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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胡耀邦反腐是认真的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30日 转载)
    
    父亲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
     (博讯 boxun.com)

    口述/胡德平 整理/周海滨
    
    胡德平太忙了。
    
    他是胡耀邦的长子,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我先后三次与他的夫人王豫颖联系预定访谈时间,在所接触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显示胡德平似乎根本没有周末。于是,我们最后约定“兔年”春节后再访问。没想到好消息不期而至,1月26日,王豫颖发来短信息说,可以在1月28日,农历腊月二十五来访问。
    
    胡德平的家与中南海一墙之隔,沿着长长的南长街一直向北。从临街的门进去,转过几个门就到了胡家。这是胡耀邦生前住过的地方,胡德平和兄弟胡德华等一起照料母亲李昭。警卫领我进入一个办公室,墙角堆放着一大堆未拆包装的书籍。不久,胡德平来了。他指着那堆书说,正好昨天(2011年1月27日)刚出来这本书,我送你一本,你参考着写吧,节省一下时间。
    
    我从胡德平先生手中接过他的新书《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这是胡德平最近几年的作品集。与父亲胡耀邦一样,胡德平勤思敏行,经常在主流报刊上刊发文章,一是研究父亲胡耀邦的思想,二是对经济领域发表观点和建言。我访问的其他领袖人物后人,多是遗憾以前没有与长辈好好谈心。胡德平不同,他不仅与父亲交流思想,而且及时记录下父亲的谈话内容。在胡德平撰述的文章中,来自自己当时与父亲谈心后的“日记”,成为第一手的珍贵史料。这个习惯或许与胡德平北大历史系出身有关,他深知,父亲这样一位领袖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深思熟虑的。
    
    对于我提的一些问题,他说,子女说父辈的经历,说不好,也许会有倾向性。另外,有些事情我没有切身经历过,有的虽然我经历过了,但是也是断断续续的。他解释说,我更愿意谈观点、谈胡耀邦的观点,他对现在形势的预判,他的民富观念,他对反腐的看法等等。
    
    比如,胡德平曾回忆说,1982年,父亲认为东欧的一些改革,“包括我们认为是最成功的匈牙利的改革,他说未必成功”。 胡德平回忆说,父亲是这样解释的:他们的改革,他们的经济的改变,仍然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之中。“现在世界上有三种做法,中国到底要走哪条路,他希望(全党)来探索。一个就是苏联的高积累、低消费、剥夺人民,强制发展生产的道路,他说这个我们不学。同时,在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又出现一个高举债的情况,借来的资金多用于消费而不用于生产。他说这条路,我们也不能走。第二条路是资本主义的路,我们不走。就是过度的竞争,让人都异化、都变形了,完全追求利润了。他说这个我们也不能学。第三个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生产和消费应该怎样来配备,他说这个我相信五年、十年我们要走出一条新路来。
    
    20世纪80年代,党内的一些领域出现腐败现象,引起了胡耀邦的高度重视。胡耀邦提出要抓大案要案、端正党风,要从自己身边抓起、从中央抓起。胡启立曾回忆说,“(胡耀邦)在首都八千人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这件事震动之大,得罪人之多,老实说,我当时是为耀邦捏一把冷汗的。但耀邦是义无反顾。我至今记得,一次陪耀邦在中南海散步,耀邦对我说,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能否制止,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他一连用了三个‘最’,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
    
    胡德平回忆说:“父亲反腐是认真的,胡启立的一篇文章说到这事了。他说,抓这件事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父亲这句话的意思是反腐要及早展开,展开得早、态度坚决,可以挽救更多的人。如果搞得晚,不进行这方面的斗争和纠正,这样的腐败行为会越来越面积大,那时候再动手就是一路哭了。”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而自此之后,人们对胡耀邦的怀念绵延不绝。胡德平说:“父亲口碑好,和当年平反冤假错案有关。另外他大量启用中青年干部,他主张要大批的中青年干部上来。至于干部子弟,尤其是开国元勋的子弟要关照爱护,但是干部子弟如果要提拔要先下去锻炼,在机关里一步一步提升不行。”
    
    “红小鬼”的牢骚话
    
    1952年7月,父亲从南充川北区党委调北京工作,一行四人,其中有秘书曹令中、警卫员蓝天禄和我。
    
    父亲上京时的兴致很高,意气昂扬,真有一股事事争上游、处处比先进的劲头。那时也有“小广播”,人们风传他要去政务院建筑工程部任常务副部长。我想,传言比较可靠,因为这事是我外祖母告诉我的,她都知道,可知传言范围之广,可信度也就大了。为此,耀邦同志十分兴奋,能为全国城市搞基础建设,为老百姓修建房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在北京翠明庄,有一天我看到父亲匆匆从外边回来,径直一人走进客房,一下坐在床上,右腿盘在床边,左脚垂落在地,半晌没有言语。沉思一会儿后,他慢慢抬起头来,面带一丝笑意看了看我,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做青年团的工作?哼,没有想到,真没有想到……”边说边摇头,一扫来京时的兴奋。
    
    事后不久,听周围的同志们讲,那天是刘少奇同志找他谈话,分配他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对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有两位候选人,一为胡耀邦,一为陈丕显。名单上报党中央时,毛泽东同志圈定了胡耀邦。父亲当然服从了中央的决定,但他独自一人发的轻微牢骚,恐怕只有我一人知道。
    
    第二年,毛主席在团代会召开之际,说到怎么选拔青年干部。团中央提名的团中央中央委员,30岁以下的只有9个。经毛主席、党中央审议后增加到六十几个,毛主席认为人数还不多。他说三国时期,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孙权任命他为东吴统帅,老将们不服,孙权的任命不改,结果周瑜大败曹贼,火烧曹营连环战船。他认为干部的威信是逐步建立起来的。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他还诙谐地说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团中央的威信已经相当高了,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说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所指何人呢?我认为这里既指个体,又指群体。红军时期的“红小鬼”就是一个群体,现在这批幸存下来的“红小鬼”都变成了“小伙子”,成为党政军中的领导骨干。
    
    “红小鬼”在“文革”时期先由江青叫响。1966年8月她在群众大会上先说胡耀邦从“‘红小鬼’变成‘胆小鬼’”。1967年4月她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又气急败坏地把陈丕显“红小鬼”骂作“黑小鬼”。另一个“红小鬼”谭启龙在党的九大之前还未解放。不管怎么骂“红小鬼”,似乎在革命人民的心目中,“红小鬼”仍是一种亲昵温暖的爱称。陈丕显的同辈人和上级都不叫他名字,总叫他阿丕。难怪《长征组歌》的作者肖华上将在“文革”中被迫检讨时,总要说一句“我是一个‘红小鬼’!”
    
    1929年,陈丕显、谭启龙、胡耀邦同时参加革命,谭15岁、胡14岁、陈13岁。他们都做过地方儿童团的工作。三个人在肃反过程中都被打成过“AB团反革命分子”,丕显叔叔又多了一项罪名——“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他们三个人最后均侥幸存活下来。
    
    “文革”一来,一时天旋地转,人伦颠倒,批判、夺权、斗争席卷全国,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反动路线”要斗,“走资派学术权威”要斗,“黑五类”要斗,“红小鬼”要斗,“刘、邓”要斗,还有带枪的“刘、邓”最后也跑不了。我父亲1966年8月就被停职打倒。
    
    父亲的痛哭失态,我只见到一次,那是1967 年“文革”之中。祖母去世,他还关在团中央大楼中。当我告诉他祖母去世的消息时,虽然有些惊讶,但仍很镇静。一路上,我骑车,他坐三轮,其表情也还平静。到了医院的太平间,母亲己在此等候多时,我站在他们身旁,正准备三鞠躬,和祖母作最后告别时,他张了张嘴,突然用家乡话喊了声:“娘老子,儿子送你来了!”一句未了,“哇”的一声痛哭起来,顿时泪如雨下,鞠躬之时,全身微颤。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时不知所措,一边抬头看看祖母清癯遗容,一边从旁瞅瞅父亲那神态,泪水也涌出眼眶。走出医院,他轻轻地念了一句唐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回到家中,他复又平静下来,告诉外祖母、母亲和我,祖母在土地革命时,当过乡苏维埃的妇女委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逐渐明确了所要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我父亲先是大胆为解放老干部而效力,后又为识别、选拔年轻干部和四化干部而努力。因为他知道改革开放的事业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中国共产党要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走自己的路,真正将中国建设成一个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寄希望于从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年轻人。他明白自己也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事业是一个未竟的长期事业。
    
    “失业”何必说成“待业”
    
    “文革”初期,和父亲的谈话,我总是张口一个阶级斗争,闭口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他开始还耐着性子听。1967年上半年一天晚上,父亲问起北大、社会上的“文革”情况,我又一次念经似的说起阶级斗争长、阶级斗争短的老套套来。这一次,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篇文章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突然他加重语气,把手一挥,大声说道:“德平!你不是老说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说经济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我还想辩解些什么,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事虽然父亲没有完全说服我,但是对“文革”的怀疑,从这也开始了。
    
    早在前一年的1966年8月,团中央已经改组了。中央文革有人说,“团中央修到家了”,也就是说右得不能再右了。现在父亲这番话,是否又有“右倾”之嫌呢?但他说得那么认真、威严、斩钉截铁,又指出了毛主席写的那篇文章、那个时间、那段话,既然战争年代都把生产建设视为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那么和平年代不是更有理由搞好我国的生产建设吗?自奉为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年轻人,能不考虑吗?父亲虽没说服我,但对“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觉就始于这类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诲使我终身难忘。
    
    1971年,当时全国上下大批资本主义,大兴“斗私批修”、“消灭私字一闪念”。这时父亲已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虽已获“解放”,但尚未被安排工作,“赋闲”在家。那时,我还在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工作。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有些地方纷纷关闭农村集市贸易的自由市场,不由地深深叹了一口气。他突然问我:“什么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当即回答说:“那就是有资本家、有资本还有剩余劳动。”他又问:“那你看这集贸市场呢?”我说:“那也是啊,沾到钱了,沾到交换了嘛。”他说:“你错了,你还是个大学生啊!你们学过《资本论》没有?”我说:“没好好学。”于是,父亲详尽地向我讲解了物物交换和资本增值,分析了农村集贸市场的交易方式与资本增值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当时父亲说:“我们现在老是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实际上我们的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和学习已经降到最低点。”
    
    有一天,父亲又问我:“你对斗私批修怎么看?”我说:“私是万恶之源。”父亲问:“你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我说:“当然是唯物论啊。”父亲说:“不对。私心、私的观念是意识形态问题,你不能把这个与私有制混为一谈。”他说个人利益、个人的愿望这个应该是合理的。虽然还在“文革”中,父亲就能够非常清楚地把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严格区分开来,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极左路线的方针政策有着深刻的思考。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父亲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从“文革”的荒唐混乱之中,他更坚定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做好经济工作的决心。
    
    解决知识青年返城问题,青年人的就业问题,社会上的待业问题,这是耀邦同志进入中央领导层以后,主持参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1979年是全国上山下乡知青返城的洪峰年,人流滚滚,怨气难平,西双版纳农场知青下跪请愿,群体卧轨,七万人罢工事件,震惊了中南海。
    
    6月13日、14日、15日三天,父亲抱着“要把就业问题说到家”的态度,一口气谈了三次就业问题,其中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着十分惊人的前瞻性和准确的判断力。在30年前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的时候,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当时叫集体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大,并要求大力发展服务业。
    
    父亲有个习惯,爱记数字,爱算账,对数字的加减乘除得心应手,尤其是对经济问题。他说:“现在有几百万青年要就业,今后每年要增300万,到1985年要2000万?现在700万,再过几年2000万待业人员怎么办呢?”
    
    当时,我党在宣传上,把“失业”称为“待业”。对此,他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掩盖社会矛盾,自欺欺人,他说:“要着重谈一个问题,把城市几百万待业青年安排好。我们用‘待业’两个字,外国人说他们本来是失业,要把问题说到家。”(摘自《胡耀邦思想年谱》)
    
    他对一件来料加工的合同未能签署痛心疾首:“今年美国的商人想加工眼镜架子,要同我们订加工6000万副的合同。他送原料来,结果回答人家我们办不了。这种现象听了叫人痛心。一方面有大量人待业,一面好多事情没有人干,饭馆、旅馆、理发、缝衣服,多呢,现在缝衣服排队,多的要等半年。”
    
    我还记得为知青、青年人就业问题,父亲在家中的院子里和北京市政府领导叶林、王纯同志互相交谈过。王纯同志谈到,北京就业门路很多,真正利用起来,人还不够,青年人是宝贵财富,其创造的财富更多。我在一旁听到,都十分惊讶,心想,“就业问题不是天大的难事吗?他是不是在说大话?”我记得,耀邦同志还去考察过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下为知青开辟的营业点,参观后,据说他心情并不好,他希望青年人应该脚踏实地,对就业应有长远打算。
    
    一生两大遗憾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1987年,他不再担任中央的重要工作以后,经常向我讲: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他说他自己一生中有两大遗憾,一是不懂外语,二是不会中国古诗词的平仄格律。他选择了古诗文的习作。
    
    有一些诗词是他送给他的老战友、老同志、老朋友的,如他在读完萧克将军《浴血罗霄》小说以后,给萧克将军写下这样一首诗:
    
    寂寞沙场百战身,
    
    青史盛留李广名。
    
    夜度将军罗霄曲,
    
    清香伴我到天明。
    
    井冈山时期,毛主席赞萧克同志为“白袍小将”。“文革”中,萧克致信毛主席说,那时红军队伍每多一个人,毛主席都说好呀,我们队伍又多了一个人。信中意思是希望毛主席团结大多数人。我问,为何把飞将军李广和萧克伯伯相提呢?父亲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按萧克同志的资历、条件、贡献来说,本应尽享大将名誉的,但革命队伍中有些事儿也说不清啊。
    
    父亲不反对喝酒,他平日兴致好些时,也喝一点。他反对那种浪费公款,假公济私,不办实事,个人利益、帮派利益至上的,对人民事业又毫无作为的人。父亲对内部同志的宴请,非常提倡四菜一汤。当他在1980年左右知道全国全年的公款宴请竟达到200亿元时,他既痛心公款浪费,更忧虑一些同志究竟把多少心思用于发展经济,用于体制的创新。
    
    为何他提倡四菜一汤呢?若有人愿做一番考证,我倒有一则史料。1981年5月2日,父亲给我讲了一则逸事:“1953年9月的一天,我出国访问回来。主席在丰泽园的颐年堂(请我)吃饭。叶子龙同志说,主席的习惯是三菜一汤,这次请你是四菜一汤。下午两点半吃的。主席临时请来罗瑞卿同志。吃完饭以后,我们共同乘车到现在的八一湖一转。天快黑时回来。”他提倡四菜一汤,是否缘于此,待考。现在宴请是否也不必拘泥于此,但如今吃喝得热闹不堪,又有何必要呢?(本文参考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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