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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外交:中土关系中的维吾尔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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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16日 转载)
    
    来源:维吾尔在线
     (博讯 boxun.com)

    美东西方中心报告《民族外交:中土关系中的维吾尔障碍》
    
      本文探讨了一个相对受忽视的研究领域,涉及民族群体和民族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作者称之为“民族外交”。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东突”组织和领导人开始比较积极地在中国境外活动,土耳其首当其冲。与此同时,北京注意到了“东突”问题的国际层面及影响,同时意识到不能再简单地将之视作内政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土耳其设法顶住了中国施加的压力,但现在似乎别无选择,只能俯首听命,这不仅因为与中国发展关系能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而且因为其中隐含着威胁。因此,土耳其的“东突”活动有所减少,维吾尔族人也无法再享受当局以往给予的优待。安卡拉的政策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压力,而且反映了本国库尔德人构成的难题:土耳其不能一方面支持维吾尔分离主义,另一方面拒绝赋予库尔德人自决权。不过,中国对土耳其采取的民族外交并未百分之百地取得成功。尽管迫于中国的压力,土耳其不得不改变它对维吾尔民族主义的官方甚至非官方态度,但它绝没有完全改变立场。许多土耳其人仍然在政治及个人层面上认同维吾尔民族主义理想,这是多年来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渊源的结果。土耳其只有很少的少数人真正把中国看作盟友或美欧的替代选择。同样,土耳其也仍然是中国的中东政策中的一个比较微乎其微的参与者。
      [本刊讯]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2009年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政策研究》第53期刊登伊扎克希霍尔的一篇研究报告,题为《民族外交:中土关系中的维吾尔障碍》,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伊扎克希霍尔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获得政治学的博士学位。他现任海法大学的政治学和东亚问题研究专业教授,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杜鲁门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和著作涵盖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及国防转变、中东政策、劳动力出口及国际能源政策、东亚民主化进程、中国—维吾尔族关系、维吾尔族移民和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概 要
      从1949年开始,中国把所谓的维吾尔分离主义和东突厥斯坦(新疆)独立的诉求作为内政问题加以处理。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北京逐渐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国际层面,并且着手应对它在国外的影响。这项新政策影响了中国与土耳其的关系,因为后者在意识形态上鼓励维吾尔民族主义,为维吾尔难民提供庇护,向东突运动、组织和活动提供道义及物质支持。
      这种支持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中国和奥斯曼帝国曾经短暂争夺过新疆西南部的主权和控制权。两个帝国都已衰落,分别在1911年和1922年宣告覆灭,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尽管维吾尔民族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兴起时,土耳其曾远远地表示同情和鼓励,但保持着旁观态度,无法也不愿提供任何实际支持。时至20世纪40年代末,北京和安卡拉进一步疏远。中国成为苏联集团的成员,土耳其则加入西方联盟。不久之后,双方在朝鲜战争中交锋,从而损害了两国在此后多年的关系,也许一直持续到现在。
      即便在那之前,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土耳其就开始收容逃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维吾尔族领袖和难民。他们建立了各种旨在维护本民族文化的团体和组织,同时始终没有放弃东突独立的目标。维吾尔族领袖把支持这些活动的土耳其作为总部,谋求推动东突事业的发展。然而,他们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功。中土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在国际上受到孤立、西方无视人权、媒体的技术限制———所有这些因素都阻碍了他们的工作。这种形势原本可望在1971年发生改变,因为中国和土耳其在当年建交。然而,局面并未发生变化。在接下来的大约20年里(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双方都没有重视这些关系。中国仍然认为维吾尔族的问题属于内政,土耳其的东突活动则在继续。不过,这种局面即将改变。
      引发变化的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启动的改革。改革为中国融入世界创造了条件。此后,苏联解体,促进了维吾尔族人在新疆与获得独立的中亚各共和国之间的自由流动,也让东突事业获得了更多关注。此外,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和公众都对中国侵犯人权和剥夺自决权的做法感到越发忧虑。最后,通过采用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媒体完成了突破性变革。
      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东突组织和领导人开始比较积极地在中国境外活动,土耳其首当其冲。与此同时,北京注意到了东突问题的国际层面及影响,同时意识到不能再简单地将之视作内政问题。合法及非法迁离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形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移民群体。他们借助示威、出版物、采访、集会、吹风会和研讨会等方式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北京不得不采取对策,开始向土耳其施压,要求其控制维吾尔族人的反华活动,而安卡拉先前对这些活动采取了漠视、姑息、赞许乃至间接或直接支持的态度。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土耳其设法顶住了中国施加的压力。原因之一是,一些土耳其领导人和政界人士仍然无法割舍对维吾尔族的感情,视之为原始的土耳其文化的先祖。另一个原因是,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基于文化、语言、历史和民族方面的相似性和连贯性,再次获得了在中亚施展影响力的机会。安卡拉过去同情维吾尔族人,但对他们的命运和政治构想漠然视之,如今则不能再保持中立态度。土耳其领导人(包括议员和反对党领袖)终于与艾沙玉素甫阿力普提肯(IsaYusufAlptekin)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穆罕默德伊敏(MehmetEminBugra)于1965年去世后,此人一直担任东突独立运动的非民选领袖。他深受尊重,善于表达、人气很旺。只要他在世,北京就无法(或者根本不会试图)迫使安卡拉对维吾尔族人不利。
      然而,1995年,阿尔普提肯以将近95岁的高龄去世。当时,中国已经实现非凡的经济增长,积聚了安卡拉无法继续忽视的空前政治和军事实力。此外,从那时起,安卡拉的中亚伟业也遭遇挫折,需要与北京实现和解。北京在国内外的自信程度都大幅度提高,开始向安卡拉施压。尽管土耳其政府此前设法顶住了中国的压力,但现在似乎别无选择,只能俯首听命,不仅因为与中国发展关系能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而且因为其中隐含着威胁。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显著拓展了与土耳其的经济关系,土耳其2008年的贸易赤字超过140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和土耳其还启动了引人注目的军事合作计划,主要是在导弹、防空系统和装甲车领域。
      因此,土耳其的东突活动有所减少,维吾尔族人也无法再享受当局以往给予的优待,比如财政支持、住房和公民权。一些东突组织被迫迁往北京的影响力难以触及的国家,主要是德国。安卡拉的政策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压力,而且反映了本国库尔德人构成的难题;土耳其不能一方面支持维吾尔分离主义,另一方面拒绝赋予库尔德人自决权。北京充分注意到安卡拉面临的库尔德难题和塞浦路斯问题,有时会加以利用。不过,中国对土耳其采取的民族外交并未百分之百地取得成功。尽管既施压又恐吓,但维吾尔族人仍在举行反华示威活动,东突的书籍和报刊仍在出版,土耳其维护维吾尔文化特性的承诺并未改变。中国迫使东突团体在不仅不惧怕中国的压力、而且在全球事务中远为更具影响力的国家落户,从而事与愿违地扩大了维吾尔民族主义在国际上的影响。北京担心的其实很可能不是维吾尔族对中国的“威胁”,而是他们给外界造成的印象,但却打着“威胁”的幌子胁迫并操纵别国政府,尤其是中亚各国和土耳其的政府。
      介绍:民族外交:中—土关系中的维吾尔障碍
      2003年1月14日,土耳其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抵达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是在他正式就任总理之前仓促安排的。埃尔多安率领着一支由100多名官员和商人组成的规模可观的代表团,其目的是改善两国之间一段时间以来冷淡的政治气氛,促进经济关系。他重申,安卡拉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北京很长时间以来对土耳其同情和支持东突厥斯坦和维吾尔“分离主义”组织及活动的态度感到担忧,因此,它迅速对埃尔多安“承认”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承诺”不允许土耳其任何人从事针对中国的分离主义活动表示欢迎。为了传递他的讯息(它反映出游戏规则的改变),埃尔多安刚抵达中国,一个原定于2003年1月16日至17日在安卡拉举行的名为“土耳其维吾尔族人的过去和现状”的会议(我受邀参加此次会议)就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了。
      1995年7月28日,时任伊斯坦布尔市长的埃尔多安将市中心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蓝色清真寺)庭院的一部分以40年代末以来的东突独立运动领袖、北京的头号维吾尔族敌人艾沙玉素甫阿力普提肯的名字来命名。更有甚的是,在阿力普提肯死后,这个庭院里竖立起了一块纪念碑,纪念在“独立斗争”中牺牲的东突厥斯坦烈士。纪念碑上提到的人物包括1951年在中国被处死的欧斯曼巴图尔(SehitOsmanBatur)和在1965年去世之前担任东突运动领袖的穆罕默德伊敏。纪念碑附近的一面墙上刻着这样的文字:“为被中国共产党政权压迫和同化的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公民祈祷!”旁边还刻着艾沙玉素甫阿力普提肯的一句话:“现在正是解放东突厥斯坦的时候!”在1995年的命名仪式上,埃尔多安说:“为了表达我们对这位东突厥斯坦伟大领袖的深切感激,我们决定用艾沙玉素甫阿力普提肯的名字为这座庭院命名。艾沙玉素甫阿力普提肯现在年近95岁,他毕生不仅是在为东突厥斯坦的事业而奋斗,也是在为整个突厥世界而奋斗。凭借他不懈的努力,艾沙玉素甫阿力普提肯不仅激励了我们,与此同时他还成为突厥世界独立、正义和和平的象征。……东突厥斯坦不仅是突厥人的家,也是突厥历史、文明和文化的摇篮。忘记这一点将导致对我们自身历史、文明和文化的无知。……东突厥斯坦的烈士就是我们自己的烈士。为永远铭记他们,给他们的灵魂带来喜乐,我们修建了这座东突厥斯坦烈士纪念碑。愿他们的奋斗永远被人铭记。今天,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文化正在被系统性地中国化。”
      时隔8年,埃尔多安或许唯愿自己从未发表过上面这番讲话,从未授权建这座纪念碑。他心意的改变无疑反映出,他希望能从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崛起为全球经济强国的进程中受益。然而,他最近与中国的交往是有代价的。在北京的压力之下,安卡拉选择向中国卑躬屈膝,减少其对维吾尔民族主义的认同和支持。维吾尔族是一个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独立的突厥民族,一直以来它在中国遭受了系统性的压迫、虐待和歧视。它不仅把土耳其视作民族主义感召力的来源,而且视之为一个受保护的活动基地。一个多世纪以来,土耳其为维吾尔民族主义提供了模式,同时也充当了维吾尔移民和流亡群体的庇护所以及维吾尔难民组织的总部。土耳其对维吾尔族人的庇护始于19世纪末,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自此以来,这种渊源(以及人们印象中土耳其在整个中亚的地位)一直影响着中—土关系。另外,土耳其参与了朝鲜战争,同时加入了美国领导的西方防御联盟———主要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公约以及后来的中央条约组织,这即使没有引发赤裸裸的敌视,也助长了彼此的猜疑。尽管冷战词汇现在已经变得不适用,尽管中国和土耳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维吾尔难题仍然真切存在。土耳其《每日新闻》发表的一篇文章称:“生活在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人的困境……以及北京对该地区吸引的众多关注的日益敏感……仍然是引发两国间紧张关系的一个问题。”其他观察家也赞同这种观点,他们声称:“中土关系中的地缘政治机遇所面临的显而易见的障碍就是新疆恐怖主义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维吾尔人是中国的总体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土耳其和中亚的外交政策中真实面临的难题,抑或他们只是北京用来恐吓和胁迫其他政府的一种手段?
      本篇专题文章探讨了一个相对受忽视的研究领域,涉及民族群体和民族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本文中称之为“民族外交”。尽管有无数研究把民族问题置于国内和政治背景下进行探讨(例如,“族裔民族主义”),相对而言少有文章探讨民族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历史提供了民族问题导致双边(或多边)关系复杂化、偶尔导致激烈冲突(主要体现在疆域主张上)的无数例证。相关的例子包括德国在二战前夕吞并奥地利,以及以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为借口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同样地,中国对印尼的政策多年来(主要是在上世纪60年代)受其对作为印尼少数族的华裔的“关注”主导,也正是这种“关注”导致了70年代末的中越战争。另一个例子是,六七十年代,苏联利用中亚的维吾尔族人来削弱中国在新疆的统治。最新的实例则是俄罗斯2008年8月入侵格鲁吉亚。值得学者关注的另一种情况是,一个民族可能分布在两个国家,它寻求从其中一个独立,这个国家往往(但不总是)它最初的家园。如果一个民族在某个国家属于少数民族,但却人数众多,数量与它在邻国(它在那里是占据主导的民族)的人数相当甚至更多,这个问题就尤为关键。举例来说,伊朗的阿塞拜疆族人是阿塞拜疆境内阿塞拜疆族人的两倍多,而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人是蒙古国境内的两倍多。最后一点,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经常利用他们在其他国家的民族同胞在海外推进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利益。它们的做法或直接(利用正式访问和会晤、演讲以及书信等常规外交渠道),或间接(利用形形色色的手段和含蓄的威胁)。这一切都在民族外交的框架之内。
      维吾尔民族主义者(北京眼中的分离或分裂主义者)在新疆(某些土耳其人和所有维吾尔族人都称之为东突厥斯坦)的独立梦想是与上述情形截然不同的一种情况,它是中土关系中最为严峻的困境的根源。考虑到参与此事的维吾尔族人不多,中国在新疆又有无限权威,维吾尔族问题对北京和安卡拉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大得令人惊讶的影响。本文试图围绕中国用以实现其对外政策和国内目标的手段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总结出这些手段的局限性。迫于中国的压力,土耳其不得不改变它对维吾尔民族主义的官方甚至非官方态度,尽管它绝没有完全改变立场。许多土耳其人仍然在政治及个人层面上认同维吾尔民族主义理想,这是多年来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渊源的结果,反映出绝不可能在一夜间遗忘和丢弃的集体记忆和民族特性。这一点是北京未能理解的。
      中国与土耳其关系:遗产(略)
      维吾尔民族主义在土耳其
       维吾尔族属于突厥语族穆斯林,有965万人,是新疆最大的民族。虽然他们占到中国该西北部自治区人口的近一半,但是在中国以外,只有数十万人居住在中亚的维吾尔人族聚居区,在世界其他地区生活的人要少得多(几千人),包括中东和土耳其。因此,流散在外的维吾尔族人不仅有可能成为中国与土耳其之间、而且有可能成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桥梁。然而维吾尔族人没有成为中国的一种资产,反而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障碍。虽然中国过去曾利用穆斯林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来推动与中东的关系,但是用维吾尔族人发挥同样的作用是不可想象的。经过几个世纪的同化,回族人大多把自己等同于中国人,但维吾尔族没有被同化。另外,他们不仅在人种上不是中国人,而且在政治和民族主义方面是反中国的,他们坚决抵制中国在新疆的统治,要求新疆独立。多年来,土耳其不仅是吸收维吾尔族移民的国家,而且是维吾尔民族激进主义和寻求建国行动的中心。
      维吾尔族人在土耳其
      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在19世纪末,土耳其已经间接参与了新疆的教育体系。一些维吾尔族未来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在土耳其接受了教育,包括梅苏特萨布里(MesutSabri)(梅苏特萨布里奥卢(MesutBaykoziSabrioglu)),他于1947年成为新疆第一位土生土长的领导人。萨布里生于1887年,1904年进入土耳其一所军校,在那儿呆了十年,于1915年获得医学学位并回到家乡。在共产党接管新疆以后,他于1951年4月被捕并处死。然而,留在土耳其的一些维吾尔族人不仅幸存下来,而且成为国外维吾尔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
      穆罕默德勒扎贝金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作为维吾尔著名领导人穆罕默德伊敏的侄子,他于1924年生于和田。童年时代他生活在印度、沙特阿拉伯和阿富汗,1938年,由于凯末尔阿塔蒂尔克(KemalAtaturk)邀请东突厥斯坦学生到土耳其去上学,13岁的他终于来到土耳其。贝金就读于一所军校,曾在朝鲜战争服役13个月,任上尉和通信主任,后来晋升为土耳其军队的将军。他还担任过中央条约组织巴基斯坦总部的联络官。退伍以后,他投身于维吾尔族事业,领导东突厥斯坦基金会,此外还担任其他职务。
      著名领导人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玉素甫阿力普提肯都生于1901年,两人共同为东突厥斯坦事业奋斗终生,先是在中国和阿富汗,后来到印度和土耳其。穆罕默德伊敏是和田人,1933年成为短命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总理和军事指挥官。1939年,他还在阿富汗流亡时,遇见了艾沙玉素甫阿力普提肯,阿力普提肯劝说中国政府争取他的支持,来巩固国民党对新疆的统治。伊敏1943年回到中国,他后来获准前往新疆,于1945年10月17日抵达乌鲁木齐,成为重建部长,后来成为地区政府的副主席。梅苏特萨布里和艾沙玉素甫阿力普提肯乘坐同一个航班抵达乌鲁木齐。
      艾沙玉素甫阿力普提肯生于喀什地区的英吉沙县。他在一所中国人的学校学习土耳其语,后来当了土耳其语老师。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南京的国民党圈子里很活跃,倡导维吾尔族事业并寻求东突厥斯坦完全自治。1938年,在访问沙特阿拉伯时,他遇到土耳其驻吉达领事,领事向他通报了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人的暴行。1939年5月16日,他到安卡拉会见土耳其外交部长。尽管阿力普提肯远道而来,但他在安卡拉未能达到目的。当时,土耳其不愿、也许也不能干预在中国的维吾尔族人的命运。回到中国以后,阿力普提肯专注于游说中国议会、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但没有成功。1945年10月,阿力普提肯回到新疆,在新疆省政府任职(没有部长职位),1947年成为秘书长。他同时担任新疆三民主义青年团负责人和阿尔泰出版社主编。1949年,由于与梅苏特萨布里(新疆主席)和中国人的政治分歧,也因为红军的逼近,阿力普提肯和伊敏都决定逃离这个地区。9月20日,在共产党入侵新疆前一个月,两位领导人离开乌鲁木齐向南,前往仍对他们开放的唯一边境。一个月以后,就在乌鲁木齐被占领之时,他们在852人的陪伴下开始越过边境进入印度,其中54人在途中丧生。不过,印度只是一个中途停留的地方。
      在那个时候,为维族难民寻找永久避难所的努力业已开始。1949年底,土耳其议员抵达印度,承诺提供就业机会、资金和住宅,以说服维族人去土耳其。既然这些维族人的中国护照已经失效,他们获得了土耳其护照。他们之后不久就到了土耳其。不过,朝鲜战争制造了麻烦。这场战争中,土耳其与中国发生了暴力对抗。安卡拉曾在1951年允许伊敏在土境内安顿下来,现在推迟允许更多的维族人前往土耳其。1952年元月,与土耳其媒体交情不错的阿力普提肯抵达土耳其,会晤了土耳其官员,其中包括议长雷菲克科拉尔坦和外交部长福阿德柯普吕律。在这些努力之下,土耳其政府最终于1952年的3月13日在境内安置了1850名东突厥斯坦难民。
       阿力普提肯本人于1954年6月移居土耳其,并于1957年12月4日成为土耳其公民。这是维族人移民土耳其的第一波浪潮。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土耳其向成千上万逃离新疆的东突厥斯坦难民提供了政治避难。由于被看作是没有国家的突厥人,维族人拥有了替代家园,要么是临时性的,要么是永久性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自己去的,还有一些人是得到美国鼓励下的土耳其政府或者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帮助。1959年,北京允许拥有其他国籍的中国公民离开这个国家。大约600名声称拥有阿富汗公民身份的维族人1961年经由陆路离开中国,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得到了阿富汗公民身份。他们在阿富汗呆了5到6年,一直想方设法寻找一个愿意接收他们的国家。在安卡拉游说的阿力普提肯说服了当时的总理苏莱曼德米雷尔在土耳其安置维族难民。时任土耳其驻喀布尔领事的卡亚托佩里在这一决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托佩里后来成了资深外交官和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的发言人。在1966年至1967年,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帮助下,大约360名维族难民乘联合国飞机飞抵土耳其。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开塞利安置下来,这里已成为土耳其境内主要的维族社区,也是最具民族色彩的社区。维族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移民的第二波浪潮可能还包括1962年从中国逃到苏联(哈萨克斯坦)的数量不多的难民。对一些人来说,土耳其提供了永久的基地,但对其他人来说,这只是临时避难所,是他们前往其他目的地的中转站,不管是否出于选择。
      维族人移民土耳其的第三波浪潮起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施毛泽东后时代改革之际。到了那时候,北京与安卡拉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北京对维族人的大流散问题变得敏感得多。新疆维族人通常通过下列两种方式中的其中一种间接抵达土耳其:要么是合法途径(拥有中国护照,以留学或者经商的名义离开新疆,或者以去麦加朝觐的名义),要么是非法途径(拿着假护照或假签证去其他目的地,基本是中亚地区,最终抵达土耳其)。另外,数十名维族难民以偷渡的方式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抵达土耳其。比起毛泽东时代,这些边境地区开放得多,守卫也没那么森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抵达土耳其并得到了在安卡拉有分支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帮助。土耳其到底有多少维族人,说法不一,官方没有正式统计数据。一些人估计,维族人数量超过5万,尽管土耳其一直被许多人用作通往其他目的地的跳板。这一数字看上去被夸大了。土耳其的维族受访者往往在一个较为适度的数字上达成一致,那就是自从1949年以来抵达土耳其的维族人数超过5000。不过,不管精确数字到底如何,土耳其人口中维族人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大大小于这个集团的影响力。
      尽管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土耳其政府和舆论都对中国持批评态度,作出准许流亡的维族人和难民入境的决定并非出于政治考量。相反,这主要反映出种族团结和基于人道主义的责任感———也许还包括赢得华盛顿善意的愿望。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土耳其向入境的维族人提供住宅和公民身份,并且允许他们参军入伍(年满22岁的土耳其人都要服义务兵役,维族人也不例外)。实际上,大多数维族难民一直过着普通的日常生活,设法养家糊口,避免参与政治,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不过,有少数人积极活跃于政坛,想方设法推动东突厥斯坦的独立事业。
      土耳其的维族人活动
      一开始,继承了奥斯曼和土耳其帝国悠久传统的安卡拉不愿意支持维族人的政治和民族野心,即使当时土耳其还未与中国正式建交。维族领袖不指望,也没有得到土耳其的官方支持,至少一开始没有。不过,在非正式层面上,土耳其向维族人提供了行动自由、办公室和一些经济上的资助。不管愿意与否,土耳其已逐渐成为维族民族主义运动的基地和全世界维族人协会和组织的总部。许多年来,这一运动是在艾沙玉素甫阿力普提肯和穆罕默德伊敏的领导之下。在伊敏1965年6月14日去世之后,阿力普提肯一直都是影响力很大的维族领袖,一直到他30年后于1995年12月离开人世。在维族社区之外,阿力普提肯和伊敏的目标是争取支持,获得认可,促进团结,推动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在维族社区内,他们的目标是维持维族的集体同一性,唤起人们对两个没落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记忆,促进维族文化和语言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组建了协会,发行出版物,组织文化活动,与国际领导人和组织会谈,提交呼吁和请愿书,出席会议,发表演讲,成立会支持其民族主义观点的网络。
      首批在土耳其成立的组织中,有一个就是东突厥斯坦难民委员会。它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出版了杂志。不久,东突厥斯坦民族中心成立了,目标是促进东突厥斯坦文化,参与形形色色的政治活动和抗议活动,进行民族主义宣传。1976年,东突厥斯坦基金会在伊斯坦布尔成立。该基金会致力于保持新疆和其他地区的维族人文化和社会同一性,而不是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政治独立或者民族统一。毫无疑问,这个基金会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尽管它小心翼翼不公开与北京卷入争斗,它不仅仅是东突厥斯坦独立的精神源泉。它还是与友好政府之间必不可少的联络环节,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与安卡拉政府的联络,还有与维族和其他土耳其民族组织以及关注践踏人权事件的非政府组织的联络,如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和无代表权国家与民族组织等等。这个基金会是由穆罕默德勒扎贝金(MehmetRizaBekin)创立和领导的,其出版物包括《东突厥斯坦之声》。这个季刊是艾沙玉素甫阿力普提肯于1984年正式宣布以土耳其语、英语和维吾尔语三种语言发行的。尽管它宣称的目标是探讨文化和历史主题,但无可避免地要提及政治问题,常常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谴责。它目前仍在发行,沿袭的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突厥斯坦和土耳其的传统出版风格。
      土耳其首份突厥斯坦移民刊物《新突厥斯坦》从1927年至1932年在伊斯坦布尔发行。土耳其其它突厥斯坦和维吾尔刊物随着1953年首批来自中国的东突厥斯坦移民来到土耳其才开始出现,这些人积极参与政治。作为先驱,穆罕默德伊敏1953年成为一份伊斯坦布尔刊物《突厥斯坦:学术、社会、经济和文化月刊》的主编,这本杂志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泛突厥特征,内容包括对中国在新疆粗暴政策的攻击。1956年到1957年,他在安卡拉主编了另一份杂志《突厥斯坦之音月刊:学术和文化杂志》,发行了20期,其中有几期是英语的。伊敏、阿力普提肯和其他人撰写文章,以招募穆斯林和其它反共人士,包括台湾一些支持东突厥斯坦独立的人。1960年到1966年间,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斯坦难民协会出版一份刊物《东突厥斯坦新闻公报》。1975年到1977年间,《自由突厥斯坦独立公报》在伊斯坦布尔发行。土中建立外交关系后,这些刊物中依然有许多继续发行,很多有关东突厥斯坦历史和政治的书也仍在出版,印证着两国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联系。
      其实,两位领袖奉行各自独立的外交政策,使用不同外交手段,从提出吁求、给重要领导人写信、与非政府组织举行会议,到作为东突厥斯坦这个不存在的国家官方代表———同时又保留土耳其公民身份———参加会议。阿力普提肯参加了1960年在新德里和1965年在摩加迪沙举行的亚非会议;1961年举行的伊斯兰国家巴格达会议;1963年在麦加举行的伊斯兰会议;以及1964年在卡拉奇举行的世界伊斯兰大会。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20世纪60年代初,阿力普提肯在向一些伊斯兰会议提交的特别备忘录中敦促穆斯林领导人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实施已经通过的有关土耳其的决议。土耳其另外一些维吾尔组织包括东突厥斯坦学生联盟、东突厥斯坦妇女协会以及总部位于开塞利的东突厥斯坦文化和团结协会,该协会出版双月刊《蓝旗》。而建立国际性组织的第一步是1992年12月迈出的,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东突厥斯坦世界民族大会(ETNC,后来人们称之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世界各地的东突厥斯坦社团代表公开谴责中国在新疆的压迫政策,呼吁东突厥斯坦独立。然而,大会未能成立一个协调相关工作的有效组织。不过,6年后,在1998年12月,来自18个国家的维吾尔团体的40多名领袖以及约300名代表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了东突厥斯坦民族中心(ETNC),它是世界维吾尔组织的国际联盟,也是穆罕默德勒扎贝金领导的事实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的雏形。那时北京已经开始失去耐心,显露出不安。三年后这种不安演变为一场精心策划的国际反维吾尔运动,伴随着对安卡拉不言而喻的压力。结果,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土耳其境内有组织的维吾尔运动大幅减少,不过它们从未完全消失,尤其是在中国看来。
      中土关系中的维吾尔人
      北京一直清楚维吾尔“分裂主义”的外部因素,然而这个问题曾普遍被视为内部事务。其实,整个毛泽东时代北京都得以压制维吾尔分裂主义。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外部支持,尽管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玉素甫阿力普提肯不懈努力。虽然苏联提供帮助,大多数穆斯林国家、西方政府和国际组织都不愿或不能支持维吾尔民族运动。但土耳其是个例外。
      一切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变的。毛泽东死后,随着中国扩大外交关系、采取开放政策、逐渐融入国际体系,北京对国内的维吾尔“分裂主义”变得敏感了许多,尤其对其支持源头、其受关注程度及中国因此在国际上所受的负面影响更是如此。苏联的解体,中国与刚刚独立的中亚共和国恢复关系,美国进军阿富汗以及最近的反恐战争,加之国际社会对东突厥斯坦的情况、命运和观点越来越关注,使中国变得愈加敏感。对维吾尔运动的关注增加,还来自伊敏、甚至阿力普提肯那个年代不存在的新通讯技术,主要是互联网。土耳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苏联解体之前,北京很少关注土耳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潜在威胁。但苏联垮台驱使土耳其———其外交政策从此开始在东亚和西欧之间摇摆———更加致力于在中亚发挥支配作用。在苏联解体的数年内,对东突厥斯坦以及联合维吾尔族人(以及其他新疆少数民族)的支持与安卡拉的外交政策会聚。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土耳其作为中亚竞争者之一,开始引起北京的担忧。尽管在中亚地区,比起俄罗斯、伊朗、美国和中国,土耳其人在军事经济力量以及政治决心方面一直都占劣势,但在文化和历史上却占绝对优势。安卡拉可以———并且确实尝试了———利用其与中亚共通的文化、历史和语言特性,提升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虽然这一政策基本上已经失败,北京却一直对泛突厥主义复兴的潜在趋势保持警惕。
      当然,“土耳其官方避免了任何促进泛突厥主义的行动。然而,一些非政府组织提倡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突厥语族国家更紧密地联合或进行文化结合”。北京对泛突厥主义再度出现的担忧,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的众多刊物中显露无遗。北京通常将泛突厥主义称为“新泛突厥主义”,以与“旧泛突厥主义”及其包含的土耳其历史和当代隐含意义区分。中国政府的政策将泛突厥主义视为一种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资产民族主义的反动意识形态,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勾结下传播蔓延;同时还将其视为一种破坏中国民族团结和稳定的手段。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维吾尔族人铁木尔达瓦买提的话体现出北京的政策。他在1991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尽管有海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一小撮东突分裂分子是无法达到他们的目标的。一名记者问他是否在指阿力普提肯(当时他是土耳其居民)时,达瓦买提对其进行了谴责,却没有提到他所居住的国家。
      中国领导人和政府控制的媒体一直都把新疆的维吾尔“颠覆活动和恐怖主义活动”与外部力量的影响、外国间谍的渗透以及外国政府和其它组织的干涉联系在一起,而北京却几乎从未指明是哪些政府和组织。同样地,北京也谨慎地不提及土耳其的名字。20世纪80年代中国代表团访问土耳其时,避免在任何公开场合提及维吾尔族人,更不用说东突厥斯坦了,尽管他们无疑清楚地知道土耳其向维吾尔的民族目标和民族组织提供保护、同情和支持。其实,多年来中国一直把土耳其和突厥斯坦、突厥主义分开看待。对“Turkestan”的中文音译并非基于土耳其国名的“土耳其斯坦”,而是基于古代中亚民族“突厥”的“突厥斯坦”。但“东突厥斯坦”通常被缩略为“东突”,可以指两个说法中的任何一个。同样地,“泛突厥斯坦”也没有被音译为“泛土耳其主义”,而译为“泛突厥主义”。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新疆暴力事件增多,中国对维吾尔“分裂主义”的国际性因素变得敏感了许多。显然,1971年8月中土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北京无法影响安卡拉的维吾尔政策。即使在1971年以后,中国也花了将近25年才对土耳其境内东突厥斯坦的“积极分裂主义”作出回应。一个原因是北京还不够自信,向遥远国度的政府施加压力。施压的举措可能被解释为试图干涉别国内政,这是北京坚决抵制的。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北京从一开始就认为新疆的维吾尔族骚乱主要是一个国内问题,应该从内部解决。
      到上世纪80年代晚期,北京已经开始认识到,如果不压制境外的维吾尔民族主义的激进主义运动,它在国内的镇压行动就不可能成功。北京于是加紧了它的镇压行动,采取激烈措施以消除国内外的这种运动。结果,从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北京开始向外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些政府尽管没有直接或正式支持“东突厥斯坦”的独立运动,但依然间接或非正式地协助和甚至鼓励维吾尔族人以促进他们的事业。
      大部分的此类努力仍然以同中国接壤的新独立的中亚共和国为重点。这些国家多年来一直为大型维吾尔团体、民族主义机构和分裂主义政治活动分子提供避难所。这些国家(主要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但也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变得更易受北京的胁迫了(然而这不是本文要研究的课题)。北京也在较小的程度上对诸如伊朗和沙特等中东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这些国家出于宗教的原因,愿意支持中国穆斯林,但是它们不愿赞同“东突厥斯坦”的民族主义运动,或为维吾尔的跨国激进行动提供便利。
      土耳其的情况要复杂和敏感得多,因为土耳其长期致力于维吾尔民族主义运动,它同维吾尔有着长期的文化、历史联系,它在意识形态上进行鼓动,并且为实现“东突厥斯坦”的目标提供物质支持。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安卡拉有意忽视北京对维吾尔民族主义在土耳其境内的活动所感到的不快。起初,土耳其设法经受住了北京的压力,并抵制了北京有关制止维吾尔族人在土耳其境内的存在和民族主义活动的要求。但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安卡拉似乎让步了———尽管这种让步从来不是完全的。
      土耳其无视中国的不快
      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土耳其领导人一直宣称他们支持“东突厥斯坦”,尽管使用的言辞比较谨慎(土耳其的政界人士、记者和公众普遍通常使用“东突厥斯坦”这个术语,而不是中国名称“新疆”,从而含蓄地认同了维吾尔人的声明)。1991年,土耳其议会选举之后,阿力普提肯同包括新当选的总理苏莱曼德米雷尔在内的政治领导人会晤。阿力普提肯主要从人口方面描述了中国的维吾尔族人不断恶化的状况,并警告德米雷尔说,“除非土耳其立即采取保护性措施,否则东突厥斯坦的突厥民族将在未来数十年中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据说,德米雷尔和其他领导人承诺说,他们“不会让中国人同化他们在东突厥斯坦的同族兄弟”,并将“向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提出这件事”。然而维吾尔人的土耳其支持者不可能筹集足够的选票以使这个问题登上联合国的议事日程,不过也可能他们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土耳其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对维吾尔人、维吾尔人的事业和阿力普提肯个人十分同情。1992年初同厄扎尔会晤时,阿力普提肯曾给了厄扎尔一面“东突厥斯坦”的旗帜,并说:“现在轮到你为这面旗帜尽心了。我还通过这面旗帜将东突厥斯坦的事业托付给你。”他又说,“东突厥斯坦”是整个土耳其世界之母。据说厄扎尔总统回复说:“我宣布,我已经接受了东突厥斯坦事业的移交。苏联统治下的各个突厥语共和国已经都宣布独立。现在轮到东突厥斯坦了。我们渴望看到土耳其人民的古老家园成为一个自由国家。”他们本来只计划15分钟的会晤持续了1小时。在那期间,很多人都在外面等候。如果厄扎尔真的做出了这番影响深远的声明,这反映了他的一贯态度(不过多在言辞上而不是行动上)。对维吾尔人来说,他的态度是有利的,而对中国人来说,其中的含义却是不利的。
      后来,在1992年5月29日,全世界的东突分子纪念伊犁“大屠杀”30周年。1962年5月,在伊宁的维吾尔人开始骚乱。而1个月前,有6万多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出走,离开新疆前往苏联。中国军队朝人群开枪,造成了未知数目的人员伤亡。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阿力普提肯公开指责邓小平下令开枪的举动。据说,“数百名希望前往苏联而被拒的抗议者被杀、受伤、被捕和遭到监禁”。《读卖新闻》援引外交人士的话说,中国一直对不断上升的维吾尔民族主义感到紧张,而且中国当局指责伊斯兰国家———沙特、埃及尤其土耳其———支持分裂分子。的确,虽然北京获准在土耳其设立了大量领事馆,但直到今天,北京从来没有允许土耳其在新疆开设一个领事馆,尽管它同该地区在社会和种族上的联系。
      1992年9月19日,东突文化与救济委员会在开塞利召开为期一天的大会。主持此次大会的穆罕默德詹蒂尔克(MehmetCanturk)在会上发表开幕演说,谴责中国通过旨在灭绝东突人的强制性生育控制政策,蓄意迫害新疆的突厥人。据称,1992年11月17日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首次公开批评土耳其的突厥政策。在一篇长稿中,这份报纸谴责时任土耳其总统图尔古特奥扎尔和总理德米雷尔将新疆纳入他们构想的突厥人国土,现在这一构想已成为土耳其的一项正式政策。此外,中国还指责土耳其政府将艾沙玉素甫阿力普提肯作为一位流亡领导人收留,而北京将后者视为东突独立运动领导人。《人民日报》警告说,如果土耳其坚持奉行庇护分裂主义分子的政策,中国可能会被迫采取措施自我防卫。
      尽管北京发出威胁,首届东突厥斯坦世界民族大会仍于1992年12月12日至14日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世界各地的代表们一致决定加强东突人独立自主的斗争,并成立一个可以代表居住在本土(即新疆)与海外的东突人的庇护性组织。一些天以后,12月22日至23日阿力普提肯再次在安卡拉与德米雷尔总理、外长及其他官员会面,要求他们让东突人的困境引起联合国的注意。鉴于他们的要求,土耳其议会首次提出一项议案,调查在新疆侵犯人权的状况。这项被提议的议案呼吁土耳其议会人权委员会,立刻派出一个寻求事实真相代表团前往新疆,调查当地的人权状况。
      显然,这样一个代表团———中国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从未被派出过。但1993年初,新版土耳其语《东突厥斯坦独立》杂志开始在安卡拉出版。这本八页的月刊杂志旨在增强居住在土耳其的东突人的爱国热情。杂志主编谢克尔图兰(ShekurTuran)是维吾尔族人,毕业于乌鲁木齐大学,194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新疆后移民到土耳其。另一份报纸《东突厥斯坦青年报》于1993年6月在伊斯坦布尔创刊。这份六页的报纸使用维族语文字,由维族青年出版,针对的读者群也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从新疆逃亡的维族青年人。尽管中国对此感到不安,但在1993年3月20日至23日安卡拉举行的世界突厥大会上,土耳其对东突运动的资助再次显现出来。率领一个东突代表团的阿力普提肯在大会上说:“突厥族的大部分世界现在是自由的。目前,唯一一个受到外国占领的突厥国家是东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是1.5亿人口突厥族世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独立的突厥国家现在应当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东突人为争取民主、人权和独立自主的斗争。否则,他们将对东突人遭受中国共产党灭绝承担责任。”
      这种危险的言论并没有阻止大会资助人奥扎尔总统、德米雷尔总理和埃达尔伊纳尼副总理欢迎阿力普提肯。此外,组织此次会议的委员会在最后的报告中宣称:“突厥世界谴责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暴行。在面临针对东突民族兄弟的系统性同化政策时,突厥世界不能继续保持沉默。这种政策可能导致在该地区出现严重的动荡局面,因此突厥世界必须立刻开始与中国政府展开具有建设意义的对话,以阻止东突厥斯坦的突厥人遭灭绝。”
      1993年5月15日,东突难民委员会在伊斯坦布尔组织了一次烈士纪念日活动,以悼念在争取“他们的祖国”独立的斗争中遭中国人杀害的东突人。当时年近93岁的阿力普提肯告诉土耳其的政界人士、学者和记者等听众,一个不铭记、尊重和敬仰自己的烈士的国家没有权力独立。由于在东突厥斯坦不断增长的利益和难民的不断涌入,土耳其掀起了一场维吾尔族研究热潮。苏丹马哈茂德卡斯加尔勒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语言学家,1985年他来到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教授突厥语。1993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现代维吾尔族语语法》的小册子。在土耳其,这本书已成为学习维族语言的主要教科书。刚来土耳其的新疆学生会受到东突基金会的资助,该组织的目标是传播东突厥斯坦的历史和文化。1993年夏,东突基金会从一个小公寓(自1978年以来他们一直在此)搬入一座有13间大房间的办公楼(包括一间宿舍)。据称,这座办公楼是土耳其政府“暂时租借”给新疆流亡者的。然而,它更有可能是由伊斯坦布尔市政府提供的(毫无疑问是得到了安卡拉的批准)。不过,对东突基金会的资助更多的是来自沙特阿拉伯,而非土耳其。
      可以肯定的是,土耳其的所有维族组织致力于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东突独立和维族文化复兴。目前,一些主张使用武力和恐怖主义手段的较为激进的东突组织(主要在哈萨克斯坦)已退出或被逐出东突厥斯坦国会。不过,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已对土耳其纵容维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政策和对华不友好的态度感到愤怒。安卡拉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对北京的不满毫不在乎。由于中国对土耳其政府的施压加大,1993年东突厥斯坦国会成立不久后,不得不迁往德国。后来,当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华时,他承诺不允许东突厥斯坦国会在土耳其国土活动。
      中国的压力、土耳其的顺从
      到1994年夏,土耳其政府对东突运动的承诺已大打折扣,主要(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压力。另一个原因在于土耳其对是属于东方(亚洲)还是西方(欧洲)的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由于既无法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其它中亚国家展开竞争,又不能实现自己的大土耳其斯坦构想,安卡拉再次转向欧洲,稍微对维族失去了兴趣。此外,在安卡拉追求普世性的“土耳其文化”作为中亚多样化民族性的熔炉,与维族坚决主张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民族身份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冲突。这种冲突也存在于其它突厥语民族中。用穆斯塔法艾登的话来说,“这已经很明显,尽管他们拥有共同的突厥人血统,但中亚的突厥族人长期以来具有一种特殊感,且喜欢坚持自己独有的身份认同,而非从属于一个更广泛的文化与政治伞下。”或者,正如德鲁格拉德尼所说的,“他们不像安卡拉的政治家们所预想的那样快速适应土耳其社会。”尽管如此,由于语言和文化的相似性,维族人为土耳其社会所同化,似乎比融入西欧、北美、日本和澳大利亚更容易实现。与一些中亚国家不同,土耳其既没有维族学校,也没有维族剧院;土耳其的学校不教授维族的历史、文学和语言。然而,尽管很多在土耳其的维族人不再把自己视为维吾尔族,但他们的领导人肯定不会这样。
      1994年6月,对土耳其官方态度大失所望的阿力普提肯转向了土耳其主要反对党领袖,包括民主社会党的比伦特埃杰维特(BulentEcevit)、繁荣党的内吉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Erbakan)、祖国党的梅苏特耶尔马兹(MesutYilmaz)及其他议会成员。阿力普提肯表示,土耳其和新近独立的突厥语族国家应该在东突厥斯坦的问题上采取共同战略。有报道说,这些领导人承认“一些因素”导致土耳其忽视东突厥斯坦政策,但现在是时候重新看待这些问题了。这种态度暧昧的反应并不是阿力普提肯所期待的。他在中共占领新疆(1949年10月13日)45周年纪念日当天于伊斯坦布尔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阿力普提肯表示:“目前国内族人正处于绝望之中。他们感觉全世界对他们的命运无动于衷,忘了他们也是人,也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对世界文明做出过贡献。如果国际社会对我们族人面临的困境感到担忧,并且支持东突厥斯坦民族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那么就会让他们重新燃起希望。这也会提醒中国,国际社会关心我们的族人,如果他们遭遇镇压,国际社会将要求中国对此负责。”
      在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的支持下,第二届世界突厥语兄弟友好合作会(theSecondWorldTurkicFriendship,BrotherhoodandCo-operationConference)于1994年10月20—23日在土耳其伊兹密尔召开。尽管没有提到土耳其的名字,阿力普提肯再次敦促突厥语族国家不要让东突厥斯坦民族从历史的版图上消失,并要求这些国家制订统一的战略来达成这一目标。1994年12月19日,两名土耳其教授在电视节目上露面,就土耳其与中亚国家及东突厥斯坦的关系发表评论。他们强调,东突厥斯坦是突厥语历史和文化的发源地。两人还说,从长远来看,土耳其无法对发生在那里的事情无动于衷:中国的人口迁移、计划生育政策对东突厥斯坦民族的文化生存造成威胁,突厥语族的纯净性也是土耳其必须要关注的一件事情。这些话与阿力普提肯的警告不谋而合,但这样的言论即将宣告终结。
      在中国被称为“艾沙”的阿力普提肯一直是中国领导人谴责的对象。他们说,他“从未停止疆独活动”,并想尽一切办法渗入新疆,威胁和反对中共统治,以期推翻社会主义体制。阿力普提肯能够成为一位国际名人———包括在新疆———在很大程度上得感谢中国。就像遭到中共迫害的作家吐尔洪阿力马斯(TurghunAl-mas)那样,事实证明中方的谴责只会起到反作用。他们的谴责不仅没有诋毁和败坏这些人的声誉,反而在无意间抬高了他们的地位。90年代中期前———当时阿力普提肯还在世———中国主要在国内反对维族分裂主义,似乎并不愿牵连到土耳其。1995年5月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访华,期间中方并未提及东突厥斯坦和阿力普提肯———至少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及。这种政策即将发生变化。阿力普提肯口才极佳,在土耳其统治精英阶层中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力,这样一个人对中国政府和土耳其来说都是一个大麻烦。
      如上所说,德米雷尔访华后不久,1995年7月28日伊斯坦布尔苏丹公园(Sul-tanAhmetPark)以阿力普提肯命名的一个新区举行落成典礼。这个区有一座纪念“为争取独立”而献出生命的东突烈士的纪念碑。土耳其总统、总理、议会议长和其他很多人出席了落成典礼。事后,中国驻土耳其大使立即指责土耳其干涉中国内政,并向土外交部施压,要求除掉这座公园、纪念碑和东突旗帜;停止土耳其境内的一切东突活动;将维族人从土耳其驱逐出境,拒绝给予其公民身份。据说因为害怕可能发生的后果,土耳其外交部最初准备接受中方提出的要求。但最后,土耳其还是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幸运的是在当时,对东突厥斯坦及其人民担负的责任压倒了中国大使对土耳其内政的粗暴干涉。”但从这件事后,土耳其当局开始调查伊斯坦布尔东突组织的反华示威活动,并要求13名到土耳其寻求政治避难的维族知识分子离境。后来迫于多个政党的压力,土耳其当局不得不取消这一决定,尽管它没有延长这些人的居留许可。近150名维族人提交的入籍申请———还是在3年前交的———被暂缓执行。
      1995年9月30日至10月2日,第三届世界突厥语兄弟友好合作会在伊兹密尔召开,但阿力普提肯已经无法参加。总统德米雷尔依然是本届会议的发起人。他含糊地说,一些突厥语民族已经赢得了独立,还有一些处于半独立状态,但另一些依然“受外国控制”。此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改善东突厥斯坦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还批准东突代表团提出的正式加入该组织并定期出席会议的要求。十周后,1995年12月17日,阿力普提肯告别人世。他在中国不怎么出名,但在土耳其享有极高的声望和地位,崇拜他的不光是维族人。他的一生充满传奇,死后亦是如此。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阿力普提肯死后被埋在托普卡帕公墓(TopkapiCemetery),在土耳其前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和阿德南门德列斯的墓地旁边。土耳其当局在阿力普提肯死后感到如释重负,尽管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阿力普提肯死了,现在北京对维族跨国激进行动更敏感,它开始增加对土耳其的压力。事实上,十年后(即2005年)当阿力普提肯的朋友希望在安卡拉为他举行一个纪念会的时候,市长屈服于中国的淫威,拒绝为其提供场所。尽管他后来道歉了,但始终没有组织任何官方纪念活动。
      阿力普提肯生前发表的所有袒护维族的决议、声明和评论最终都成了镜花水月。这一点就无须多说了。土耳其迟迟不愿彻底支持东突厥斯坦独立,这不仅仅是因为土耳其从对华经济和军事关系中得到了好处———就当时来说,这些好处并没有多么了不起。事实上,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可能和中国没有太大关系,更多的是因为库尔德人的问题。和维族人一样,库尔德人一直在寻求独立,只不过这次是从土耳其独立出去。这个等式很简单:安卡拉绝不能鼓励民族自决,更不能一边鼓励维族人独立,一边却不让库尔德人独立。对于土耳其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中国很快便加以利用。他们偶尔会对库尔德民族运动的“悲剧”表示同情,对库尔德人表示同情,但仍然把他们定义为“分裂分子”。为了改变安卡拉对东突的态度,中国把维族人和库尔德人的分裂活动相提并论,实则暗中威胁:如果土耳其继续支持维族人闹分裂,那么北京就会支持库尔德人。2000年4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土耳其。他间接提到库尔德人,说中土两国必须保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国家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此外,中国开始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建立关系。这一政策是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和战略(石油)利益的真实反映,但同时也是向安卡拉发出警告。
      1996年11月初,时任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的乔石在安卡拉同土耳其议长穆斯塔法卡莱姆利会谈时曾提及“东突厥斯坦”问题。他重申中国“强烈反对”“境外”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同时表达了北京对土耳其政府奉行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政策的感谢。但是,前往中国的土耳其公民都被列为监视对象。中国不仅忙于在土耳其搜集政治和军事情报,而且还通过间谍和潜伏特工渗入维族组织。这也是这些组织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之一(不仅仅是在土耳其):如何揭穿那些和中国合作的人。对维族活动分子———其中一些还身居要职———的怀疑和猜忌往往会让“东突”组织瘫痪和陷入被动,而这正是北京想要的。
      安卡拉修改后的对维吾尔族人政策在1997年2月,也就是新疆伊宁暴乱之后受到了考验。据报道,那次暴乱致使很多人伤亡。数百名愤怒的维吾尔族示威者与土耳其右翼民族主义者一道,聚集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面,高喊反华口号,公开指责北京“对维吾尔族人的压迫政策”,还焚烧了中国国旗。三家维吾尔—土耳其族联合机构寄信给总理内吉梅丁埃尔巴坎———他在三年之前曾表示不愿做出行动———敦促他采取措施支持他们在新疆的团体。当时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说他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局势,但“必须要先了解情况”。中国的外交官员对示威活动提出抗议,呼吁土耳其当局对中国驻土耳其机构采取更为有效的安全措施。
      事实上,在所有的示威活动中,警方都阻拦了(和平)示威者,并迫使他们散开。外交部发言人还就焚烧中国国旗一事向中国道歉。但他还说,考虑到土耳其人和维吾尔族人之间的文化联系,土耳其会继续“关心”新疆地区的人民,他还希望“当地能快速恢复和平与安宁”。然而,这还不足以安抚中国人。外交部还申明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声称土耳其高度重视中国的领土完整,并敦促“相关人员”保持克制和理智,避免事态升级。
      土耳其国防部长图尔汗塔扬也对议会说:“我们已经要求中国谨慎处理新疆动乱”,他还说:“我们已经告诉他们住在那里的很多人都是我们的亲戚,我们会一直关心那些人的福祉。”他接着说:“我国政府正在、并将继续敏锐关注全世界突厥和穆斯林兄弟的境况。”作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警告土耳其别再插手,他表示新疆问题纯属中国内部事务,不需要别人对此发表任何不负责任的言论。此外,北京后来还谴责“东突”恐怖分子烧毁中国国旗,而且在1997年3月向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开火”,并且“攻击”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但是,在1997年12月10日的“世界人权日”上,维吾尔族人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上举行示威,然后召开大会揭露新疆地区侵害人权情况。
      由于土耳其对国内维吾尔族人愈演愈烈的活动以及中国的反应感到忧虑,当局和警方开始阻拦、拖延、直至最终禁止维吾尔族人针对中国驻土耳其外交使团的抗议示威活动。结果,在1998年2月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杰姆访华前夕,也就是伊宁事件的一年后,土耳其政府官员告诉维吾尔族领导人不要再举行任何反华示威活动。但是,维吾尔族人继续在伊斯坦布尔示威。警方采取了全面的安全措施,在没有发生任何事故的情况下便驱散了示威者(但北京后来说,1998年3月5日,“东突”恐怖分子“向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发动了炸弹袭击”)。副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曾对北京进行官方访问,他在回国几个月后说,江泽民坦言中国对示威活动感到不安。据埃杰维特说,他在答复这位中国国家主席时表示,除了采取某些措施,土耳其也无法制止此类示威,而且不应对这些活动进行夸大。他还对土耳其听众说,如果某些团体———即使是非主流团体———坚持将“东突厥斯坦”问题置于议事日程,那么新疆的穆斯林可能会陷入艰难境地。
      然而,土耳其政府还是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安抚中国。几天后,土耳其人决定,根据土耳其议会1998年2月通过的一项法案,准许刚刚从中国迁居而来的维吾尔族人获得永久居留权,而不是公民身份。获得了公民身份便享有该国的所有权利,也要承担全部义务。而取得了永久居留权的维吾尔族人则能够在土耳其合法地居住和工作,但不能进入武装部队和政府机构。这项新规定的主要实施对象是大约1000名逃出新疆、尚未取得公民身份的难民,它导致维吾尔族人的地位严重下降,他们认为永久居留权是“二等公民”的证明。右翼“大团结党”的副职领导人奥尔汉阿尔斯兰指责政府没有奉行一项更有勇气的政策,以此来遏制或减少新疆维吾尔族的突厥人所遭受的压迫,或保卫他们的合法权益。在第二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1998年12月16日)闭幕时,大约300名新疆的异见群体代表发誓要竭尽全力,反对大陆中国人在新疆的“帝国主义统治”,并力争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实现新疆独立。然而,安卡拉可不这么想。
      事实上,安卡拉继续屈从于北京的施压。1998年12月28日,梅苏特耶尔马兹总理发布了秘密指示,说东突厥斯坦以“新疆”为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要自由讨论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指示还补充说,这些组织的活动以及从东突厥斯坦移民过来的人所建立的团体已令中国政府颇为不快。结果是,禁止部长们和官员们将来参与东突厥斯坦的会议,也不允许在这样的会议上悬挂其旗帜,也不允许有任何“会触怒中国”的行为。此举很可能是回应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希腊一事。
      1994年4月,当时任中国总理李鹏访问土耳其时,在会谈中提出了新疆问题。土耳其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被援引说,土耳其政府反对任何分裂活动,反对其它以中国为目标的恐怖活动。他说,土耳其完全理解这对中国人民而言是个敏感问题,他承诺说,会妥当地处理它。他指出,少数反中国的分裂分子从不代表土耳其政府的政策。回国后,李鹏更加直言不讳。他说,所谓的“东突”问题的根源是“从前”一小部分人从新疆逃到了土耳其;他们在那里形成了一小股民族分裂势力,采取暴力和恐怖手段,还威胁要建立名为“东突”的国家。他总结说,土耳其不希望看到“东突”问题成为发展中土友好关系的阻碍。中国军方专员在德国透露说,北京已确定在土耳其约有20个支持东突独立的组织,其中有3个是“恐怖组织”,在中国进行武装斗争,走私武器和军事装备。
    
    北京陷阱中的诱饵
      经济关系
      的确,当20世纪快要结束时,北京试图改善与土耳其的关系,不仅为了促进重要的双边交流(主要是经济和军事),还为了利用这些关系作为杠杆进一步阻止(即使不是明说,也是暗示)维族激进分子在土耳其活动。看看各种数据,这证明了中国不可思议的经济动机。自1990年来,中土贸易方式发生了剧烈转变。土耳其对中国的出口额在1993年约为5亿美元,之后出现较大的下降,在1999年时达到最低水平3700万美元。之后又开始攀升,在2003年达到5亿美元,2006年增至约7亿美元,比1993年高出约40%。到2007年,土耳其对中国的出口额已增加了近50%,超过了10亿美元;到2008年,又上升了38%,达到14.37亿美元。然而,中国取得的成就更加显著。在1993年,中国对土耳其的出口额徘徊在约2500万美元,是当年土耳其对中国出口额的一半。然而在2006年,中国对土耳其的出口额增加到96.57亿美元,出现将近9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到2007年,中国对土耳其出口额增加了37%,增至132.34亿美元,而到2008年,这一数字又增加了18%,增至156.58亿美元,是土耳其对中国出口额的近11倍,使得土耳其出现超过14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2000年,中国成为第十二大对土耳其出口国;自2006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位居俄罗斯和德国之后的第三大对土耳其出口国。从2000年到2006年,来自俄罗斯的进口额增加了105%,来自德国的进口额增加了350%,而来自中国的进口额增加了618%。2006年,中国占土耳其进口额的6.9%,到2008年,达到了7.8%。
      一直以来,不仅是安卡拉,北京同样意识到不平衡的贸易逆转,而且对此非常担忧。这一问题几乎每次会议都会提到。2002年4月,当时任总理朱基访问土耳其时,他说,“中国非常重视土耳其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正在努力采取措施,增加从土耳其的进口。”土耳其贸易集团解释说,当土耳其向中国出口原材料时,中国向从土耳其进口的制成品征收进口税。土耳其负责对外贸易的部长屈尔沙德蒂兹曼说:“因此,我们无法向中国出售太多商品。我们必须找到增加对中销售额的方式。在我们的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为什么我们不能向中国出售产品呢?”然而,所有试图缩小这一差距的尝试都失败了。事实上,如今这一差距已扩大。
      土耳其经济中的一些特定部门因此出现了灾难性后果。2004年底,土耳其决定采取保护措施,限制进口42种中国纺织品,称其“扰乱了市场”。安卡拉还开始对进口的中国产电子产品征收50%的反倾销税,比如彩色电视机和空调。土耳其实业家和商人指出:“我们面临来自中国的毁灭性竞争,这一竞争已经打击到我国的纺织部门。”一名中国高官表达了“深切担忧”,还说,中国的纺织业感到“不满”。
      之后,北京以一种更强硬的语气说,安卡拉向世贸组织递交的纺织提议是单方面的,也是无法接受的。世贸组织在1月废除了纺织品贸易配额制度。据报道,“土耳其试图利用有问题的数据和草率的结论让中国成为替罪羊”。
      尽管如此,2006年年初,土耳其《国民报》刊登了一篇头版报道,题为《纺织业部门祈求帮助》。文章哀叹,纺织工业———“土耳其经济的旗舰”———正在经受一场经济衰退。它责怪的问题包括中国产品所造成的“压力”。据报道,安卡拉商会早些时候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土耳其经济的25个部门充斥着中国产品。成衣和玩具业的80%左右被中国产品所左右。皮货制造的100%处于中国人控制之下。在这些部门被中国产品“征服”的同时,另外一些部门则受到严重影响。民调断言,除了通过正规渠道来自中国的产品之外,还有来自中国的大量非正规进口,结果造成土耳其的“不正当竞争”。中国的贸易渗透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以致“停泊在土耳其港口的、满载中国产品的每艘轮船就造成一家土耳其工厂倒闭。”虽然土耳其在对华贸易中的逆差的相对数额最近几年来减少了,其绝对数额却大大增加。
      穆罕默德厄于特居是土耳其前外交官,曾于1989年至1992年在土耳其驻北京使馆供职,是一位中国问题观察家。他一直强调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绝对重要性。他说,维吾尔分离主义可能会破坏这些关系:“土耳其与中国双边关系中一个经常令人困扰的因素就是中国新疆地区———称为‘东突厥斯坦’———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活动。重要的是要通过经常的对话巩固土耳其与中国之间互信的政治气氛,以避免对土耳其在新疆的文化和经济利益的任何误解。在去年(1998年5月)在北京会见当时的土耳其副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就维吾尔族人在土耳其的活动表示不满,警告说‘如果这一问题继续成为土中两国间的一个政治问题’,北京就可能会对土耳其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事实上,土中两国改善关系可能会有助于目前紧张状况的好转,并削弱新疆分离主义势力所获得的政治或后勤支援。”
      尽管如此,中国与土耳其的经济关系不大可能已经受到对维吾尔族或分离主义的担忧的影响,甚至不大可能受到土耳其本身的影响。北京与其说把土耳其看作欧洲、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终点站,不如说看作其门户。后者与土耳其订有自由贸易协定。北京认为,由于土耳其不能履行其出口配额(因为它无法使其货物和外部市场匹配),所以中国可能会在土耳其境内生产的中国货物上粘贴本地商标和标签,从而获得进入欧洲市场的机会,并回避美国和欧盟针对直接来自中国的出口征收的关税和实行的配额。此外,到2008年,土耳其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三大海外项目承包商。
      军事关系
      近年来,中土关系首次涉及安全与军事合作。两国间的军事关系绝非像一些人所以为的那样,“仍然局限于军事人员交流领域。”军事探索始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此之前,安卡拉与华盛顿就M-270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的联合生产与技术转让举行的谈判失败了。华盛顿批评安卡拉把美国提供的武器用于侵犯人权。它限制了对土耳其的武器出售,中断了美国早些时候向土耳其提供的用于武器采购的赠款和贷款。像在其他情况下进行的、适得其反的武器禁运一样,安卡拉别无他法,只得独立地开发自己的军事工业,并到别处寻求武器和军事技术。
      1997年,土耳其首次与中国签订一项武器协定,以采购24枚WS-1302毫米口径的非制导火箭,以及144枚火箭,以便在土耳其组装,计划在1998年到2000年期间提供。利用中国技术,土耳其开始按照许可证生产TR-300火箭(或利用中国4管的WS-1BMLRS升级制造的T-302),这种火箭在土耳其语中称为“旋风”。据说它要比中国火箭先进。1998年年底,根据与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签订的一项类似的合同,土耳其陆军订购了15枚中国最先进的短程地对地导弹B-611,并开始按照许可证生产200多枚导弹,耗资3亿多美元。第一批导弹大概早在2001年就部署了,尽管人们怀疑,土耳其陆军是否获得了其中的任何导弹。该项目秘而不宣,而且采用假情报进行误导。它称为J-600T。这种土耳其称为“闪电”的导弹由土耳其于2007年3月向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处申报。它最初是在2007年8月30日的安卡拉胜利日游行期间展出。B-611是作为中国DF-11(M-7或CSS-7)短程弹道导弹的替代品设计的。它据说是由土耳其的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机械与化学工业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联合开发的,是一种短程的、陆基的、采用固态燃料的弹道导弹系统。其生产由土耳其的火箭工贸公司承担。
      尽管如此,中国仍是土耳其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军事供应商。若把有关B-611导弹的尚未得到证实的3亿美元交易排除在外,则1998年到2007年期间中国向土耳其的武器转让的价值估计只有3900万美元,还不到这一时期土耳其总的武器采购的1%,而若将这笔交易计算在内,则约为7%。此外,在土耳其提供具有弹道导弹潜能的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的投标中,中国的HQ-9防空系统也是竞争对手之一。火箭工贸公司在开发其空对地导弹“标枪”方面也可能获得了中国的支持。但中土军事合作并不局限于导弹。其另一组成部分是2005年出现的。当时,这两个国家据说在FMC-努罗尔防务系统公司(FNSS)的装甲作战车辆上添加了一座BMP3炮塔,从而使之升级。土耳其陆军总共使用着2500辆经过升级的步兵作战车辆。FNSS打算将其出口(主要是出口到阿联酋)。
      最重要的,从维吾尔族的观点看来也是危险的,是中土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发生于土耳其陆军副参谋长1999年5月28日访华期间签署的一项中土军事训练与合作议定书的时候。由于受到维吾尔族人偶尔的示威,甚至还有针对逗留在土耳其的中国人的暴力活动的挑战,1999年10月,在针对中国血统的人发动的一系列暴力袭击之后,土耳其警方逮捕了称为“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的一个集团的10名成员。据中方人士说,该组织是1989年逃到土耳其的一名来自新疆和田县的维吾尔族人于1996年组建的。它的袭击据说为2000年2月14日签订的第一项中土安全合作协定铺平了道路。协定内容包括促进两国间的公共安全协调,并强调将对矛头对准土中两国领土完整的分离主义活动采取措施。据报道,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范围内,对维吾尔族问题做出了评估。此外,土耳其内政部长(他在北京签署了这项协定)说:“他的国家永远也不会容忍在土耳其境内发生任何形式的反华活动。”北京对土耳其的压力多年来耐心地积累,在中国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2000年4月18日至21日访问土耳其期间达到高潮。
      政治关系
      在访问前夕进行的一次采访时,江泽民称赞了土耳其在世界上的作用。他提到上海5国(自2001年以来称为上海合作组织)时提醒采访者注意:“中国和中亚各共和国都宣布反对有损于彼此主权、安全和社会的生活方式的所有形式的组织。”他暗示,土耳其预计也将在北约问题上如法炮制。他暗中警告土耳其领导人要提防煽动一场维吾尔族叛乱的危险。他即将进行的访问在土耳其官员当中引起严重的不安。他们希望淡化东突厥斯坦问题,尤其因为中国外交部表示,有关新疆、维吾尔族、分离主义,尤其是东突厥斯坦问题的评论将被视为干涉中国内政。土耳其报界承认:“土耳其境内的维吾尔族非政府组织对(分离主义)潮流提供的支持偶尔地造成两国间的关系紧张。”媒体看来也无可奈何地对中土两国即将改善关系表示欢迎:“然而,我们的东突厥斯坦同胞生活在种族主义的威胁之下,这一事实造成了一种恶劣的情况。安卡拉必须奉行一项‘经过微调的’政策。这项政策既不具有挑衅性,也不忽略我们的同胞们的艰难处境……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东突厥斯坦同胞。”
      土耳其的许多人,尤其是联合政府的右翼民族主义行动党,认为中国对突厥语系民族聚居的新疆的占领是非法的。一直到访问前夕,属于该党的部长们还反对把一枚勋章授予这位中国国家主席(只有在一致表决的情况下才能授予),从而突出显示,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即维吾尔族聚居区)拥有一个镇压性政权。然而,负责与国外的突厥社会的关系的国务部长兼该党副主席阿卜杜尔哈卢克恰伊终于不得不承认:“我们必须奉行现实主义的政策。如果把勋章授予中国国家主席符合土耳其的利益,我们就会接受。我们已经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我们已经改变主意。我们将在双边会晤期间,在友好的气氛中传递我们的信息。”
      实际上,民族主义行动党决定收回其反对意见,条件是,在与中国人的所有讨论中都要提出这一问题。这一要求得到了土耳其人权组织和维吾尔族协会的支持。德米雷尔总统间接地,并在对绥靖主义表现出兴趣的情况下,两次提出了维吾尔族问题。参加会晤的一位土耳其外交官强调了德米雷尔的信息:“我们对他们(维吾尔族人)说,他们应当成为中国的忠实公民,和平与和谐地生活。我们还表示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并向他们(中国人)保证,我们不打算干涉其内政。我们与维吾尔族有着种族、语言和宗教上的联系,因而希望他们铺设土中友谊的桥梁。”
      在联合声明中,两位元首宣布,他们的国家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宗教原教旨主义———上合组织也同意并采用了这些术语。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两位元首都同意,遏制分离主义和禁止提倡“新疆独立”的活动对该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江泽民主席略微提及库尔德人问题,强调两国都面临着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任务,都反对所有类型的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访问在对外贸易、联合投资、运输、旅游、能源、国防工业和安全等领域中产生了一项经济合作协议。然而,维吾尔族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结束语:中国民族外交的限度
      两国间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关系的加强,给安卡拉带来与北京合作的重要的激励因素,并创造了北京可以用来争取安卡拉遵从的影响力。很显然,在牺牲维吾尔族民族主义的情况下,安拉卡已经悄悄地顺应了北京的要求。2000年9月初,土耳其国防部长萨巴哈廷恰克马克奥卢提供了一个例子,显示出维吾尔族问题与土中关系之间的联系。在动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之前,他就一位记者的评论做出回应,即一些土耳其公务员参与了“原教旨主义”活动:“我们无法披露这一数字。然而,我想它并不是一个重要数字。公务员当中可能有些人参与了分离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活动。一旦找到证据,接着就要采取必要的程序。”
      他的访问改善了中土军事关系。访问期间,一辆解放军卡车在乌鲁木齐爆炸,炸死60多人,炸伤的人数则要多得多。官方的报道说这是一起事故,而不是一些人所猜测的东突厥斯坦恐怖活动。中国利用这一机会敦促土耳其帮助打击新疆的分离主义。虽然恰克马克奥卢在访华期间成功地回避了这一问题,但他返回之后,2000年10月12日刊登在《合约报》上的一篇文章严厉批评全世界、华盛顿和安卡拉所奉行的“不光彩的政策”。他们全都对共产党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实行的“种族灭绝”视而不见,并保持沉默。2001年2月24日,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典型的维吾尔族居民区的市政厅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的题目就是“突厥语世界和东突厥斯坦的文化灭绝”。实际上,土耳其无力或不愿忍受中国的压力,这大概是维吾尔族人在国际间积极活动的重点及其寻求东突厥斯坦独立的努力之所以转移到西欧和北美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人无疑意识到这一转变。
      尽管安卡拉顺从中国的大多数要求,但北京总的来说仍对东突厥斯坦的活动,具体而言对其与土耳其的联系感到担忧,尤其是在“911”事件发生后。北京过去偶尔地与恐怖主义联系到一起的东突厥斯坦活动,现在则被确认是如此。以美国为首的反恐讨伐给北京提供了新的弹药和机会,不仅便于在国内进一步镇压维吾尔族反对派,而且在国外进一步恫吓维族人的支持者,尤其是在土耳其。
      虽然泛突厥主义并没有被认为与土耳其直接相关(按照中国的说法肯定也不是,就像上面所指出的那样),但土耳其不仅按照英语的说法,而且在北京看来都卷入了这场运动。偶尔地,北京表现出对土耳其的言论———主要是说给国内民众听的———的一定担忧,它含沙射影地说,苏联的解体为“从亚德里亚海到中国的突厥世界的再生”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肯定,泛突厥主义被认为主要与仅仅赢得少数选民支持的小规模的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和反共的激进政党有关。它绝非享有范围广泛的公众支持,也没有获得官方的赞成。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北京一直认为土耳其是泛突厥主义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多年来中国出版了有关泛突厥主义的许多文章与书籍。它们无一例外地对土耳其持批评和敌视的态度。北京看来十分担心泛突厥主义,尽管它不大可能真的像表面看来的那样感到担忧。类似地,北京也不大可能真的对土耳其感到担忧。
      2002年4月15日,中国时任总理朱基在时任外长唐家璇的陪同下开始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他的访问,以及恰恰两年前江泽民主席进行的访问和许多其它访问,反映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土耳其感到日益担忧。在他的访问之前几天,中国人表示,他在安卡拉的讨论将涵盖“打击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包括打击东突厥斯坦恐怖主义”。现在,由于获得了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斗争方面的训练,并鉴于美国在阿富汗的攻势,北京对其针对维吾尔族人的讨伐及其掩盖之下的对土耳其的施压加以升级。访问开始时,东突厥斯坦文化和团结协会秘书长塞依提土木土如可领导的维族示威者在安卡拉集会。他们谴责中国侵犯人权,敦促土耳其政府在朱基访问期间解决这一问题。
      土耳其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拒绝接受这些请求。他大胆地强调,他的政府将加紧限制本国的“东突厥斯坦”分子的活动,不支持恐怖主义。他然后强调,土耳其承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他还说,新疆的“突厥语系同胞”构成两国间的一座“友谊的桥梁”。有人问到,是否应当把维族分离主义者列入国际恐怖分子名单,埃杰维特拒绝具体说明。朱总理回答说,中国感谢土耳其在东突问题上的态度,尤其是它一再强调,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采取具体措施,限制土耳其的“东突”分子的反华分离主义活动。他还说,东突分子当中的一些人曾在阿富汗接受军事训练,因而现在是美国和联军追捕的对象。他们仍然从事反华分离主义活动,并在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各国寻找新的基地。他说,共同打击“东突”分子符合两国在维护安全和稳定方面的根本利益:“我们希望,中土两国将更加密切地合作,以阻止‘东突’恐怖分子破坏中土关系。”在离开之前,他邀请土耳其企业家访问新疆,这使东道主感到意外。
      回国后的5月26日,朱基欢迎了他的第一位土耳其官方客人。副总理代乌莱特巴赫切利是访问新疆的第一位土耳其高级官员。作为民族主义行动党领导人,他始终支持东突厥斯坦独立。现在,他以一种不同的政治和地理观点访问乌鲁木齐,表示当地人民,尤其是维族,能够起到中土两国间的桥梁作用:“这个地区的各民族和土耳其人民亲如兄弟。他们的语言、宗教、文化和起源都是共同的。”他还说,土耳其人民期望维族保护好自己的文化,生活富强,并在双边关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土耳其企业家参与(西部开发)计划,在新疆自治区的发展中发挥作用。我们鼓励为此目的而提出倡议。土耳其和新疆自治区商业界之间的联系将以这种方式得到加强。”
      实际上,土耳其的许多维族人,包括东突民族主义的一些参与者,总的来说的确与中国,特别是与新疆有商业关系。北京不但认可这些关系,而且往往予以鼓励,以造成维族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尽管如此,中国政策的结果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令人失望的。2006年,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周转所占的份额还不到中国贸易周转总额的0.46%(2007年达到0.54%)。人们本来会预料,土耳其的对华贸易的很大一部分将与新疆进行,但新疆在土中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是微乎其微的(2006年为0.06%,2007年为0.1%)。类似地,土耳其在新疆的贸易周转中所占的份额也极小:2006年为0.06%,2007年为0.08%。如果维族应当为中国和新疆提供一座桥梁,它是很窄,也很不稳固的,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
      然而自从2008年以来,虽然安卡拉限制了维族在土耳其活动的一些方面,但是它显然仍旧允许反华示威、出版和与官员们的会晤。虽然其中许多活动被官方依法禁止,但是土耳其警方的一些人偶尔地在非正式情况下,对维族示威者表示认同,对违法者视而不见,并予以纵容。有关土耳其容忍维族人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2004年9月中旬在华盛顿成立的东突流亡政府。设在土耳其的东突团结协会主席伊斯梅尔间吉兹当选为信息和旅游部部长。他与媒体(包括电视、电台和报纸)接洽。次日,中国人给土耳其外交部打电话,要求予以澄清。他们回答说,土耳其与东突流亡政府无关;虽然它的一些“部长”是土耳其公民,但他们参与政府是一件私事。尽管如此,澳大利亚突厥斯坦协会前会长、流亡政府“总统”阿赫米特依加贝提抵达土耳其时,被拒之于国门之外。在其它方面,东突在土耳其的正常活动继续着。
      2008年4月3日,东突组织在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仪式举行期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示威活动。据报道,大约1000名维族和土耳其人参加了,尽管土耳其警察试图采取严厉的安全措施阻止示威者。一些维族青年呼喊“东突要自由”,并持有“东突”旗帜,结果被警察带走。但他们后来可能获释。这些示威活动,以及包括世维会和东突流亡政府在内的一些东突组织的继续存在和活动,表明土耳其仍是东突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庇护所之一。与一些中亚甚至西欧国家的政府不同,安卡拉从未将维族人引渡到中国,尽管持有土耳其护照的人们卷入了中亚的“反华恐怖活动”,中国人还向安卡拉提供了土耳其境内的维族活动分子的姓名。可以肯定,中国仍然怀疑,土耳其可能窝藏了,即使不是保护着维族“恐怖分子”。2008年10月20日,中国的公安部披露了被指控企图破坏奥运会的8名维族东突伊斯兰运动好斗分子的姓名。这份报告把他们与“一个南亚国家”(大概是巴基斯坦)和“某个中东国家”(大概是土耳其)联系在一起。
      从表面上看,北京的民族外交及其为遏制东突组织的活动对安卡拉的施压被证明是成功的。给予土耳其的维族移民的行动自由和明确的支持已经十分有限,以致其中的一些人不得不再次“逃逸”到北京控制之外的国家。然而在实践中,以及回顾起来看,北京的政策不仅是无效的,而且也是适得其反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反应促成了东突事业在全球范围广为传扬并引起关注,而它在中国开始其反对维族的攻势之前还鲜为人知,从而造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对土耳其的施压导致了在西欧和北美建立替代性的维族基地。在那里,北京的影响要有限得多,行动和言论的自由也明显得多。此外,中国对维族人的一味攻击,把文化和政治混为一谈,往往也使土耳其的舆论和媒体对维族人予以坚决支持。北京一直对一个事实麻木不仁,即土耳其只能继续承诺支持维族人和东突民族主义,起码暗中是如此———不一定是在分离主义和谋求民族独立方面,而更多地是在维护维族的文化特征方面。中国人还未能认识到土耳其政治的脆弱性,以及该体制在解决东突问题方面的软弱无力。中国的失误———完全采用毛泽东的作风———一直是从教条主义的、单色调的和普适性的,而不是从务实的、多样色彩的和具体的角度看待东突局势,而没有意识到细微的特色与差异。现在,由于美国在中亚和中东的驻军增加,北京的民族外交可能会变得更为低效。
      事实上,北京很可能具有充分的智谋,意识到维族人,无论是中国境内的还是(更为可能的)境外维族人,绝非标志着一种实际存在的威胁,就像中国的宣传偶尔描绘的那样。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们也只不过是北京能够很容易应付的小打小闹。尽管如此,由于两个主要原因,维族问题仍是中国议程中的重点:第一,由于他们把维族民族主义看作一种潜在的,即使不是实际的威胁;第二,由于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问题促进自己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为维族人提供庇护所,主要是在土耳其和中亚国家。换言之,维族人起到谈判筹码的作用,以恫吓和操纵,即使不是讹诈这些国家。然而,公平地讲,安卡拉自己可能一直在打维族牌,以获取中国的让步。
      最后,中国是不是土耳其的传统盟国美国和欧盟的一项替代呢?最近10年左右,安卡拉一直在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趋向和全球自我特征。土耳其仍令欧洲无法接受,并对美国持批评态度。它已经开始指望东方,包括中国。2002年,几位土耳其将军———以权力很大的国家安全组织的秘书长坦切尔基林克为首的一批人———提出“变化中的轴心”,说:“我们不是与美国和欧盟结盟,而是应当建立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阵营。”托隆指责欧盟是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强国。他们和另外一些将军主张加强与东方的协作。其中许多将军宣称自己持极右翼观点,并曾经属于陆军中所谓的“欧亚大陆主义”团队。他们已经被迫退役。
      少数政治家显然持有类似的观点。例如,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的代表之一、土耳其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默哈默德德乌尔吉也提倡“欧亚大陆导向”或“欧亚大陆三角”,包括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他在2007年4月17日在纽约的哈德森研究所举行的一次讨论中说:“(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替代选择是什么?……印度、中国或俄罗斯等国都是替代选择。但就连他也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美国报界仍对穆斯林的流血麻木不仁,但每当西方人遇害却立即采取行动。
      这一事实引起不满。……在一些事例中,民众,主要是穆斯林,沦为国家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借口是他们……在中国的维族地区引起动乱。……国际社会在此类问题上保持什么,即使这些人是政治讨价还价与妥协的对象。”
      工人党领导人多古佩林切克等另外一些土耳其政治家对土耳其的西方趋向持更强烈的批评态度。作为一位前毛主义者,佩林切克据说与土耳其的亲华圈子,甚至与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外国情报机构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佩林切克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甚至反对其加入北约组织,但是佩林切克却倡导土耳其加入上合组织,并在使土耳其接近中国和俄罗斯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08年3月21日,作为对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厄尔根尼康的调查的一部分,他被拘留。发表在《欧亚每日观察》上的一篇文章说:“尽管他所获得的支持微乎其微,但他近年来已经成为主导公共辩论的一位重要人物。
      尽管有佩林切克这样的人物,但土耳其只有很少的少数人———即使有的话———真正把北京看作盟友或美欧的替代选择。同样,土耳其也仍然是中国的中东政策中的一个比较微乎其微的参与者。由于受到对石油的渴望的驱使,北京在中东主要感兴趣的目标与土耳其相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波斯湾。(葛雪蕾 阮江平 殷欣 洪漫 董昕 朱捷 邬眉 杨雪蕾 张熠柠 胡婧译)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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