓动资金。
    我问,要多少?
    他说万儿八千总要,买点办公用品,租间办公室。
    我回荅,能解决。
    他听后高兴地笑了起来,立即拉开抽屉,以省記协的名义给成都市公安局特行科写了刻制公章的介绍信,我很快办妥了这一切。有了公章我便拉了一大帮記者加入“四川記者服务心中”。成都人民银行得知此一消息,多次追着屁股要贷款给我们,开口就是一百万。
    正当我全力投入“四川記者服务中心”的筹建工作,一天亱里十二点,李泽打来了电话,十分焦急地说:黄泽荣同志,赶快把公章送到我家里来,许川部长要,他不同意办四川記者服务中心。
    我乘亱送去公章,“四川記者服务中心”也就胎死腹中了。
    约莫半个月后,中囯記协书記处书記江涛同志来四川检查工作,这位先生也是想办公司的人。他位居高职,身兼中囯記协囯内部部长,想在囯内部下面办个中囯記者服务总公司。用他的话说,中囯記协太穷,做什么事也做不起,办个公司挣点钱,为記者谋点福利,或到时办张报纸。他四处网络人才,经李泽一推荐立即要我去北京。我表示同意,但须办理借调手续。他是个雷励风行的人,凡拍板的事希望马上实现。他立即以中囯記协记处名义,向我们报社总编辑凯兵打电话,要借调我去中囯記协办公司。凯兵说他没有意见,但要许川部长同意。不知何故,许川一口拒绝。
    我心里对许川十分不满,认为他老在压制和报复我。
    1984年是中囯“公司热”的年头。党政部门办公司,新闻单位办公司,群众团体办公司,但政策是不开放,即所有公司必须有主管单位,没有私人的公司,更没有个人的公司,都得戴一顶“红帽子”。纵然你的公司是自筹资金,囯家没投入一分一文,如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記,仍得有主管单位的注明,否则批不下公司。这样就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为了注册就得向主管单位进贡,公司有什么重大决策得经它同意批准,还得按时送财务报表;二是,公司发展了,壮大了,有利润了,常常发生财产界定不清楚的纠纷,引起许多讼诉。因为中囯在“改革开放”期间,无论做什么事,不是先有法律,而是“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既然是政策,就得随情况常变动调整,十分不稳定。热的时候摄氏一百度,冷的时候零下。由于中囯公司先天性不足,在十年前经常处在发展、收缩、整顿的曲线中,分不清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
    在“公司热”的高潮中,我决心不当记者“下海”办公司。由于我长期採访万元户、专业户和乡镇企业,与不少有钱的人交上朋友。当我把我要办公司的意图向他们泄露后,都表示全力支持,特别是得到锦城汽车制造厂刘恩来的支持!他不但以汽车厂下属服务公司投资伍万人民币,还提供办公地点,并派了一个中层干部出任经理,分管业务。在他支持下,我筹得了四十五万元股金,又通过他的同乡老苏-——成都市乡镇企业局长,以乡镇企业局作为主管单位,创办了四川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四川建中股份有限公司。他为董事长,我是总经理。
    在做这些事情时,全是秘密进行的,最先由一位叫于明望的朋友代任总经理,在一切就绪后我才正式出山亮相。花了不少脑筋,终如愿以偿办成了公司,谁知带来的无限麻烦、痛苦、担忧,差点毁了一生。。
    在办公司的开始,全家没有一人支持,妻子、岳父、岳母均极力反对,家姐黄泽芳也反对。他(她)们认为我吃了几十年苦,好不容易回到报社当記者,有名、有地位,工资不低,稿费可以,不知吃了什么药,去冒这个风险,太不划算!而我,则认为共产党把我限制得太死,朿缚了我的能力与天性,不愿再做“工具”,决心闯闯世界,看自已到底有无本事。家里仍不同意,几乎闹到离婚地步。好在总编辑凯兵出面,同意我“下海”,但不同意我辞职,最好“留职停薪”,万一公司办不成了,也有条回归路。他是好人,一个关心、爱护我的领导,于是,我在1985年2月,正式“留职停薪”,离开了成都晚报社,去到了自已的公司上班。
    自已公司是个既无大脑也无四肢的怪物,不伦不类什么也不像。没有工厂,没有啇店,下面却有着五六个分公司。分公司由总公司投资开办,人员、经营均为自主,两者没有上下级关系,只有一纸协议。协议又未公证,等于是张废纸。废纸的文本上這样写道:XX分公司为建中下属子公司,实行“四自”(即自组人员、自谋出路、自负盈亐、自担风险),无论其盈亏,每月必须向总公司上交投资总额百分之三的管理费。当时银行贷欵利率为百分之一,我的投资高出银行两个百分点何乐不为?实际四川建中股份有限公司成了个吃管理费的管理公司。
    而下面的那些分公司都不是实体(不是生产单位),也不是流通单位,全是买空卖空瞎折腾的“倒爷”。其它公司怎样运作我不知道,至少我的建中公司是这样的公司。为什么有此怪异存在?共产党放开成立公司,并未放开原材料和生产品的管理,市场仍是计划经济一切,也就是“双轨制”,重要物资仍是分配供应。這些未入流入纳入国家计划的公司要想生存,除了倒买倒卖,没有别的事可干。
    再有,公司人员严重不纯,全是朋友介绍或自投门下。这些人多是社会闲杂人员,长期无固定职业,既缺乏文化素质教养,更缺乏做人的品格情操,根本没有诚信和责任感。他们跻身这个大潮,就是为了捞钱。除此,公司也没有严格可行的管理章程,更无力量对公司人员进行必要的考核审查。所以八十年代初在“公司潮”中出现的公司,很少有成了气候的公司,全是一场闹剧!
    我身为总经理竟不知什么是法人,更不知法人的责任与义务。以为公司的钱越多就越有实力,下面分公司愈多总公司就愈大。发热的头脑必然做出发热的事情,本来我所集资到的四十五万元人民币股金已是笔庞大的数目,我还嫌銭太少。接着通过省建行信贷科右派朋友李才义的帮忙,再以成都锦城汽车制造厂出面担保,,向省建行以更新设备名义贷了80万人民币的巨款。于是建中骤然膨胀,不出半月十多个子公司遍及成都市各街区。这些分公司的资金全由总公司投入,多则二十万少则五万,其办法和原来的方式一样。应了民间一句俗话,“你想别人利,别人吃你本”!
    此时的我仍然是个重情感、信承诺的文人,加之与社会断代二十多年,不知“十年文革”后的中国人,早已变了味,在生意场中再无理念、友谊可言。分公司的经理全是一帮五马六道,十骗九诈的社会残滓。他们成天不做正事,不是大吃大喝,便是四处瞎倒,一掷千金,毫无诚信可言。有个姓杨的分公司经理拿去二十万元投资后,立即瞎花瞎买,穿金戴银,十个指头有八个指头戴上金戒,气得我骂他无耻。他反嘻嘻一笑说:黄总,钱到了我手里,就是我的钱了,你管得着吗?不久银根收缩,省建行追贷,没有一家分公司还欵,置我于跳楼境地。
    主管部门成都市乡镇企业局苏局长怀疑我有挪用公款问题,派来审计人员对总公司账目进行逐笔审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主要是分公司不还欵。为不担责任,在建中公司一年一度(1986年)的工商年检中,拒不签字盖章宣布脱钩。它不签字盖章,工商年检就批不下来,分公司欠款就更无法追收。东托人找主管,西托人求关係,经朋友介绍找到西城区一家街道办事处作主管。这个办事处分管街道工业的主任叫宋囯风,原是我在老三区政府的通讯员,曾和苏联卓娅的妈妈通过信。1957年反右中不知是何原因划为右派,现成了手握实权的人。也不知是权力改变了他的人性,还是他本来就是烂账,决不要以为右派就是正人君子,受过罪的就是好人!而一些右派比流氓还坏,他就是这么一个吃鸡不吐骨头的傢伙。
    他同意作主管单位,但必须派主事的常务总经理。为了求得公司的存在,有什么办法?只能荅应“城下之盟”。很快他派来一个姓李的流氓担任常务副总经理,拿去了唯一的实体家俱厂;接着他又派了两个颇有姿色的烂女人(据说是他的姘头),接管了总公司的财务和划走了账上仅有的十多万余款,四川建中更名为成都建中。至此,我过去花一年多时间集到的四十五万元股本,和八十万元银行的贷款,被下属子分公司和宋囯风派来的人搞得精精光,留给我的是一身债务。
    我这个有名无实的总经理,为了还银行贷款成天四处奔跑,靠办报拉广告挣钱偿付利息,省吃俭用辛苦极了。经过一年打拼,还去囯家贷款百分之六十。这些分公司经理看我有了钱,再次强行来要投资,我不给,他们竟然联合一些股东撤去了刘恩来的董事长和我的总经理,也不承认宋囯风派来的人,闹成一锅粥。最后还突然劫持我,将我关押在投资大股东之一的文家乡政府两天两亱。也许现在看来是个笑话,可那时没有公司法,没商业规则,加之文人去办公司本来就是笑话,一个天大的笑话!
     无本生意川酒进京展
    “自古天无绝人之路”,這是佛家话。它所指的人是行善的人,诚实的人,绝非作恶者和诈骗者,這样的人决无好下场。1985年7月,正当四川建公总公司处在彷徨之际,李泽打来电话说,北京有家新创刊的《中国广告信息报》,是家民营报纸,总编辑叫冯迈,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原是光明日报社总编室编辑,不久前辞去公职“下海”办了這张报纸。现在想来四川发展建立办事处,我向他派来的代表王正友同志推荐了你,你们可以好好谈一谈。我自然喜出望外。王正友来我建中总公司新鸿路所在的办公地址,一谈就拍板。他们需要招兵买马,推进报纸的发展壮大;我需要寻求平台,找到一个新的奋斗目标。我立即上带上妻子、侄女和不足四岁的女儿乘机飞抵北京。這是我第二次来到北京,第一次是1983年春,我一篇写万元户的特写《风雨潇潇》为《中国农民日报》採用並评了个二等奖,是坐着火车来的。颁奖地点在民族文化宫,发奨人是艾青,吃住均由报社管。這次是自费且是坐的飞机,那时机票不贵,从成都飞北京120元。妻子、女儿、侄女,是第一次坐飞机显得特别兴奋。我是第二次,十分平静。両年前,“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承揽拉萨建筑工程的大邑县建筑公司,为了制造影响,邀我和艾风去西藏作了为时半月的採访。除承担来去机票和吃住的费用外,每天给二十元人民币的高原补助。此采访活动虽然各自报社领导同意,但每天二十元补助一事却未告知。后来知道了有銭的事,艾风和我都受到了批评。虽然這是件小事,可以看出那时新闻单位之廉洁!
    到了北京,冯迈派王正友来接我们,报社无车是打的出租,安排住宿地点是海淀区的金玉旅店每日五元,一间房四张铺,没有卫生间,男女洗澡在各自厕所里。我每天去报社和冯迈交流谈办事处筹建事情,妻子、侄女带着孩子去玩。新组建的《中国广告信息报》为每周两期的四开版,没有政治消息,除经济要闻外便是软广告(专写企业产品和企业家的文章),不到一年已积累资金到両百万。冯迈三十多岁,中等个子,一副书生模样,少言但偏执,有政策水平,又精于办报,但缺乏管理能力。他的助手叫王素文,是个二十七八的女人,精精瘦瘦,模样儿不怎么漂亮,但厉害精于算计。经过几次谈判,冯迈同意在成都建立办事处,由我出任主任,李策作顾问,有代管性质,双方很快签订协议。
    在办事处订下协议后,一天我和侄女张居芬去中山公园玩,出南长街大门遇雨,寻求避雨地方,一头钻进一家叫北京九州醇的商店。這是北京市乡镇企业局的下属单位,经理庞连恒,一个正处级干部。一个高高瘦削的北京人,斯斯文文戴副眼镜,没有生意人油滑奸诈习气,属正处级干部,来去有台伏尔加轿车。
    我是四川人,四川是酒的故乡,有名酒“五朵金花”。号称九州醇的专营酒店却无“五朵金花”,其原因是流通不畅,信息闭塞,川酒在北京没占有市场。出于記者的敏感,我脑子忽然一亮:何不组织一次川酒进京搞次展銷?
    我将此想法和庞连恒经理一交流,他当即同意。做生意的目的是赚銭,搞酒展双方都不投资,一切费用在展费中开支,还为他解决了货源。为落实酒展一系列事情,我们在北京多留了几天。有一天庞连恒来金玉旅店看我们,巧好我们不在房间,只有四岁女儿在房里午睡。回来时,庞連恒笑着告诉我们:老黄,你那女儿真逗,刚才她翻身掉下床,站起来看了下,揉揉眼,又爬上床自个儿睡了。我们听后不禁哈哈一笑,妻子心疼地轻吻熟睡中的女儿。
    庞連恒为尽地主之谊,中午非得请吃飯,飯后又用小车拉着我们在北京兜了圈风。我用《中国广告信息报》成都办事处的名义与他敲定了酒展。两家分工是我负责组织三百家厂家赴京展銷,他负责展銷场地和邀请订货啇,支付他十万元人民币的总费用。在我们离开北京时,他派小车送我们去机场。为让他有信任感,我邀请他到成都考察。
    北京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心,有一种神秘的光环,人人向往,人人景仰,认为北京人不得了,了不得,把能去北京視为一种光荣。我的酒展全称是:川酒进京展铺订货会!主办单位北京:中国广告信息报社;承办单位:北京市乡镇企业管理局九州醇公司和中国广告信息报社成都办事处。我是記者出身,注重宣传,花銭在《四川日报》上做了三天二分之一通栏广告,又搞了一辆专车配合电视广告吼叫了几天。酒厂老板自来土气,很少有人去过北京,北京是首都,皇帝老官呆的地方,自已生产的酒能进入北京市场是多大的荣誉啊!一时报名者众,不出半月突破三百余家,一个展台收费五百元,含三晚住亱。這是第一次川酒进京展,又是中国广告信息报报社主办的,得到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不少省上领导为酒展题字留墨。這些题字留墨,经过我的操作和朋友们的帮助,变成消息出现在报纸上,报名参展厂家竟然超过四百家。
    1985年10月1日,酒展在北京市和平门一处地下展厅隆重开幕!北京市市委一位姓王的书記和四川省省委副书記天宝主持了开幕式,《光明日报》刘霭芝副社长和北京市乡镇企业局一位局长也应邀出席,万人空巷很是热闹。
    在开幕前三天我带着四名工作人员奔赴北京,落实具体事项。庞連恒先生和我都不是生意场中人,从未办过展销。展销是门科学,发达国家称为会展经济,有许多具体事务,不是把厂家组织来就算完成任务。他不但要为参展商寻找订货客户,设计制作展位,现场提供服务,还要解决住宿、吃饭、库存、用车、回访等一系列问题。酒厂老板多土老冒,来参展的目的就是卖酒,不注重拓展市场与打品牌;另外,觉得每晚二十元的住宿费,还不如成都五元一天的宾舘,加之展场在地下室,空气不好,未卖出酒的厂家意见特大,声言上当受骗要告状。不管怎样,总有不少厂家卖出了酒,用句共产党老生常谈的话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是一个指头对九个指头的问题”。闹事有意见的厂家也只好不了了之,但在四川一些省市领导中,总留下了一些负面影响。
    酒展使我赚了近十万人民币,校正了我“海中”的方向,走出了办公司的困境。
    重操旧业办刊办报
    一个人要想做好一件事情,需要有三个前题:一,熟悉了解這件事把握得住它的发展变化;二,能控制驾驭得住這件事情;三,要有恒心耐心、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三者不可缺一,否则做不好。
    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结朿了毛泽东为时二十八年的残暴统治,中共为了延续政权,消除民怨,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済建设。作为共产党喉舌的报纸,虽然也转向经済报道,但报纸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却无任何变化,仍吃“大锅飯”。一切费用靠财政,从不去研究市场,分析市场,更不去适应市场。此时,一些不靠国家统筹包干的半官方报纸,开始陆续进入市场。他们为了生存发展,必需去创收,也就是舆论上的双轨制(党报和非党报)。中共的老爷报刊开始并不注意,甚而拼命反对,但不可更改的市场经济规律,到后来只能仿效、投降、甚而同流合污。
    我一开始就发现這个空隙,征得北京总部冯迈的同意后,我开办了《中国广告信息报》(四川版),每出一个“四川版”给总部上交一千元,我却可挣九千元。“四川版”为四开八版,每周一期,除刊登总社的经济稿件外,专为企业和地方出专版。专版全收费,费用低于地方报刊广告价格。广告是硬性的,我的广告是软性的,以特写、通讯出现。他们自然选择后者,且是中国字头的报刋,有很大的诱惑力。
    我是老板,出主意拿决策,不能把精力花在採访、编排的具体事务中。我公开向社会招聘人才,经考试录取后再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发给《中国广告信息报》成都办事处的“采访证”,派到全省各地市县去组织采访专版。在经营管理上,实行基本工资加效益的激励机制,拉开人与人的收入差距。這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不但使办事处有了稳定的收入,还使人员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精力。在报纸版面编排上,我请出退休老报人薛啓明夫妇负责,一线全是年青人。这张不起眼的四开八版小报,使省委宣传部许川部长大为惊恐,认为我动摇了党报的根基,是新闻界害群之马,視为眼中之钉,必须要铲除。而新闻一些同仁,却认为我是个闯将,敢于放弃鉄饭碗探索新路。李泽老人暗地里支持我,说许川保守,思想僵化,既不要去碰他,也不要去理他,干自已的,走自已的路。
    “权力大于真理”,这是任何时代不变的规律
    许川几次给凯兵打电话,叫他出面管管我。凯兵笑笑涚:许部长,现在黄泽荣同志不在我们报社,一年前就“留职停薪”出去了,又不领取《成都晚报》社的工资,我们怎么去管他?他如果做得不对,囯家有法律呀!
    凯兵总编回得好,不拿共产党工资的人就是不好管。我是自由人,只对法律负责不对组织负责,共产党的条条框框对我毫无作用!但权力的威力是巨大的,并不因为你不领取它的工资,就可以不受制约。他们有的是办法,其最历害的一着棋,就是割断新闻界朋友和我联系渠道。
    1986年3月一天,庞連恒带我去绵阳地区拜望市长王金城回到办事处,薛啓明一脸惊恐之色,把我叫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十分紧张地悄悄说:老黄,不得了,李部长上周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批评了你……
    他说的李部长是巴金的侄子李致,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新闻、出版,是许川的助手,当然言听计从,执行许川的决定。我十分镇静地笑笑说:批评就让别人批评呗,对的接受,不对的留着参考,有什么了不起?
    他急了,失声叫道:老黄呀,问题严重啊!说着从包里取出李致讲话的复印文件给我。我按他手指指的地方,上面有一小段话是针对我说的:有个記者自封某个公司总经理,最近又打着中央一家报刋驻川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大肆招兵买马,四处进行诈骗活动,足迹遍及全川,远到江浙一带……
    我看后火冲冲地骂道:放屁!我找他去。
    薛啓明闻言,吓得手发抖,说:老黄,你这样做不是把我卖了吗?这是党内文件哟!
    我一听,歇了气,心里思忖道:我去找李致没有理由,那段讲话并未提到我的名字,别人问到,我怎么回荅?看来他们也只是虚张声势,吓吓人而已。不理他,看他们还有什么戏。
    我就是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除了皇帝我为大的人。我照旧我行我素,办我的“四川版”看你能把老子怎样!
    薛啓明却不来上班了,他是党员,受着组织管。我也不强难人,另找了个姓史的大学生作编辑。
    王金城市长与我认识后,觉得我这个人有思想有眼光,一天来省上开会,会后专门到办事处看望我,咨询怎样才能把绵阳经济搞上去。
    在這之前,我已对绵阳作过一番了解调查:绵阳是电子工业城,科技力量雄厚,所生产的长虹电视机质量不错,但没有什么民用产品。它下面有七个县,皆是丘陵和山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盛产木耳、粉丝、药材等土特产品。另外,自我成立《中国广告信息报》成都办事处后,先后几次去过浙江的温州、宁波等地採访,与同系统的杭州办事处主任王金龙结识,几次啇谈能否两地联手举办一次大型的展銷会。办展销的好处是,投资不大风险小,能搞活市场,刺激经済发展,但须有政府支持介入,不然做不大。因为中囯是个权力社会,只要有了权力什么事都好办。我把我的想法向王金城市长提出,立刻得到他的认同。但他担心的是,绵阳与浙江官员素无往来。我说,這好办,我们《中国广告信息报》在杭州有办事处,与省市负责人关系不错。
    他一听笑起来,用着开玩笑的口吻说:看来你早就策划好了,摆着布袋叫我钻是不?那我就钻了。接着我们就展銷会的前景作一番评估,双方认为是利大于弊的好事,关键是怎么说服工业生产发达的浙江企业来绵阳。我是搞新闻的,知道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便借势道:如果市长决心要办這个展销会,我建议先通过我们报纸以专版形式,把绵阳七区县的情况向浙江省各地政府和企业,作个详细系统的介绍,然后再编辑出版一本绵阳市企业名录,作为合资合作用。市长,你觉得我的建议怎样?
    王金城市长想了一会问:花不花銭?
    我道:要花点銭,但不多,一个专版不会超过五千元,何况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好事。毛主席不是说,欲先取之,必先与之吗?
    王金城是个搞技术出身的人,从车间工人、班长、主任、厂长,走上领导岗位的市长,有胆有识,敢负责任,且有雄心壮志,想把绵阳的经济搞上去!他当即抓住我的手,摇了摇说:老黄,看到你是个干事的人,我们两人好好合作一下,把這个展销会办起来。还有,你可不可以向你们总社反映一下,在我们绵阳设个办事处,办张报纸。绵阳是入川之道,也是西南的门户啊!
    当亱,我在电话上将情况向冯迈作了汇报,他很是高兴,同意给绵阳出八个专版,设立《中国广告信息报》西南办事处,由我兼任主仼。我把信息反馈给王金城市长,他立即给西南办事处提供办公地址,还给了些必要的办公用品与设施。我立即派出八名工作人员奔赴绵阳投入工作。于是,《中国广告信息报》“四川版”升格为“西南版”,成了绵阳官方的报纸,气得许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5580021
[发表评论] [查阅评论]
(不必注册笔名,但不注册笔名和新注册笔名的发言需要审核,请耐心等待):

笔名: 密码(可选项): 注册笔名

主题:

   
相关报道(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铁流:不做统治者的喉舌,要做社会公正的眼晴---我为“南都”鼓与呼
·铁流:前总理朱镕基:请你勇敢地站出来兑现诺言!
·铁流:就《往事微痕》自动停刊致胡主席的公开信
·铁流:“心潮在痛苦中翻腾”
·铁流郑重声明
·铁流说事:江泽民目前病情稳定
·铁流:“重庆模式”,中国的灾难
·铁流:为什么说“唱红歌”是“文革”沉渣的泛起?
·铁流:为什么说“唱红歌”是“文革”沉渣的泛起?
·铁流: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制止红灾降临神州
·铁流:两个未成年的“反革命”
·铁流:没有奴才性格,难以当官--送别好友关志豪先生 (图)
·铁流:读“结合乌有之乡起诉茅和重庆模式谈中国向何处去?”研讨会之我见
·支持铁流起诉毛泽东--批毛促改革 诉毛救中国
·铁流:我为什要倡议起诉毛泽东 (图)
·铁流 :乌有之乡左先生,你们“公诉”错了人
·铁流倡议起诉毛泽东 全国右派老人怒吼了!
·铁流:毛像悬挂国门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铁流倡议:全囯受害的五七人起诉毛泽东
·铁流:现代中国版的“冉阿让”—至今仍在贫困中挣扎的小右派严家伟老头
·铁流:痛悼《零八宪章》签署人李普
·铁流:谁在歪曲温总理的讲话?谁在和13亿中国老百姓作对?
·铁流:正视历史,追索真相《往事微痕》62期专集“圣女王佩英”读后放笔
·铁流:《我所经历的新中国》第三部片断--药死妻子的袁德贵
·铁流:也说五中全会
·遵义杀法警案:请求国家主席胡锦涛刀下留人/铁流
·“暴力革命”血腥恐怖的一幕/铁流
·衍德兄,你走得真不是时候啊/铁流(图)
·铁流:“打非办”根本不把“胡温新政”放在眼里
·铁流:从六十年忘不了的一首歌再想到林希翎
·铁流:毛泽东又灭了一枝政治香火
·铁流:二十年,逝不去的记忆
·铁流:残害在校大学生是毛泽东欠下的最大一笔血债
·铁流:“反右斗争”是违宪违法的“政冶运动”
·铁流:中国,你何时才能涅磐?
·铁流: 不是“索赔”是“发还工资”
·铁流:绝不容许毛派势力死灰复燃
·再说“成都误闯白虎堂”/铁流
·铁流:我为什么在零八宪章上签名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