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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现状调查:举家已进城 融入仍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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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7月11日 转载)
    
    人民日报讯
     (博讯 boxun.com)

    编者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调查发现,举家外出农民工已占到外出务工农民的25%左右。这一群体在城市的生活现状如何?他们在收入、支出、社保、子女教育等方面和普通农民工又有哪些差别?对于将来又有怎样的打算?请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全家一起外出打工,城市生活从陌生到熟悉,收入虽然增加不少,但面对的生活压力也很大
    
    每天早晨8点,家住广州萝岗区的李银华都会开着私家车送儿子上幼儿园。在广州打拼了十几年,李银华和丈夫林新林已从一无所有的农民工变成小有成就的米粉店老板。
    
    李银华来自云南蒙自的一个小山村,初中毕业就和姐姐来深圳打工。姐妹俩住在简陋的出租屋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在福田的一个村口开了家小小的云南米粉店。“赚的钱只够糊口,开了没多久就倒闭了。”李银华回忆说。
    
    这时,李银华碰到了刚刚退伍的农村兵林新林。两个年轻人注意到市面上的米粉店越来越多,一贯只吃本地河粉、米排粉的广东人开始接受云南米线、桂林米粉这种外地小吃。林新林一拍脑袋醒悟:“这么多人吃米粉,我就给餐馆送米粉好了。”小林来自广西全州,老家正好有米粉厂要进入广州市场,从此,小林干上了推销米粉的活儿。
    
    看到米粉生意好,李银华又萌生了自己开店的想法。她借了5万元在城郊结合部的广州外语学院开了一间米粉店,每天起早贪黑地忙活,虽然辛苦,但学生们很爱吃她做的米粉。“巴掌大的店一个月赚了1万元!那时候觉得是天文数字了。”两年后,李银华以10万元的价格把这家店转给别人,转而在广州东郊一个工薪阶层集中的地段,开了一间两层楼的米粉店,附近的年轻人成了她的老主顾,有的人还大老远打车过来吃米粉。
    
    现在,李银华把母亲和弟弟都接到了广州,儿子在广州出生、长大,说一口标准的广州话,却从没回过云南和广西的老家。
    
    与李银华相比,在北京打工的农民石猛要辛苦得多。43岁的石猛是安徽六安镇人,和妻子来京打工近10年。他们先后干过装修、搬运、保洁等工作,最后在阜成路北二街开了一家15平方米的麻辣烫小店。“生意时好时坏,平均下来一个月能赚三四千元,除去房租、伙食这些开销,每个月能剩个一千元就是不错的了。”石猛最近正在发愁,因为自家店的这条路准备拆迁,可他还没想好该去哪里另谋生路。
    
    石猛说,老家的土地早就承包给别人种了,儿子今年20岁,也早早地出来打工了,在苏州的一个零售商店里干活。“他每个月大约赚两千多元,基本上能够自己的花销,至于将来怎么发展要看他自己的努力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目前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已占25%,这一群体工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但生活压力更大。调查发现,举家外出农民工2010年月均收入为1895元,比未举家外出农民工高出221元。而且,举家外出农民工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比例达到32.6%,明显高于未举家外出农民工23.4%的比例。
    
    但由于在务工地的家庭人口较多,举家外出农民工家庭在务工地的生活消费支出也较高,平均每月1420元,比未举家外出农民工高出约20%。这反映出举家外出农民工的生活压力更大。
    
    另外,从统计结果看,举家外出农民工的组内收入差距较大。有些经商或当小老板、包工头的,收入水平较高;而另外一些在城市从事低端服务业的,收入水平则很低
    
    ■城市的夜晚,灯火通明,他们希望在这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融入城市并不那么容易
    
    20多岁的韩小军从外表看和大多数的城里孩子无异,平时喜欢穿T恤衫和牛仔裤,头发挑染成黄色。他的父母20多年前就从四川老家来北京打工,在海淀区一家小区门口摆水果摊,每月有四五千元的收入。小军和妹妹小玲从小在北京长大,从心里觉得自己是属于北京的。小玲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期待有一天能站在T型台上接受掌声和鲜花。为此,父母帮她找了一家服装学院深造,每年学费6000多元。
    
    “我爸妈总说等到60岁就退休不干了,然后回老家过日子。我可不想回去,北京多好啊,城市大、机会多,我最喜欢开车走在长安街和三环路上的感觉了。”小军喜欢开车,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出租车司机,可惜没有北京户口,当不了的哥,现在只好帮朋友开货车。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小军开车行驶在三环路上时,望着两边居民楼里的灯光,心里无限感慨:何时才有一盏灯属于我们?
    
    30岁的宋广生来自江苏农村,从1997年开始就在北京打工。他和妻子住在五环边上的平房区,在附近开了家洗衣店,一年下来能赚七八万。孩子在附近小学上一年级,除了刚开始入校交了借读费,别的与其他孩子无异。宋广生最怕生病,“平常有个感冒发烧的就自己买点药吃,根本不敢去医院看病,去一趟就要100多元。”
    
    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宋广生对北京产生了深深的认同感,“没什么大的变化就想在北京一直干下去。”孩子的教育却是他的心头病,尽管才开始上一年级,宋广生却想得很远:“最希望高考政策到时会改变,能让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真要回去考的话,孩子的压力也太大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关于未来定居的打算,举家外出农民工选择比例最高的是“在务工地所在的城市定居”,为28.8%,大大高于未举家外出农民工;选择“在务工地所在的城市定居”和“在务工地所在的城关镇定居”的比例合计达到44.4%,说明有近半数举家外出农民工渴望完全融入务工城市。
    
    从有效样本来看,举家外出农民工子女有79.5%在务工地公办学校接受教育,有20.5%在民办学校接受教育。相比较而言,举家外出农民工对子女能在务工地参加中高考的比例明显高于未举家外出农民工。
    
    整体来看,举家外出农民工更看重有住房保障、子女高考容易、身份平等、城市生活条件好等因素。他们更希望政府改善社会保险,提供保障住房或廉租房,改善子女教育条件等。
    
    ■城市的生活让人向往,远方的家乡也让人怀念,留下还是回去困扰着他们
    
    拖家带口地在城里打工,将来是留在务工城市还是回到家乡,这个选择题困扰着许多农民工。
    
    15年前,来自四川农村的李素丽来到东莞的一家皮具厂做女工,一干就是15年。凭借着聪明和勤奋,李素丽一步步从普通工人成长为骨干、拉长、组长再到分厂厂长。丈夫也是同厂的工人,两个人月收入8000多元,租住在工厂附近的一家公寓里,生活还算宽裕。
    
    由于工作时间长、岗位级别高,李素丽的孩子得到了厂里公办学校入学的指标。“公立学校条件好,收费低,不像上私立那样有太大的经济压力。”谈及此,李素丽觉得自己很幸运。
    
    说起将来的生活,李素丽和丈夫盘算了很久,感觉难以取舍。他们一家在东莞的生活就像一个城里人,工作稳定、收入稳定,孩子读书有保障。按照东莞农民工进城的政策,他们也有希望落户。但家乡有自己的户口和土地,放弃就意味着必须永远留在城市。而进城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要购买住房,“商品房的价格那么高,我们肯定买不起。但回乡下,我们又觉得那种生活离我们很远。”
    
    “也许我们会在老家的乡镇上买个房子,等退休了,孩子上大学以后再回到家乡?”李素丽不确定地说。
    
    留下,还是回去,这个问题同样让李银华犯愁。
    
    李银华的儿子马上要上小学了,孩子外婆总是催促他们想办法给孩子办理广州户口。李银华却不在意:“即便是广州人,要读好学校也要交不少赞助费。我们多开些店、多赚点钱,孩子读书就可以自由选择好学校,户口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李银华还有另一层考虑:“老家还有土地,那是我们的根。要进城就要放弃家里的地,在广州呆久了,时常会想念家乡清新的空气,也许有一日还会回去,哪儿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从陕西渭南来北京打工的王梦丽坚定地表示一定会回老家。王梦丽8年前和丈夫杨斌一起来北京,住在朝阳区垡头小武基市场旁边的平房里。丈夫在一家民营企业当司机,一年工资六七万元,刨去开销,每年能收入1万多元。儿子出生后王梦丽就不上班了,在家照顾孩子。“北京消费太高了,上幼儿园一个月要花1000多元,还不如我自己带呢!上小学还得交借读费,我们已经决定了,等孩子再大些就带他回家上学去。”王梦丽说。“但那时就得两地分居了,北京比家乡收入高,老公得在北京赚钱。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攒够了钱,一起在老家做点小本生意,再在县城里买房子定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对于“假如不提供城镇户口,你愿意留在城里吗?”这一问题,举家外出农民工选择比例最高的是“愿意,无论如何都要留在城里”,比例为28.9%;但同时选择“不愿意,干些年再回去”的比例也达到23%,市民化意愿呈分化趋势。造成这种分化趋势的主要原因,就是举家外出农民工内部收入差距大,很多低收入农民工难以承受市民化的成本。
    
    从调查结果来看,举家外出农民工和未举家外出农民工对老家承包地、宅基地的态度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绝大多数都希望保留。这表明举家外出农民工对完全融入城市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进一步说明土地对农民工仍有很强的保障功能。(冯 华 邓 圩 宁 晶)
    
    本文来源:人民日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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