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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场新内斗:比勾结要好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2月04日 转载)
    江澤民在任時極大地擴展了“一把手”的權力,埋下加劇內鬥的惡果。
    
    內鬥的原因很複雜,有植根於人性深處的支配慾和不安全感,有認識水平、思維方式等等方面的局限,與世界上諸種宗教內部分宗列派、鬥得不可開交類似。但是,內鬥的實質是爭奪資源,爭奪對有限資源的支配權
    
中國官場新內鬥:比勾結要好

    
    邵冰
    
    中國新世紀官場內鬥,是有特定涵義的。搞政治,就要處理各種利益集團的衝突、各種政治勢力的矛盾,反映到政黨和政權內部,必然會有各種路線意見的交鋒,各種權位人事的競爭,廣義地說,都可以說是“內鬥”,這種廣義的“內鬥”,不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有這種“內鬥”並導入正常軌道、合理範圍,才有權力的制衡,才有政黨的活力,才有制度的完善和社會的進步。
    
    但外參出版社出版《中國官場新內鬥》講的“內鬥”,不是這種程序化、制度化甚至公開化的良性交鋒,而是拉大旗當虎皮,在各種冠冕堂皇的名義下爭權奪利、勾心鬥角、你死我活的拼殺。
    
    中共成立之日就是內鬥之始
    
    “內鬥”這個詞,對於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來講,是一個十分常見、甚至說濫了的詞。中共成立之日,就是內鬥之始,中共的內鬥,慘烈的程度,在世界上,在中共的難兄難弟中,除了蘇共、柬共、朝共(朝鮮勞動黨)等個別幾家,無出其右。
    
    楊尚昆曾有言:共産黨殺共産黨,比國民黨殺共産黨還厲害。什麽“延安整風”“反右傾”“文革”這些賬都不去翻了。單說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共産黨大殺共産黨,駭人聽聞!毛澤東主管的中央蘇區,在“富田事變”後肅清所謂“AB團”中,殺害了多達76000名共産黨員和紅軍官兵(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件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鄂豫皖蘇區在張國燾主持下也大開殺戒,徐向前元帥在回憶錄中說,在三個月左右的肅反鬥爭中,“就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十分之六七的團以上幹部被逮捕、殺害”(《徐向前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湘鄂西蘇區在夏曦一個人主導下,連續進行四次肅反,肅出三萬多所謂“改組派”分子,其中兩萬多人被殺害;原有兩萬多將士的紅三軍,肅得只剩下三四千人(《湘鄂西中央分局報告》,1934年9月15日)!
    
    毛澤東早在青年時代就說過:“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與天奮鬥、與地奮鬥都是陪襯,關鍵是與人奮鬥。後來,他又振振有詞地說:共産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到了晚年,毛澤東不怎麽想別的,別的都可以交給周恩來、李先念、鄧小平,自己將注意力主要放在與人鬥,尤其是與黨內同事的內鬥上。幾十年下來,弄得人們一提起共産黨,最津津樂道的那些故事,主題就只剩下一個:內鬥。
    
    不過,畢竟這都是翻過了的史頁了,時代畢竟緩慢地在進步。“文革”落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之後,中共的“內鬥”雖然並沒有止歇,但是,慘烈的程度畢竟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六四”時,鄧小平等元老雖然大開殺戒,但是,對中共高層的政敵,不論是華國鋒、胡耀邦還是趙紫陽,總算還算客氣,沒有肉體消滅,也沒有施用十八般刑具。
    
    內鬥的實質是爭奪資源
    
    爲什麽中共黨內會有慘烈的內鬥?既然“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爲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毛澤東《爲人民服務》),大家不僅信奉同一個或者同幾個偶像,拜讀同一批經文,而且還有著在同一個戰壕摸爬滾打、一起掖着腦袋求解放的生死同袍情誼,爲什麽會翻臉成仇,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內鬥原因很複雜,有植根於人性深處的支配慾和不安全感,有認識水平、思維方式等等方面的局限,與世界上諸種宗教內部分宗列派、鬥得不可開交類似。但是,內鬥的實質是爭奪資源,爭奪對有限資源的支配權。
    
    中共前期的內鬥,爭奪的是共産國際的授權——這意味著共産國際給予政治信任與經濟資助,所以,爭相將黨內政敵打成“內奸”、“錯誤路線”;而中共後期的內鬥,爭奪的是最高領袖的垂青。權力既然是從上而下的,資源的終極來源就是黨的最高領袖。資源與內鬥就更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了:最高領袖的權力是要獨占的,誰要分權(或者被他推測要分權、可能分權),就意味著覬覦他獨占的資源,最高領袖就得整垮誰;而大小官員,既然權力來源於最高領袖,如果不跟著去整垮他指定的對手,就有可能失去他的信任,而跟著他指定的對手一起垮臺,失去一切資源。
    
    毛澤東死後,內鬥的慘烈之所以緩和,原因之一在於繼任者看到了毛澤東時代內鬥控御不住的惡果,中共執政集團威信掃地,所有派別和所有成員遍體鱗傷、幾乎同歸於盡;另一個原因,則是社會空間增大,社會資源也擴大,於是政壇上有了“東方不亮西方亮”的迴旋餘地。
    
    舉例來說,上海的陳良宇與龔學平,為誰能接掌上海,明爭暗鬥多年,競相巴結總有一天要交班的前任。十六大前,陳良宇被選中為市委書記之後,龔學平擔任人大主任,爭奪反而緩解了,爲何“一山能容二虎”?這是因爲陳良宇仕途雖然更順,進了政治局,堵住了龔學平的青雲路,但龔學平可以將自己的勢力伸展遍及上海經濟、文化、傳媒……除了名頭沒有陳良宇那麽響亮,別的都不遜色,他們的內鬥就不致於發展到更尖銳、更激烈的程度,弄得兩敗俱傷了。從後來揭出來的內幕看,他們的不少手下還互相照應。 [点击图片可在新窗口打开]
    
    《中國官場新內鬥》:外參出版社
    
中国官场新内斗:比勾结要好

    
    隨著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中共的統治基礎資源擴展,內鬥的情况更見緩和——官員們的首選出路是升官,但是,金字塔越往上越擁擠,那些升遷無望的,就轉頭憑藉自己手上擁有的權力和資源,如江澤民所說的“悶聲發大財”。君不見,一個小科長也能貪腐數千萬,一對警察夫婦也是億萬富豪?雖然被揭出來、被繩之以法者時見諸報端,但是可以肯定,曝光者只是滄海一粟。
    
    魚有魚路,蝦有蝦路
    
    這樣,資源擴展,官場反而一度顯得和諧了——魚有魚路,蝦有蝦路,中國之大,民衆之多,供其盤剝,足可互不干涉地“海闊凴魚躍”。
    
    我們聽到了太多官官相護的故事,聽到了太多沆瀣一氣、狼狽爲奸的故事,聽到了太多一榮俱榮、一枯俱枯的故事。在許多憤怒的民衆眼中,“天下烏鴉一般黑”,官僚階層,就是鐵板一塊,互相勾結起來欺壓、剝奪民衆……這難道不是為改革開放30年來的史實所驗證,是民衆在多年的實踐中得出的結論嗎?
    
    但我們覺得有必要重提內鬥。這不僅在於,只要中共沒有對自己進行脫胎換骨的根本改造,建立起不同利益群體、不同意見代表之間正常博弈的平臺,不擇手段的內鬥就不可能停止,切不可讓勾結的傾向掩蓋住另一種內鬥的傾向;更在於,中共內鬥緩和期似進入尾聲,新一輪內鬥激烈期揭開了帷幕。
    
    新世紀的內鬥,更少意識形態油彩和各種冠冕堂皇的名義,更撇開義、理,而專注於利,從根本上說,仍然是那個老問題——資源。雖然如前所述,隨著改革開放、社會活躍、經濟發展,官員的資源極大擴展,但是,在一定時間段之內,資源畢竟還是有限的,而官員被激發出來的貪婪野心卻是無限的,即使是攫取了十年、二十年前不可想像的十億財富,他也還會吃著碗裏看著鍋裏,向十億之外的又一個一百萬伸手。這樣,“撈過界”、伸到別的官員的碗裏,是遲早會發生的事。
    
    從另一方面說,官員們合謀侵奪人民、國家的公産,雖然遵循一定的潛規則,否則遊戲玩不下去。但是,潛規則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其權威性是不穩定的,對於攫取者的“公平性”也是相對的,官員們在這種潛規則下,心態不可能平衡。一旦潛規則被突破,就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導致內鬥白熱化,有關各方同歸於盡。
    
    “一把手”對權力更有壟斷性
    
    內鬥加劇,還有江澤民的原因。
    
    江澤民雖未去世,清點他作爲中共第三代領導人留下的遺産卻已經開始。造成中共內鬥加劇的遺産之一,就是他身體力行並且大力擴大了“一把手”的權力。有分析人士說,江澤民與西方有所接觸,他也很有學習西方的熱情,但是又不肯學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權力制衡的結構,只是覺得西方公司的效率很高,於是,將中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到市、縣、鄉鎮,中央和政府各部委辦,都看成一個個公司,對其“一把手”都賦予類似CEO的權力。“一把手”的權力惡性膨脹,導致“一手”遮天,壟斷權力,“二把手”、“三把手”乃至班子全體成員,都只能一方面唯命是從,一方面竭力逢迎,以期“多年的媳婦熬成婆”,有朝一日也爬上“一把手”的位置。
    
    衆所周知,在毛澤東去世之後,鄧小平一度推行黨政分開,權力分散。但是,“六四”之後,形勢丕變,黨政分開的趨勢大逆轉。江澤民時代,除了京、滬、津、渝四個直轄市,還普遍推行了省委書記兼任省人大主任,更使“一把手”除了擁有“上意”,還挾持了“民意”。過去,人大還有些從黨政退居二線的老人,憑藉其老資格,還能够對當任領導形成一定的制約。現在,省委“一把手”就兼任了人大的“一把手”,這種制約也消弭於無形。
    
    中央自然也採取了一定舉措來防止班子成員互鬥,尤其是在海南省委書記鄧鴻勳與省長劉劍鋒的惡鬥,嚴重衝擊了該省的穩定和發展之後,吸取了教訓,他們想出來的一招,就是如果省長(該省的“二把手”)能够安於其位,尊重省委書記“一把手”,那麽,當“一把手”升遷、調職或者退休之後,“二把手”就順序遞補,升爲 “一把手”。
    
    “一把手”權力膨脹、集體領導形同虛設,進一步壓縮了官員們的資源來源,加強了官員們對“一把手”的人身依附程度。
    
    中共十七大之後,李源潮進入政治局和書記處、主管中組部,情况有了一點變化。他用各省“一把手”輪調、中央部門首長與地方諸侯對調等等方式,稀釋了“二把手”遞補為“一把手”的比例。但是,“一把手”權力過大的問題,並沒有解決,而且,因爲“二把手”遞補升遷之路受到攔阻,可能致使班子內鬥更爲加劇。
    
    中共各級班子的內鬥,曾經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災難。時代不同了,現在中共的內鬥雖有加劇跡象,卻不可能再次將整個國家和民衆都推入社會動蕩,不可能再次造成社會生産力的極大破壞和民族的分裂。雖然每場內鬥佔上風的未必是正義的一方,內鬥也可能使一些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舉措受阻,但是,總的來看,內鬥比勾結要好。不論內鬥包含一定的路線、價值理念、發展方向之爭,還是純屬利益爭奪的“狗咬狗”,都會將現行制度的缺陷暴露得更充分,會使權力者憑藉職務便利尋租的野心受到揭露和遏止,會使民衆擦亮眼睛,增強將權力者關在籠子裏的信念,甚至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中國的政治體制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外參》第8 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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