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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深圳城市化原罪”—政治腐败致深圳出现50万栋违建房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2月17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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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动向 作者:朱健国
     (博讯 boxun.com)

     2010年12月1日,南方都市报以《岗厦再PK》为题组织“深圳二次城市化”专版讨论,让刘洪波、高海燕等论者各抒己见地“顶钉”与“反钉”——就深圳岗厦河园片区的“非暴力拆迁”面临“最后3%特钉”困局进行辩论。其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深圳市在城市形成过程中对农民房和村屋建设管理的失控是一种典型的“城市原罪”。
    
    虽然这一讨论碍于时下与日俱增的新闻管制而含糊其辞,没能真正亮出底牌,但民间学者抓住其蛛丝马迹,举一反三地去皮见骨,发现“深圳城市化原罪”的关键,是政府官员多数陷入向农民买地后,放纵农民违法建私房,由此出现官员庇护农民一起共建违建房,造成深圳“城中村”如雨后春笋,“特钉”(政府征地时的坚持高价致富的钉子户)遍地,城市二次改造升级举步维艰,深圳城市化进程可能延误百年。
    
    
    
     “深圳城市化原罪”的来历
    
    
    
    已有20年的“深圳城市化原罪”,主要由深圳两次城市化运动所形成。1980年8月深圳建立特区时,政府并无变农民为市民的“城市化”计划,只向特区内4万多原住民(主要是农民)部分征地,允许其在所留宅基地上建立三层楼房,而没有将其“农转非”(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让几十个“城中村”与特区并存的“二元体制”——其时的“城中村”不只指建筑形式、生活方式农村化,还包括其房屋业主身份仍是农民。 1988年,深圳以《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处理违法违章占用土地及土地登记有关问题决定》(深府【1988】253号)文件开展首次“查违建”行动后,1992年,深圳开展了第一次城市化:将特区内“城中村”自然增长后的5万农民全部“农转非”, 将其土地全部收归国有。但深圳政府此次没有执行国家关于必须安排失地农民“农转非”就业的老政策,而是采取宅基地补偿法:每户宅基地100平方米,建筑基地面积80平方米(可建三层左右楼房),此外每人还留有15平方米的工业化用地,供村里兴办企业安排村民就业。
    
    这一行动结果,好处有二,一是政府以无偿剥夺农民田地的方式得到了大片建设用地,加速了深圳城市扩张;二是让农民主动自费帮助政府建设了大片廉租房——几十个“城中村”为当时深圳500万打工者提供了真正的廉租房。
    
    然而弊病有三,一是放任许多官员乘机权钱交易,以各种变通手段向农村购买或占有建房地皮,由此放任农民违法违章建房(如默认农民将只准建三层的楼房纷纷增高为十几层以上),形成官员与农民共建高层违法房的整体腐败链。二是严重破坏了深圳城市现代化形象和发展规划。深圳关内城中村占地达937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2亿平方米,最高的楼达到了33层——深圳城中村人均占地面积仅仅20平方米,远远低于全国城市人均占地面积133平方米,造成密密麻麻的“握手楼”、“贴面楼”,致使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无法配套,消防和治安安全度都极低。三是毁掉了众多深圳原住民的勤劳致富传统,让其永远处于暴发户二流子精神状态。今日深圳原住民全因靠修违建房收房租过富豪生活而成为地主或资本家,以至脑满肠肥,整日打牌寻欢度日,甚至陷入吸毒等非法生活方式。
    
    若说上述问题的出现,是因深圳第一次城市化没有经验,那么,2003年深圳开展第二次城市化,将深圳关外宝安、龙岗两区27万农民全部“农转非”时,理当吸取第一次城市化的沉痛教训,严禁官员私购地皮建房,认真规划农民宅基地以现代化标准建房——只要在给农民留宅基地时,让每块宅基地都辅以公共空间,制定统一建房标准规划,就可以防其形成“握手楼”、“贴面楼”。但是如此简单的道理和办法,深圳政府却就是想不到,即使学者和民间建议了,也置若罔闻。结果导致了深圳第一次城市化的错误以更加扩大的方式重演。
    
    媒体近日披露,深圳开展第二次城市化七年来,虽然无数次煞有介事地开展查违折违行动,但是,违建房却从2003年的30万栋增加到2010年的50万栋,七年增加了20万栋,违建面积达3亿平方米!
    
    一位暂时不便透露姓名的原深圳领导秘书说,深圳农民很聪明,为了安全地进行违法违章建房,采取了热情邀请官员来买地共建违建房,而且首邀各级领导和“公检法”等执法人员来共建违法房。内幕消息说,连市主要负责人都接到过农民的“建房邀请”!在深圳有资历的“公检法”等执法人员,大多都以种种方式加入了共建违法房的利益链,分享了深圳城市化扭曲化腐败化的红利。
    
    
    
     两任总书记笑看违建房泛滥
    
    
    
    深圳两次城市化长达20年,皆坚持“深圳城市化原罪”,责任不仅仅在于李灏、黄丽满、李鸿忠、许宗衡等几届深圳领导,更与两任总书记笑看违建房泛滥有关。
    
    如果说,1984年邓小平到深圳罗湖区“小渔村”视察时,没有预见到“小渔村” 32幢村民小楼将由三层变为十几层的违建房,其富裕模式将离不开违建,实因当时违建房数量少,危害不明显而情有可原,但江、胡两任总书记后来多次来深圳,却从未制止违建房在由30万栋增长为50万栋,任凭“深圳城市化原罪”形成一个巨大腐败黑洞,就极其耐人寻味了。
    
    1994年6月,正当深圳第一次城市化在两年后暴露出大量违建房腐败时,总书记江泽民视察深圳,却为昔日的“边陲小渔村”皆由3层变为18层以上,由32幢变为610栋高楼大厦而赞不绝口——不仅没有发现其中隐藏着惊人的违建房腐败,反而欣然题词“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这犹如大开违建绿灯,让深圳的官员农民共建违建房的腐败行为有恃无恐。
    
    2010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来到深圳发表庆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年重要讲话,面对50万栋违建房,反而盛赞这是深圳在“
    迅速崛起为一座现代化大城市”!为其打前站探路的温家宝,在8月21日还来到深圳皇岗村与大建违建房的村民共舞柔力球,面对近在咫尺的许多违建房,笑容满面。
    
    总书记、总理皆昏聩如此,深圳怎么城市化?!
    
    
    
     深圳新火车站的哭泣
    
    
    
    深圳新火车站(北站)号称亚洲最现代化火车站,主体已经建成,定于2011年5月通车。但是,这个亚洲最靓火车站,现在仍然面临“握手楼”、“贴面楼”的围堵。虽然政府已出巨资拆迁了其周围的不少城中村,但依然有一些违建房在以“特钉”精神继续顽强纠缠。可以相信,这些“特钉”最终将拔除,但一定会得到一笔天价回报。因为这些“特钉”皆与官员利益紧密,它们是闻讯新火车站选址于此才抢建起来,根本就没住过人,就是等着政府天价拆迁。
    
    这一事实再次说明,今日深圳“原住民”,并不只是原来深圳的农民、居民,其实还包括后来到深圳的许多官员,他们以权力寻租而暗暗成为了深圳“原住民”,在享受深圳“原住民”土地红利的同时,更怂恿“原住民”借拆迁向政府索要非法利益。
    
    
    
     “改革特区”沦为“违建特区”
    
    
    
    如果说,1992年深圳第一次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深圳城市化原罪”,还可以“没有经验”来推诿,那么2003年以来的深圳第二次城市化又再现“深圳城市化原罪”,就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官场整体腐败。知情人说,正是因为看到第一次城市化的官民共建违法房的巨大利益和法不责众的安全感,所以深圳第二次城市化不仅没有防范前车之鉴,而且刻意更加扩大了其漏洞。比如,近期揭露的深圳市规划国局土原征地办主任刘新云在龙岗区大搞别墅违章建筑案,就透露了深圳第二次城市化让更多官员利用“深圳城市化原罪”贪腐的信息。
    
    深圳政府从1998年起开始进行岗厦村、大冲村城市化,历经十二年,虽然以巨资造成了一些亿万富翁,但至今仍然还有3%的“特钉” 不能转化。而深圳要实现全市一体化,像岗厦村、大冲村这样的“美容”(指通过城中村改造、街道两侧私宅整治等手段美化市容)工程还有几百个。以至于深圳副市长吕锐锋近日在用“止血”、“疗伤”、“美容”来形容深圳查处违法建筑的不同阶段时,说仅仅完成“止血” 、“疗伤”,深圳也还至少需要十年。全市城中村要想真正“美容”,非有百年不可。大约有鉴于此,新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采取了将工作重心放在开发“前海”、“河套”,而绕过清理“深圳城市化原罪”。
    
    然而,“前海”、“河套”只是深圳的零头,无论将其建设得怎样辉煌,也掩盖不了50万栋违建房带来的3亿平方“握手楼”、“贴面楼”乱象。
    
    要想真正将深圳建设为国际化大都市,必得彻底清算 “深圳城市化原罪”,让那些支持与参与共建违建房的贪官、渎职者皆退赃伏法。而欲彻底清算 “深圳城市化原罪”,又必须真正迅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民主监督一日缺位,一切查违建就只是做样子——20年来,深圳开展了无数次“地毯式查违建”, “查违令”著作等身,布告满城,却每次都只是南辕北辙,“查违”等同索贿,成为以新的索贿运动更加放纵违建变本加厉——深圳早已从“改革特区”沦为“违建特区”!“六四”之后的深圳,什么“特”都没有了,唯有“违建特窗”。
    
    起来,不愿深圳永远是世界第一违建城的人们!
    
    
    
     2010年 12月4日 于深圳 早叫庐
    
    
    
     (《动向》2010年12月号)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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