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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家兄弟的公路“食物链”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月19日 转载)
    来源:南方都市报
    
    
时家兄弟的公路“食物链”

     368万元于普通农民可保终身衣食无忧,但于河南禹州农民时建锋和时军锋兄弟而言却是一场灾难。因为被控用假军牌偷逃368万元高速公路过路费,时建锋被判无期徒刑。随后,时军锋也投案自首以减轻罪罚。
    
     时家兄弟从鸡苗小贩到“逃费大王”的人生路径,也演绎出一条公路“食物链”,时建锋被课以无期重刑,其他食利者目前安然无恙,似乎也表明他们不过是“食物链”中最脆弱最易被切割的一环。
    
     南都记者 张国栋 发自河南
    
     运沙“生意经”
    
     时家兄弟的军牌车行车路径是从平顶山下汤到许昌禹州,时军锋当时所开“时风沙场”的沙均来自毗邻下汤收费站的沙河,河中所产沙质量较好,颇受禹州沙场老板青睐。
    
     运沙并不是一宗利润丰厚的生意,运输是最大的瓶颈。现仍在禹州经营一家沙场的董姓老板以时军锋案所用俗称“后八轮”卡车,给南都记者算了一笔账:采购一车沙成本七八百元,可卖2600元左右,毛利1800余元,扣除燃油成本900元,两名司机工资200元,利润只有700余元。
    
     超载已是必然。在禹州无梁镇十字路口,司机们介绍说,不超载不仅赚不到钱,反得倒贴。董老板举例说,“后八轮”核载15吨,采购一车沙成本为225元,可售500余元,毛利200余元,但燃油成本即花费700余元,再加上司机工资,如果不超载,拉一车沙需倒贴六七百元。
    
     超载不可避免,司机们驶上公路不得不面临两难选择:若走高速公路,过路费不可想象,时建锋案被算出每次通行成本为平均一个来回3126元,远超出可以卖出的2600元,只能倒贴。
    
     走省道同样意味着“高风险”。在禹州无梁镇的十字路口,多名司机向南都记者介绍称,仅从下汤到无梁镇,中间需要经过曹庄、郏县、宝丰3个超载检测站,如果超载被扣,按河南省方面规定罚款,平均在数千元,有时甚至数万元。以时军锋的“后八轮”为例,核载为15吨,但普遍载重达五六十吨,最多时达70余吨,如果按照标准罚款,每趟都要被罚上万元。
    
     熟悉行情的司机还告诉南都记者,在超限站的附近有几辆车牌被遮的小轿车是“中间人”,如果超限被拦,找这些人疏通关系,每趟交100元即可通行。曹老板介绍说,从下汤至禹州有3个超限站,其中曹庄和宝丰都是最近两个月所建,找到“中间人”一趟过3个站扣300元,郏县运营时间较久,如果找到熟人可以买“月票”。时军锋也在自首前对南都记者介绍说,他以前走省道过超限站买“月票”,每站每车1500元。
    
     无梁镇一名在无梁至开封运营近20年的不具名人士告诉南都记者,这段160余公里的路段也需经过4个超限站,他购买的“月票”每站为3000元至4000元不等。
    
     除了超限站之外,司机另一项必须的开支是罚款。据司机们介绍,罚款通常在50元至200元之间,最高达500元,因车辆普遍经过改装超载,只要被抓,均要开罚单。
    
     从下汤至禹州,需要经过3个县交警队的管辖区域。司机们反映说,基本属“雁过拔毛”,一趟至少需交150元左右罚款,还是以不开票为前提。
    
     经此折算,如果拉一车沙从下汤起运,经从省道运至禹州,再扣除必不可少的400元左右的罚款成本,一趟的利润只在三四百元之间。其间如果遇上超限找不到“中间人”疏通被按标准罚款,就只能赔本。
    
     昨日上午,在禹州曹庄超限站,一名从禹州运煤至河南焦作的司机沮丧地告诉南都记者,他载重100余吨的大卡车因超限于17日凌晨被流动治超车辆查扣,如按标准罚款在2000元以上,他的运费也只是2000元,刚刚上路就白跑一趟。
    
     军牌“护身符”
    
     高速跑不起,省道利润微薄且风险频频,军牌生意应运而生。
    
     河南中原高速平顶山分公司法律顾问王继涛告诉南都记者,高速公路公司只是一个运营企业,没有任何查验车辆的权力,碰上制式的军警车牌照,或者持有绿色通道通行证的农产品等车辆,都需要无条件放行。
    
     时军锋挂上军车牌照显然看准其中的商机。在经营运输之前,时家兄弟只不过是贩鸡苗的小贩,大哥时银锋向南都记者介绍说,该村多年以贩卖鸡苗为业,近年来生意逐渐惨淡,村民多外出务工,其弟时建锋曾在火车站扛过两百多斤的玉米包,时军锋则远赴浙江帮人开车。
    
     时银锋介绍说,2006年左右,时军锋从浙江回到家乡,开始涉足交通运输业。据时军锋在自首前向南都记者介绍,他贷款30余万元购买两台前四轮后八轮的货车,挂民用牌照跑运输,但利润微薄,一趟只能赚三四百元,其间又出了两次翻车事故,车辆大梁严重受损维修花费数万元,最后以折价卖掉两车亏本十几万元收场。
    
     2007年左右,时军锋经人介绍认识了自称武警干部的“李金良”,并经“李金良”介绍认识自称武警某支队副参谋长“张某田”,从此开始军牌生意。
    
     姑且不论真假,有军牌这个“护身符”,时家兄弟的运沙生意通畅了许多。据时建锋此前在庭审中称,持军牌运营8个月获利约为20万元。但根据沙场董老板提供的相关各项收支状况,在时家挂军牌运营期间,购一车沙成本为600元左右,可售2100元左右,油耗为500元左右,每趟毛利为千元,一天走高速公路可运3趟,扣除司机工资和轮胎损耗300元左右,一天利润为5700元左右,一个月为18万元左右,再扣除其他沙场租金、人员工资,运营8个月可获利百万元以上。
    
     时家的光景自此好了许多,时家兄弟所在的祁王村村主任时永军告诉南都记者,全村2000多人中,时家经济条件原为倒数,但时家拿到军牌跑运输后,成为村里的“暴发户”,他先是买了一台现代轿车,后换成本田雅阁,继而又换成价值47万余元的丰田霸道。
    
     利益“食物链”
    
     据一名武警内部人士介绍,军用牌照的审批相当严格,市级武警支队只能在申请用途后,才能向省级武警总队打报告申请,除非应急提前报告,但数量也非常有限,而且军车的着色都是部队专用军绿色,需持“三证一单”(士兵证、行车证、驾驶证和部队的派车单)才能上路运输,因而一般很少造假。
    
     在时建峰案件中,河南省武警总队出示证明称,时建锋所持的两副军用牌照均为假造,即使是两副假牌,背后掺杂的利益令人咋舌。
    
     时军锋向南都记者提供的一份与自称“张某田”和“李金良”所签的合同显示,这两副军牌需要向上述二人支付前期协调费用24万元,每个月还需缴纳8万元。另外,合同中还约定给下汤收费站正副站长工资共计1万元,一年总计为132万元。
    
     以运营8个月为计,时军锋两辆挂军牌车运营收入仅为140万元左右,扣除需要支付的100余万元,实际收入只是如他所说的20余万元。大哥时银锋说,前期买车时,时军锋还多有借贷,每有收入都要还贷,因而手头并不宽裕。
    
     对于一个农民而言,这仍不失为一门好生意。时军锋还计划扩大经营,并订购了10辆车,还引来投资者,后来被时军锋指拿了百万元没有办成事的唐某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接受采访时介绍称,自己知晓时军锋做军牌运输生意,一趟可赚千元,遂投资50余万元给时军锋买车,但没想到时却告诉他,有两辆车已被扣下。
    
     祁王村村主任时永军也以羡慕的口吻说,如果一切运营正常,时家干几年就可成为千万富翁,绝对可以从倒数变成村里的首富。
    
     背后“隐身人”
    
     围绕军牌的“食物链”都是以时军锋兄弟为主体而展开,但不知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时家兄弟落得个车被扣、人被拘的后果。
    
     不管军牌真假,两台挂军牌车最初在高速公路上运行良好,时军锋也向南都记者介绍说,其间碰上几次查车,但均顺利通行,也让他更坚信车牌为真,可以顺利运营。
    
     各方关系也处理得不错,时任下汤收费站副站长李占峰也对南都记者称,在李金良持证上门办理相关证明时,自己曾接受李金良宴请,事后还与李金良在许昌吃过两次饭。他还确认首次宴请时,一名李金良的随行人员与照片上时军锋相貌相似。
    
     值得玩味的是,2009年1月1日,在李占峰举报之后,两台车被扣留半年之久,时军锋还拿到一份加盖有部队公章的车辆放行通知单,落款日期为2009年6月15日,行文对象是河南省治超办,内容是已经对两台车进行了处理,各处罚1.1万元,请对方按规定给予放行。直至2009年12月18日,车被扣已近一年后,时建锋才被拘留。有消息称,该案进入刑事审判,正是河南中原高速方面对己方高速通行费受损300余万元不满而向警方报案。
    
     时建锋被拘之后,时军锋也开始四处活动,围绕着时家的整个利益链条也开始运转。时军锋称,他找到唐某,唐找其自称警察的小舅子四处活动,前后花费99.5万元,但没有效果,小舅子称“事情太大管不下来”。
    
     另一关键人物“李金良”却一直没有进入警方的视野,即使是鲁山县检察院和平顶山检察院两次退查,均要求查清“李金良”在案件中的关系,但呈报审查起诉的材料中均无此人,后部队方面出文称,经查没有“李金良”此人,公安机关也未对这名自称武警的“李金良”追查,另一名也被介绍为武警某支队干部的“张某田”也没在案卷材料中着墨。
    
     被指收受了每月5000元的下汤收费站正副站长也在案发之后站出来称,从没有看到过时军锋所称的合同,也不认识没联系过时军锋。但时军锋却称,自己与李占锋有通话记录。河南中原高速方面也称,经过自查,正副站长二人“肯定没有经济问题”,还反证称,“如果有问题,李占峰怎么可能站出来举报”?
    
     纷纷撇清关系之后,剩下的就只有农民时建锋一个人,他能“咬”出来的,却只是自家兄弟时军锋,时军锋也只有在媒体蜂拥而至时,才敢拿出那份不离身的“合同”去自首。
    
     如今案件已经退查,“张某田”、“李金良”、唐某等人究竟是谁?才有了一丝重现端倪的机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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